一、引言
从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视野看，只有某种力量（行动单元）把地球意义上的“世界”联系起来、整合起来并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结构，自然地理的世界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或者说才有“世界政治”之说。
人类一直有弄清楚地球另一面的愿望，但力有不逮。亚历山大大帝过不了印度恒河，唐帝国过不了帕米尔高原。直到蒙古帝国征战到欧洲以及随后的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才逐渐被联系起来。此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技术和贸易作为“联系”的力量。这只是世界形成的初级阶段。
真正把世界联系起来并形成“世界政治”，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某种政治思潮——由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理念驱动而形成的一种趋势性的政治现象。因为一旦技术和贸易把不同的人群推挤在一起，人的需求就不会停留在贸易层面，就会存在对宇宙、国家、人生、生活方式等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势必发生观念上的冲突。
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是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就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文化推动的“世界政体”之说有些夸张，认为自由、权利、主权、进步等要素所构成的“世界文化”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但作为文化权力的政治思潮的传播与影响确实让地球上的各个国家有了不容否认的“共同价值”。因此，离开政治思潮，就很难理解世界政治。
离开政治思潮，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国际关系。作为世界政治组成部分的政治思潮直接影响着国家间关系，比如国家之间因意识形态而结盟，因意识形态而敌对。所以，研究世界政治或国际关系，离不开作为“联系”或“整合”变量的政治思潮。可以把政治思潮视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研究单元。而寻求新的研究单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因为对政治思潮的关照而更加深刻，比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范式”虽然与本文的政治思潮研究路径有着重大区别，但不无关联。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虽然已经不再引人关注，但确实曾经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界绕不开的作品，福山的重点也是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因素。
在学科意义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学派至少有两个专门以政治思潮（观念或者意识形态）为研究单元。建构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问题，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者都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建构意识形态权力。其实，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一书中也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冷战的起源。
我们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研究的时候，反而是本着价值中立、价值去除的想象去对待这些以政治思潮为底色的理论，把这些学派都当成了学术乃至科学。我们深深地误解了西方社会科学。笔者认为，反而是西方社会科学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世界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质和精神两大诉求，精神层面的诉求有时甚至大于物质层面，因此以精神为本体论或研究单元的社会科学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笔者一直认为，无视或者忽视作为政治思潮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
总之，理解世界政治的变迁离不开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潮。在学科意义上，世界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体化，背后还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潮。产生于西方的政治思潮主要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则形成自由帝国主义以及政策上的殖民主义。保守主义虽然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但其政策影响主要在国内而非世界政治，形成不了影响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且国内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对外很可能是自由帝国主义者，即使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也不过是事实性自由帝国主义，因此本文并不涉及世界政治中的保守主义问题。
另外，本文把各种形态的政治思潮视为一种常识性变量，假设各种政治思潮的起源、主旨乃至推动政治思潮的主体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已知知识，目的是以已知的政治思潮为线索寻找认知世界政治变迁的新路径。
当然，影响世界政治变迁这种大历史的因素是如此之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种整全性学说能解释世界大历史上的所有现象和所有问题。换句话说，任何理论或者研究单元在大历史面前都有某种无力感；即使就政治思潮这一研究单元而言，本文也只能选择性地论及特定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潮而无力顾及各种意识形态“暗流”，也不能替代地缘政治、科学技术等分析变量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但是，如果一种研究路径或者研究单元确实能对特定研究对象有新的启发性，这种研究单元的目的就实现了。
本文首先考察世界政治起源中政治思潮的作用以及不同的政治思潮对于世界政治变迁的影响，最后力图总结出世界政治变迁的意识形态权力原理。
二、世界政治形成中的政治思潮
世界政治既是一种进程性或历时性结构，也是一种结果性或静态结构。就起源意义上讲，世界政治是一种结果性结构。作为一种结果性结构，世界政治显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前世界”演化的一种结果。
“前世界”即公元150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呢？在“前世界”中，虽然有海陆两条商路将东西方连接起来，这种联系毕竟不是常态化尤其不是制度化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义的自然分布状态。
在东方，有以儒家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体系，还有以印度文明为中心的南亚体系；在东西方交界的中东，则是伊斯兰文明；在西方的欧洲，是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的神权体系。在四个中心中，只有儒家文明是世俗化的，如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现代性——祛魅的世俗化；其他几个文明尤其是比邻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高度信奉一神教。
东西方文明有着“世俗化”和“一神教”的显著差别
作为结果性结构的世界政治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的兴起”和世俗文明的东方的衰落，因此世界政治必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价值关怀，而非世俗化价值的世界政治。如果是儒家文明赢得了世界，世界政治的性质则会完全不一样，至少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发生那么多战争。
历史不能假设。一神教就是“真理”的一元性和不妥协性，因此在“前世界”的中世纪（公元11—13世纪），“文明的冲突”不断发生，发生了不下十次“十字军东征”。所以说，亨廷顿说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在21世纪的冲突事实上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这就是历史制度主义讲的连续性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乃至路径锁定。
“文明的冲突”不但发生在宗教体系之间，宗教内部的“文明的冲突”甚至更加惨烈。在16世纪中叶新教改革即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先是在法国的南北之间发生了30年宗教战争，后来便是欧洲范围内以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兰）为主战场的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的起因有宗教的，更有领主之间的现实利益之争。但是，如果为了领主的利益而战，兵源就是问题；以上帝的名义而战，“战士”的来源就源源不断。
弗里德里希·席勒这样描述道：“很少有人会自愿为国家和诸侯的利益而战，而为宗教则商人、艺术家和农民均会乐于拿起武器。为国家和诸侯，人们就连极少的一点儿捐税都不愿出，而为宗教人们甘愿献出财富和鲜血乃至放弃尘世间的所有希望。”为什么不能用妥协去解决利益之争？这是由教义本身的不妥协性所决定的。“天主教会宁愿通过武力失去一切，也不愿意自动或通过法律途径把一小点利益让给对方……而放弃一种权益，承认新教徒获得的要求，会动摇天主教会的整个基础。在宗教合约中天主教会牢牢恪守这一原则。”
战争的原因或者名义是宗教的，战争的结果是世俗化的，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或者国际关系原则。所谓国际关系原则，就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所谓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就是确定了明确的国家领土边界。此前，人们生活在宗教世界，人们的观念首先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到中世纪后期，人们有了地区认同感，认同自己是德意兰人、法兰西人等；1648年之后，欧洲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慢慢地明确起来，称自己为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
但是这种长时段中发生的巨变并不意味着代表传统的宗教作用的消失。具有很强宗教色彩的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806年才被拿破仑消灭，英国直到1820年才实现宗教和解。这就是说，宗教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宗教一直在直接地影响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也可以这样说，世界政治脱胎于宗教世界母体，成长于式微的宗教世界，制度变迁的连续性决定了现代世界政治烙上深深的宗教印记。
如果说三十年战争是现代国际关系的起点，其后的一个世纪即整个18世纪则是世界政治的形成时期，因此本文把17世纪和18世纪视为世界政治的起源和形成时期。
作为政治思潮斗争的宗教战争催生了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世界政治，生存于特定疆域的人群逐渐形成“民族”意识，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德国知识界的“狂飙运动”并进一步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事实上是一族一国或以民族为单元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成了民族主义的温床。以后一百年，欧洲“国家兴起”的浪潮诱发了一系列国家间战争，诸如三次英荷战争、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荷法战争、“大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以及全欧性的“七年战争”。战争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战争也直接制造了国家。
到此时为止，战争制造的都是以加强主权为目的的国家。主权思想在欧陆是“君权神授”在英国则是革命之后的“议会主权”，虽然事实性议会主权直到“光荣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才真正到来。在议会主权的英国，因为资产阶级的顺利成长，诞生了各种为个人权利、社会权利辩护的自然权利学说，也可以说自然权利说有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使得资产阶级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进入议会并享受事实性“主权”。
这样，议会主权在欧陆又演变为“人民主权”思想，孟德斯鸠根据英格兰政制而发展出权力制衡思想，卢梭将国家主权、议会主权拓展为人民主权思想。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诱发了美国革命，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思想帮助美国建国立制，法国人的思想之花在遥远的“新大陆”结果。反过来，信奉法国人思想的美国独立战争直接刺激了法国人，法国人以卢梭的人民主权为旗帜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拿破仑又将这种国家体制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因此，很多史家将18世纪视为自由主义胜利的世纪，即资产阶级的胜利。放任自由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18世纪的“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政治的性质。工业革命产生的科学工具以更快的速度将世界联系起来，政治思潮催生的政治革命以及政治革命传播的政治思潮提供了联系世界的思想工具。从此，“国家兴起”成为一种潮流。在此基础上，世界政治从王权国家主体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国家主体。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下封建主义温情脉脉的伪装，赤裸裸地以枪炮政策推行自己的商业利益，世界政治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市场力量（资本权力）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从此，人类就生存在18世纪所形成的世界政治体系之中。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变迁强化了这个“初始结构”，也酿成一场又一场血腥灾变。因此，无论是谈论什么问题，无论是世界政治还是世界政治结构下的国际关系的本质性问题，离开“资本主义”这个关键词，无异于隔靴搔痒，都是自欺欺人。
三、扩张性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能独立存在的经济形态，趋利性决定了远程贸易的形成和市场的不断扩张，结果必然是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构成了“自由帝国主义”的过程性结构，成为19世纪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面向。或者说，资本主义在国内表现为自由主义，而民族—国家固有的“民族主义”性质决定了以国家为单元的自由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必然是自由帝国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政治革命的一个意外制度结果就是民族主义的诞生，这是拿破仑战争催生的“一族一国”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催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独立建国运动。这样，在整个19世纪，作为极具扩张性的政治思潮，自由帝国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它们都与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自由帝国主义思潮下的世界政治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开篇中所言：“在最近15─20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帝国主义是什么样子呢？列宁总结道：“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垄断、资本输出、瓜分世界、殖民政策就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
帝国主义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在国际关系史上有所谓“百年和平”之说，即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其实，哪里有什么“百年和平”？即使在欧洲有所谓相对的和平——主要与此前的欧洲“战国时代”比较而言，世界政治也绝非和平景象，而是腥风血雨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正是帝国主义大张旗鼓对外实行殖民政策的时代。
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就开始了扩张，虽然一些国家在南亚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几百年来主要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进行，因此以贸易扩张为主要目的。西方人一般把从1815年开始算作新一阶段的“世界史”。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列强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具有以国家为单位的能力去对外扩张；二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上半叶已经启动，各国更有技术能力去扩张并将世界连接起来。
1870年前法国没有殖民地，而1870年德法战争后兴起的德国当然更不满于自己的现状，因此从1870年开始西方列强出现了瓜分殖民地的高潮。1873—1875年的柏林会议上，几个列强将非洲瓜分殆尽；1900年瓜分非洲的同一批人来到北京，准备瓜分中国但未果。30年间，列强将世界瓜分完毕。1876—1914年帝国主义列强夺取了3490万平方千米的殖民地，划分了1460万平方千米的“势力范围”（半殖民地）。全世界殖民地面积达到7490万平方千米，其中英国最多，形成了所谓“日不落帝国”。这个过程就是国家能力的大比拼，行为主体当然是国家和政府，新世界史或全球史试图“去国家化”而彰显所谓“人类共同体网络”的形成，显然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整个19世纪，对外扩张、瓜分殖民地成了列强的“时髦行为”。帝国主义的流行始于1872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的演讲，鼓吹英国人民需要一个“赢得世界尊重”的“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从而开创了英国政治中关于帝国论述的新篇章，“帝国”成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迪斯累利的帝国观还使其于1876年颁布了《皇室头衔法案》，使维多利亚女王获得了“印度女皇”的称号，同时废除东印度公司和德里莫卧儿王朝。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否定变为肯定。过去，帝国主义是用来指称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的扩张政策。
因此，影响巨大的约翰·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虽然发表于1902年，但此前的几十年里，“帝国主义”已经是一个流行词，只不过霍布森赋予这个词新的含义，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其发源地是国内金融资本的扩张，专指大英帝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发动的扩张。在过去30年里，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它们要么吞并，要么在非洲和亚洲大部、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诸多岛屿上强制推行政治统治。众所周知，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宁将霍布森的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诞生了著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具有国家政策、学术研究和政治批判的不同意义。就国家政策而言，我们熟悉的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1837年的《阿尔及利亚信件》指出：“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树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在1841年的《关于阿尔及利亚》中，当论及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时，托克维尔指出：“我经常听到我尊敬的法国人说，我们焚烧收成、清空筒仓以及最后抓捕没有武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样做是错的。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幸但必要的措施。”托克维尔一生都坚定地维护帝国主义扩张。
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而盛行，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1959年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出版，为当时欧洲的殖民政策找到了生物学上的根据。当时以及此后几十年内，自由主义者其实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者说自由帝国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人种优越论，欧洲之所以在科学技术上领先，说到底是因为白种人优越。迪斯累利也认为，“一切都是种族，没有其他真理”。法国殖民政府理论家儒尔斯·哈曼德直白地说，殖民关系最根本的起点是欧洲人的上等优越感：“征服土著居民最基本的合法性在于我们相信我们是上等人民，这点不仅体现在机械、经济和军事上，而且也体现在道德上。”
同时，由于工业革命诱发的社会问题即阶级矛盾，殖民政策成为化解国内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法国大文学家维克多·雨果说道：“将你们国家难以容纳的人输送到非洲这块大地，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你们的社会问题，将你们的无产者变为有产者。”以输出人口化解国内紧张关系是当时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英国的渐进与稳定与“日不落帝国”有着密切关系。即使当时的左翼学者如英国的费边社都这样鼓吹，不想要内战的人就应该成为帝国主义者。尽管如此，意大利还是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在19世纪70年代，只有17万人移居他国；19世纪90年代，移民数量增至150万人；20世纪前十年，有360万人移居他国；1914年有600多万人生活在海外，而当时意大利的人口才3500万。由此可见工业化过程中欧洲社会关系的紧张性。
到19—20世纪交界时，赤裸裸的白人优越论开始让位于文化优越论，即从文明、文化的视野解释西方的优势地位，其代表人物就是作为自由帝国主义者的马克斯·韦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方为什么赢了以及西方文明为什么具有普适意义和普适价值。
关于西方赢在哪里，韦伯列举了八点：第一，只有西方的科学真正达到了可以被当代公众认可的发展程度。第二，中国的历史学虽然高度发达，却没有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第三，在音乐艺术上，理性而和谐的音乐只有在西方才有。第四，在建筑学上，哥特式拱顶的空间结构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第五，大学制度为西方独有。第六，公职人员系统为西方独有。第七，理性的成文宪法为西方独有。第八，也是结论性的，所有这些都源自其他文明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来自新教伦理塑造的理性主义这一说法，著名的编年史历史学家费南尔·布罗代尔称之为“篡改历史”的行为。韦伯自称学术服从政治，说“我根本就不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韦伯事实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狭隘的文明优越论者和帝国主义者，把民族权力和民族文化作为终极价值追求。这样一部典型的“文化优越论”的政治作品，居然依然被一些人视为“学术经典”，在“无问西东”中不自觉地丧失了主体性。
（二）民族主义思潮与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在西方一些早发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大搞殖民政策的同时，在西方内部包括西方后裔国家即拉丁美洲，拿破仑战争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并推动了建国运动，出现了所谓“民族国家”，进而成为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刺激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那么拿破仑战争则激发了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诞生。在文化民族主义方面，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第一次提出作为有机的历史群体的“民族国家”思想以替代传统的国家概念。拿破仑战争迫使存续了80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新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在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酝酿。以前，当德意志遭受外来侵略或者外国将其国土当作战场时，几乎没有德意志人具有国家遭受蹂躏的意识。因为直到1800年，他们很少认为“德意志”是他们的祖国，而只是在德意志历史著名王朝治下的一个小邦而已。如今，拿破仑战争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在一批知识分子的引导下进而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其中，哲学家、柏林大学校长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危急演讲最有动员性。费希特十分强调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性，其演讲深深激励了陷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并激发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潮——民族主义。
至1830年前后，“民族”一词第一次作为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名词为人使用，开启了民族主义事业的时代。“在1830年至1870年间，人们一再鼓吹和传播这些基本概念和特征，其效果之大使得欧洲的政治思想起了变化，欧洲的地图也大为改观，统治阶层在1815年大都不能接受的原则，到了1860年已为多数统治阶层所支持或不得不予以考虑了。”这就是政府与其民族的疆域问题，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提道：“一般地说，各国政府统治的界限大致应与各个民族的居住界限一致，这是自由体制的必要条件。”以民族为单位的建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就是德意志的统一和意大利马志尼民族主义运动。
显然，带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运动对于帝国是极大的解构力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上，很多民族从帝国中脱胎出来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同时，民族国家运动对1815年确定的大国决定一切的“欧洲一致原则”也造成了影响，虽然弱小民族的独立离不开支配性大国的直接影响，比如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爱沙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等问题。发生在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对欧洲人的殖民地构成影响，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在19世纪20—30年代纷纷独立。
民族自决运动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朱塞佩·马志尼所谓的民族系指“说同一种语言的公民总体，他们共同相处，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其共同的目的是使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发展臻于更加完美的境地”。因此，在马志尼那里，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自由问题，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可分离。
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把双刃剑，要统治他人的民族主义即前述的自由帝国主义胜过了奉行民族自决的自由民族主义，比如德国人一直热衷于瓜分波兰。此外，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这些多民族的大帝国都在压制着程度不同的民族自决运动。
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国家纷纷出现，“新玩家”越来越多，这对过去以帝国形态为主的世界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虽然欧洲政治依然没有脱离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欧洲一致原则”即事实上大国决定一切的所谓“神圣原则”，但是民族国家在一百年后最终还是获得了至少在形式上和大国一样的权利，比如欧盟的一致同意原则保护小国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自由民族主义与自由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自由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演绎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个意义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治，离不开19世纪世界政治演化所构成的结构性矛盾。
（三）作为“反向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及其滞后性影响
在欧洲国内资本主义化以及对世界范围的自由帝国主义化的历史进程中，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接着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作为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847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及1848年二月革命，没有财产的阶级开始第一次主张政治权利。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国发展到多国，从欧洲扩展到全世界。19世纪最后30年既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终形成期，也是思想大动荡的时代，是塑造20世纪新世界秩序的思想播种时期。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积累，终于在落后国家结出社会主义之果——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胜利的基础。如果说自由帝国主义运动奠定、塑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社会主义运动则撕裂、重组了世界秩序。
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解放运动，主要发生在欧洲，这是一国之内的权利之争；二是民族解放运动，主要发生在亚洲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又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重叠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主要是由自由帝国主义之间以及自由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人习惯用“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所诱发的，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
四、对抗性政治思潮与变迁
到了19—20世纪之交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由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列强内部的主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1914年之前，欧洲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加入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大多数交战国，社会主义者都加入了本国政府，捍卫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得以合法化。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知识领袖诸如马克斯·韦伯更是公然为帝国主义政策著书立说，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部为民族权力张目的帝国主义作品。应该说，帝国主义思潮的盛行是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产物；反之，帝国主义思想的盛行进一步催生了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看似是很偶然的因素诱发的，其实这个因素只不过是点燃帝国主义政策之间紧张关系酿造的火药桶的导火索而已。在笔者看来，不研究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潮，就说不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世界体系的崩盘与重组。
沿着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是为了批判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右翼的帝国主义理论如韦伯的民族权力论则是为了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无论是帝国主义理论还是帝国主义政策，“帝国主义”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也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诞生的基本历史背景和理论语境。
换句话说，以现实主义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最有力量的世界政治理论，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只不过冷战开始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极力“祛帝国主义化”，以所谓的“实力政治”“均势”等一般性概念代替了帝国主义这种实质性概念，以至于让很多人忘记了世界政治的本质。1815年之后的一百年里即所谓的“百年和平”，西方大国之间讲究所谓“实力政治”达成的“均势”，但它们何时对非西方国家讲究过“均势”？其奉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这就是历史之于政治学的重要性，忽视了历史而执迷于理论，理论也就成了沙滩上的城堡。结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可谓一种深刻的教训，我们需要呼唤历史政治学的诞生，以还原“历史”的真实政治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直接争夺“生存空间”而导致的民族权力之战。制度变迁具有非预期性，自由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导致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俄国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群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看上去有法西斯主义的，有自由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其实法西斯主义既可以看作自由主义失败的产物，也可以看作极端的自由帝国主义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是自由主义或自由帝国主义失败的产物。
经过欧洲半个世纪的积累，至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思潮，也成为一种普遍性价值。19世纪60年代，密尔认为社会主义思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没有财产权的人主张的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20年代，连右翼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精神导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1923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中指出，时代到了今天，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
历史的玩笑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俄国。看来，制度变迁的轨迹既有线性的渐变，也有非线性的突变。俄国社会主义政权是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第一个“异端”，因此从一开始便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围剿。经过几次残酷的考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成功，但是环境压力所带来的代价是多方面的，比如民族紧张关系，这为后来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演绎中的政治思潮是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至少需要研究者去整理才能说得清楚的关系（即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世界政治路线图则直接由政治思潮勾画并牵引着，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并定位国家间关系。
冷战起源于美国发动的心理战即意识形态。为什么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批量出现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很难再用传统的“热战”去捍卫旧秩序，因为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发动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心理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应用，争夺人的思想和心理成为美国捍卫旧秩序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战争形式或战争目的由过去争夺领土、资源转变为争夺人的大脑与思想，以此来改变对方的生存秩序和政治制度。结果便是，美国赢了，USSR输了。在这个思想比拼的长程历史中，是否有与时俱进的社会科学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将思想和观念社会科学化，才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冷战的结束催生了“历史终结论”，并以全球化之名推向全世界。一时间，USSR和东欧纷纷易帜，很多非西方国家开始转型或随后发生了“Color Revolution”。全世界包括中国学者也开始以“价值承诺”来判断国际关系的是是非非。这场世界政治的变迁催生了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为此美国谋划了“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阿拉伯之春”成了“阿拉伯之冬”，一度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之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这场所谓的“民主的第三波”中，中国的政治实践智慧和国家自主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固本革新，坚持政治自主性，在政治发展道路上坚持方向的同时，各种政策则秉承包容性原则。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被动地卷入了政治思潮之争；另一方面，则以实用主义原则应对变迁中的社会压力，从而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大赢家。
五、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内在机制
前述三百年来的全球政治史说明，政治思潮不但影响着世界政治变迁，也是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变量。那么政治思潮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呢？政治思潮的起源与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但最终都是扩张性的。这里主要以辩护性—扩张性的意识形态为例，探索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内在机制。
第一步，国内需要催生的政治思想。英国政治革命完成之后，新兴阶级得到迅猛发展，于是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远程贸易的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必然演变为自由帝国主义。同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大步到来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西方阵营内部需要论证自己为什么也是民主国家，从而产生了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可见，无论是最初的自由主义还是后来的自由主义民主，最初都是一种辩护性理论体系。
第二步，中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政治传播。产生了辩护性理论的国家往往是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国家，在实现自身全球性利益的同时也在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是国内经济再生产需要所产生的文化产品的国际化。传播过程不单单是中心国家的任务，中心国家所组建的国际组织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社会科学、文学、电影等各种渠道传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并以“自由之家”“政体VI”等各种评价指数体系加以推广。
第三步，成为国际性政治思潮。中心国家往往是那个时代最发达的国家，后来者或者学习者也容易向中心国家看齐。这样，中心国家刻意推广自己的思想产品与后来者学习中心国家的互动过程，最终使得中心国家的思想产品成为一种国际性政治思潮。比如，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发生并如此广泛，不同于过去制度变迁中国内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外来性因素即国际性政治思潮的影响非常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就是如何实现自由主义民主的路线图。因此，冷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第四步，诱发国内秩序的变迁，改变世界秩序，塑造新的国际关系。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秩序变迁，促使变迁国家或转型国家按照观念去站队，从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冷战后，原属USSR阵营的中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或北约，使得俄罗斯形单影只。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撕裂了英国和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形成了“两极”的世界秩序，但美国赢得“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又逢合、巩固了１９世纪式世界体系，即西方完全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改变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国际关系。在新世界秩序中，很多国家间关系重新排列组合，要么从友好到敌对，要么从敌对到友好。这在过去三百年的世界政治中是常态。改变了USSR的美国试图如法炮制，通过改变中国经济形态而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因此奉行所谓的“接触”（即在接触中改变）政策。但是，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通过改变自身而改变了世界，19世纪式世界秩序只是昙花一现。美国为此全面重新评估中美关系，2016年后对华强硬，形成一边倒的声音。
总结起来，中心国家政治发展所催生的政治思想或者话语体系，往往会被中心国家当作事实性国家利益对外推广，为此甚至组织专门的国际机制去传播其思想，从而使得一种地方性知识—思想成为全球性思潮。全球性思潮势必会改变很多落后国家或者对手的精英阶层，使得精英阶层改变对本国政体的忠诚，制度突变势必发生。国内秩序的变迁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属性，习惯于按照意识形态排队的世界政治，必然或者很可能因此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同时国家间关系也会得到重大改变或者某种程度的调整。
这一组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演绎逻辑是规范性分析，世界政治变迁的过程更为复杂，当然不排除或否认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核心变量对于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只是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已经太熟悉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作用与相关理论，而世界政治变迁中或国际关系史中政治思潮变量如此重要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因此，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新型分析路径提出来，势必会丰富对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想象，加深对全球事务的理解。
作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范式，政治思潮与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有关系，但又存在重大差异。亨廷顿的“文明”无疑具有高度的质性特征，强调其稳定性乃至恒常性，从而难以回答为什么同样的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关系。比如Ａ文明与Ｂ文明之间、Ｂ文明与Ｃ文明之间，过去的友善型可能演变为不那么友好型，这并不是“文明范式”本身所能回答的。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经济利益驱动的政治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刺激了文明关系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文明范式”是解释国际关系或者世界政治的最为深层的历史结构，相对而言，政治思潮则是一种中观结构。政治思潮的流动性决定了其可观察性，或者说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解释变量，比“文明范式”在解释上更具可控性。
按照这套规范性演绎逻辑，正在成为中心国家的中国，因其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很难用既有的思想或者话语体系来论述中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论述。中国如何建构并传播自己的论述，是时下正在经历的历史性事件；诞生于中国的学说乃至政治思想能否成为全球性思潮，更是值得期许、值得观察的大事件。当然，中国也不必然重走过去三百年的老路，世界政治的变迁也未必一定要像过去三百年那样具有思想强制性，即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于人。因此，不但中国影响世界政治的方式是开放的问题，世界政治的形态也将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果中国步入中心国家的舞台，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对外关系方式将会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式强权。如果中国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熟悉的世界政治形态和变迁方式将会成为历史。作为中心国家的中国也不容许人类重蹈不平等、霸权、欺凌的覆辙，国家之间将有更多的共商、共建、共享。这其实就是民本主义的世界观、“天下观”的再现。这意味着，源自中国的政治思想将是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重要力量，世界将因此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