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唐诗系谱的建构，并不是元明之际纔开始的，然此一时期的作为，对于明中叶以来复古思潮的理路以及整个明清诗学的走向，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朱彝尊曾反省说：“顾正、嘉以后言诗者，本严羽、杨士弘、高棅之说，一主乎唐，而又析唐为四，以初盛为正始、正音，目中晩为接武、遗响，斤斤权格律声调之高下，使出于一。”[1]尽管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以示对这段历史的超越与清算，却明确将有关唐诗系谱建构的根基上溯至严羽、杨士弘、高棅三人之说，并已显示，以宗唐观念为指归，体制音律为衡鉴，时代演变为脉络，乃是他们为唐诗系谱建构奠定的基本框架。那么，像唐诗这样获得在诗歌接受史上似乎是仅有的特殊待遇究竟何以会产生，作为后代人对前代文学风貌的整体想象，唐诗系谱的建构如何开始运作并一步步具体展开，又各反映了怎样的审美要求以及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其表层的历史事件如何呈现其意义？本文即拟循严羽诗论著作、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与《唐诗正声》三个代表性案例的线索进展，对此作进一步的考察。其中如严羽当然是元明之际以前时代的产物，考虑到他的学说对后二者唐诗选本的旨意、性质具有相当直接的作用，而他的著述本身经黄清老辑刊后，影响始得张大，故亦作为此间一个环节予以探讨。
一 关于体裁论与世变论
元明之际唐诗系谱的建构，大抵是在如下历史语境中酝酿、展开的：一方面是南宋以降，随着永嘉四灵、江湖派对江西诗风的反拨，所谓“近年永嘉复祖唐律，……众复趋之，由是唐与江西相抵轧”，[2]明确相对待的唐宋诗体之辨，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戴复古从孙戴昺《有妄论宋唐诗体者答之》，即为置身其间的一种反应；[3]然此唐诗，实为以姚、贾为宗尚的晚唐诗，叶适虽标举徐照等始言“唐诗”，却亦有“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之惜叹。[4]严羽《诗辩》更直言：“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5]这又促使人们在反省唐宋诗质性差异的同时，进一步追索代表唐诗成就的典范之所在——对于唐诗整体风貌的想象、梳理亦藉此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开展，严羽即在此情势下，辩白是非，定其宗旨，在彻底清算江西诗病、四灵卑格的基础上，“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于是，与同样反对江西诗派之北方之学桴鼓相应，一场轰轰烈烈的宗唐复古运动就此拉开帷幕，尽管由于地域局限及创作成就等方面的原因，严羽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远不及稍后至元、大德间，先后在杭州活动的戴表元、赵孟俯以及袁桷、杨载等人为大。[6]值得注意的是，这主要是从诗体格法的体裁论一侧提出宗盛唐要求的，重在得其正体，反映了诗学传统内部新旧秩序的嬗变与审美价值的重塑，也因而构成元明之际唐诗系谱建构的根柢。
在另一方面，蒙元立国，打造“盛世之音”是其所面临的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自元世祖中统、至元以来，作为国家政治文化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翰林、集贤两院为主体（文宗天历二年又设奎章阁学士院）的馆阁文学，被赋予发扬儒学、绍续汉唐以来文学传统的重任，世变论突出地成为他们阐释自我定位的重要依据。就文章而言，无论是吴澄《送虞叔常北上序》，[7]欧阳玄《潜溪后集序》，[8]还是林泉生为陈旅《安雅堂集》所作序，[9]皆构建了一个三代而下，西汉文治称盛，东汉而下，日以衰敝，唐宋盛时，韩柳、欧苏王曾倡言复古再盛，至本朝又兴斯文的文统叙事，要在证明“文章与世道升降”，“高下与世运相盛衰”，负载社会政治治乱消息的世道被视作文学发展变化的动因；诗歌与文章虽有自身系统的差异，然体现世运的功能则一以贯之。故虞集曰：“某尝以为，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10]在此标准下，不管是虞氏自己所说的“诗之为学，盛于汉魏者，三曹、七子，至于诸谢备矣；唐人诸体之作，与代终始，而李杜为正宗”，[11]范梈所说的“余尝观于风骚以降，汉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陈子昂辈，乘一时元气之会，卓然起而振之；开元、大历之音，由是丕变”，[12]皆显现了在上述体裁论之上导入世变论的诗史观，并与自己的时代相联结。如戴良所总结的：“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盖至是而本朝之盛极矣。”[13]原本已以近体之新兴特征为人所嗜习的唐诗，又以近《三百篇》雅正之旨的理由，被赋予担负社会政治想象的职能，而进一步获得其合法性权力，由大德、延佑而至天历，日趋其盛。方孝孺诗曰：“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14]指的就是当时馆阁诗人在创作上对宗唐复古新风尚的推进。有鉴于此，这种世变论对于元明之际唐诗系谱的建构，势必会产生某种导向作用。
体裁论与世变论这一对概念，苏伯衡在明初已提出，他在为平阳林与直《古诗选唐》所撰序中，对虞集《唐音序》因“慨夫声文之成，系于世道之升降”，而在篇末以“吾于伯谦《唐音》之録，安得不叹夫知言之难也”一言作结予以借题发挥，以为寓“不能无憾”之意，以此指责士弘之选：“盛时之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衰世之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也，其亦异乎大小《雅》、十三《国风》之所以为正为变者矣。”[15]他的用意，在于藉汉儒所阐释的《诗经》正变说之权威，申张世变论的立场，虽将《唐音》定性为体裁论而有所贬抑，说起来是为了彰显林选的价值，但确实觉察到了虞集与士弘间的实际持论之差异，而在对唐诗系谱的建构提出贯彻官方文学话语的要求上（这或许又体现了浙东士人集团的某种政治倾向），亦确于虞集有相承之处。这并不奇怪，明初统治者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国家意识形态，比起元代来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其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馆阁及馆阁文学，其政治权重亦明显增长。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明初至复古思潮兴盛之前，无论是唐诗系谱建构工作本身，还是对其所执持的评判标准，总体上与自觉担当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馆阁宗尚之联系，皆显得愈加紧密。然而，不管这种倾向的程度如何，自元代以来，在人们实际关注的诗歌作法，与高相标持儒学色彩的正变理论目标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明正统间周忱撰《唐诗正声序》，记其与高棅同在翰苑编校秘书，“尝相与论近世选唐诗者，廷礼独推襄城杨伯谦之《唐音》录为尽善。盖谓其专以体裁论，而不拘拘于时世之升降也”，[16]即显示了高棅从诗学自身审美特性出发，给予《唐音》体裁论肯定的评价。这确实体现了高棅本人选诗的基本立场，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将世变论的要求进一步贯彻于体裁论中。因此，无论此际人们更多地侧重于政治诗学的立场，抑或审美诗学的立场，其对唐诗系谱建构所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其实都不能逸出体裁论与世变论的交涉、互动、冲突、调适之范围，即便至后来被认为是更多地从审美诗学立场出发，完善唐诗系谱建构的复古派，亦复如此。这也就意味着，体裁论与世变论之间的动态关系，为我们考察整个唐诗系谱建构的观念、具体构成及其进程，提供了一个基本视点。
作为一种学术，文学系谱的建构，大端不出考究源流正变与分辨体制类别，这其实也是以文章流别为中心的传统文学史形态应有的题中之义。钱钟书先生《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尝总结说：“抑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17]可谓深得“诗家三昧”。就唐诗系谱的建构而言，二者之间又实有关联。杨士弘的《唐音》被指为以体裁论，其来源即属严羽为代表的正体论（这在下面还会细论）。大体上以所尊奉的盛唐典范为标准，建立起一个等第价值序列，此即乾隆《御制题严羽沧浪集》所谓“假禅宗以定诗品”，[18]目的在于示正，虽不能说没有源流正变的观照，然与所谓诗史意识尚不可同日而语。《唐音》对于严羽诗论的拓展，一在将其所侧重的风格上的“辨体”进一步细化到以诗歌体制为单位，这既是元代以来更广泛阶层日益关注诗格、诗法等技术性层面需求的体现，也是作为诗歌选本发挥其自身在诗学实践方面的特长，从而将“分体制”与“别品类”纵横两个方面初步贯通起来，当然，其重心仍在标示盛唐正音。一是尝试对盛唐正音的源流有所展示，这既表现在开创性地在《正音》前设置《始音》，又表现在于中晚唐选取诸体近盛唐者，多少显示了盛唐正音（而非整个唐诗）在时间流程中的存在。这种对于时间因素的关注，应该受到了其时已成为主流观念的世变论的一定影响。士弘自己在《唐音•凡例》第二条中，标榜《正音》之以体分类，是为了“以见世次不同，音律高下”，[19]这并非全然是门面话。世变论虽欲将视点重又引向政治的诗歌史批评，然其所侧重的世次之变导致声音之变，却为唐诗系谱建构进一步展开动态的历史流变过程提供了某种支持。如果说，正体论的品第工作为唐诗系谱的建构提供了以盛唐为中心的价值基准，以及由点（诗人）、面（时代）构成的基本坐标，那么，世变论的加入，使得其间演化关系亦得以被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呈现。实现这种诗史意识之建构的，是高棅的《唐诗品汇》。鉴于严羽、杨士弘对高棅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他的这一唐诗选本仍以前者由体裁论出发的定品示正为基本立场，而对后者“始有以审其始终正变之音，以备述乎众体之制”[20]的意识及实有的拓展予以更为彻底的实施。同时我们发现，世变论的影响在其身上愈加显著，这不仅体现于他对该选宗旨的自我表白，所谓“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云”。[21]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选本中将这种世变论的时间因素比较圆融地贯彻到了正体论中，要在具体展开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之过程的基础上，“定其品目”以判识上述点面各自在其间的地位、作用。此即其“四期”“九品”的结构方式与体系，当然还是在以盛唐为中心的价值基准下“别其上下、始终、正变”，[22]然诚如陈国球指出的，这一结构方式与体系“使得价值判断由时序的标志显出演化的历程”，[23]因而在唐诗系谱的建构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不过，我们还须看到，这种诗史意识的唐诗系谱建构，正因为仍是以作为正体的盛唐诗为价值基准而展开，其审视整个唐诗各阶段的演化历程就难以有一种更为客观、全面的历史批评准则，对盛唐之外各阶段的真正特点也难以发现与把握。后来有一些批评家显然已意识到这样的视阈局限，如桑悦就指出：“杨仲（士）弘等所选，俱得其柔熟之一体，唐人诗技要不止此。国朝闽人高廷礼，有《唐诗品彚》，五千余首，虽分编定目，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之殊，要其见亦仲（士）弘之见。是诗盛行，学者终身鑚研，吐语相协，不过得唐人之一支耳。欲为全唐者，当于三百家全集观之。”[24]胡震亨指谬说：“而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概取其肤立仅似之篇，而晚末人真正本色，一无所收。”[25]许学夷也批评说：“且于元和以后，多失所长，又未可名‘品汇’也。”[26]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传统复古文学史观自身带来的困境，在这里，应该也反映了将世变论引入正体论后所存在的一种深层矛盾。
二 黄清老辑刊严羽诗学论著的意义
据张健考证，严羽生前并未将自己相关诗学论著编定为《沧浪诗话》一书，《诗辩》、《诗体》等原只是单篇著作，元人黄清老始汇辑其《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置于《沧浪严先生吟卷》首卷梓行。[27]其说理据充分，值得采纳。而这对我们考察严羽学说的传播在此际得以张大，尤有意义。
黄清老（1290-1348），字子肃，号樵水，邵武（今属福建）人。少笃志励学。泰定三年（1326）应浙江乡试，以《春秋》擢第一。次年会试中选，廷对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典籍，升检阅，迁应奉文字兼国史院编修。至正元年（1341）出为湖广儒学提举，八年卒于官舍。有《樵水集》（已佚，清咸丰间周揆源《樵川四家诗》辑为一卷）。另着有《春秋经旨》、《四书一贯》等。传详苏天爵《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碑铭》。[28]
黄清老的经历中，有两段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少即从“文献之传，性理之学，往往专门名家”的前修硕儒讲求学问；年始逾冠，那应该是在至大三年（1310）后，师事严斗岩，有得于《六经》、《四书》之旨，而斗岩恰恰自称受学于严沧浪；后入山中读书，直至泰定三年（1326）出应乡试。早年在家乡苦读，当然以究明理学为业，然与此同时，亦会对闽中其他文献传承有特别的关注。一是泰定四年一榜可谓龙虎榜，才士云集，若杨维桢、萨都剌、贡师泰、张以宁等，皆为同年进士。其入翰林院，为尚书曹元用、学士马祖常所举荐，又与王士熙、苏天爵、虞集、欧阳玄、谢端、胡助等熟识或共事，同郡林泉生至顺元年（1330）登第后，即尝介黄清老请虞集为其家书隐堂作记，[29]故已为典型的馆阁中人。其时与同在此交游圈中的闽士陈旅、张以宁，并有诗文名，而与“好逾弟昆”[30]的以宁在诗歌方面更为自负。其诗文成就，苏天爵有一概括性的评价：“文字驯雅，诗飘逸有盛唐风。”[31]
参与《沧浪严先生吟卷》的编校，当黄氏授官前事。因据元刻本题署“樵川陈士元旸谷编次，进士黄清老子肃校正”，这意味着，张以宁《黄子肃诗集序》中所说的“裒严氏诗法”，即对其诗论五篇的汇辑，是在此前完成的工作。从他的经历来看，至大三年后师事严斗岩，至泰定三年出应乡试前这一段时间，确实有较大的可能性，而作为严羽的再传弟子，由其汇辑严氏诗学论著亦在情理之中。陈士元，号旸谷，邵武人。《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九有传。该传谓其“隐居不仕”，[32]而据弘治《八闽通志》，至顺间任邵武路学录有“陈士元”[33],疑即其人，若是，则亦可为上述案断添一旁证。士元与名儒黄镇成（1256-1330）以文为友，所著有《武阳志略》一卷，《武阳耆旧诗宗》一卷。可知究心于当地文献，尤以发扬乡先贤诗学为务。黄镇成尝为撰《武阳耆旧宗唐诗集序》，兹录如下：
《宗唐诗》者，武阳耆旧之所作也。诗以唐为宗，诗至唐而备也。盖自唐虞《赓歌》为雅颂之正，至《五子之歌》有风人之旨，《三百篇》源流在是；下至楚骚、汉魏，而流于六朝，至唐复起，开元、天宝之间极盛矣。一本温柔敦厚，雄浑悲壮，而忠臣孝子之情、伤今怀古之意，隠然见于言外，可以讽诵而得之矣。宋诸大家，务自出机轴，而以辨博迫切为诗，去《风》《雅》《颂》反远矣。及其弊也，复有一类衰陋破碎之辞，相尚为奇，岂不为诗之厄哉！吾乡自沧浪严氏奋臂特起，折衷古今，凡所论辨，有前辈所未及者，一时同志之士，更唱迭和，以唐为宗，而诗道复昌矣。是时家各有集，惜行世未久，海田换代，六丁取将。旸谷陈君士元，网罗放失，得数十家，大惧湮没，俾镇成芟取十一，刋刻传远，一以见一代诗宗之盛，一以见吾邦文物之懿。陈君是心，可不谓贤者！我朝文治复古，诸名家杰作，齐驱盛唐，是编之行，适其逢也，敢述卷端。[34]
则所编为严羽以来当地相与倡唐诗者所作。与当初黄公绍、李南叔出于同样的担忧，士元为使本邦文物不至湮没，“网罗放失，得数十家”（重新编刊《沧浪吟卷》，或即此项工作中重要的一项）。然或许是财力方面的原因，无法悉数梓行，只能请黄镇成删选刊作一卷。士元的工作，黄镇成、黄清老的参与其事，首先表明这是闽北地方文学的作为，旨在存传本地学术，《闽中理学渊源考》因此将其列为同一个学派；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未尝没有这样一个现实目标，即欲通过对乡先贤的表彰，塑造闽中诗学的先锋形象，在所谓“我朝文治复古，诸名家杰作，齐驱盛唐”的风潮中，为闽中诗坛争取话语权，对黄清老这样在诗学方面有渊源又有抱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杨维桢尝记曰：
曩余在京师时，与同年黄子肃、俞原明（焯）、张志道（以宁）论闽淛新诗，子肃数闽诗人凡若干辈，而深诋余两淛无诗。[35]
对于黄氏意气激扬之言，杨维桢自然不服。不过，据此倒可以判断，黄清老在这样的场合“数闽诗人凡若干辈”以为据，而敢于向两浙诗人挑战，应该缘于对严羽以来闽诗新传统底蕴的自信。
张以宁在黄氏卒后为撰《黄子肃诗集序》，虽然没有提到严斗岩这一层关系，但由师承严羽着论，却是相当明确的：
昭武严氏痛矫于论议援据、烂漫支离之余，亦以禅而谕诗，不堕言筌，不涉理路，一主于悟矣。……逮于我朝盛际，若樵水黄先生，噫，其志于悟之妙者乎！盖先生之于诗，天禀卓而涵之于静，师授高而益之以超。由李氏而入，变为一家。其论具《答王著作书》及裒严氏诗法。其自得之髓，则必欲蜕出垢氛，融去查滓，玲珑莹彻，缥缈飞动，如水之月，镜之花，如羚羊之挂角，不可以成象见，不可以定迹求，非是莫取也。噫，何其悟之至于是哉！[36]
认为他的诗歌创作非常充分地实践了严羽所倡之“妙悟”说的境界，评价之高，更在严羽之上。所谓“由李氏而入，变为一家”，指其主要宗尚李白之诗歌风格而自铸伟词，因为该序先已论及继《诗经》之后，“莫高于陶，莫盛于李、杜”这样一个诗歌演进序列，谓杜甫“以真情真境、精义入神者”，继承“赋多而比兴少”之二雅，李白以“真才真趣、浑然天成者”，继承“比兴多而赋少”之国风。言下之意，当以黄清老更近李白之英特之才与浑完之趣，创作手法上亦绍续“比兴多而赋少”那一路特色。序中提到的《答王著作书》，即其后一再被传刻为《诗法》的著作，[37]属阐发“妙悟”之说，显示了对严羽诗学观念的应用，其侧重由意而句而字，把握作诗的能力，虽是一种完形的结构法，比起严羽的“意贵透彻”之类，却更落入技巧的探讨。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其至元元年（1335）后在翰苑与秘书监著作佐郎答论，阐扬严羽诗法这一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先已完成严氏诗学论著辑刊的黄清老，通过本人居官后的经历、地位、交游乃至创作实践，有机会令原本仅在闽北一地传播的严羽诗论（无论魏庆之《诗人玉屑》载录其著述，抑或家族里人传其学），得以突破地域性的局限，而经由中央馆阁文坛辐射开去。
元明间各种诗法诗格著作汇编，现已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题元代诸名家之作者真伪当然是一大难题，不过，这样的著作毕竟可以检测当时社会上普及性的流行宗尚。我们看到，朱权编《西江诗法》，已将摘录的严羽《诗体》（题作《诗体源流》，增补元人诸体）、黄子肃诗法（题作《诗法大意》）与《诗法源流》、《诗宗正法眼藏》、《诗法家数》等稍后被明确题为傅与砺述范德机意、揭曼硕、杨载之作汇编在一起，并在宣德五年(1430)所撰《序》中点题说：“今又得元儒作《诗法》，皆吾西江之闻人也……”[38]因此着所收诸诗法撰述，原未标撰人，杨载实非江西人，或可由朱权原未认为《诗法家数》为其所著加以解释，[39]然黄清老亦非江西人（严羽当然也不是，不过《诗体》因增补了元人诸体，而令作者问题变得复杂），那么，朱权何以认定如《诗法大意》为江西元儒之作(其谓与黄褧《诗法》互相取舍，黄褧虽亦江西人，然据《列朝诗集》录其《南阁病中兼寄黄玄之》，[40]倒有可能亦记述闽人诗法)？或许我们从朝鲜本《木天禁语》、《诗家一指》可看出某种端倪。二着皆在题《木天禁语内篇•清江子范梈述》部分《范德机序》、《六关：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后，收录《严沧浪先生诗法摘抄》（前者并收录黄子肃《论诗法答王著作进之》）。有学者即据前者版心所题，认为《严沧浪先生诗法摘抄》等亦属《木天禁语内篇》。[41]范梈卒于至顺元年（1330），自不可能得见黄子肃诗法，与严羽诗论之关系则无从得证（虽尝出任福建闽海道知事），但至少有人借其或馆阁秘传的名义，将包括严羽诗法摘录在内的流行读物汇编在一起。鉴于明初赵撝谦《学笵•作笵》中已引《一指》一书，若此书确为一部诗法汇编而与之后怀悦编《诗家一指》属同一传抄系统，[42]则表明不仅在明前期，而且在元末，严羽诗论已被与虞、杨、范、揭等“当代名公”扭结在一起流行（赵撝谦在“当看诗评”中列《木天禁语》虽未标明著者，然在《作笵》“总论”引《六关：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则注“范氏”，何况还有《当代名公雅论》与严着摘抄汇编在一起），这不能不让人与黄清老的传播之功产生某种联系。
有关严羽诗学论著的价值及其理论内涵，论者已多，兹从有关唐诗系谱建构一侧，再作些许申论。严羽这方面的论述，比较集中在《诗辩》、《诗体》两篇，而恰恰前者在其《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有所讨论，后者在《诗人玉屑》中注为严羽编，因而是相对完整体现其思想的可靠文本。如前已述，严羽清算江西、四灵等诗风，回应时下关注唐宋体之辨的首要任务，在于求其无传已久的“正法眼”，即提出可取而代之的正体，以及学习这一正体的“正路”。而这一正体的树立，又须以诗歌史价值重塑为依据，此即其撰作《诗辩》之主旨。为此，严羽在重新省察诗歌性质与表现功能的前提下，以“五法”、“九品”之系统标准，标举格力雄壮、音节浏亮、气象浑厚的汉魏与盛唐诗。这首先显示了他是基于审美的体裁论立场，确立起一种典范意识，而由此立场出发的“推原汉魏以来”之诗歌史价值重塑工作，则令唐诗系谱的建构成为可能，并且，先已为之提供了一种价值基准。其次，他的这种体裁论，更多地是从风格而非诗歌体制入手。尽管在其《诗体》中提到有古诗、近体、绝句、杂言之类的体制之别，《诗评》中也有如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又是一样的鉴定，以及对崔颢七言律特别的推尚，但事实上以更为形上的风格作为“辩家数”的指标，包括以人分，以时代分，而尤其这种时代风格论，如其《诗体》中对唐诗五体相当具体的划分，虽与诗歌史分期的性质并不可等而视之，还是为唐诗系谱的建构奠定了坐标。再次，他的诗歌史价值重塑工作，要在定品以辨高下，如王世贞指出的，“夫以代定格，以格定乘者，严仪氏也”，[43]故所列盛唐、大历以还及晚唐之区别，主要并非着眼于随世次升降的阶段流变，而是基于体裁论的价值品第。有学者因此察觉严羽的这一工作其实并非诗歌史描述的“谱系学”，而是“等级制”（上下有别，但其间没有流动），因为它“并不是为了告诉我们是什么导致了诗歌由黄金时代，堕落到了黑铁时代，而只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是诗歌的黄金时代”，[44]即与他的正体论目标相一致，我觉得这很有眼光。不过，我们仍须看到，这一正体论目标下的诗歌史价值重塑以及前述那种时代风格论，毕竟已在传统的复古史观下引入一种历史考察，而这亦构成与世变论接引的基础，研究者们普遍认可的严氏于唐诗分期的贡献，或当置于这样的语境中予以认识。
黄清老通过辑刊严羽诗法著作对其诗学的推介，固然主要出于地方文学自塑的动机，然在客观上，确实迎合了这个时代宗唐复古文学思潮的需求。尤其严氏的正体论以及为此而进行的诗歌史价值重塑，是金末元初以来力求拨正的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谓“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45]故无疑是值得援恃的思想武器。戴良《皇元风雅序》曰：“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46]亦显示了严羽自诩为“断千百年公案”的清算工作，事实上成为元代主流文学的方向。不过，元人所接受的严羽影响，还是带上了他们自己时代的烙印。我们从上举黄镇成《武阳耆旧宗唐诗集序》可以看到，其宗唐之旨，看似本严氏之论，若细加辨析，至少在溯至《三百篇》源流及一本“温柔敦厚”之诗教内容上，与严羽《诗辩》“楚辞为本”以及在“体裁、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个方面建立取法标准上，还是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张以宁《黄子肃诗集序》虽亦同严羽竭力标举李、杜的地位，但以孔子、程子之说为援据，从“发之性情之真，寓之赋比兴之正”[47]阐发诗的功能，特别强调以二《雅》、《国风》至陶渊明再至李杜为标高的诗歌发展脉络，实承自具有儒学色彩的宋人及元好问以来的认知而加以改造，与严羽的诗歌史价值序列亦有微妙的差异，这些正可以看作是在正体论之上引入世变论的结果。至于黄清老在自己的诗法论述中，将严羽的“妙悟”说落实到更为技术性的层面，则又显示了这个时代在诗学实践方面的实际需求，这也正是严氏的诗学主张被落实到如《唐音》以及《唐诗品汇》等这样的唐诗选本的背景。
三 杨士弘与元后期江西诗学
杨士弘编纂《唐音》，据其至正四年（1344）八月朔日所撰序：
后客章贡，得刘爱山家诸唐初、盛唐诗，手自抄录，日夕涵泳。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始于乙亥，成于甲申。[48]
知为寓居江西后事，始于至元元年（1335），至正四年编成刊行，历时十年之久，则其与此际江西文学的关系，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究。刘爱山，即刘济翁，字云甫，爱山当为其号，康熙《江西通志》载列“宝佑三年乙卯解试”榜，庐陵人。[49]同时王义山（1214-1287）尝撰《章贡刘爱山诗集序》、《章贡刘爱山诗集后序》，有“得于仁者之静”之评与“郁孤高”之况；[50]后吴澄（1249-1333）又有《题刘爱山诗》，谓“翁诗不専学杜，而与此体合，声情自然，不事雕镌”。[51]所评或重在表彰其有儒隐之风，然“不专学杜”、“不事雕镌”，其实颇耐人寻味。宋元之际，江西诗风已呈其变，本地刘辰翁（1231-1279）即为代表人物。[52]士弘由抄录刘爱山家唐初盛唐诗而产生新的诗学宗尚，无论如何，也算是接受某种影响的表现。
士弘在江西所与交游，形成一颇具规模的诗人羣体，并有“江西十才子”之名。宋濂《刘兵部诗集序》记刘崧早年行迹曰：“乃束书走豫章，与辛敬、万石、周浈、杨士弘、郑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负能诗名，见刘君皆惊异之，相与杨榷风雅。”[53]刘永之为刘崧作《刘子高诗集序》亦曰：“当是时，大梁辛敬、豫章万石、襄城杨士弘、秣陵周祯，亦以歌诗自雄，子高与之驰骋上下，名声相埓。石之齿最长，特折軰行与交，而亲善者，同郡旷逹也。”[54]杨士奇《録杨伯谦乐府》谓士弘：“而所与交游讲论诗学者，傅若金、辛敬、万石、旷达、练高、周祯、刘永之之徒，皆有诗名。”[55]又，其为王佑所作《王先生传》曰：“（佑）兄弟自为师友。稍出游南昌，与辛敬、万石、旷达、杨士弘、练高、刘永之辈为诗友。”[56] 梁潜为王佑之兄王沂所撰《竹亭王先生行状》则曰：“尤喜赋诗，所与游者，皆当时名士，若襄城杨伯谦，秣陵周浈，豫章万石，大梁辛敬，清江彭镛、刘仲修，乡先生刘尚书昆弟、廖文学愚寄、陈海桑心吾与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启，日赋咏往还，更唱迭和，以商榷雅道为己事，温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调格律之严，必合于兴。”[57]另如隆庆《临江府志》《裴梦霆传》曰：“日与郡人彭声之、杨仲（士）弘軰讲学赋诗，称‘三凤’。”[58]则此一诗人羣体的基本成员，有杨士弘、辛敬、万石、周浈（字伯宁，或当从上引刘永之、杨士奇文，作“周祯”）、郑大同、旷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槎翁诗集》中皆作“旷逵”）、练高、刘永之、傅若金、王佑兄弟、彭镛、刘崧兄弟、廖谦、陈谟、裴梦霆等人。梁寅有《紫骝马效杨伯谦》，[59]或与士弘亦相唱酬。至于所谓的“江西十才子”，《秘阁元龟政要》《周浈传》曰：“善作诗，与辛敬、万石、杨伯谦、李克正、查和卿等为江西十才子。”[60]所举未全；康熙《江西通志》《周浈传》则曰：“十才子者，李正叔（初名宗颐）、周伯宁、刘原善、辛敬、万石、杨伯谦、查和卿、周复，其二人失考。”[61]虽较前者增列刘原善、周复之名，仍缺二人。其一疑为郑大同，或即刘崧集中屡与唱和的郑同夫。陈基《送郑同夫归豫章分题诗序》记其“尝登清江范公、蜀郡虞公、酆城揭公之门”，[62]二人相识于顾瑛玉山雅集。宋濂以郑大同与辛敬、万石、周浈、杨士弘并为“负能诗名”者，应非虚誉。又据《罪惟录》传一五上《刘崧》：“十九游南昌，与李叔正、查和卿等称十才子。”[63]以为刘崧当在其列。然此说颇有疑义，尹直《侍郎刘公崧传》载其十九岁游南昌，明言“时善赋者称十才子，见公制作，推让为先列”。[64]刘崧生于至治元年（1321），十九岁当至元五年（1339），则是时士弘等已有“十才子”之名。
这个诗人羣体的宗尚，据同时刘炳所标榜，多力追汉魏、盛唐，如谓辛敬：“嗜学好古，刻志于诗，追驾盛唐，时号才子。”谓周浈：“诗律清竞，时号才子，士林延赏，西社之俊也。”又诗谓“大音何寥寥，制作思述古。藻思追大历，流英继才子”，可见“江西十才子”命名的由来。谓练高：“古怀雅学，……诗继大雅，骥足万里，未获展焉。”至于被认为开明初江西一派的刘崧，亦是“学富才优，识论自许。苦吟鍜炼，追驾盛唐，西土之英也”，诗中则以“苦力追正音，汉魏深祖述”相概括，[65]士弘持论之倾向及其形成，由此可见一斑。梁寅为刘永之撰《山阴集序》曰：“迨兵革抢攘之际，与郡士杨伯谦、彭声之诸贤，日究论雅道，如泰宁之世，居则研精六经，旁搜诸子史，繇汉至唐，文章之传者，咸辩其醇疵高下。”[66]则更为具体地描述了他们“究论雅道”的学养，表明其诗学主张实与学术文章相贯联，这或许更多反映了他个人的关注所在，但仍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发现，这个诗人羣体中有不少人为江西行省参政全子仁之宾从。[67]如杨士奇为王佑所作《王先生传》，记“行省平章遂礼致先生为塾宾，声誉日闻四方”；[68]从周霆震《全参政九日宴僚佐城西神冈参谋万德躬赋诗五首用韵寓情》来看，[69]至少万石为其僚佐；又王礼《钟子温吟稿序》提及“忆曩岁尝从参政全公幕下，与杨君伯谦夜论诗道”，[70]则士弘当亦入幕。故其所在常有主宾欢聚同咏之雅集，如胡行简《求志亭诗序》“予以出使西昌，参政全公肃客快阁之上”，[71]王礼《远烟空翠亭诗后序》“参政全公与其宾从咏监郡一轩公投老之胜也”[72]所记，他如刘崧有《和全参政别王照磨至刚》，[73]王沂有《黄堂东夜词二首呈全子仁大参》，[74]亦皆与其盛。不管时人对全氏政治上的作为如何评价，其好风雅之事，毕竟为这个羣体的活动提供了某种机会与保障。不过，也因为如此，这个羣体活动的性质并非一般山林文学所能范围。又，这个羣体有不少人与范梈、虞集以及揭傒斯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如前举之郑同夫，同样从学于范而见赏于虞、揭的傅若金，皆可谓师承所自；上引王礼《钟子温吟稿序》，忆其在全子仁幕下与士弘夜论诗道，“伯谦曰：‘予得于范先生者，其要有四：盖诗贵简古明畅，理断含蓄，而大忌俗泛陈腐，麄嫩空佻，知此则思过半矣。’”[75]则士弘亦自谓受教于范梈；至如刘崧《读范太史诗赋长歌一首以识感慕之私》[76]之类，情况当更为普遍。虞集本人还曾在江西与这个羣体聚会,共同切磋诗艺，胡俨《写韵轩滕王阁望湖亭诗记》即记述了辛敬等诸才子陪同虞集登眺赋诗的经过；[77]而虞集对士弘的赏识及其交谊，于《谢杨士弘为录居山诗稿二首》即有所显示。诗曰：
少日词章浪得名，归与朴学补余生。扬雄执戟能清静，庾信凌云愧老成。游目山川谁妙识，兴懐河洛独高情。残编久弃知无用，为录幽泉絶涧声。画戟高门对碧岑，公孙才思在登临。少陵不尽山林吟，季子偏知雅颂音。贞观诗人同制作，太平乐府入沈吟。明年何处听鸣凤，春昼梧桐满院阴。[78]
故其为士弘序《唐音》，亦以同调示推奖之意。由此亦可见，士弘的诗学观念及其实践，固然得益于元代后期江西地域文学共同活动的激发，然此际的江西文学，已经体现了地方与馆阁间的某种互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元代主流文学风尚的影响。
不管《诗法源流》（或题《诗法正论》）是否真为“傅与砺述德机范先生意”，作为向慕者，其表彰范梈等曰：“大德中，有临江德机范先生，独能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遡《三百篇》。其在京师也，与伯生虞公、仲弘杨公、曼硕揭公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诗学丕变，范先生之功为多。[79]可以看作一种事实陈述，以李杜为正宗，并将之与《三百篇》风雅之正相联系，确可以说是此际以四大家为代表的中央馆阁文学宗唐复古新风尚最简明的概括，其立论依据即为世变论。范梈于天历二年(1329)为《傅与砺诗集》作《序》曰：
古人云：声音之道与政通。夫声者，合天地之大气，轧乎物而生焉。人声之为言，又其妙者。则其因于一时盛衰之运，发乎情性之正，而形见乎辞者可觇已。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夫诗道岂不博大哉？要其归，主于咏歌感动而已。[80]
一大套引论近乎迂阔，上溯《三百篇》而以世变论为主旨却非常鲜明；观傅若金作《邓林樵唱序》曰：“自《骚》《雅》降，而古诗之音远矣；汉魏晋唐之盛，其庶几乎？时之异也。风声气习，日变乎流俗，陵夷以至于今，求其音之近古，不已难哉！”[81]在声音反映时代风习上亦确系同一声口。对江西地方士人而言，其所关注、所持论，受到这种影响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明宣德间曹安尝记曰，对于真德秀《文章正宗》的“诗必关风教而后取”，庐陵赵文（字仪可，1239-1315）讥之曰：“必关风教云乎，何不取六经端坐而诵之，而必于诗？诗之妙，正在艳冶跌宕。”而梁寅则辩赵之言为非。[82]显然，此际人们的思想状态，比之前代，已更多地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因此，我们再来看这个羣体中名儒陈谟的《答或人》：
曰：或命唐诗为音，可乎？曰：可。曰：谓中唐无盛唐之音，晚唐复无中唐之音，然乎？曰：非然也。朱子论《风》《雅》《颂》部分，盖曰辞气不同，音节亦异；论《风》《雅》《颂》正变，盖曰其变也，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盖变《风》，《风》之声，故附正《风》；变《雅》，《雅》之声，故附正《雅》；时异事异，故辞气亦异。然而以声相附者，声犹后世所云调若腔也。盛唐、中唐、晚唐，律同则音同，谓其辞气不同可，谓其音不同不可，况盛唐亦有辞气类晚唐者，晚唐复有类盛唐者乎！尝欲取盛唐诸家和平正大、高明俊伟者，不分古体律絶，类为盛唐诗；其辞气颇类晚唐者，类为晚唐之祖，合为一卷；中唐、晚唐各为一卷，其辞气颇类盛唐者，则类为各卷之首。中唐、晚唐、盛唐，所谓系一人之本者，诗之正变，则诗人之性情，而辞气不同耳，使学习之。审如是，晚唐可入盛唐；不如是，盛唐则至晚唐，靡靡而后已，亦少补也。[83]
其所探讨，应该与杨士弘《唐音》直接相关，而关注的焦点，与上引范序，与虞集《唐音序》全然一致，声音发乎诗人性情，而形诸辞，其正变可以观世道之盛衰，《唐音》命名的合理性出乎此。有所变化的是，他要更为具体地阐释“声音”与“辞气”之差异，故以宋儒释《风》《雅》《颂》为据，将“声音”界定为“腔调”，以与“律”相系，“辞气”则与更为落实的“时事”相关。作这样区分的用意，在于强调无论盛、中、晚，其实声律无有不同，重要的应探察其“辞气”之不同，因为它更能反映时事之变；故相对于士弘《正音》之分体而编，他若以为选，宁可混同声律体制而辨其“辞气”，以“和平正大、高明俊伟”的盛唐诸家一卷示正，以中、晚各一卷示变（首置其辞气类盛唐者，当为变中之正）。至于编集盛唐辞气类晚唐者，当寓戒惧之意。这也就意味着，陈谟这一非常特别的重选《唐音》之设计，是更多地倾侧于世变论而欲对士弘之选的体裁论架构进行调整、纠正，其中当然体现了他与士弘在世变论与体裁论之间选择立足轻重的差异。但无论如何，这一探讨本身，毕竟让我们领略到这个诗人羣体在当时一种文学思想活动的场域。
四 《唐音》编纂宗旨、体例及其影响的再检讨
关于《唐音》的编纂宗旨，自虞集《唐音序》重在从世变论的角度相阐发，所谓“音也者，声之成文者也，可以观世矣”，“系于世道之升降也”，[84]应该说，对其后人们的体认，确产生了某种规定性的影响。即便仍在体裁论范畴之内，士弘“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之旨，亦往往被侧重于“音变” 之时代辨识而加以理解（当然本身含有价值判断），此即人们普遍关注的析唐为三或为四。如宋讷《唐音缉释序》曰：“唐三百年，诗之音几变矣，文章与时高下，信哉！襄城杨伯谦，诗好唐，集若干卷，以备诸体，仍分盛、中、晚为三，世道升降，声文之成，安得不随之而变也。”[85]顾璘《题批点唐音前》谓其宗之学唐的储巏：“始取则杨士弘诗选，分别唐代始、正、中、晚之格，指示后进，的有准绳。”[86]尽管杨士弘自己在《唐音•凡例》中确亦说过“《正音》以五、七言古律绝各分类者，以见世次不同、音律高下”这样的话，然细辨其续言“虽各成家，然体制声响相类，欲以便于观者”，[87]《唐诗正音》卷首所言“专取乎盛唐者，欲以见其音律之纯，系乎世道之盛；附之以中唐、晚唐者，所以幸其遗风之变而仅存也。故自大历以降，……体制音律之相近者附焉”。[88]我们发现，其宗旨实在以“音律之纯”的盛唐为典则，于中、晚唐亦不过选取“体制声响相类”而“仅存”者附之，换言之，要以趋同盛唐为指归，“择其精粹”，而非别异示变，凡变风则不录，故“虽有卓然成家，或沦于怪，或迫于险，或近于庸俗，或穷于寒苦，或流于靡丽，或过于刻削，皆不及录”。在这一点上，虞集《序》谓“其所录必也有风雅之遗，骚些之变，汉魏以来乐府之盛；其合作者则录之，不合乎此者，虽多弗取”，[89]在把握其标示正音之准则上，还是颇为准确的。由此观之，后人的理解，或许体现自己时代的立场与关怀，然与杨氏本旨确有微妙的偏差。
《唐音》的这种编纂宗旨，与严羽《诗辩》“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90]的目标完全一致，是“以盛唐为法”之正典意识在诗歌选本中的执行与体现，《正音》卷一“五言古诗”卷首按语尝引严沧浪《诗评》之语，至少是严氏著述为士弘熟悉的一个证明。由其逐一检讨前代唐诗选本之失来看，因时代关系，《河岳英灵集》独载盛唐诗，或许可以算作一个例外，“然详于五言，略于七言，至于律、绝，仅存一二”，至少在体制上不够全面；《极玄集》所选止五言律百篇，“除王维、祖咏，亦皆中唐人诗”；《中兴间气集》、《又玄集》、《才调集》等，“虽皆唐人所选，然亦多主于晚唐矣”；王安石《唐百家诗选》，“除高、岑、王、孟数家之外，亦皆晚唐人诗”；《唐诗鼓吹》“以世次为编，于名家颇无遗漏，其所录之诗，则又驳杂简略”；[91]其他如洪迈、曾原一、赵师秀、周弼、陈德新诸人之选，“非惟所择不精，大抵多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92]则士弘己之所选，独以树立盛唐诗为正格而与前人诸选划一鸿沟明矣。胡震亨即专此表彰说:“自宋以还，选唐诗者，迄无定论。大抵宋失穿凿，元失猥杂，而其病总在略盛唐、详晚唐。至杨伯谦氏，始揭盛唐为主，得其要领。”[93]
正是在这样的宗旨下，《唐音》的基本构架是以《正音》为主体，《始音》示其发端，而《遗响》则为盛唐正格的补遗。作为指导学诗的门径，由体制声响的审辨入手而示其可法是一般的方法，《唐音》的特点在于，在元人已普遍形成的唐诗大备众体的认识基础上，于《正音》中开创性地将五、七言古律绝全体分类相从，并根据诸体在唐代各时期实际的发展情况，标列盛唐正格之所在。如五、七言古体由来已久，五言律、绝的发展，亦相对较七言律、绝发展为早熟，故以上四体仅分上、下卷，上卷收录唐初盛唐诗，下卷收录中唐“近盛唐者”；七言律、绝，“晚唐来作者愈多，音律愈下”，故分为上、中、下三卷，以下卷收录晚唐各二家“有可法者”（参见《唐诗正音》各卷目录），其标准当仍取诸盛唐。后人对杨氏的这种做法颇有持异议者，如明李濂批评说：“《正音》所收李义山、许用晦之作颇多，恐非音之正也。”[94]其实是对他于中、晚唐不过选取“体制声响相类”而“仅存”者附之的用意未能充分理解。当初严羽在《诗法》中已经提出：“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95]杨氏的做法盖同此旨（上引陈谟《答或人》从他的角度亦作了很好的解释），意在显示中晚唐仍有守持盛唐正格者，而在实际更重唐人近体的不少元人眼中，许浑、李商隐之律体，皆臻于精纯。[96]
在《正音》前专门设列《始音》，也是士弘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值得大书一笔。严羽《诗体》已列“唐初体”，《诗辩》中亦要求熟参“王杨卢骆陈”，然在唐诗选本中首先予以落实的，是《唐音》一选，这也正是他将关注焦点落在初盛唐而与前之诸选详于中晚区别的特异处。其目的当然在于显示盛唐之音形成的来源，尽管其由《始音》至《正音》的流变过程未必真正得到具体的展开，但这种思路对于之后如高棅之选的启迪作用是显著的，在元明之际的唐诗选本中终于出现体现源流正变的意识，实发于此，故胡震亨赞曰：“复出四子为《始音》，以便区分，可称千古伟识。”[97]士弘在《唐音》序中曾表示，“后之言诗者，皆知李杜之为宗也”，这也确是当时的一般认识，意在表明其选诗亦取李杜之标准，故《始音》选杨、王、卢、骆四家，是因为“子美所尊许”；当然，《正音》之唐初盛唐诗亦然，如子美“所推重者”，薛嗣通、贺知章；“所赞咏者”，孟浩然、王维；“所友善者”，高适、岑参；“所称道者”，王季友；而太白所推效叹服，有崔颢之“杰作”，张谓之“逸兴”，陈子昂之“拟古之诗”，[98]故皆予入选。就他独以杜甫视野下的四子为“始音”来看，他在《唐诗始音》叙目所说的，“自六朝来，正声流靡，四君子一变而开唐音之端，卓然成家”，[99]固然可以理解为四子乃由六朝返正的始变者，然据杜诗《戏为六绝句》对于四子的评价，认为他们虽不及汉魏之近《风》《骚》，却毕竟富于文采，这体现杜甫对六朝诗风的扬弃持相对客观的态度。那么，士弘这里所说的“变”，也因而意味着是一种继承中的变异，而非断裂，盛唐诗在体制音响上与六朝的联系及演变大势，在四子身上得以呈现。因此，按照六朝至唐初诸体尚在演化而未全备并区分之事实，其编于四子诗便不分体类，惟所谓“择其粹者”，当指选取那些体现五七言古近诸体形成、分化之迹而相对成熟得体者，以与盛唐相关诸体相观照。尽管其整部诗选，自然是文章轨范的意义大于文学史的意义，但《正音》前《始音》之设置，也算是具有了一种局部的诗史意义。
相比较之下，士弘的《遗响》最为后人所误解。据其自己交代，章怀太子以下二十七人，“盖自唐初至盛唐诸家之诗也，惜其全集不得见焉，间于诸书得其一二，故不入之《正音》，采其精粹者，冠于《遗响》”；沈佺期以下八人，“其合作者已录《正音》，其句律参差不齐，而皆可为法者，重列于此云”；柳淡（中庸）以下十人，“皆中唐人诗，不得其全以考之，故不入《正音》，而诸书中采其律调精粹者，附于此云”；郎士元以下八人，“其合作者已录《正音》，其句律虽未甚纯美，而其意调工致，有不可弃者，再列于此云”；李贺以下五人，“中唐以来，虽皆卓然成家，然不能不堕于一偏之失，……故不录于《正音》，而择其粹者，附于此云”；贾岛以下八人，“皆晚唐以来名家之作也，惜其音律流靡，……尚不合乎《正音》，况其下者乎？是以就其所长而采之，附于此云”；杜牧以下三人，“晚唐来众作之中，独能奇拔，取其音律近合盛唐者，已附《正音》，再择其可录者，附于此云”；最后，姚合以下五十一人，“音律渐微，虽当时相竞为五七言律，皆寒陋无足为法，故不及取，今采其近于乐府唐音者，列于《遗响》之末云”。[100]综言之，其设置《遗响》总的意图，首先在于进一步扩大范围搜补“正音”或与之近合者，包括不见全集、仅辑得一二，限于体例未能入选《正音》的唐初盛唐、中唐诸家，已录入《正音》而仍有其他可法、不可弃之作的盛、中、晚唐作者；其次，对于中晚唐名家因堕于偏失而未入选《正音》者，就其所长、择其粹者，以备旁采（此或可作为见“音律之正变”之取资）；再次，于晚唐寒陋无足为法或杂流、无名诗人未得入《正音》者，另采其近于乐府唐音者以为补充，那是因为士弘于乐府颇为看重，在《凡例》中既称将与李杜全集等类编续刊，自己亦工于乐府。[101]高棅《唐诗品汇总叙》尝于其以张籍、王建入《正音》有所指瑕，其实士弘所重恰在二人的七言乐府。以上三种情况，皆如其自己所表明，《遗响》的性质为补遗，为附录。[102]然而后之论者，却往往未能明辨此体例，如李濂即又批评说：“见诸《遗响》者，如王无功、沈云卿、刘眘虚、章懐太子、张廵、陶翰诸篇，沨沨乎唐之正音，何以入于《遗响》邪？苏平仲尝病其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遗响》，盖先得我心之同然耳。”[103]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与上引苏伯衡在《古诗选唐序》中指责《唐音》“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出于同样的立场，因而自然有以初唐对应《始音》、盛唐对应《正音》、晚唐对应《遗响》的预设（与苏氏在具体阶段的对应上或尚有差异）。这种认识在整个明代前中期相当普遍，除陈国球已引如钱溥《和唐音序》、万翼《和唐诗正音后序》、张震《唐音辑注后序》外，如叶盛记张洪为张楷所撰《和唐诗正音序》，亦径以为士弘此选“其论次以初唐为《始音》，盛唐为《正音》，晚唐为《遗响》”；[104]陆深《重刻唐音序》则以一种颇为暧昧的态度指出：“独于初唐之诗无正音，而所谓《正音》者，晩唐之诗在焉。又所谓《遗响》者，则唐一代之诗咸在焉。岂亦有深意哉？”[105]其省察的目光背后，实亦有上述的预设在，这倒恰可作为我们考察《唐音》在明代传播与元明馆阁宗尚承接、演变关系的一个角度。
《唐音》梓行后，确如宋讷在至正甲午（1354）所撰《唐音缉释序》曰：“天下学诗而嗜唐者争售而读之，可谓选唐之冠乎！”[106]这从同时江西士人周霆震的不屑亦可反证，他以不指名的方式论及“或冠以虞邵庵之序而名《唐音》”、“或托范德机之名选《少陵集》”二种著作流行：“一唱羣和，梓本散行，贤不肖靡然师宗，以为圣人复起，殆不可易。”[107]友人王沂，则因在士弘身后读到此着而感慨不已，“瓦缶黄钟久弗治，余音惊见旧编诗”，[108]从追忆友情出发，表示了高度的评价。不过，与之后在明代馆阁相比，这时的传播或许仅有市场效应，虽已有辑注者出现，然无论元末的颜润卿，或已入明的张震，皆无甚名气。
洪武间先后任国子学正、翰林编修的苏伯衡之所以在《古诗选唐序》提到《唐音》，是因为该选编者林与直早岁即受到虞集《唐音序》的激发，那正是《唐音》市场效应的体现。入学国子监后，尝与助教贝琼、刘绍（皆江西人）讨论士弘此选的去取，后遂专选唐古诗，算是补士弘之偏失，苏伯衡则从得虞集的用心予以题拂，这或许是《唐音》得行于中央文坛的一个契机。此后，馆阁中对《唐音》多有标举，如梁潜曰：“唐诸家之诗，自襄城杨伯谦所选外，几废不见于世。虽予亦以为伯谦择之精矣，其余虽不见无伤也。”[109]当然，他觉得于名家之作，最好还是观其全。杨士奇则曰：“此编所选，可谓精矣。……苟有志学唐者，能专意于此，足以资益，又何必多也。”[110]推崇《唐音》的调门更高，有了明显的示范意识（以上二例，亦令我们感到须对江西籍阁臣在此中的作用有充分的估计）。一直到成化、弘治年间，依然如此。如李东阳曰：“选唐诗者，惟杨士弘《唐音》为庶几。”[111]程敏政曰：“叔世以来，诗愈变而格愈卑，惟唐杜子美力追古作，号为正宗；其次则杨伯谦所辑《唐音》，诠择精审，成一家之言，谈者尚之。”[112]至徐阶撰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示乙丑庶吉士规条》，在申明“文章贵于经世”之要旨后，明确提出：“故诸士宜讲习《四书》、《六经》，以明义理；博观史传，评骘古今，以识时务；而读《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诗，以法其体制。”[113]《唐音》与李、杜诗及《文章正宗》一起，被当作教习庶吉士的诗文模板，更因此获得官方赋予的合法性地位。所说虽是嘉靖间馆学的情形，但从明前期馆阁如此标举《唐音》来看，不管是否有过诸如此类的提议、规定，其独受重视的程度当一贯传承了下来。
与此同时，正如不少研究者已注意到的，官员士子和《唐音》以作成为前所未有的突出现象。如吾绅，永乐二年（1404）庶吉士，历官礼部右侍郎，尝和《唐音》集为一帙；[114]张楷，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士，未登第时，即取《唐音》近体和韵几百首，[115]作品还流传到了朝鲜、日本[116]；陈贽，正统间以教官举为翰林待诏，累官至太常卿，有《和唐音》行于世；[117]万翼，天顺元年（1457）进士，历官南兵部右侍郎，于士弘《正音》历次其韵而和之；[118]杨荣（字时秀），成化八年（1472）进士，试礼闱而南，舟次旬月间，取《唐音》和成一帙。[119]当然，也有山林隐逸之士热衷其事，如慈溪钱珏、[120]丰城李捷，[121]皆其类也。
将上述这些现象联系起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原本已在社会上流行的《唐音》，因为获得明前期馆阁的认可、推尚，终于被塑造成代表官方文学宗尚的经典唐诗文本，不仅为一般士人当作习诗古文辞的演练及示才学修养之具，而且成为馆阁教习庶吉士的诗歌范本，因而在身价骤贵的同时，获得更大程度的播行。这样的命运，是士弘本人根本无法预料到的。《唐音》之所以能在明代获得如此殊荣，除了其自身在诸多唐诗选本中相对被认定为精审外，更为重要的，在于士弘以初盛唐示正的主旨，以及代表元代馆阁宗尚的虞集，基于世变论对其“审其音律之正变”所作的阐扬，同样合乎明代馆阁文学以官方意识形态为准绳而自我定位的需求。阁臣杨荣谓：“夫诗自《三百篇》以来，而声律之作始盛于唐开元、天寳之际，伯谦所选，盖以其有得于风雅之余、骚些之变。”[122]其对士弘所选的定性，即据虞集而来。故尽管在选诗体例及诸多技术性问题上还是有不少人提出商榷，但作为现成的“选唐之冠”，在上述政治诗学需求的推动下，仍越来越获得被尊尚的地位。当然，接受者会按照自己时代的认知标准对之加以塑造，这也正是前面论述到的，有不少人从他所接受的世变论的视阈，自觉不自觉地径直将士弘“始音”、“正音”、“余响”之标目与初盛中晚之分期对应起来，甚或据此引申发挥，而这些人当中，如钱溥、张洪、陆深等，亦皆为馆阁中人。如陆深那种在“误读”的基础上又曲为其解的做法，还反映了当一种文本被经典化之后，人们看待经典的微妙心理。即使有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确实意识到《唐音》问题或局限所在，而又不满足仅仅停留在批评层面，一般也只是在士弘此选的基础上“稍加增损”，予以调整、改造，如邵天和（弘治十八年庶吉士）《重选唐音大成》、黄絅《唐音集成》之类。相形之下，如高棅在明初，基于对传统诗学较为全面的反省，以及对自己时代需求的理解，受《唐音》启发而又另起炉灶，尤以《唐诗品汇》建构起自己的体系，其价值便突显了出来。
五 高棅与元末明初福建诗学
明初东南五大地域诗歌流派中，被认为播迁宗唐诗学观念与诗风并影响台阁文学的有两大重镇，一为刘崧领导的江右诗派，其在元末的基础及其活动情况已如前述；一即为林鸿、高棅领导的闽中诗派。而闽中诗派在日后获得比江右诗派更大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的影响，尤其是前一个诗歌选本，集中体现了该派的诗学理论与批评主张，被认为发端于林鸿，由高棅完成其体系化的工作，故四库馆臣回顾宋末以来百余年诗派流变，颇肯定其划时代的功绩曰：“明初闽人林鸿，始以规仿盛唐立论，而棅实左右之。是集，其职志也。”[123]
作为该派传人的林志，这样叙述其来龙去脉：
盖诗始汉魏，作者至唐号为极盛。宋失之理趣，元滞于学识，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杨士弘，始编《唐音》《正》、《始》、《遗响》，然知之者尚鲜。闽三山林膳部鸿，独倡鸣唐诗，其徒黄玄、周玄，继之以闻；先生（按，高棅）与皆山王恭起长乐，颉颃齐名，至今闽中推诗人五人，而残膏剩馥，沾漑者多。[124]
文字虽简短，却很体现他的叙事策略。首先，在大略陈述诗歌史源流得失的引论中，显示了其价值标准承自严羽这位闽中先贤，当然，亦显示了该派倡鸣唐诗在诗史上的地位。其次，言及杨士弘编纂《唐音》的创始之功，然以“知之者尚鲜”消解其影响发生的事实，目的当然是为了突出林鸿独创的意义。前已举证，《唐音》在元末明初已颇流行，林志此论，则未免有为林鸿、高棅粉饰之嫌。再次，说明其倡鸣唐诗的活动，是侨寓闽县的林鸿发起，由其与弟子及来自长乐的高棅、王恭共同推展的集体行为，显示了一个诗派的影响力，此即在后来被标举为“闽中十子”一派，只是在当时并无这样的称名。
有关该派成员的构成，在元末以来发展得相当成熟的地域社会具体活动的开展，以及在诗歌创作中所呈现的某些时代、地域特征，笔者曾撰有《明“闽中十子”诗派论略》一文，[125]可以参看，此不赘述。惟觉于该地域文学所可能受到其他外来影响上，尚有可补充处，而这关系到该派宗唐诗学理论与批评主张的形成。据林鸿自述：
予也夙颖悟，十五知论文。结交皆老苍，稚爪攀修鳞。冥心三十年，寻源颇知津。[126]
可知从早年起，其即有志于在文学方面搜讨究明，有一个相当长的积累期。具体内容，见诸吴兴倪桓洪武三年（1370）为其诗集所撰《序》：“吾友林鸿子羽，早颖悟，猎涉羣书，提要钩玄，去其糟粕而掇其英华，悉取资以为诗，自盛唐以上，历晋、魏、汉氏《十九首》、《楚辞》、《三百篇》，皆沈浸醲郁……”[127]谓林鸿主要关心在诗学，应为事实。所结交前辈，那意味着影响所自，其著者，有吴海、陈谅等。[128]作为当地名儒的吴海尤值得关注，因其以学术上的声名，与中央文坛颇有交往，徐宗起《闻过斋集序》即曰：“如尚书宣城贡公（按，贡师泰）、翰林学士晋安林公（按，林泉生），皆擅文、名当世，不易下人，惟于先生者深加敬畏。”[129]他与林泉生的关系非同一般，林卒，行状、墓志铭皆吴海一手所制，[130]诗文集亦其所编，只不过吴海在编集时，原本蓄林氏前后所作文近二百篇，因遭乱丧失殆尽，所幸诗倒尚存三百余篇。鉴于这样的关系，由林氏所在交游圈，如前已揭示，应该可能获得黄清老等闽籍馆臣的消息，或许这便是最初引发这个福州文学羣体接受闽北严羽诗学思想的一个途径。当然，与林氏的文学往来，亦很自然成为实时传递馆阁主流文学宗尚的渠道。我们看吴海为林泉生所作《觉是先生文集叙》：
国朝自程（巨夫）、吴（澄）诸公以来，凡十余人，相继擅为文章，或号简古，或推富赡，或称温雅，或宏肆浩汗，或魁垒多奇，或敷腴清润，或恬淡渊永，莫不各得其趣，自成一家。若公之文，宏健雅肆，其叙事明洁类太史公，其运意精深类柳子厚，其遣辞不滞类苏子瞻。其视国朝诸公固不多让，或与并驾而争进也[131]
即将之置于馆阁文脉予以表彰，显示出于国朝文典极为娴熟与注重。至于林氏之诗，吴海是叙谓“皆豪宕遒逸，其四言益浑厚近古”，似以雄浑高古之风格见长。检核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所录《觉是集》诗十五题（未录四言），[132]其古体颇体现当时馆阁“诵法青莲”一派的风尚，如同前述之黄清老、张以宁，近体则往往兼有李白之壮语与杜甫之气骨。因此，若吴海确对林鸿产生过影响的话，那么，像如此这般在那个时代被看重的馆阁消息不会不加传授；更何况林鸿自己后来在洪武十三年（1380）前后，已擢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因太祖亲试诗而名动京师，亦会亲身感受到明代官方文坛的习尚，刘崧是年在京题其集曰“鸣盛”，即以显示“国家气运之盛”为基调。以上考察无非是想说明，以林鸿为首倡的闽中诗派及其诗学观念，固然可以说是该地域社会与文学传统的产物，但就其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应该是开放条件下与它地域碰撞、交流的产物，其与元、明馆阁文学之间已有的种种联系，当然亦不应被忽视。
林鸿的诗论，在他自己的集中并未有留存，倒是高棅在《唐诗品汇•凡例》中，有片段的记述：
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惟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133]
我们看到，他的诗歌史叙述是在“时运交移，质文代变”[134]的框架中展开的，这种立论，虽然说起来亦未脱离儒学传统，但与世变论那种政治诗学的立场尚有所不同，主要还是基于审美诗学的一种考察，因而与严羽站在同一立场，在推原汉魏以来、强调“以盛唐为法”上，自然亦与严羽无异。不过，他也并不像严羽那样，一方面又将汉魏设置成甚至连唐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峯，而坚持认为汉魏之诗是“质过于文”，从而为把古典诗歌发展、运动的目标指向盛唐建立一种历史依据。个中原委，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时代已经设定了声律纯完这一主要的衡鉴标准。依据此一标准，盛唐诗不仅集古、近众体之大成，而且由此声响体制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盛世气格，故而成为诗歌艺术理想的归属。同时我们亦可据此看出，林鸿这种“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诗歌史考察，毕竟已经体现了在审美诗学的体裁论范畴中植入政治诗学的世变论之尝试，因而纔会与严羽的价值等第序列有一定的差异。此外，从他对唐初贞观至神龙再至盛唐开元、天宝诗歌发展的描述来看，亦显然已注重演化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将所谓“文质彬彬”的理想落实于“声律神秀”之标准。
应该说，高棅表示信服的林鸿这一诗史观，确实为《唐诗品汇》提供了指导思想，王偁《唐诗品汇序》又引高棅论诗以表其选主旨曰：
诗自《三百篇》以降，汉魏质过于文，六朝华浮于实，得二者之中，备风人之体，惟唐诗为然。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异。初唐声律未纯，晚唐气习卑下，卓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为然。[135]
将之与林鸿诗论两相对照，其承继关系一目了然。而从王偁述其所闻，又评价为“此具九方皋目者之论也”，似亦可表明，像这样的诗学理论主张，已成为他们这个诗人羣体的一种共识。王恭亦是这个羣体中宗唐诗学主张的倡导者，然其在理论与批评上的论述，今天同样难以看到，惟林环在永乐九年（1411）为王恭所作《白云樵唱序》中，透露了一鳞半爪：
其论五、七言长歌、律、绝句，则一欲追唐开元、天宝、大历诸君子，而五言、五选，则或祖汉魏六朝诸作者而为之，宋元而下不论也。[136]
这样的表述，当然尚令我们难以细辨他们在共同接受的背景下有多少微妙的差异，但其有明显的辨体意识，并且以盛唐作为声律纯完的标尺，这一点还是清晰的。倒是作为王偁门人、高棅小友的林志，在为四明王莹《律诗类编》所作序中，大大彰显了音律纯完之标准，并据以描述唐律之“四变”：
近代言诗者，率喜唐律五七言，而唐律之名家者，毋虑数十人。以予观之，大都有四变：其始也，以稍变古体而就声病，宜立于辞焉尔；其次也，则风气渐完而音响亦以之盛，其于辞焉弗论也固宜；又其次也，作者踵继而音响寝微，然犹以其出之兴致也，成之寄寓也，虽不皆如向之所谓盛者，而犹不专于其辞也；又其次也，则辞日趋工而音响日益以下也又宜。况于宋氏徒以学识而声律之，元人徒以意气而韵调之，则失其变愈宜其未已也。然则善言诗者，必于其辞其音而观之焉。[137]
在这里，“音响”是与“辞”相对、考察诗风演进的一项重要指标，具体当然指声律韵调。不过，若细加辨析，其所谓“风气渐完”则“音响”盛，当寓有“声律神秀”共通之内涵，此亦当即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所说的“声律兴象”，是盛唐之音之所以为学者楷式的价值所在。因为在林志看来，其所实际指目的中唐之所以于“向之所谓盛者”有所不如，恰恰在于“音响寝微”而兴寄尤存。换言之，意味着声律与兴象的分离。至于宋元人之失，在他看来，病根也就在声律韵调未能与兴象结合。因此，无论其以盛唐大备“声律神秀”为纯完，还是注重唐律之“变”的演化关系，都显示了于林鸿、高棅诗论有所传承。
闽中诗派在福州的活动，于洪武中后期已趋消歇，这从黄玄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自温陵归来，与周玄、林敏、张友谦及先辈郑定重逢时，慨叹“数年来诸老晨星，遗音逸响，断不复续”的感伤，[138]可以得到证实。而至永乐初，因为成祖朱棣广召内外儒臣与四方韦布，展开纂修《永乐大典》等一系列文化工程，该诗派的不少成员被征至京师、进入馆阁，在一种高压政治下投入官方意识形态的建设，诗学观念及创作风格皆明显发生变化。高棅本人在馆阁期间，就对《唐诗品汇》重加删选，主要按照所谓“取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这一新调整的标准，编成《唐诗正声》二十二卷，其“正声”之谓，显然有迎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意味。亦正因为如此，该编亦终于在日后获得与杨士弘《唐音》同样的殊荣，即与真德秀《文章正宗》一起，被当作馆阁教习庶吉士的诗文范本，具有了某种正统的身份。上述这些包括高棅在内有关闽中诗派在永乐初以来发生蜕变的具体情况及过程，笔者已发表的《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一文有专门的考察，[139]此处亦不再展开。我想，关注这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唐诗正声》的编纂宗旨与体例以及与《唐诗品汇》之间的差异。
六 《唐诗品汇》之于唐诗系谱的建构
我们先尝试对《唐诗品汇》作一解题。所谓“品汇”，是在《易》学著作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如《京氏易传》卷中释“泰”卦曰：
泰，乾坤二象，合为一运；天入地交，泰，万物生焉。小往大来，阳长阴危，金土二气交合。《易》云：“泰者，通也。”通于天地，长于品汇，阳气内进，阴气升降。升降之道，成于泰象。[140]
朱熹释周敦颐“无极而太极”曰：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彚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141]
而吴澄阐说朱熹“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有流行也”曰：
朱子以继之者善，为阳之动；成之者性，为阴之静，盖以造化对品彚而言。就二者相对而言，则天命之流行者不息，而物性之禀受者一定，似可分动静。然专以命之流行属阳之动，性之禀受属阴之静，则其言执滞而不通，盖不可也。[142]
由以上用例可见，“品汇”的基本义项为物类之总名。《说文•品部》：“品，众庶也。”[143]《周易•泰》之初九爻辞：“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孔颖达疏：“彚，类也，以类相从。”[144]不过，就语义关系而言，“品汇”与“造化”相对待，即万物之种类，由天地阴阳化育生成；或者按理学家的阐说，物性之禀受，乃天命之流行所致。这样，理解“品汇”一词，实已关涉由事物的起源、化育生成的动态过程来确定或鉴别物性等相当复杂的内涵。此一词汇既为宋元之儒推阐《易学》所习用，在闽学环境下生长的高棅，自然深知其中奥蕴。又，刘知几尝将这样的概念运用于史学，曰：“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彚相从。”[145]而将辨流别、定科品视为史官之责。对于熟习经史的高棅来说，无疑亦是一很好的示范，何况多数总集的编纂者，皆以史家之职志相标榜。因此，高氏以“品汇”命名其唐诗选本，必定有体现其宗旨的用意。他自己在《凡例》第一条即曰：
是编不言选者，以其唐风之盛，采取之广，故不立格，不分门，但以五七言古今体分别类从，各为卷，卷内始立姓氏，因时先后，而次第之，或多而百十篇，或少而一二首，凡不可阙者，悉录之，此“品汇”之本意也。[146]
我以为已鲜明地体现了他某种程度上诗史的立意。他竭力强调“是编不言选”，“不立格，不分门”，无非是要告诉人们，他所采取的是相对客观的考察态度，注重的是唐诗之全体，不得由晚唐五代以来所常用的“格”、“门”随意支解，而只是按体裁的天然区别构成分类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再以人、以时定品并示其源流正变（《凡例》第二、三条即对此具体说明）；其所谓“因时先后，而次第之”，正表明对于唐诗动态的演化关系的注重，不管所录作者诗作的多寡，只要是体现唐诗众体源流正变者，即所谓“不可阙者”，皆予入选。这样一种通过诗歌体制、诗人、时代经纬交织的演化图景展现唐诗全体分殊（所谓“品汇”）的宗旨，显然综合了严羽定品辨其高下与杨士弘“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147]的意图，亦因而仍以盛唐为价值标准；然差异也很明显，严羽有品第而其间不流动，因其诗论性质与选本毕竟不同，或可不议，《唐音》却主要限于盛唐正音之示范，即有《始音》“以便区分”，其实际开展的工作，在一般“不能无详略之可议者”[148]之外，可以认为在“别体制”、“审音律”上有正始而乏变终，因而严格说来，并不呈现动态演化中的唐诗全貌，这也就是为什么高棅一再强调己选“因目别其上下、始终、正变”、“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149]的道理，我们看到，在“正音”与“品汇”的题旨上，这种差异已经昭然若揭。
高棅的这一宗旨同样体现于《唐诗品汇》的《历代名公叙论》中。该《叙论》引盛唐至元末名家或流行诗论著作计三十四条，应该不是随意所录以充门面，而多有其取舍或解读之用意在，尽管这些论者的立场、倾向并非没有差异。其中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谓“编记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150]或即可视作高棅立论之指南（《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卷一七“羽翼下”叙目尝又一次引用）：“定其优劣，论其取舍”是选诗者的目标，此即所谓示正，然须是在“审鉴诸体委详所来”的基础上获得，严羽的诗歌史价值重塑或许已进行了那样的工作，他本人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对“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亦颇为自负，[151]但毕竟并未将其“委详所来”具体呈现出来。故高棅主要所关注的，一即唐诗声律体制演变的过程，包括文体变易的具体关节及诸阶段之特征，如引殷璠、杜确、元稹、欧阳修、宋祁、蔡宽夫、《雪浪斋日记》乃至严羽及范梈、虞集、《诗法源流》所论片段，皆由此角度，那也大都成为其唐诗分期的依据，要在察其流变，由变而示正。一即诗之质性的确定，包括性情、兴趣、气象、风调等体现唐、宋体制差异的诸多要素，如引严羽、《诗法源流》等所论片段，以此作为定品之标准，这也同样是一种“审鉴诸体委详所来”的工作。
高棅对于唐诗源流正变之历程的一个纲领性的叙述，见其《唐诗品汇总叙》：
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晩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羣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152]
这种唐诗系谱的建构，当然仍以盛唐为轴心而展开，不过，与《唐音》明显不同的是，它在于某种程度上将流别、异变纳入诗史考察视阈的同时，比较充分地显示了其间的演化关系。初、盛、中、晚四期之分当中，贞观、永徽之际的诗歌扮演了变旧启新的先导角色，所谓“初唐之始制”；神龙以还，不仅新声体制已立，而且“品格渐高，颇通远调”（这一采自殷璠的说法，即体现“声律神秀”之标准），故特表为“初唐之渐盛”；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达到汉魏以来古典诗歌成就的颠峯，且名家辈出，各鸣其所长，此为“盛唐之盛”；大历、贞元间，是盛唐气象的继述，虽世运已变，“而气格尤有存者”，仍表为“中唐之再盛”，不过已开始出现“近体颇繁，古声渐远”的现象；自元和之际，开启晚唐之变格，或“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或“旧曲新声”、“新题古义”，“有古歌谣之遗风”，或“律体屡变”，虽已显示“体制始散，正派不传”，然仍有体现“正中之变”或“变中之正”者；而开成以下，为“晚唐变极之态”，“虽兴象不同，而声律亦未远”，况尚有“黾勉气格”者，“意义格律，犹有取焉”，故“择其声之颇纯者”，“以见唐音之盛沨沨不绝”。[153]因此，相比较《唐音》相当笼统的“唐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段划分，高棅在前人种种唐诗阶段划分之基础上，不仅将元人或已有的初、盛、中、晚四期说法在自己有意体现唐诗全体分殊的选本中固定、落实下来（时人已运用于诗选中的唐律四变说，或显示了相同的影响源），[154]而且进一步有了较为详具的六个阶段演变的描述，每个阶段中凡卓然成家者，勉力予以表述。尽管在择取变格上，所表白的原则与《唐音》颇为相似，所录中、晚家数却远为丰富。
在高棅整部选本中，此四期、六个阶段的历时性过程，是在“分体从类”中各自予以具体演绎的，这虽也受到《唐音》的启发，但在条析唐诗“品汇”之层次及演化关系上，显然亦已不可同日而语，其“随类定其品目”，用以标领这些层次及演化关系，做到了在始终正变的作用与地位中显示其高下，因而诸体中的四期、六个阶段又与“九品”之目构成有机的组合与对应：
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155]
这些品目的设立，是在《唐音》基础上的重新整理与扩展，一方面利用《唐音》已立“始音”、“正音”、“遗响”之目作为真正历时性过程的标识，对应初、盛、晚三期，只不过在其间增加“接武”与“正变”同样显示纵向演化关系的品目，以“接武”对应中唐，体现中晚之际启变作用与地位的“正变”纳入晚唐而与“余响”并立，从而完全调整为唐诗四期划分中展现动态关节的定品；若考虑到《唐诗品汇》中“正始”一目，实包括“初唐之始制”与“初唐之渐盛”，一般皆在诸体叙目中加以说明，入选作者或作品数量相对多的诗体，如五古、五律及五言排律，又可通过上下或上中下析卷的方式以示区分，那么，四期当中的六个阶段演进仍得以清晰呈现。在另一方面，则在最被看重的盛唐扩设“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之品目，主要属共时性的构成，显示在盛唐诗风建设中宗主从属的作用与地位。当然，其中亦有“不以世次拘之”者，如其所举述的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之例，这样，盛唐诗自身的价值等第亦因而有进一步明确的细分。此外，又从《唐音》作为补遗、附录的《遗响》中析出“傍流”一支加以标目，作为另立于四期划分之外的类例，因作者世次不详或数量稀少，故实事求是，仅按有无姓氏或特殊身份分类相从。虽与显示价值及演化序列的分类标准并不一致，却与展现唐诗全体相关，亦并不影响其整体格局之井然，反而更显其设目之精密。我们看到，这些品目成为绾结体裁、作者与世次的结构主体，在基本体现唐诗众体演变阶段的前提下，同一诗人所在品目，还会因体裁自身的不同发展而变化，所谓因体而异，如陈子昂于七古、五七律绝中皆列为“正始”，于五古则列入“正宗”（以特别标示其于此体“始变雅正”、“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156]的作用与地位）；刘长卿、钱起于五古列入“名家”，七古、五七绝及五律、五排皆列为“接武”，七律则入“羽翼”；孟郊五古入“正变”，七古入“余响”，五、七绝入“接武”（五、七律未选），一切由其在诸体诗演变进程中的实际作用与地位而定。这当然反映以体裁为中心的内在审美机制对作者、世次鉴定的能动作用，而初、盛、中、晚四期之间的流动性亦因此而得以显现。于是,一个建立在具体分殊基础上错综变化且有内在联系的唐诗系谱相对获得完构，因所有作为“系谱”的要素，诸如探寻宗源，鉴别物性，条析羣分，并显示其间演化关系及阶段等，已大体具备。对于《唐诗品汇》精心构撰的这一体系，后人如胡震亨论曰：
高廷礼巧用杨法，别益己裁，分各体以统类，立九目以驭体，因其时以得其变，尽其变以收其详，斯则流委既复不紊，条理亦得全该，求大成于唐调，此其克集之者矣。[157]
我觉得，这是对其开展的工作及价值有非常切当的理解而作的评价，可用来作为以上分析的一个总结。
七 《唐诗正声》与馆阁宗尚
最后，我们再对高棅的另一部选本《唐诗正声》略作讨论。该着的编纂，据黄镐成化十七年（1481）重刊时所撰序，谓“编成而先生没”，知完成于高棅生命的最后阶段，而那意味着应在馆阁期间所为。[158]《正声》系在《唐诗品汇》基础上拔尤精选而成，这在黄镐序、《唐诗正声•凡例》等皆有明确交代，问题在于，其编选该着的动机，是否真的仅仅是缘于虑《唐诗品汇》之博杂或“编目浩繁”，难以得其门？我总觉得事情并非那么单纯。由前述杨士弘《唐音》在洪、永以来日益受到馆阁的关注、标举之事实，我们可以联想到，高棅由以“品汇”之题旨及体例对《唐音》的突破，重又回归《正音》专以示正的模式，其所针对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仍是影响渐盛、地位日隆的《唐音》，而有意在官方文学的范围内取而代之，《正声》亦因而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明前期的馆阁宗尚。
首先，就编纂宗旨而言，《唐诗正声•凡例》曰：“题曰《正声》者，取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矣。”[159]我以为与其在闽中完成的《唐诗品汇》相比，应该反映了价值标准的调整或重新确定。拙作《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亦曾指出：“不管这段文字是否为高棅所撰，至少此集被解读出这样一种倾向，原来《品汇》所持标尺实际偏重于‘声律纯完’一侧，……现在则似乎强调与‘得性情之正’并重。”[160]我们看万历间闽中后学董应举《唐诗风雅序》曰：“如唐诗诸选，国初惟高廷礼为称，约有《正声》，多有《品汇》。当其搜辑之始，不观姓名，即知谁作，可谓善于寻声矣。而但以声调为主，无局外之观，作者亦时病之。……吾夫子选《诗》，在可观、可兴、可羣、可怨，可翼彝教、达政学，而不拘于正变，世乃以时代论诗；夫子以‘思无邪’一言尽《诗》之义，世乃以声调格之。高其论者曰：‘删后无诗。’卑其言者曰：‘诗在初盛。’然则一种浑涵深厚和平之气，其果终绝于世矣乎？其亦不广之甚矣。”[161]所论当然是从更为彻底的政治诗学立场对高棅唐诗选本提出批评，而为黄选“用意必归于忠厚”[162]张本，毕竟无论《品汇》、《正声》，皆仍以体裁论的“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为基本立场，故针砭说，“但以声调为主，无局外之观”。而所谓“局外之观”之涵义，由其下论述可见，即在“兴、观、羣、怨”诗教内容之体现，在“思无邪”要求之体现，此即所谓“得性情之正”，亦即董氏所求“一种浑涵深厚和平之气”。不过，董氏序中于高棅二选乃笼统言之，其意本不在专以《品汇》或《正声》为论，而事实上，由《唐诗正声•凡例》所述表明，《正声》恰恰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局外之观”。或者说，比之《唐诗品汇总叙》中的一般叙述有了更为实质性的落实。关于这一点，无论万历中另一闽人邓原岳概述高棅之言曰：“诗者，声之成文者也。情感于物，发而为声。忠厚和平，可以被律吕、中金石，乃谓之正声；一切凭陵、忿詈、跳浪而不本于情，则奸之属也。”[163]以为对《唐诗正声》之鉴的信服，还是许学夷评论说：“廷礼复于《品彚》中拔其尤者，为《唐诗正声》，既无苍莽之格，亦无纎靡之调，而独得和平之体，于诸选为尤胜。”[164]皆显示了对《正声》此一倾向的解读。将该选这样一种性质与其成书时代联系起来考虑，应该有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色彩。我们再看陈敬宗所撰《唐诗正声序》，赞誉高棅选诗：“其声之舂容，有黄钟大吕之音；体之高古，有商敦周彝之制；而其淡泊也，则又有太羹玄酒之味焉。……名其集曰《唐诗正声》，宜矣哉！”又曰：“夫《三百篇》不可尚矣，今兹获睹是编之出，俾学诗者得以辩论邪正而取则焉，岂曰小补之哉！”[165]多少显示了一种代表官学身份的阐扬，表明他与高棅所处时代主流文学的关怀，即仍从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自我定位需求出发，要求在诗学领域示声律之正与性情之正相表里，盛唐之音的塑造与儒学传统的风雅之正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其次，我们来考察《唐诗正声》之选诗体例及其相对于《品汇》及《唐音》的变化。我们发现，凡论及《正声》者，大都会特别提到其与《唐音》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即是否选录李、杜之作。陈敬宗《唐诗正声序》曰：“杨仲（伯）谦所选《唐音》，出于至正之间，言志者多嘉之，独李、杜二大家皆缺焉者，不敢轻也。……前翰林典籍高公廷礼，兼而选之，其才识可谓超出者矣。”[166]彭曜撰于正统七年（1442）之《唐诗正声后序》亦表之曰：“尝取唐李、杜诸公诗，求其声律之正者，为《唐诗正声》。”[167]胡缵宗嘉靖三年（1524）撰《刻唐诗正声序》，在指出“夫伯谦所选亦精矣，而廷礼所选加严矣”，“伯谦其主于调，廷礼其主于格乎”的同时曰：“杨未选李、杜，高李、杜亦入选；杨于晚唐犹有取焉，高于晚唐纔数人数首而止，其严哉！”[168]又胡氏同年进士方鹏《论诗》曰：“《唐诗正音》，于李、杜皆不敢选，而于韩、白则间取之；《唐诗正声》，于韩、白皆无所取，而于李、杜皆选之。其不同如此，盖各有所见也。”[169]其实，《唐音》未选李、杜，原因很简单，杨士弘在《唐音•凡例》中亦已说明：“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故不及录。”“古诗及乐府及李、杜全集，类编续刊，以便学者。”[170]高棅选李、杜，亦非《正声》纔有，其《品汇》早已指摘《唐音》不录李、杜大家之不足而予以补选，那么，人们为何要如此强调为《正声》与《唐音》之别？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品汇》一选要至弘治六年（1493）又一次刊刻后纔开始产生稍广的影响。[171]而《正声》作为高棅在馆阁期间的选着，流传及影响反早于《品汇》。另有一原因，当在于与高棅以《唐音》为《正声》实际针对的目标一样，人们亦以此二选在示盛唐正音的相同模式上具可比性。当然，《唐诗正声•凡例》亦特地对其选李、杜二大家作了辩说。李、杜诗自宗唐复古运动开展以来即被视为风标，至明代，如前引程敏政举杜诗为正宗，其次则《唐音》；徐阶《示乙丑庶吉士规条》在《文章正宗》、《唐音》这样的诗文选本之外，再加上李、杜诗，其实皆已显露出《唐音》这一现成经典选本中李、杜诗缺席的重大缺陷与不便，而高棅的唐诗选本恰恰在这一点上予以了补足。作为重在示盛唐正音的《正声》，在这方面更会引起人们格外的关注，故成为其同样获得“馆阁宗之”的地位甚或取代《唐音》的一个重要缘由。而无论从高棅自我意识，或是后人接受的角度，应该说，还是与馆阁宗尚的需求相关。
与《品汇》相比较，《正声》在体例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取消“九品”之目（仅五古、七古目录残存“大家”“名家”目），而回到了《唐音》之《正音》在分体从类后按世次排列的格局。这很自然，当题旨发生改变，原本“因目别其上下、始终、正变”的过程展示——即以变示正的工作重心，便又转向直接呈现以盛唐为价值基准的唐诗正体，其作为学诗模板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不过，这一删除“编目浩繁”的选萃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亦令体裁论与世变论之间的关系得以更集中聚合，并有利于兼容“声律纯完”与“性情之正”之双重标准，其中确反映了他在诗学理论上的修正。据《唐诗正声•凡例》所述：
以《正声》采取者，详乎盛唐也，次初唐、中唐；元和以还，间得一二声律近似者，亦随类收录。若曰以声韵取诗，非以时代高下而弃之，此选之本意也。[172]
鉴于《正声》的编选宗旨，盛唐诗自然成为入选的主体，研究者的统计亦证实，不仅所选该时段的诗歌数量占全本入选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七种诗体的盛唐诗比重都较《品汇》有所上升；初唐诗与中唐诗，总体上较之《品汇》比重则皆下降（而中唐诗比重的下降殊为不易）；晚唐诗更甚，古体不选，近体中惟五、七绝稍众，然仍可以说“纔数人数首而止”。[173]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正声》所取的标准，事实上更鲜明展示一种时代标高，当然，体裁实际成熟发展的情况还是能够兼顾。如果说，其相对于《品汇》，因题旨已改变，体例已改变，选诗标准自当不同；那么，与宗旨、体例相类的《唐音》之《正音》比，其七种诗体中，有五古、七律、五排、七绝四体的盛唐诗入选数高于《正音》，而中唐诗除五排外入选数皆低于《正音》，初唐诗二选所录家数几乎全不相同，然总数上《正声》仍低于《正音》，晚唐诗就可比的七言律、绝二体言，亦是《正声》皆低于《正音》。以上虽说亦只能比较个大概，但应该能作为上述结论的参证。
胡应麟议论《正声》的取舍标准说：
《正声》于初唐不取王、杨四子，于盛唐特取李、杜二公，于中唐不取韩、柳、元、白，于晚唐不取用晦、义山，非凌驾千古胆、超越千古识不能。[174]
其中于《正声》何以不取四杰，表达了对廷礼鉴裁之妙的领会：“盖王、杨近体，未脱梁、陈；卢、骆长歌，有伤大雅。律之正始，俱未当行。惟照邻、宾王二排律合作，则《正声》亟收之。”（其实《正声》五绝又录王勃五首、杨炯一首、骆宾王二首）由此亦可见，胡氏以为高棅《正声》的选诗标准，即体现“取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的宗旨，王、杨近体未纯，不仅因为杨士弘所说的“律调初变”，而且因为未脱梁、陈绮靡之风；至于卢照邻《长安古意》（《唐音》、《品汇》皆入选）、《行路难》，骆宾王《行路难》（《唐音》、《品汇》皆入选）、《帝京篇》、《畴昔篇》之类，铺陈丽辞又纵乐悲慨，皆非其所谓“得性情之正者”（《正声》于初唐七古竟无一篇入选）。至于中、晚去取之严，当亦可由此推测，据上举《凡例》，元和以还，成为一道鲜明的分界线，那正是高棅在《品汇》中划定的开启晚唐变格的年代，故即便是韩、元、白（《正声》于柳实有入选，于元亦录五、七绝各一首）或许浑、李商隐（《正声》于二人仅录五绝各一首，亦录李五排一首）这样的原被承认“卓然成家”者，毕竟已非正格。士弘《正音》即不录韩、元、白，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对士弘将许、李律诗载诸《正音》亦早已提出批评。闽中后学陈全之又尝记于《正声》去取之不满曰：“前人选唐诗，以钟离、洞宾二绝句为难得，恨不多见。今之《唐诗正声》并削去，盖以为异端之言也，不取。”[175]或许这样的指责于高棅属过苛，但我们至少亦得以窥见陈氏心目中《正声》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将“格”理解为包括外在字音与内在诗意（即作者的趣旨）之组合方式，而将“调”仅仅理解为音调，[176]那么，无论是胡缵宗所说的“伯谦其主于调，廷礼其主于格乎”，何良俊所说的 “近世选唐诗者，独高棅《唐诗正声》颇重风骨，其格最正”，[177]都显示了《正声》实更强调兼重声律之正与性情之正。
注释：
[1] 《王先生言远诗序》，《曝书亭集》卷三八，四部丛刊缩印本，358册，页318上。
[2]刘埙《刘玉渊评论》，《隐居通议》卷一〇，清海山仙馆丛书本，叶12A。
[3] 《东野农歌集》卷四，并参卷首杨万里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78册，页699上—下。
[4] 《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页322。
[5]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页27。
[6] 笔者在《元明之际宗唐诗风传播的一个侧面》一文中，曾揭示将赵孟俯、袁桷、杨载、仇远、任士林、杜本等人扭结在一起的杭州宗阳宫文艺圈，在形成并传播宗唐诗风上的重要作用，载《中华文史论丛》总82辑，2007年，页281—305。
[7]《吴文正公集》卷一五，《元人文集珍本丛刊》（3），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页288下—289上。
[8]《圭斋文集》卷七，四部丛刊缩印本，306册，页49上—下。
[9]《安雅堂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13册，页2下—3下。
[10] 《李仲渊诗槀序》，《道园学古録》卷六，四部丛刊缩印本，300册，页71下。
[11] 《傅与砺诗集序》，《傅与砺诗集》卷首，嘉业堂丛书本，叶3A。
[12]《杨仲弘诗集序》，《翰林杨仲弘诗集》卷首，四部丛刊缩印本，302册，页3上。
[13]《皇元风雅序》，《九灵山房集》卷二九，四部丛刊缩印本，310册，页206下—207上。
[14]《谈诗五首》之四，《逊志斋集》卷二四，四部丛刊缩印本，325册，页577上。
[15] 《古诗选唐序》，《苏平仲文集》卷四，四部丛刊缩印本，320册，页55下—56上。
[16] 《双崖文集》卷二，清光绪四年山前崇恩堂刻本，叶34B。
[17] 载《国风》第3卷第8期，1933年10月。
[18] 《沧浪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79册，页27。
[19] 《唐音》卷首，元至正四年刻本配补明刻本，叶7B。
[20] 王偁《唐诗品汇序》，《唐诗品汇》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页4上。
[21] 《唐诗品汇总叙》，《唐诗品汇》卷首，页10上—下。
[22]同上书，页8下，10上。
[23]《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201。
[24] 《跋唐诗品彚》，《思玄集》卷一0，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叶7B—8B。
[25] 《唐音癸籖》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327。
[26] 《诗源辩体》卷三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页364。
[27] 参详《〈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8] 见《滋溪文稿》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209-212。
[29] 虞集《书隐堂记》，《道园学古录》卷九，页102上—103下。
[30] 张以宁《黄子肃诗集序》，《翠屏集》卷三，钞明成化刻本，叶8B。
[31] 《滋溪文稿》卷一三，页211。
[32]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九《陈旸谷先生士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60册，页483上。
[33] 黄仲昭编纂《八闽通志》卷三五《秩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742。
[34]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九，页483上—下。
[35] 《两淛作者序》，《东维子文集》卷七，四部丛刊缩印本，312册，页48下。
[36] 《翠屏集》卷三，叶8A—B。
[37] 明史潜刊《新编名贤诗法》中题作《黄子肃答王著作进之论诗法》，朝鲜尹春年刊《木天禁语》中题作《论诗法答王著作进之》。王著作，即王克修，字进之，高唐人。至顺元年（1330）为秘书监校书郎，至元元年（1335）升著作佐郎。参张健《〈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及《元代诗法校考》黄清老撰《诗法》卷首按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页335—336。
[38] 嘉靖刊本《西江诗法》卷首，张健《元代诗法校考》附录三，页458。
[39] 此篇作者亦确存在由杨载论诗文字被整合到卷首作为序，再被认为全篇乃杨氏作的疑点，参张健《元代诗法校考》旧题杨载撰《诗法家数》卷首按语，页8—12。
[40] 钱谦益辑《列朝诗集》乙集卷八，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刊本，叶25B—26A。
[41] 参见户仓英美《元代诗法丛书在日本——以介绍大山洁的研究成果为主》，在2006年8月山西陵川“郝经与元代文化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42] 参见张健《从怀悦编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及篡改》一文，《元代诗法校考》，页514—528。
[43] 《苍雪先生诗禅序》，《弇州山人续稿》卷四0，《明人文集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1辑22种5册，页2199。
[44] 《严羽和“影响的焦虑”——一次古代和现代的比较 》二“谱系学和等级制”，http://yjrg.net/HTBIG5/bbsanc?path=/groups/GROUP_3/GuoXue/M1052841892/M1056786810&item=/M.1059883362.A
[45]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一，《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四部丛刊缩印本，285册，页121下。
[46] 《九灵山房集》卷二九，页206下。
[47] 《翠屏集》卷三，叶7B。
[48] 《唐音名氏并序》，《唐音》卷首，叶6B—7A。
[49] 《江西通志》卷五一《选举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14册，页663上。
[50] 《稼村类稿》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93册，页37上，43。
[51] 《吴文正公集》卷三八，页486上。
[52] 程巨夫《严元德诗序》曰：“自刘会孟尽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诗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雪楼集》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02册，页204下。刘辰翁自己曾明确批评时风：“趋晚唐者乏气骨，附江西者少意思。”《宋贞士罗沧洲先生诗序》，载《全元文》（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572。
[53] 《銮坡后集》卷三，《宋学士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缩印本，314册，页117下。
[54] 《刘仲修先生诗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326册，页43上。陈田《明诗纪事》甲籖卷一二“周浈”引以上二条后按曰：“据此五人中，惟万石为豫产，其余皆侨寓于豫章者也。《列朝诗集》、《明诗综》、《金陵琐事》称浈为江宁人，《明史》、《江西诗征》称浈为鄱阳人，一据其本籍，一据其流寓耳。”《续修四库全书》，1710册，页351下。
[55] 《东里文集续编》卷一九，明天顺间刻本，叶8A。
[56] 《东里文集》卷二二，明嘉靖间刻本，叶16A。
[57] 《泊庵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37册，页347下—348上。
[58] 刘松纂修《临江府志》卷一二，明隆庆刻本，叶26B。
[59] 《石门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2册，页631下。
[60] 《秘阁元龟政要》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影印，1997年，史部（13），页384上。
[61] 《江西通志》卷八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16册，页53下。按：李正叔，当为“李叔正”之误，同书卷六八其传曰：“李叔正，字克正，初名宗颐，靖安人。”515册，页354下。
[62] 《夷白斋稿》卷一四，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10册，叶1B。
[63] 査继佐《罪惟录》，四部丛刊三编本，16册，叶2A。
[64] 焦竑《献征录》卷三五，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页1421上。[65]
[65] 以上皆引自刘炳《春雨轩集》四，《鄱阳五家集》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76册，分见页480上，485下，480上，483上。
[66] 秦镛纂修《清江县志》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12），页307下。
[67] 全子仁，名全普庵撒里，子仁乃其字。见《元史》卷一九五《忠义传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页4413。又《录鬼簿续编》载：“全子仁，名普庵撒里，高昌家秃兀儿氏，元赣州路监郡。资性聪敏，风流潇洒，时人莫能及也。其居官声名赫然。”《续修四库全书》，1759册，页167下。
[68]《东里文集》卷二二，叶16A。
[69]《石初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18册，页489上。
[70]《麟原文集》后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0册，页483上。
[71]《樗隐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1册，页137下。
[72]《麟原文集》前集卷四，页388下。
[73]《槎翁诗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7册，页255上。
[74]《伊滨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08册，页480上。
[75] 《麟原文集》后集卷三，页483上。
[76] 《槎翁诗集》卷三，页297上。
[77] 程敏政《皇明文衡》卷五五，四部丛刊缩印本，429册，页458上—459上。
[78] 《道园遗稿》卷三，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叶41A。
[79] 张健《元代诗法校考》，页238。
[80] 《傅与砺诗集》卷首，叶1A。
[81] 《傅与砺文集》卷四，叶10A。此处特以《骚》置于《雅》前，是因为该集为庐陵邓彧之在岳阳采诗所得，作者为临湘邓舜裳。如其《书程子亷诸人诗后》则曰：“自《国风》不作，而古诗之道熄矣。五言诗莫尚乎汉魏，学之者鲜至焉。”同书卷七，叶3A。
[82] 《谰言长语》卷上，宝颜堂秘籍本，叶1A。
[83] 《海桑集》卷一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32册，页706上—下。
[84] 《道园类稿》卷一七，《元人文集珍本丛刊》（5），页480下，481上。
[85] 《西隐文稿》卷六，《明人文集丛刊》，1辑2种，页304。
[86] 《批点唐音》卷首，明嘉靖二十年洛阳温彦刻本，叶1B。
[87] 《唐音》卷首，叶７B。
[88] 同上书，《唐诗正音》“本卷篇首”，叶1A—B。
[89] 《道园类稿》卷一七，页481上。
[90]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页11。
[91] 《唐诗鼓吹》实皆唐人七言律，虽尚高华之制，仍以多选中晚唐诸家、未录李杜一首而遭后人诟病，如李东阳曰：“若《鼓吹》则多以晚唐卑陋者为入格，吾无取焉耳矣。”《麓堂诗话》，清知不足斋丛书本，叶11A。孙绪则对“许浑入选最多”不满，又质疑说：“柳子厚《登柳州城楼》诗，置之篇首，此诗果足以压卷欤？”《沙溪集》卷一二《无用闲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64册，页602下。
[92] 以上见《唐音名氏并序》，《唐音》卷首，叶6A—B。
[93] 《唐音癸籖》卷三一，页326。
[94] 《书唐音后》，《嵩渚文集》卷七一，明嘉靖刻本，叶2B。
[95]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页143。
[96] 如上引《唐诗鼓吹》，七言律以“许浑入选最多”；刘埙《律选》曰：“律诗始于唐，盛于唐，然合一代数十家，而选其精纯髙渺、首尾无瑕者，殆不满百首，何其难也！刘长卿、杜牧、许浑、刘沧，实为巨擘，极工而全美者，亦自有数。”《隐居通议》卷八，叶1A。而袁桷《书郑潜庵李商隠诗选》曰：“李商隠诗，号为中唐警丽之作，其源出于杜拾遗。晚自以不及，故别为一体，玩其句律，未尝不规规然近之也。”《清容居士集》卷四八，四部丛刊缩印本，297册，页680下。故杨士弘在《唐诗正音》相关叙目中云，许、李七律“对偶精密，有可法者”，卷四“目录”，叶2A；杜（牧）、李七绝“精思温丽，有可法者”，卷六“目录”，叶2Ａ。
[97] 《唐音癸籖》卷三一，页326。
[98] 《唐音名氏并序》，《唐音》卷首，叶5B—6A。
[99] 同上书，《始音叙目》，叶9A。
[100] 以上分见《唐音遗响》卷一“目录”，叶1Ｂ—2A；卷二“目录”，叶1A—2A；卷三“目录”，叶1A—3A。
[101] 参见杨士奇《录杨伯谦乐府》，《东里文集续编》卷一九，叶8Ａ。
[102] 陈国球亦已察觉并指出这一特点，参见《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页178—200。
[103] 《书唐音后》，《嵩渚文集》卷七一，叶2Ｂ。
[104] 《水东日记》卷二六，清康熙刻本，叶5Ａ。
[105] 《俨山文集》卷三八，明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年陆楫刻本，叶8Ｂ。
[106] 《西隐文稿》卷六，页304。
[107] 《张梅间诗序》，《石初集》卷六，页504上，下。
[108] 《山中读<唐音>怀先友伯谦》，《王征士诗》卷六，宛委别藏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107册，页63。
[109] 《跋唐诗后》，《泊庵集》卷一六，页423上。
[110]《唐音》，《东里文集续编》卷一九，叶6A。
[111]《麓堂诗话》，叶11A。
[112]《志云先生集序》，《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二二，明正德二年何歆刻本，叶15A。
[113]《世经堂集》卷二0，明万历间徐氏刻本，叶38A。
[114] 李时勉《故礼部右侍郎吾公神道碑》，《谥忠文古廉文集》卷一0，明成化十年李颙刻本，叶2B。
[115] 陈循《张御史和唐诗引》，《芳洲文集续编》卷五，《续修四库全书》，1328册，页75上。
[116] 杨守陈《南京右佥都御史张公行状》，《杨文懿公文集》卷七，四明丛书本，叶13B。
[117] 徐伯龄《蟫精隽》卷一六《陈太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67册，页187下。
[118] 童轩《和杜诗序》，《明文海》卷二六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页2732上。
[119] 吕柟《杨公配潘氏墓志铭》，《泾野先生文集》卷二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61），页341下。
[120]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四《高隐》，《续修四库全书》，543册，页537下。[121] 杨廉《李君好古墓志铭》，《杨文恪公文集》卷五三，《续修四库全书》，1333册，页162上—下。
[122] 《题张御史和唐诗后》，《杨文敏公集》卷一五，明正德十年建安杨氏刻本，叶25B。
[12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唐诗品汇》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5年，页1713中。
[124]《漫士高先生墓铭》，《蔀斋集》卷六，明万历间活字本，叶8A。
[125] 载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四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163—171。
[126] 《送黄玄之京》，《鸣盛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31册，页14下。
[127] 《鸣盛集》卷首，页3上。
[128] 见何乔远《闽书》卷八0《林鸿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424。吴海，字朝宗，闽县人。元季以学行称，入明不仕。与王翰善，教养其子偁。史称为文严整典雅，一归诸理。有《闻过斋集》八卷。见《明史•隐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7627。据徐宗起建文三年（1401）春正月所撰《闻过斋集序》，谓“先生没，迨今逾十一年”，知其当卒洪武二十三年（1390）前后。见吴海《闻过斋集》卷首，嘉业堂丛书本，叶1B。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该序（撰者作“徐起”，误，徐氏名兴祖，字宗起，参见苏伯衡为其父所撰《逸叟处士徐君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十三，四部丛刊缩印本，320册，页161下）作“先生没，迨今逾十五年”（1217册，页150上），则吴海卒于洪武十九年（1386）前后，未知孰是，待考。陈谅，当即陈亮，字景明，长乐人。故元儒生，明初累诏不出，结草屋沧洲中，与三山耆彦为九老会，有《沧洲储玉斋集》。见《献征录》卷一一五，页5050上；《明史•文苑传》，页7337。《闽中十子诗集•陈征君诗》卷四后引《竹窗杂录》云：“景明生于元泰定间，至永乐中年已八十矣。”清刻本，叶4A。
[129]《闻过斋集》卷首，叶1B。
[130] 见《闻过斋集》卷五《故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林公行状》、《元故翰林直学士林公墓志铭》叶2A—6B，13B—15A。
[131] 《闻过斋集》卷二，叶4B。
[132] 《元诗选》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282—286。
[133] 《唐诗品汇》卷首，页14上。
[13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671。
[135] 《唐诗品汇》卷首，页4下。
[136] 《白云樵唱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31册，页84下。
[137]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六引，叶254A—B。
[138] 《龙津联句序》，周玄《宜秋集》“七言律”，清钞本。
[139] 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页63—76。
[140] 《京氏易传》，四部丛刊缩印本，11册，页15上—下。
[141] 叶采《近思录集解》卷一，元刻明修本，叶1A。
[142] 《答王参政仪伯问》，《吴文正公集》卷二，页92上。
[143] 《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页48下。
[144] 《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28中。又，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汇，类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册，页132下。
[145] 《史通通释》卷七《品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185。
[146] 《唐诗品汇》卷首，页14上。
[147] 《唐诗品汇总叙》，同上书，页10上。
[148] 王偁《唐诗品汇序》，同上书，页4上。
[149] 《唐诗品汇总叙》，同上书，页10上，下。
[150] 《历代名公叙论》，同上书，页11上。
[151]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页252。
[152] 《唐诗品汇》卷首，页8下—9上。
[153] 以上又分别参见《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页46下，47下，50下，51上，52上；七言古诗叙目，页269上，下；七言绝句叙目，页430上；五言律诗叙目，页508下；七言律诗叙目，页707上。
[154] 张健引《诗家模范》已明确提出四唐说，认为高棅或许受到元代诗法的影响，见《元代诗法校考》“前言”，页4；陈国球举王行洪武三年（1370）撰《唐律诗选序》中述唐律四变，说明其与高棅有相通之处。《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页198。
[155] 《唐诗品汇》卷首《凡例》，页14上—下。
[156] 《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页47上。
[157] 《唐音癸籖》卷三一，页326。
[158] 参详拙作《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中的相关论证，《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页74。
[159] 《唐诗正声》卷首，明嘉靖二十四年何成重刻本，叶3A—B。
[160] 《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页74。
[161] 《全唐风雅》卷首，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叶2B—5A。
[162] 黄克缵《刻全唐风雅序》，《全唐风雅》卷首，叶4A。
[163] 《闽诗正声序》，《西楼全集》卷一二，明崇祯元年邓庆寀刻本，叶3A。
[164] 《诗源辩体》卷三六， 页364。
[165] 《淡然先生文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9），页350上。
[166] 同上书，页349下。
[167] 《唐诗正声》卷末，明正统七年刻本，叶1A。
[168] 《唐诗正声》卷首，明嘉靖二十四年何成重刻本，叶1A—B。
[169] 方鹏《矫亭存稿》卷一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61），页630上。参见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指导教授：陈广宏），页151。
[170] 《唐音》卷首，叶7B—8A。
[171] 参见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的相关论证， 页152。
[172] 《唐诗正声》卷首，叶3B—4A。
[173] 参看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页205—207；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页153—154相关列表与说明。
[174] 《诗薮》“外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191。
[175] 《蓬窗日録》卷七《诗谈一》，《续修四库全书》，1125册，页202上。
[176] 参见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的解释，许总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页108。
[177] 《四友斋丛说》卷二四《诗一》，《续修四库全书》，1125册，页690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