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哪里去寻找唐诗的源头呢？唐代诗歌当然是由过去时代的诗歌创作发展而来的，把握唐诗的本性，不能撇开文学继承关系的辨析。但是，光从承传关系这一点上，是不能圆满解答唐诗何以能成为唐诗的问题的。因为唐诗要确立自己的质，必定要从历史传统中走出来，也就是说，它虽然把传统作为自我创造的凭借，却又需要有所扬弃，有所择取，有所改造，有所发展，否则就不会产生自具面目的唐诗。而这种扬弃、择取、改造、发展的动因，并不单纯取决于传统本身，倒是植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土壤中。正是特定的时代生活，养成人们独特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从而作用于诗人的诗歌创作，并制约着他对文学传统的选择与加工、承传与变异。所以说，探求唐诗之“源”，还得从时代生活溯起，立足于唐代的社会。
说起唐代社会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已有过多方面的论述。如认为唐代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合适的物质环境；政治上的相对开明和文化政策上的兼收并蓄，有利于人们思想的活跃；“诗赋取士”制度的推行和统治者的提倡，促进了诗歌技巧的讲求；中外各民族的交往，沟通了异域的艺术风貌，等等。这些论述都是有意义的，对我们认识唐诗的成因有帮助。但是，种种说法听下来，又多少给人以不满足的感觉，那就是往往把社会影响归结为一个个单项因子的迭加，停留于分门别类地来探究它们各自与唐诗的关联（这当然也是需要的），而不是将整个唐代社会当作一个统一体，进而从社会生活与诗歌创作，亦即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上，有层次地来推导、剖析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与转化。这样的工作还有待于共同探索。
从整体上看唐代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它和之前或之后的中国社会相比较，又具有哪样一些特点？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所取视角的差异，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来。比如说，唐代是大一统专制王朝，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是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时期……诸如此类，都说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不过我以为，就历史的基本线索而言，或者说得更明确些，就唐代社会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处的地位来看，似乎可以认定，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是古代封建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局部性蜕变（部分质变）的时期。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划了唐代社会和其他历史阶段。
社会的变革总是以经济、政治及与之相适应的阶级关系的变动为依据的。唐代社会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又体现在哪些主要方面呢？
首先是劳动者身份和地位的改变。我国古代自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以后，农民和工匠就代替奴隶成了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奴隶劳动仍然在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且不说秦汉的官府和私家都役使着大量奴婢从事生产性劳动，直到南北朝时，社会上还流行着“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之类话语（见《宋书·沈庆之传》）。北魏和北齐两次颁布均田令，明定奴婢可以计口授田，正反映出奴隶劳动用于农业生产的普遍性。与此相关联，农民和工匠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是很严重的。无论是两汉的徒附，魏晋以后的佃客、荫户、部曲，以至隶属于官府的军户、营户、工匠等，都有强固的人身束缚，世世代代不得解脱。这样的劳动者身上，其实还带有浓重的奴隶色彩。进入唐代，情况起了变化。奴婢制度虽仍然存在，而多用于家内服役，较少投入社会生产。唐初均田令规定奴婢不授田，就是奴隶劳动基本上被排除于农业领域的证明。在这同时，农民和工匠所受的超经济控制也有所松弛。农村里契约式的租佃关系的广泛流行，由租庸调向两税法的转折过渡，官工场里私雇与纳资代役逐渐取代长役无蕃，都表明劳动者的身份起了微妙的演变。他们尽管仍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但已不再是毫无独立人格可言的附属品，强制性的劳役也已减轻。这一变化自然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它构成了大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重要契机，也是古代封建社会形态趋于成熟的显要标志。当然，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更不稳定，并由此引发了宋以后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矛盾。
唐代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也显现在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结构的重组合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地主阶级大致上是按“士”、“庶”的分野，划为两大集团的。士族（或者叫世族），是指那些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的地主家族，他们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的特权，竭力排斥和压抑其他阶层人士。庶族（亦称寒门），则指“高门大姓”以外的地主分子，在门阀制度摧抑下，他们进身不易，宦途多舛，发展很不顺利。南北朝以后，豪门世族日趋腐朽，根本丧失了统治的能力，却依然顽固地把持政权，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一些君主试图用“寒人”掌机要来加以裁抑，而难以撼动其根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功绩，在于给予腐朽的门阀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唐代确立科举取士制度，为广大庶族分子进入仕途打开了大门。《氏族志》的修订，也体现了唐王朝贬抑旧士族的用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庶族地主开始崛起于政坛，他们成了唐代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而失去特权的旧士族，则逐渐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坚守固有的门第观念，力图通过修牒谱、论族望、讲礼法、联婚姻等手段来保持声望不坠，但终不免于日就沦替。另一些人却转向新的生活道路，参加进士科举以重新获取政治地位，士、庶于是渐趋合流。在这过程之中，新兴的庶族地主则又发生了裂变，少数人上升为新的豪门显贵（如武后、中宗朝的武、韦集团，玄宗朝的李林甫、杨国忠集团），回过头来打击和排挤其他寒素人士。他们之间的对立，便演化为宋以后官僚大地主（官户、形势户）与中小地主（非形势户）的分界。由此看来，唐代社会正处在我国封建等级结构的转型时期，这一特点不能不深刻影响于社会文化心态。
社会变革的趋势，还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形成上。商品生产和商业流通，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久远的传统。但唐以前，经营工商业的，多为贵族官僚和地方豪强，民间小商品生产势力相当微弱。唐王朝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劳动者人身依附的减轻，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成长。唐代不仅兴起了一批商业都市，还出现了初具规模的行会组织。长安城里就有东西二市，东市“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宋敏求《长安志·东市》），西市更形繁华，可见民间工商业的兴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唐王朝的富强，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对于封建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说，商品交往频繁，必然要起某种腐蚀的作用。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的加剧，破产农民大量流入城市，造成农村经济的凋敝和都市的畸形繁荣，跟商品经济的活跃是分不开的。商品生产刺激了社会的物质需求，豪富人家侈靡成风，也会给封建礼教带来一定的冲击。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成长，唐代社会里还初步形成了一个市民阶级，他们处身在官僚政府的直接控制下，而又跟封建统治者有着矛盾与冲突，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心理习惯、艺术爱好，也不免波及于全社会，濡染于士夫文人的精神面貌。
唐代社会和阶级关系的变革，当然不限于上述几个方面，但这些方面是带有根本性的，其他如行政、司法、赋税、兵役、科举、学校等制度的调整改革，都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总起来看，这一变革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使得唐以前封建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特别是由于前封建制残余严重存在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基本上得以排除，因而促成了封建制度的自我更新与全面成熟。而处在这一更新、转折过程中的唐王朝，旧的秩序打破了，新的秩序正在发展、建构之中，尚未达到凝固、定型的阶段，整个社会生活于是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势，给人以蓬勃而富于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涛，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唐代各门艺术包括诗歌在内，能够到达繁荣兴盛的高峰，这才是最主要之点。
这样是否足以说明唐代社会变革与诗歌创作的基本联系呢？还不尽然。社会变革确是以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动为依据的，但变革的内涵并不限于此。社会变革应该是整个社会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变革，经济、政治关系外，还包含了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思维结构、各种文化形态和精神产品，以至整个人化了的自然环境在内。这一切都构成了特定社会中的人的生活内容，从各方面影响并制约着人自身的存在及其创造意识。忽略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单纯从经济、政治现象来推论精神文化，很容易犯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在上举诸因子中，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包括人的行为、活动、习俗、风尚），尤其是沟通经济、政治关系与社会文化心态的重要渠道。人总是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的，他的思想、情趣、习惯、爱好，换言之，整个心灵世界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生活方式的渗透与撞击，比之经济、政治关系的作用，一般要直接得多，也广泛得多。而另一方面，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又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除了承袭前一时代的传统外，更主要的要受当时代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动向的制约，在总的趋向上打上时代经济、政治关系的烙印。这样一来，生活方式就成了经济、政治转向精神文化领域的天然媒介，只有具体展示了这一特殊的层面，才能确切地把握住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这本小书，没有可能就唐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容加以充分的概括。这里打算把论题收缩一下，光从对诗歌创作有直接影响的唐代文人生活的若干特征着眼，作一点简要的叙述。在进行这件工作之前，还需先看一看唐代文人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历史环境与生活实践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这是谈论文人生活的大前提。
大家知道，现存《全唐诗》载录了二千二百多位有姓名可考的诗人，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自帝王后妃、达官显宦，下至农夫工匠、渔樵胥吏、婢妾歌妓、和尚道士，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预。但从大多数情况来说，唐诗作者的身份还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当时社会中的“寒士”。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寒士”，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寒士”在唐以前专指寒门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受门阀制度的限制，往往被排挤在政权机构以外或从属于某个权力集团，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他们构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结构的下层。入唐以后，门阀制度解体了，庶族地主作为新兴力量登上仕途，其中一部分人迅速转化为新贵集团，成为统治阶级的上层，也就脱离了原来的寒士成分；剩下那部分长期蹭蹬失意或仅仅浮沉于宦海的知识分子，才仍然算得上寒士。另一方面，出身于旧世族的一批文人，不再坚持旧有的门第观念，转入新的生活轨道，他们也可能获得寒士意识，成为唐代寒士集团的组成部分。因此，“寒士”在唐代是一个比较宽泛而流动的范畴，它大致上指地主阶级里面居于中下层的文士，却可以包容不同门第和出身的人。
唐代文学以寒士为主体，这跟两晋南北朝时期显有区别。西晋开始，门阀士族确立了统治地位，同时也垄断了文化。太康文坛上的著名文士“三张”、“二陆”、“两潘”等，都出身于旧家世族。东晋以后的颜、谢以至梁陈间的徐、庾诸人，也都属于高门大姓。这个时期庶族文人中成就突出的，只有左思、陶渊明、鲍照寥寥数人，且在当时受到冷落。相比之下，唐代文坛的情况，恰恰翻了个儿。宫廷贵族文学固然有一定数量，而比重和影响都已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代之而兴的，是寒士的歌唱。如被称作唐诗“始音”的初唐四杰，就是一群“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的诗人，由他们揭开了批判和改造宫廷诗风的帷幕。稍后的陈子昂在政治和文学主张上更为激进，也正因此遭到当权的武氏集团的忌恨，终至冤死狱中。盛唐名家里，李白自称“陇西布衣”（《与韩荆州书》）；孟浩然终身未仕；高适长时期落拓江湖，四十六岁始中科举；岑参自幼家道沦落，壮盛以后遍历边陲以求取微官；杜甫算是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而本人求仕长安时，仍是过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更不用说中年以后的颠沛流离了。下而及于元和诗坛，孟郊以贫寒著称，张籍、王建止于卑职，贾岛做过和尚，李贺一生未曾应举，刘禹锡、柳宗元因参加王伾、王叔文革新集团而遭贬逐、废置，只有白居易、韩愈等少数人晚年稍见显达，而亦都经历过一长段寒士的生涯。这些作家之间有着基本相近的生活道路和习性、趣尚，跟潘、陆、颜、谢之类士族文人大相径庭。
还要看到，唐代寒士尽管上承六朝寒士，而面对的历史现实和所处的社会地位并不相等。置身于上升、变革的时代，唐代寒士不能不感受到那种全民族社会生活腾跳激荡的律动，这种感受更由于他们自身地位的变化而得到加强。一般说来，寒士在唐代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低下的，不少人困顿于场屋，沉沦于卑位，甚至辛苦辗转，潦倒终身。但门阀制的枷锁毕竟打碎了，通过科举等途径入仕从政成了现实的目标，也确有人由此跻身庙堂，提出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可见寒士在唐代虽仍遭受压抑，却不再是毫无政治独立性与主动性可言的附庸，他们构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能动的力量。寒士文学能够取代贵族文学的主导地位，这应该是关键性的条件。
现在可以进而探讨以寒士为主体的唐代文人生活方式了。我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最值得重视。
一是漫游。唐代文人一生中，大多有一段漫游的经历，通常是在入仕之前。大诗人李白自述从小就有“桑弧蓬矢，射乎四方”的志向，年轻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这还是在他刚满三十岁的时候（见《上安州裴长史书》）。杜甫晚年回忆中也说到自己往昔的壮游，在寓居京城求仕之前，曾东下姑苏，南渡浙江，放荡齐赵之间，足足度过了八九年快意的时光（见《壮游》诗）。他们的这种生活经历，在唐代文人中是具有典型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风尚呢？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富庶，是必要的保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忆昔二首》之二）诗人的形容不免铺张，而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漫游之风兴不起来，则是可以断言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因为其他朝代也有太平盛世，却不一定产生出这样的风尚。漫游特盛于唐代，是和新形势下文人的仕途出路有联系的。
前已述及，唐代文人的入仕，不同于汉魏以来的乡举里选制度。那时候，人才由乡里推荐，且多安排在本乡本土任职（如担任县令或州郡佐僚），所以乡里的豪右强宗得以操纵选举，而一般士人也容易安土重迁。唐王朝的建立，打破了世族把持政权的局面，入仕的途径主要通过科举、征辟或参加幕府，这都需要离乡背井，出门远游。加上唐代的科举不像宋以后采取试卷糊名的办法，应试者要能入选，不光卷子须做好，还要事先为自己制造声誉，让姓名传入考官耳中才行。于是长年累月地过州历府，结交天下豪俊，谒请达官贵人、宿老名流给予吹嘘，更成了必不可少的过门。这种做法固然助长了社会上请托、虚夸的风气，而亦推动一般士子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步入大千世界，四海为家地从事遨游。正是在这一点上，唐人形成了自己最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不仅不同于六朝，跟宋以后文人只需埋头读书，走“书斋—考场—官场”三点一线的人生途程，亦有差异。
漫游既然是唐代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自必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留下鲜明的痕迹。从总体上看，唐代寒士诗歌发兴多端，视野广阔，表现真切，寄慨深沉，驾轶前朝而雄视后代，同文人长期漫游在外，富于生活实感分不开。我们不妨拿它来和以前的世族文学比较一下。六朝世族文人的生活圈子是相当狭隘的，台阁（包括宫廷、邸宅）与山林便是他们的全部世界。前者是他们纵乐的场所，后者是他们休憩的地点，两种生活都缺乏激荡人心的深刻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笔下的仕宦生涯多限于宴饮声色，山水景物也显得感情淡漠的缘故。唐代文人就大不一样。“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杜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台阁是他们政治生命之所寄，可咏的东西多得很，决不限于奉和应制、宴饮酬唱而已，这一点下面再谈。至于山水景物，则是他们漫游生活中的侣伴。长年孤身漂泊，对社会人生的种种观感，自身经历中的悲欢离合、乡情旅思，无所排遣，自然而然地宣泄于风花雪月、草木虫鸟上面。我们看唐人的写景诗，无论是气象峥嵘还是意境悠远，多渗透着诗人浓烈的主观情趣，较之六朝文人“照相式”地模山范水，风味各别。
台阁、山林而外，唐人还开辟了新的艺术天地，那就是边塞与都市。边塞诗的写作本不始于唐代，但过去流传篇什甚少，内容也比较单一。唐代边塞歌咏的崛起，构成了引人注目的现象，不仅有一批专精此道的作家和众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生动。举凡战争的酷烈、将士的英勇、统帅的骄奢、戍卒的苦痛，以及边地的民俗、异域的歌舞、塞野的风光、神奇的传说，一概阑入篇翰，形成瑰丽而新奇的诗的国土，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堪称独步。探究它的成因，当和唐代边塞战争的频繁有关，而文人不辞跋涉，远历边陲，乃至投笔从戎，报效边镇幕府，企求由军功以博取仕宦，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边塞作为唐人漫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诗篇，这是其他王朝所不曾有过的，也是那些时代的文士靠模拟乐府来写“从军”、“出塞”的题旨所不可比拟的，于此可以解答唐代边塞诗的独盛。同样道理，唐代兴起的都市生活，也随着诗人漫游的足迹而摄入作家眼底。如果说，唐太宗《帝京篇》写长安，还带有浓重的宫廷气息，那么，到骆宾王同题诗作和卢照邻《长安古意》中，都市生活就以它斑驳陆离的图景和喧嚣腾跃的节奏呈现在读者面前。从此之后，一个新的诗歌传统诞生了。它写贵戚，写富商，写游侠，写歌妓，也写平民。它写风物的繁华，写节日的欢纵，写斗鸡、走马、摴博、击鞠的豪兴，写妇女的服饰容颜和士子的冶游艳遇，也写到豪华掩盖下的眼泪和不幸。这是同台阁、山林、边塞很不相像的另一个世界，它的出现大大扩充了我国诗歌表现的领域，而其肇端则在于唐代社会的发展和与之相关联的文人漫游生活。总之，漫游之风的盛行，是唐代文人身份、地位的转变和整个社会生活变革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成了唐代文人沟通多方面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现象的聚合器。唐代社会生活能够在文学创作中得到比较广泛而深刻的反映，这是大有关系的一点。
文人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是从政。从政，也就是做官，这本来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共同出路，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标示着这个信条。但唐人从政自有它的特点。以门阀制度统治下的两晋南北朝而言，从政可以说是世族子弟的特权。他们凭借门资，不需要有什么其他的准备，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列传》）。因此，他们虽然参预政治，却并没有干一番事业的想望，反以“遗情世务”或“不亲庶务”为荣。东晋有个大名士王徽之当了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你管的哪方面工作？”他说：“不知道，只看见时常有人骑马来，大概是马曹。”桓冲又问：“总共有几匹马？”回答说：“不问马，怎知道数目？”再问：“近来马死了多少？”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又一次，桓冲对王徽之说：“你在府中的日子久了，应当料理一些事务。”王不作答，只是两眼高抬地说：“西山的早晨真令人气爽啊！”（见《世说新语·简傲》）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而弥漫于上层社会的那种崇尚清谈、爱好玄理的风气，就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至于当时的寒门知识分子，尽管对现实有所不满，有的人也怀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左思《咏史》八首就记录了诗人由“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壮志出发，经过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实社会的观察，终于导致“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的结论的思想历程。陶渊明也是从少壮时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转向中年以后的归隐田园的。鲍照则因“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钟嵘《诗品》），为时人所嗟叹。他们空有从政之志，而难睹从政之效。真正能够将心志与形迹统一起来的，是唐代寒士的从政活动。他们生长在有为的时代，置身于能动的地位，必然要激起强烈的从政需求，即使遭受阻力，也无碍于他们把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去奋力追求既定的目标。“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的响亮呼声，正充分表达了他们汲汲于用世的坚强信念。这跟六朝世族文人的耻谈国事，寒门士子的缄口难言相比，无疑昭示着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唐代文人的热切于从政，也是宋以后人所不可比拟的。诚然，宋以后的文人多数仍出身于中小地主，由科举进身的大门同样为他们敞开着，甚且录取的面比唐人更宽，当官后的俸禄更为优厚，从表面看，他们在仕途上的境遇或许还胜过了唐人。但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便是时代条件起了变化。北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转入下坡，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内忧外患的煎迫，朋党相争的加剧，专制主义的强化，思想禁锢的繁密，而且愈到后来愈形严重。这一切必然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给他们的政治活动投上阴影。在这种情势下，虽有一部分正直、勇敢的士人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积极从事政治革新，更多的人却不由自主地由“兼济”转向“独善”，由社会遁入书斋，以空谈性理之学为修身治国之本，至于“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这样的入仕从政，实际上又只剩下一个躯壳，而丢失了它的灵魂。相形之下，唐人置身于门阀统治和专制统治前后两重压制的间隙时期，能以上升、变革的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凭借，可谓得天独厚。他们的主体意识在政治活动领域得以高度发扬，当非出于偶然。
从政的追求，促成了唐代文人以功业自许的怀抱。“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曾以“材足以动俗，智足以济时”（《上绛州上官司马书》）自负，杨炯有“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的述志，卢照邻著《五悲文》感慨不遇，骆宾王参与徐敬业讨武则天的军事活动。继起的陈子昂更不愿以文人自限，屡次上书论事和从军出征，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被誉为“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卢藏用《陈氏别传》）。盛唐诗人中，这种精神更为高扬。史称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岑参任谏官时也“频上封章，指述权佞”（杜确《岑嘉州集序》），并以“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行军二首》之二）的诗句自砺。李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在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理想和杜甫“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抱负，更是人们熟知的。即使是一些不以政治功业心见称于世的诗人如王维、孟浩然，在那个时代精神感召之下，也都有过“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向往。这样一种普遍的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发而为歌吟，就产生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特有的理想精神、英雄性格与浪漫气息，形成那种明朗、高亢、奔放、激越的时代之音。
从政的追求，还养成唐代文人对世务的关心。在他们功业自许的怀抱中，除包含一己的功名利禄外，也常富于“拯物济世”的精神。寒士阶层由于本身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境遇的困顿，有可能稍稍接近普通的人民群众，较真切地了解风俗民情。加以他们正处在封建制度自我更新的特殊历史阶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旧的矛盾趋于缓解，新的矛盾尚未严重到不可调和，这也使他们比较敢于正视现实，致力于揭露和抨击社会的弊病。唐代文人这种关心世务的作风，同样在他们的诗歌作品里得到明晰的反映。体察民瘼、讽喻时政，像一根红线贯串于唐诗发展的全过程。尤其进入唐中叶社会变乱、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从杜甫、元结到元和前后的一批诗人，更是有意识地将笔触伸向病态社会的不同角落，对朝政、边患、强藩、内乱、宦官、朋党以及吏治、司法、赋役、工商、礼教、婚姻各类社会题材，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开掘和揭示，在诗歌史上亦属罕见。比之六朝文人诗作大多拘限于玄言、山水、宫体以及宋以后诗中日益风行的炫弄才学、翻造文字、模拟求似的习气，其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唐代文人生活的又一大节目，便是应举。唐人入仕非由一途，而科举仍要算作最正规的途径。因为科举有定时和限额，还有一套标准的程式，是唐王朝选拔官吏最有效的手段，具有其他方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特盛，由此进身的士人授官后往往升迁较易，以致中唐以下的宰相多由进士出身，更引起时人对科举的重视。唐代文人中，除李白表示不屑于应举，企图通过征召由布衣一跃而为卿相外，其余很少有人自甘放弃这条从政之路。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录唐代诗人二百七十八人，其中进士及第者一百七十一人，占总数的一多半，考取其他科目或应考而未取者尚不在内，可见科举势力之大。
科举对诗歌创作发生了什么积极作用呢？提起这个问题，人们便会想到“诗赋取士”，有人甚至把唐诗的繁荣完全归功于此[1]，其实是一种狭隘化了的观念。考试诗赋，有助于扩大写诗的风气和促进字句音律的推敲，是无疑义的[2]，但仅限于这一点，并不能保证诗歌创作的繁荣。且看唐人留下的试帖诗，可以认作“诗赋取士”的直接产物，却是全部唐诗中最令人失望的作品，足以发人深省。实际上，科举对诗歌创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漫游和从政都和科举有关，前面已经讲到，兹不重赘。而单就考试本身所直接间接涉及的知识与技能来说，也不能局限于诗赋这一项。唐代科举名目繁多，常见的进士、明经二科以外，尚有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以及不定期举行的各种制科，总数不下五十余种，试诗赋主要是进士科的要求。即以进士科而言，所试内容也还有策问、帖经、杂文等，并不止于诗赋一道。此其一。其次，正如我们说过的，唐代科举考试不全取决于一张试卷，相当程度上要靠考生平时的声望，由此衍生出一种行卷的风习，即应试者将平生精心撰作的诗、文、杂著各类文章汇编成卷，投献于达官名流，请他们为自己延誉。唐人看重行卷，决不亚于科场文字，而行卷的方面又很广，也决不是程式化了的一诗一赋所能包容得了的。再者，唐制进士及第，并不能马上释褐授官，还须经过吏部博学宏词或书判拔萃考试及格，方予铨选，亦有人另参加制科选拔。如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后，又于贞元十八年冬应拔萃试，作判百道；元和元年再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的一种），与元稹“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见白居易《策林序》）。这些又都超轶了试诗赋的范围。于此看来，唐代科举考试要求于考生的，是比较全面的文化修养，包括经术、时务、文章以至书判，光用“诗赋取士”来概括，并不准确。
科举制度推动了文人去广泛涉猎典籍，增强文化修养。唐代著名诗人都以读书勤奋、学识渊博而自负。李白夸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均为突出的例子。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回顾自己：“十五六始知进士，苦节读书。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生动地反映了一般士子为应举而刻苦攻读的情景。这跟颜之推所批评的梁朝“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以致招来公众舆论“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讥诮（见《颜氏家训·勉学》），构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文化修养上的多方面提高，给予文学创作以比较丰厚的知识基础，再加上技巧、声律、体制的讲求，才有可能促成诗歌的兴盛。唐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不同于明清“八股取士”（后者只要求考生在四书章句和八股程式里打转），道理就在这里。
与此同时，科举也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王朝对举子资历的限制，是放得比较宽的，除贱民与商工杂色外，均能应考。这样就刺激了各类教育的空前发展，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有所提高，也便扩大了诗歌的群众基础。现存《全唐诗》里载有不少非专业文人的作品，说明一般民众已开始涉足诗歌创作。至于通过演唱、抄集、榜帖、题壁、口授等方式来传播诗歌，造成较为宽广的欣赏氛围，更是常见的现象。《集异记》所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诸人“旗亭画壁”的故事，足证谱诗入乐传唱之风的盛行。白居易作诗使“老妪都解”的传说（见惠洪《冷斋夜话》）虽不可靠，但他自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谅非虚夸。这种情况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文人创作，促使作者考虑到社会的需求，注意改进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看唐诗的风格大多比较质朴明朗，形象活泼生动，语言口语化，声韵和美流畅，文人诗作与民歌之间的界限悬隔不深，都是同群众基础的广阔有联系的。对比六朝世族文学的一味涂饰藻丽，堆砌典故，有意显示文人的“高雅”趣味，亦自区划判然。
以上从漫游、从政、科举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这当然远不足以概括唐人生活的基本内容，余如宗教生活、艺术生活、隐逸生活、娱乐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等，也都对诗歌创作有重要的作用。至于不同时期不同人们的生活条件不一，他们的行为方式各有差异，不能划一对待，更是不言而喻。不过从总体上看，上面说的这三个方面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仍是唐人生活的突出标志。从政作为人生的目的，科举为通向政坛的主要门户，漫游又是应举与从政的准备，三者联结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活道路，是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就其对诗歌的影响而言，漫游为创作提供了生活的原料，从政给予诗人以思想动力，科举则又促进了多方面的艺术、文化修养和较为普遍的文化氛围，三方面的结合，恰恰为诗歌的繁荣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比较特殊。而这种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创作条件的形成，又同唐代社会生活发展与变革的大形势紧密相连。正是社会整体形势的变革，造成了文人队伍的组成及其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进而推动了时代精神文化的改造出新。追溯有唐一代新诗风产生的渊源，还必须归结到这个总根子上来。
[1]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后人也常有类似话头。
[2] 即便这一点，也不能说得绝对化。据文献记载，唐初进士科考试内容以策问为主，高宗永隆时始加试杂文二首，其中可能包含诗赋，后一度罢废，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试诗赋才著为定制。这个过程跟唐诗的逐渐走向高潮几乎同步，可见“以诗取士”本身就是诗歌创作繁荣兴盛的一种反映，而立为制度，又会反过来推动诗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能单方面强调科举的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