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兴象与韵味，这就是构成唐诗内在质素的几个基本的方面。这些要素汇集、组合在一起，呈现为唐诗的整体风貌，便叫作气象。气象并非与上述诸要素并列的另一种质素，它是各要素的总和，是唐诗的质的定性的外部表征。因此，我们在逐个地论述了组成唐诗的各要素之后，可以转而对唐诗的气象作一点综合研究。

“气象”一词，在唐人笔下已经出现。《河岳英灵集》录王湾《次北固山下》诗，结联作“从来观气象，唯向此中偏”，是指山川的气象。杜甫《秋兴八首》之八：“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指朝政的气象。皎然《诗式》卷一《诗有四深》一节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则是指诗歌的气象，都不是专论唐诗。不过从以上用法可以看出，“气象”之词多用于宏伟壮阔的事物，这对于后来术语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述及唐诗气象的，最早要推南北宋之交的叶梦得。他在《石林诗话》中说到：“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长恨无复继者。”这里虽只涉及杜甫的七言律诗，而感慨后无继者（意指宋人），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唐诗气象的认识与肯定。稍后，严羽《沧浪诗话》就这个问题作了更明确的论析。严羽把“气象”列作他论诗的重要方面之一。他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又说：“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均见《诗评》）还说：“‘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考证》）都是从气象上来谈论唐诗的。那么，所谓“唐人气象”或“盛唐人气象”，又是指的什么呢？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一段话解说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所以他不赞成吴景仙以“雄深雅健”来评论盛唐诗，建议改作“雄浑悲壮”，方为得体。严羽的主张与叶梦得完全一致，“盛唐气象”这个概念便是由他奠定下来的[1]。

把盛唐诗歌的风貌归结为“雄壮”与“浑厚”，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严格说来，“雄壮”并不是“浑厚”以外的东西，“浑厚”的“厚”，就包含了“雄壮”的成分。厚实才能有力，力劲而不怒张，才能复归于浑成，这就是“浑厚”的意思，或者也可以叫作“雄浑”。气象浑厚又是怎样造成的呢？严羽并没有作分析。在我看来，厚实来源于作品充实的内容，也就是唐诗的“风骨”与“兴寄”。没有这种刚劲有力、明朗阔大的精神气魄，没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饱满的政治激情，就谈不上唐诗的“厚”与“雄”。至于浑成，则跟作品的艺术表现有关，也就是唐诗的兴象与文辞。正是由于唐代诗人创造出了一种精炼、含蓄、自然、清新的诗的语言，用以概括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构成外形鲜明而又内蕴深沉的艺术境界，雄厚才能返归于浑成。照这样看来，气象浑厚并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它就是唐诗诸要素的结合体，是唐诗的最基本的质态。这种浑厚的气象在盛唐诗中表现得特别充分，所以人们常用“盛唐气象”作为唐诗风貌的典型。

然而，正如前面一再论述过的，唐诗诸要素经常处在发展、转换、蜕变、分化的过程中，盛唐气象也就难以保持一成不变了。安史乱后的大历诗坛，尽管残留着盛唐的余韵，而“神情未远，气骨顿衰”（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这个时期的诗歌标准，已经不是什么“声律风骨始备”和“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却转向了“体状风雅，理致清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尤其“清新”一词足以标示时人的审美趣尚。清新当然有别于浑厚，这是诗中“风骨”与“兴寄”衰减的结果，但清新中多少还存留着浑成的风味与悠扬的情韵，所以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浑厚。大历诗人被称作盛唐诗的“接武”（见高棅《唐诗品汇凡例》），不是没有道理的。

贞元、元和之际，韩、孟、元、白等一大批名家崛起于诗坛，诗风有了急遽的转变。李肇《国史补》云：“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荡”是狂放，“怪”是险怪，这确是当时诗风的显著特点。不过我以为，奇险与恣纵似还不能完全包括元和诗坛的精神面貌。像元、白诗歌里的平易流畅的作风，就很难归入“荡”与“怪”的范畴里去。即使以“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见《荆潭唱和诗序》）相号召的韩愈，也“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赵翼《瓯北诗话》）。虽然如此，元和诗人的致力于独辟蹊径、开拓诗境，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们在题材、结构、语言、体制各方面都有大胆的实践与创新，可以说是千汇万状，尽入笔底，随物赋形，曲尽情致。借用刚才引述赵翼的“雄厚博大”四个字来称许这一时期的诗风，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荡”与“怪”不过是它的极端表现罢了。那么，雄厚博大与盛唐气象又有什么关系呢？显而易见，雄厚即气象浑厚之“厚”，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博大则是雄厚的进一步发展，是唐前期诗歌中“风骨”与“兴寄”的内涵向多方面展开、扩大的结果，这跟追求“荡”与“怪”的时代风气紧密相关联。另一方面，喜好奇险与恣纵，又不免走向精思苦炼，时见斧凿痕迹，于是在气象浑成上便落在盛唐人后面，这又是“兴象”说向“假象见意”转变的缘由。于此看来，盛唐气象到元和年间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浑成走向刻露，由雄厚进为博大，体现了唐诗本身历史发展中的部分质变，下开宋人“以文为诗”之先河。但元和诗人的博大，毕竟没有离开唐诗“风骨”与“兴寄”的传统，不像宋以后诗人（尤其是江西诗派）的“避熟就生”，一意在“小结裹”上翻新斗奇，往往只见刻削而不见雄厚，所以还是跟盛唐气象保持着血缘的关系。

晚唐以后，流派歧出，风气庞杂。有学白居易浅俗者，如罗隐、韦庄；有学贾岛苦吟者，如李洞、唐求；有学张籍雅正者，如项斯、司空图；有学元结古淡者，如聂夷中、曹邺；也有学韩愈奥奇者，如皮日休、陆龟蒙。而作为晚唐诗的大宗，自应以李商隐、温庭筠一派为代表。温、李的诗风，襞绩层深而命意婉曲，文辞精美而音韵谐和，正是唐诗重韵味、讲声律、求“兴寄”的结晶；而境界狭小，笔力荏弱，情长气短，文浮于质，则是他们的致命伤。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自然达不到气象浑厚的胜境，那种精深婉丽的作风，恰恰成了宋词（以婉约派为正宗）的先导，从而构成了唐诗质变的另一种形态。不过温、李诗中仍有所寄托，又特别注重情韵的深沉优美，所谓“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意多沉至，词不纤佻”（均引自施补华《岘佣说诗》评李商隐语），也还不能说完全跟盛唐气象绝缘。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唐诗的气象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以盛唐气象作为自己的典型形态，而在其他历史阶段又会有种种变形。单纯用盛唐气象来包括全部唐诗，无疑是片面的；而否认盛唐为唐诗总体风貌的代表，亦非持平之论。盛唐气象之足以代表唐诗，是因为它实现了唐诗各个要素的比较圆满的结合，是唐诗自身风格发展成熟的标志；而中晚唐诗风的转变，则反映着唐诗内在结构的调整与重建，预示了唐诗向其他品类诗歌（如宋诗、宋词）过渡的先兆[2]。

由此又可以进一步论断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大家知道，我国古典诗歌自《诗》、《骚》以来，一直是以“言志抒情”作为自己独特的传统的。《诗经》的白描、《楚辞》的写意、汉魏的“风骨”、齐梁的声律，都是这一传统的自然演进。而唐诗的诸要素及其综合体盛唐气象，也正是对于历史传统的全面总结和发扬。可是宋代以后，我国诗歌走上了“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评宋诗语），总之是“以文为诗”的途径，诗歌抒情的本色起了质的变化。与此同时，“缘情绮靡”的风气却在曲子词的领域里得到了畸形发展，但又往往丢失了言志述怀的传统功能。宋以后诗歌性能的变化与诗、词的分流，是古代诗歌史上的一大关节，而唐诗就处在其节骨眼上。它一手伸向过去，一手又指向未来。或者另打个比方，它是站在整个山群的制高点上，背后的千岩万壑向它攒集，而眼前的众支各派又由它分出。唐诗不仅是唐人一代的诗，它是我们民族诗歌的一个缩影，于此可以窥见民族文学传统之一斑。

注解：

[1]　今人用语中也常提到“盛唐气象”，多半指盛唐诗歌里所反映的那种时代精神，而非指唐诗的艺术风貌，跟严羽所论尚有距离。本文谈盛唐气象，也是取的艺术风貌的概念。

[2]　这里只涉及诗歌创作风貌的源流正变，并无以“正”为盛、以“变”为衰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