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出现的台阁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独特的一种现象。虽然台阁文学及其所依托的政治制度在前代早已产生，宋元以来，人们亦已常常将“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对举，于其所应该具有的气象以“温润丰缛”、“温厚缜密”等相描述[1]，但从性质上说，明代这种被称为“台阁体”的文学仍有其特殊性。它是明朝新政权皇权专制极端发展的产物，尤其自永乐以来，与道德治国的方针相表里，通过逐步实施内阁制度的建设，赋予了台阁政治新的内容。处于文官集团最高层的这个政治精英群体，其身份当然已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近侍，也不仅仅是一般的御前政治顾问，当内阁被授权掌握票拟权并参预机务后，他们实际上有不小的行政和审议实权。而在异常强大的皇权面前，他们又无法真正做到以“道统”凌驾“政统”之上，发挥积极的淑世精神，构建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台阁文学，除了种种实用的政治功能之外，在深层所反映的，往往是这样一个群体在如此强势的皇权专制政体下如何修身自处的问题，典型的“台阁体”，正可以说是通过自觉建设与此政体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寻求自我生存、发展空间的一种精神表述。
因此，要考察这样一种台阁文学的形成，从整个明代前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相应意识形态构建的进程切入，是一个合适的视角；溯其端始，明初士人如何随新政权的建立，由山林转向庙堂，由地方社会被纳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种种个体言说趋从官方意识形态，更是不可绕开的一个阶段。学界在探讨“台阁体”形成时，也都比较普遍地首先从明初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各地域文化的消长着手，不过，论题大都集中在江西士人与台阁文学一侧。从明初东南五大地域文学流派的实际处境及江西士人在台阁政治中的势力来看，标举江西派在“台阁体”产生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完全是有理由的，但这种影响来源恐怕不会是单一的，在当时，至少如福建地区的士人，以其相似的境遇与作为，亦在上述这一进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2]。该地区作为传承朱子学的重镇，本来就有相当强大的理学精神传统，在明初统治者“简儒臣充文学侍从之官”的政策下，自然会有一大批贤人才士集结至殿阁词林；而自南宋以来，该地区的科举之盛，已蔚为大观，明代前期则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并在逐渐完善的庶吉士—翰林—内阁这一高级文官培养、选拔体制中显示其实力，从建文四年（1402）创建内阁制度时即被选入阁的杨荣，到成化初教授李东阳等庶吉士“古文词学”的柯潜，仅在翰林院任职的闽士就有三十余人[3]，他们与江西派及其他地域的政治精英一起，成为造就这种特殊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表现形式的执行主体。而就“台阁体”诗风的形成来说，明初以林鸿、高棅为代表的“闽中十子”诗派，或许有着比以刘崧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更为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因为随着该群体相当一部分成员在永乐中走向馆阁，随着时代与环境对文学职能要求的改变，他们那种宗唐复古的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自觉不自觉地抹却早年曾经有过的个性化表现，回归清和雅正，在元代馆阁文学与明代馆阁文学之间充当了接续风气的载体；更因为他们突出强调的盛唐格调，为新王朝提供了一种表现空前盛世气象的形式格范。钱谦益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执其咎？”（《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高典籍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国初诗家，遥和唐人，起于闽人林鸿、高棅。永、天以后，浸以成风。”（同上乙集《张佥都楷》）虽然是站在批判的立场，指责其一味“规模唐音”而令性情之本缺失，然从他对“风雅道衰”的极度焦虑，是很可以看出闽诗派这种诗风在明代前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而所谓“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恰恰是“台阁体”形成并独盛时期。有意思的是，作为闽中理学家的周瑛，却从诗辞与道学之关系来表彰“闽中十子”的诗学，其《题王皆山〈白云樵唱〉后》曰：“瑛谓闽中旧为道学渊薮，诗辞其绪余也。然诗辞亦道学旁出，其抽思造意，探玄索微，出入造化，联络万汇，其高妙处与性命相流通，诗所寄非浅浅也。”（《翠渠摘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的阐释固然明显戴着理学家的有色眼镜，却也多少能反映闽诗派的文学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存在的某种联系。本文即拟以“闽中十子”诗派在永乐间转移至京师的文学活动为中心，检证该诗派在“台阁体”诗风形成过程中曾经有什么样的作为，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至于明代前期整个福建地区士人与台阁文学之关系，当另行撰文探讨。
从“山林”到“馆阁”：闽派诗人文学职志的转变
“闽中十子”诗派成员聚集于京师，其契机主要是成祖朱棣即位后，为塑造“右文”的个人形象（当然也是太平盛世景象），广召内外儒臣与四方韦布，展开纂修《永乐大典》等一系列文化工程。
永乐元年（1403）七月，朱棣谕侍读学士解缙等，“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太宗实录》卷二十一“永乐元年七月丙子”条）。“于是广召四方儒者，许侍臣各举所知”（《翰林记》卷十三《修书》）。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解缙等进此纂成之韵书，赐名《文献大成》。然朱棣以所进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总之；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士陈济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棨，编修宋纮，检讨王洪、蒋骥、潘畿、王偁、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旸，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佥事晏璧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太宗实录》卷三十六“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巳”条）。是书于永乐三年（1405）正月开局纂修，鉴于其规模浩大，动用的人力是相当多的，据高棅《送四彦归闽州诗》小序所记，“与纂修者三千人”（《闽中十子诗》“高待诏诗集”卷一，八闽文献丛刊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可谓天下之材，网罗殆尽。
由以上记载可知，名列“闽中十子”诗派的王褒、王偁，于永乐二年（1404）间皆已在京师任职翰苑[4]，并充《永乐大典》副总裁，同在翰林院并任副总裁的闽人尚有建安苏伯厚。而据四库本《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四《纪善王中美先生褒》引《闽书》等史料：“褒性孝友刚直，好汲引士类，同郡陈仲完、高廷礼、王恭，皆因褒以进。”知因王褒以所知举荐，高棅、王恭得先后以布衣征赴京师，入翰林并预修《永乐大典》，陈仲完亦以贤才授翰林编修，擢左春坊左赞善，并奉命修《大典》[5]。高棅被征赴京师在永乐元年（1403）秋，明年入翰林，授待诏，九年始升典籍[6]；王恭于永乐四年（1406）秋始入京，亦为翰林待诏，《大典》成，授典籍[7]。《永乐大典》修成在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由姚广孝等领衔表进（见《太宗实录》卷七十三“永乐五年十一月乙丑”条）；曾棨永乐五年立秋日为王恭撰《皆山樵者辞》曰：“事毕，告老而归，过予言别，作《皆山樵者辞》以送之。”（《白云樵唱集》附录）似谓恭是年即归，然据高棅所记，永乐五年冬十二月，王恭尚在京师，与王褒、陈仲完等共为修成《大典》先期遣归之闽士赋诗送行[8]，则其归闽或当在次年。据此，“闽中十子”诗派的主要成员自永乐初年陆续进京，借预修《永乐大典》之机，会聚馆阁，原本洪武后期在福州已趋于消歇的群体性文学活动，至永乐四、五年间，重又趋盛，其活动当一直延续到永乐中期[9]。
此际先后在京师的该派诗人尚有：陈䢿，字安仲，一字叔恭，闽县人，洪武丁丑（139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传见何乔远《闽书》卷七十三《英耆》、《明诗纪事》甲签卷二十九。与陈仲完一样，他是另一种说法的“十才子”成员[10]。据四库本《粤西文载》卷六十九《人物》胡嵉传，《永乐大典》纂成之年，陈䢿曾为应征与修该书而以老辞归的胡嵉作《环翠楼记》赠别。郑定（1343—1420），字孟宣，号浮丘生，闽县人。“闽中十子”之一。元末尝为陈友定记室。洪武中征授延平训导，历齐府纪善，迁国子助教。着诗数卷，曰《澹斋集》，已佚。传见《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明史•文苑传》、《闽中十子诗》卷首。其授国子助教当在建文初[11]，永乐初期仍在京师任职，故后人如倪涛，据郑晓《吾学编》，有“永乐中迁国子助教”之误记（《六艺之一录》卷三百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周玄，字微之，闽县人。“闽中十子”之一，林鸿弟子。永乐中，以文学征，授礼部员外郎。有《宜秋集》。传见《列朝诗集小传》甲集、《明史•文苑传》、《闽中十子诗》卷首。王偁尝作《早朝同员外元（玄）赋时有祀事》（《虚舟集》卷五），可证他们同在京师赋咏；又据王偁作《挽周员外元（玄）》（同上卷四），知其先于偁而卒，在永乐十三年（1415）前。林敏，字汉孟，号瓢所道人，长乐人。林鸿弟子，亦邵铜成化三年（1467）序刻林鸿《鸣盛集》所列“十才子”之一。为诗清新隽永，以盛唐为宗。传见《列朝诗集小传》甲集、雍正《福建通志》卷五十一。又该志卷六十八《艺文一》载其有《青萝集》二卷，已佚。据王恭《赠林汉孟赴召入京》诗，有“想到都门知己在，南宫西掖有逢迎”句（《白云樵唱集》卷三），知其应召入京较王恭为早，而其时在京已多闽中同志。其他如林良箴，字思器，长乐人。早年即与王恭、高棅、陈亮酬唱往来，工诗文草书，琴尤精，自号琴乐子。传见《闽书》卷一百二十六《韦布》。王恭有《送粮长林思器赴召天京》（同上），知其应召入京亦较王恭为早。陈登（1362—1428），字思孝，长乐人。永乐二年（1404）以荐召入翰林，预修国史。历十年，擢中书舍人。传见杨士奇《陈思孝墓志铭》（《东里文集》卷十九，明嘉靖刊本）。登为陈仲完从子，今存有《江田诗系》本《石田集》一卷。其以荐召赴京及入翰林时，王恭有《赠别陈少尹思孝服阕之天官》（《白云樵唱集》卷一）、《诗寄梁浮丞陈思孝工篆入翰林》（同上卷三）等诗相赠。又陈全（1359—1424），字果之，与陈登为兄弟，永乐四年（1406）进士第二，授翰林编修，亦预修《大典》。又召赴行在，与修《性理大全》等书，擢侍讲，署翰林院事。有《蒙庵集》。传见陈循《翰林侍讲陈先生全墓志铭》（《国朝献征录》卷二十）。其在家乡时，王恭、高棅尝各为其阜阳别墅题诗作画；而在京日，高棅又有《题旧画山水为陈果之侍讲赋》（《闽中十子诗》“高待诏诗集”卷一）。此外，还应算上林慈，字志仁，长乐人。洪武间以明经荐任本县训导，历国子博士。史称其“力学稽古，娴于文词”，有诗集。传见雍正《福建通志》卷五十一《文苑》。林慈早年在家乡即与王恭等以文学游，自谓“每遇风恬日煦，即相与聚首，歌伐木诗，酌数行酒，挂幅巾林下，聆黄鸟好音，幽怀泊如也”（《皆山樵者传》，《白云樵唱集》附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尝为高棅刚完成不久的《唐诗品汇》作序；永乐四年（1406）冬，他在国子博士任上，又为同在京师任职的王恭作《皆山樵者传》。
我们看到，闽诗派这次集中转移到都门宫掖间，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则其影响亦可想见。相比之下，洪武初的江西诗派，虽亦有不少成员被征至京师与修礼乐或授职，然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阵容亦没有这么齐整。这不能不“归功于”朱棣承袭祖制的政治文化政策，那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以纂修这样一种张大盛世气象的系列文化工程为手段，通过荐召、科举之途，令山林之下，无有遗贤，一方面瓦解元代后期以来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的地域社会，将其重新纳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一方面推进道德治国的方针，建立服从于帝王思想体系的国家意识形态（故永乐十二年又有纂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之举）。因而对于广大士人，既是一种精神利用，也是一种巧妙的身心控制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网罗人材之举，是高压与利诱兼施的。我们从另一位“闽中十子”成员陈亮一首《奉寄高廷礼时求贤甚急高且讲学编诗不暇》所说的“频伤白露摧兰蕙，独羡清风满薜萝”（《闽中十子诗》“陈征君诗集”卷四），从王恭于《大典》修成后很快乞归山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其实是清醒的，他们并非盲目乐趋仕进之徒。只是时世如此，他们只能在归于一统的政治、思想体制下讨生活，按照统治者的意愿与要求行事处世，这便是所谓的“知分”。在这种背景下，既然他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他们就不能再像从前闽中诗社活动那样，娱情于城市山林之间，抒写郁愤放傲之志，而是应承担起馆阁文人的职志。
在明代，作为掌内制、专内命的翰林制度，其职掌范围还是相当广泛的，各级职官从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到讲读经史、纂修国史、掌管古今图籍等，条分甚细[12]。与王偁同在翰林任检讨的王璲在为其作《虚舟集序》时，因此说：“同官翰林，耳目所接，莫非朝廷之典章，一代之制作。政教所布，号令所施，彧彧乎且得屡预国家大事。”（《虚舟集》卷首）然而由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观之，其性质仍可说是“专以供奉文字为职”，这些在翰林任职的闽派诗人，于他们平日互相酬唱的诗歌作品中，也往往如此体认他们自己的职分：王偁《立春早朝赐酺答郑编修之作》曰：“愧非枚乘侣，雨露沐恩偏。”（同上卷四）高棅《题可贞王纪善独秀山房》曰：“名比三珠树，词倾五吏才。况陪铜辇暇，赋咏有邹枚。”（《闽中十子诗》“高待诏诗集”卷三）王恭《寄翰林王孟扬兼促〈皆山樵记〉》曰：“近道相如能献赋，谁言贾谊少知音。”（《白云樵唱集》卷四）王恭友人邓定《送王安中典籍赴阙》则稍更详具：“君今倏奋凌云翼，载笔词垣典书籍。金马门前待诏归，文渊阁上䌷书入。凤台争诵《白云》篇，应制三时在御前。文章世许班杨敌，奏对人推董贾贤。……”（《耕隐集》卷上，明天启七年邓庆寀刊本）似乎主要就定位在了文学近侍的角色上，这就使得他们仍以专力文事为要务。虽然这种专力于文事与他们早年曾经亲身经历的“生胜国乱离时，无仕进路，一意寄情于诗”远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那个时代政治精英们比较普遍地越来越将文学创作视作“余事”，甚而面临“举业兴而诗道大废”的困境之际，他们热衷于文学活动与创作还是有意义的；只是处身于这样一种思想与情感皆被高度统制的时代氛围中，他们所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不管是应制还是同僚间的酬赠，已无甚个性可言，可以说亦难以摆脱这个时代文学的通病：“作者皆不得已应人之求，岂特少天趣，而学力亦不逮矣。”[13]如钱谦益论高棅诗即曰：“漫士所谓《啸台集》者，其山居拟唐之作，音节可观，神理未足，时出俊语，铮铮自赏。《木天集》凡六百六十余首，应酬冗长，尘坌堆积，不中与宋元人作奴，何况三唐！”（《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高典籍棅》）此评听来刻薄，实际上并不过分，《木天集》即《木天清气集》，恰为高氏居官翰林所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王恭身上，所作凡三集，唯出仕前之《白云樵唱》、《草泽狂歌》得以流传至今，而在翰苑所作之《凤台清啸》反而“湮晦不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白云樵唱集》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品质亦可想而知。
闽派诗人在馆阁文坛的地位
在永乐初的殿阁词林，闽派诗人确有文学才能方面的声名，其著者如王偁、王恭与王褒，与时任翰林检讨的钱塘人王洪一起，“当时词林称四王”（《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王侍讲洪》）。据前所举，王洪与王偁、王褒并任《永乐大典》副总裁。此人于诗极为自负，自以汉魏标格，谓“终不作六朝语”，而实则效习李白，王偁对他颇为推重（同上）。不管其才名是否相符，与之同列，闽人已居其三。
三人之中，王偁最称才俊，名气也最大，在当时又与解缙、王洪、王达及王璲“号东南五才子”[14]。解缙在建文四年（1402）创建内阁制度时，以侍读学士，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值文渊阁，预机务，是早期内阁的领袖人物，主持纂修《文献大成》及《太祖实录》等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原本甚为成祖爱重。他亦是极富文学才华之人，所谓“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当时有才子之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文毅集》条），曾棨在《内阁学士春雨解先生行状》中曾描绘说：“或半酣兴至，落笔数千百言，倚马可待，未尝创稿，人以太白拟之。”（《解学士文集》附录，明嘉靖壬戌刊本）确实，他的诗即以学李着称，歌行尤有成就。或许是才子之间的惺惺相惜，解缙对王偁非常欣赏，以为当时为修史及纂《大典》，“内外儒臣及四方韦布士集阙下者数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贯今古，学博而思深，为吾太史三山王君孟扬者，不一二见”，“余且第其人品，当在苏长公之列，文之奇伟浩瀚亦类；至于诗，则凌驾汉唐，使眉山见之，未必不击节叹赏，思避灶而炀”，故“每拟荐自代”（以上见解缙《虚舟集序》，《虚舟集》卷首），评价是相当高的，且独以为知己。王偁后来于永乐十三年（1415），即坐解缙党下狱死，实皆有他们才性上的原因。王洪，字希范，大致情况已见前述。王达，字达善，无锡人。洪武中举明经，除国子助教。永乐中，擢翰林编修，迁侍读学士，与胡俨、杨溥等并任纂修《永乐大典》的总裁官。他在当时亦有盛名，惟钱谦益读其所传《耐轩》、《天游》二稿，觉“诗文皆平薾，不称其名”，因而颇为不解（见《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王读学达》）。王璲，字汝玉，长洲人。洪武末，以荐摄郡学教授，擢翰林五经博士。永乐初，进检讨、左春坊右赞善，预修《大典》。王璲亦当时著名才士，其诗最为仁宗所喜[15]，“仁庙在东宫，特深眷注，尝与群臣应制，撰《神龟赋》，汝玉居第一，解缙次之。汝玉后进，声名大噪，出诸老臣上，又与解缙、王偁辈互相矜许，遂被轻薄名”（《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王宾客璲》）。永乐七年（1409），王璲每日于文华后殿为东宫道说作诗之法，还因此引发了杨士奇与太子之间那段有名的关于诗的对话[16]。四库馆臣引《静志居诗话》称：“其诗不费冥索，斤斤唐人之调。”又谓“今观其诗，音节色泽，皆力摹古格，颇近于高棅、林鸿一派，诚有拟议而不能变化之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青城山人集》条）则其宗尚可见。王璲对王偁亦是赞赏有加，以为他是“信乎可以继前人之风，相与角立于百代之下者”，“予老而无能为矣，继《清庙》《生民》之什，以鸣国家之隆者，非孟扬谁望焉”（《虚舟集序》，《虚舟集》卷首），以王璲之自负，能对王偁如此推许，可证王偁在当时馆阁确是一颗耀眼之星。
据今存王偁之《虚舟集》，他与人们普遍认为是“台阁体”作家的胡广、黄淮、曾棨等人皆曾有过集会唱酬[17]；三杨中以文学着称的杨士奇，与王偁亦有交，从他为王偁门人林志所作《墓表》对王、林二人性情之描述来看，对王偁还应有相当的熟悉与了解[18]。胡广、曾棨与解缙一样，诗皆学李白，这也是元代后期馆阁文学的一种风尚，胡广的歌行也还颇有风致；而如杨士奇，或可属诸学杜者之列；至于黄淮，于诗亦宗盛唐，其集中有《与节庵论唐人诗法因赋长律三十五韵》，虽结论与杨士奇等“台阁体”领袖的主张如出一辙，“要使从容归大雅，须教敦厚更温柔”（《省愆集》卷下，明宣德八年刊本），然探讨唐人诗法实颇有心得。对他们来说，与王偁这样标持甚高而又专力于文事的才士有文学的交往，应该多少会在文学价值取向上受到一些实际的影响。王偁的影响还不仅表现在其创作上，他本人曾编有《皇朝诗选》一书，这大概可以显示其拥有的文学权力，又能借此宣示自己的文学主张，可惜此书已佚，他的编选标准以及所蕴涵的种种批评观念，我们在今天已无法看到。不过，从稍后杨士奇对它的首肯，认为在明初，“我国家文运隆兴，诗道之昌，追古作者。选录不啻十数家，然惟刘仔肩、王偁所录为庶几焉”，而王偁此选，又比刘仔肩《雅颂正音》“精且详”[19]，我们还是能窥见其大致规模以及笼罩在正统视阈下体现“盛世之音”的一面。
王恭在当时是以寄迹山林的高士形象出现在都中人士面前的，他的特殊经历，所谓“少业为士，漫游江海间；中年乃弃去名迹，葛衣草履，樵隐于七岩之山”（王偁《皆山樵者传》，《白云樵唱集》附录），对于一般依循常规成长道路走来的士人来说，颇具浪漫色彩；而对于急于牢笼普天下文人士子的统治者来说，又是最好的“野无遗贤”的一个例证，如同在翰林的闽人林环所谓“益信天下之所以昌”（《白云樵唱集序》，《白云樵唱集》卷首）。因此，自其永乐四年（1406）被征至京师后，围绕着这个“皆山樵者”形象，一时如解缙、曾棨及同里在京为官的林慈、王偁、林仲贞等，各赋赞、说、传、记、辞之篇，成为一段佳话。他们表彰他的只是诗歌方面的成就，解缙说：“善为诗，有唐人风格，盖博学隐者云。”（《皆山樵者赞》，《白云樵唱集》附录）曾棨亦说：“工于诗，有盛唐之音。”（《皆山樵者辞序》，同上）故前引邓定《送王安中典籍赴阙》诗谓“凤台争诵《白云》篇，应制三时在御前”，应该不是一种夸饰，林环就有“无何，果以诗名彻宸听，得翰林典籍”（《白云樵唱集序》）的说法，表明他的诗在朝廷颇有流传。
相比较之下，王褒的才名要略逊一筹，钱谦益亦持这样的看法：“中美与孟扬、安中齐名，其诗殊乏才情，不堪鼎足，或其佳者不传耳。”（《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王纪善褒》）他的诗文集《三山王养静先生集》十卷倒是留存至今，或许只是因为他不像王偁、王恭那么有个性，为人处世亦有意识地以清慎、中庸为原则，因而自然就显得低调一些。不过，这种风致大概更符合馆阁体的要求，故史载永乐中，“时海内无事，每遇祯祥或令节，辄命从臣赋诗，褒应制多称旨”（《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四《纪善王中美先生褒》）。而从李时勉《题林志善诗后》，记此卷诗文乃永乐初翰林诸公为前南康太守林仕敏所作，“当时作者十五六人，自修撰王褒先生而下三数人，为前辈旧德，余皆吾同年友也，今多物故……其尤可感也”（《古廉文集》卷八，明成化十年刊本），应可看到他在当时翰苑还是有地位的。
三王之外，闽派诗人在馆阁而以诗名者，当然还应有高棅。该诗派后劲林志在所作《漫士高先生墓铭》中称“先生与皆山并以诗遇今上”，“平生赋咏，流传海内”，“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诗画者，争致金帛修饩”（《蔀斋集》卷六），似乎在当时有不小的影响。他集中的一些应制诗及与同官翰林的梁用行、王偁等人的酬和之作，也反映了他在馆阁的文学活动情况。不过，不知因为是他官运方面的问题，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差不多同时期的那些著名“台阁体”作家的著述，却几乎没有提到他的，包括他那被《明史•文苑传》认为是“终明之世，馆阁宗之”的唐诗选本——《唐诗品汇》或《唐诗正声》。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将在下面专门再作一些讨论。倒是像陈仲完、陈登这样世家背景的馆阁之臣，在他们生前身后，颇受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内阁重臣的敬爱，杨士奇为仲完作过像赞（《东里文集续编》卷四十五）及传（同上卷四十三），为陈登作过像赞（同上）与墓志铭（《东里文集》卷十九）；杨荣也为仲完作过画像赞（《杨文敏公集》卷十六，明正德刊本）及墓志铭（同上卷二十一），金幼孜则为陈登作过画像赞（《金文靖公集》卷十，明弘治六年刊本），并为登父陈仲进的诗集作跋，以“其辞气雍容而意趣深长者，必太平治世之音”（《书南雅集后》，同上）相表彰。在这些阁臣的眼中，无论陈仲完、陈登，都已经具有相当典型的台阁作风，“其学问之得，必本于经；其文章之达，不骛乎名。气宇蔼阳春之和，襟抱含冰雪之清”（杨士奇《陈仲完像赞》），“其中之夷夷，其外之怡怡；其学无所不窥，其辩浩乎若驰。……盖优游翱翔石渠天禄，而探玄抉秘商鼎周彝”（杨士奇《陈思孝像赞》），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至永乐中后期，闽派诗人如何随着政治文化体制一体化的进程，已被彻底改造成顺应时代潮流的审美风致。又永乐初尚在国子助教任上的郑定，作为闽派前辈诗人，在当时馆阁其实也颇有影响，我们从下面所举馆阁诸公奉和其《退朝左掖闻莺》之作，多少可以得到证实。
自永乐后期开始，“闽中十子”诗派的传人仍承接他们的前辈继续在馆阁发挥作用。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林志（1378—1427），字尚默，闽县人。永乐壬辰（1412）礼部会试第一，廷试第二，赐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承事郎。甲午（1424）召赴行在，预编《性理大全》及《四书五经大全》，受赐赉，升文林郎。他是王偁的门人，“其学博究经史百氏及星历医卜之说，咸得其要领”（杨士奇《故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读林君墓表》，《东里文集》卷十六），“所著诗文，雄健简古”（杨荣《故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读林君墓志铭》，《杨文敏公集》卷二十一），有《蔀斋集》传世。马铎（1366—1423），字彦声，长乐人。永乐壬辰（1412）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早年受《礼》于郑定，“遂旁通《易》、《诗》、《书》，于子史百家多所博涉。为文援笔辄就”（杨士奇《故翰林修撰马君墓志铭》，《东里文集》卷二十），惜授官不久即辞世。有《梅岩集》二卷，已佚。陈叔刚，名枨，以字行，闽县人。永乐辛丑（1421）进士。宣德初，拜监察御史，预修《实录》。迁翰林院修撰，擢侍读，充经筵讲官。以文行名。据载，叔刚“乃就谕德林尚默先生问古文法，先生作《原文》贻之，归则旁搜远讨，其功倍于肄举业时，其学与文遂并进”（刘球《故翰林侍读承直郎陈公行状》，《两溪文集》卷二十二，明成化刊本）。同陈仲完、陈登一样，这些人也已经完全浸淫于台阁审美风致，如林志，远比其师王偁要“谨静守约”（杨士奇《故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读林君墓表》），“在朝十有五年，入则恭勤趋事，惕然警励……退则静坐一室，优游疏散，醉吟自适，淡然若与世事不相干者”（杨荣《故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读林君墓志铭》）；马铎亦然，为人“质实无伪”，其志淡雅，“闲暇读书鼓琴以自适，所居据山林之胜”（杨士奇《故翰林修撰马君墓志铭》）；而“叔刚温雅洁悫，出言行事皆有思；裁为文，亦复如是”（《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三《侍读陈先生叔刚》），皆表现出这个时代的政治精英普遍具有的看似醇雅和厚、实则恭敛谨慎之特质，亦因而皆为以“三杨”为首的阁臣相引重。
世运与格调：一种“鸣盛”范式的建立
馆阁文人的诗歌创作，最为常见的，不外乎应制与同僚间的酬赠，前者是一种职分，后者则属文人传统，唐宋以来，莫不皆然。随着新王朝的建立，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是，文学如何能寻索到与这样一个气化隆洽、治教休明的空前盛世相称的表现形式，既然明初统治者与歌颂者都自以为“自三代以降，未有盛于今日者也”（金幼孜《师子赋序》，《金文靖公集》卷六），那么，它就必然要求文学也能有超越前代的新气象（故明代前期的文人常常以“凌驾汉唐”相号召），至少应该扫却元代馆阁被认为是萎弱丽靡的积习，这属于新时代馆阁文人构建官方意识形态中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而闽诗派恰恰在这一需求上有所作为。
就应制诗而言，当初林鸿于洪武中在京师任礼部精膳司员外郎[20]，太祖朱元璋尝试《龙池春晓》、《孤雁》二诗，一日名动京师，已经显示了闽派诗人是如何为“鸣国家之盛”奠定基调的。若再往前追溯，甚至还可与洪武元年（1368）侍讲学士张以宁因“钟山赋诗”博得朱元璋欢心相联系[21]。林鸿这两首诗，就诗题来说不见于今存《鸣盛集》中，然由其集中如《甘露应制》、《春日游东苑应制》、《春日陪车驾幸蒋山应制》四首等，仍可看到其应制诗一类的基本风貌。胡应麟尝论曰：“子羽七言律，如‘珠林积雪明山殿，玉涧飞流带苑墙'，‘诸天日月环龙衮，九域山河拱象筵'，‘衲经雁宕千峰雪，定入峨眉半夜钟'，‘云边夜火悬沙驿，海上寒山出郡楼'，皆气色高华，风骨遒爽。而诸选诸家，例取其‘堤柳欲眠莺唤起，宫花乍落鸟衔来'等句，乃其下者耳。”（《诗薮》续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胡氏所举前两联，即出自《春日陪车驾幸蒋山应制》其一颈联与其二颔联，前一联《鸣盛集》中作“珠林霁雪明山殿，玉涧飞泉近苑墙”；而“诸选诸家”“例取”的一联，出自《春日游东苑应制》颈联。他的用意，无非是要论证林鸿诗如何体现其以盛唐之音为宗尚，故所摘诸句，皆取其盛大、遒丽之气象、格调，所谓“气色高华，风骨遒爽”，能表现出与辉煌盛世的某种对应性；而“诸选诸家”“例取”的一联之所以“乃其下者”，应该是他认为犹未脱元代馆阁习气。当然，这样的评价，代表了“七子”格调派的价值标准，然正是从他们这一派的视角，或许更能够让人理解什么才是表现盛世气象的形式、风格。
永乐初在馆阁的闽派诗人，亦毫不例外地担当起“以供奉文字为职，凡被命有所述作”《翰林记》卷十一《应制诗文》）这样的职责，只要朝廷有重大事件，皇帝有重大活动或逢节令、瑞应等喜庆，他们都会和其他阁臣一起，奉命进献应制诗赋。试举数例：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新城侯张辅代成国公朱能率讨安南军分道进兵，拔多邦城，直捣其东、西二都；次年五月，安南尽平[22]。当时馆阁众臣如杨士奇有《平安南诗》（《东里文集》卷二十三），王偁有《平安南诗》（《青城山人集》卷一），梁潜有《平安南颂》（《泊庵集》卷一），夏原吉有《平安南赋》（《忠靖集》卷一），齐声颂扬当今天子服远之威德，而王褒亦以《平安南颂》（《闽中十子诗》“王翰林诗集”卷一）恭预其事。永乐五年（1407）二月，朱棣命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时有诸多祥瑞出现，史载学士胡广等咸献《圣孝瑞应》歌诗[23]。在其列的如杨士奇也作有《圣孝瑞应诗》（《东里文集续编》卷五十四），此外便是王褒作《圣孝瑞应诗》（《闽中十子诗》“王翰林诗集”卷一），王偁作《蒋山法会瑞应诗应制作》（《虚舟集》卷四），皆竭力为太平景象礼赞。永乐十年（1412）十月，朱棣狩于城南武冈，先夕有甘露降；次日狩阳山，甘露复降。于是，大臣皆以之为天地至和之应，又纷纷进献应制诗赋。如杨士奇作《甘露赋》（《东里文集》卷二十四），杨荣作《甘露诗》（《杨文敏公集》卷一），而高棅也有《瑞应甘露诗并序》（《闽中十子诗》“高待诏诗集”卷二）。
在今天看来，这类应制诗实在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歌功颂德的主旨，千篇一律的话语，毫无个人性情可言，即就所谓的格调而言，亦如晚明性灵诗人批评“七子”一派的模拟，是“假气格”。不过，在当时的情势下，诗取什么样的格调（特别是诸如此类进上之诗），却有着关系到能否表现胜国治世独有的精神内蕴与自位形象的重大现实意义；而馆阁众臣纷纷进献的群体性行为，既是一种竞技性的诗艺训练，又会在相互砥砺中彼此产生影响。闽诗派原来即以“卓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为然”[24]之诗学主张为标识，就在此际，连同其创作实践，成为影响“台阁体”诗风取向的一种主导倾向。譬如，《早朝》一类的诗，自唐代以来就是各级臣工表现公共政治领域意识与作为的一种职业化主题，在馆阁更是司空见惯，亦常为应制之作。王偁在翰林时，就曾撰有《元日早朝》，诗如下：
钟山瑞霭晓苍苍，紫禁犹传玉漏长。双阙旌旗低凤辇，千官环佩列鸯行。恩光已共阳和布，草木均沾雨露香。独愧此身无补报，年年万岁祝尧觞。（《虚舟集》卷五）
此诗以苍茫掩映的“钟山瑞霭”为背景，然后再聚焦至紫禁城内雄伟的建筑与列班众臣森严的仪仗，气象阔大，气势非凡；而阳光雨露之溥扬君德的主旨与一片精诚的表忠方式，又鲜明而自然地与万物更新、世运长盛的意蕴联系在一起，确实有一种广大清明之气，音调亦堪称宛亮。高棅因作《奉和王检讨元日早朝》相角胜：
严城初启漏声残，阊阖平分曙色阑。一叶仙蓂迎淑气，九重宫树却春寒。天近蓬莱瞻日月，风回环佩缀鸳鸯。共膺舜历三阳泰，长奉尧尊万岁欢。（《闽中十子诗》“高待诏诗集”卷四）
同样的广大清明气象，同样的颂圣体式。若究其风格渊源所自，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他们高相标举的盛唐之音的宗尚。下面这首高棅的《拟岑补阙参奉和早朝大明宫之作》可以用来作为一种证据：
明光漏尽晓寒催，长乐疏钟度凤台。月隐禁城双阙迥，云迎仙仗九重开。旌旗半掩天河落，阊阖平分曙色来。朝罢佩声花外转，回看佳气满蓬莱。（同上）
无论作法、风格，说高棅的这首诗与上一首诗如出一辙，大概是并不为过的，而它恰恰是摹拟岑参同题诗的产物。胡应麟因此对此首颈联所表现的气象极为赞赏，曰：“高廷礼《拟早朝大明宫》及《送王李二少府》诗，如‘旌旗半卷天河落，阊阖平分曙色来'，‘清川雨散巴山出，大泽天寒楚树微'，殊有唐风。国初袭元，此调罕睹。”（《诗薮》续编卷一）明确指出这样的拟唐之作一变元人习气，开启了新朝盛世之诗风。他的这种评价，也是“后七子”领袖的共同看法，以持择苛严着称的李攀龙《古今诗删》，在其明七言律部分，就将此首选入[25]；王世贞亦以“旌旗半卷天河落，阊阖平分曙色来”这一联为佳，而特摘句标示[26]。恐怕高棅自己亦极珍爱这样的句子，不然他不会不避嫌疑而反复使用的。作为对照，我们可再举一首同期馆阁文人王绂（字孟端，无锡人）所作的《用韵元日早朝和邹先生（缉，仲熙）》为例，诗曰：
珊珊珂佩共趋朝，彩仗森严拥戟旄。仙乐奏随方物表，天香飘及近臣袍。风微玉陛春光早，露湿金茎日影高。班退又闻催入燕，宫花簪帽醉葡萄。（《王舍人诗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首同题唱和诗在气象、格调上，与王偁、高棅之作就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显然仍沿袭了元代后期馆阁诗那种丽靡清婉的风习，四库馆臣对其诗有一整体评价，谓之“结体稍弱”（《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王舍人诗集》条），应该还是中肯之言。由此观胡应麟论高棅诗功绩所说的“国初袭元，此调罕睹”，不为无据。在这里，如果我们将杨士奇的一首《早朝应制》也拿来比对的话，则闽诗派那种开启新朝盛世诗风的作用，或许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其诗如下：
天香初引玉炉熏，日照龙墀彩仗分。阊阖九重通御气，蓬莱五色护祥云。班联文武齐鹓鹭，庆合华夷致凤麟（是日南夷贡麟）。圣主临轩万年寿，敬陈明德赞尧勋。（《东里诗集》卷二，明刊本）
我们看到，杨氏此作所表现的意蕴与种种特征，无疑更近王偁、高棅诗的盛唐气格，合乎那种颂圣鸣盛的范式。从他自己对“唐贞观、开元之际”诗的推崇，以为“读其诗者，有以见唐之治盛于此；而后之言诗道者，亦曰莫盛于此也”（《玉雪斋诗集序》，《东里文集》卷五），亦显示了其在诗歌价值取向上的认同。虽然他们在“治道”或“诗道”上各有侧重，这也正可看出闽诗派致力于文事所作的贡献，但在要求文学建立一种与新朝盛世相对应的表现形式之认识上却是一致的，这是闽诗派能够在馆阁产生影响并流行的基础。
馆阁之臣相互间的唱酬，是介乎所谓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一种情志交流的行为，当新政权建立后，它同样存在着应该如何体现世运、如何构建合乎官方意识形态的审美风致问题。在永乐初，以闽派诗人为主体，有不少其他阁臣参与，曾经围绕着闽派前辈诗人郑定所作的《退朝左掖闻莺》诗，展开了颇为盛大的唱和活动。这一事件，恰可用来说明当时的这些文学侍从之臣，如何通过这种特定的公务闲暇场景，来表现一种唯治平盛世才有的和乐之性情、宽裕之心境，进而以个人心性修养为发端，自觉加入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建设。郑定的原诗已不存，馆阁众臣的唱和之作择要列举如下：王恭《奉和国子先生郑孟宣退朝听莺之作》：
蓬莱佳气满瑶京，禁柳青青听曙莺。辇路乍闻千啭晓，春风遥度万家声。近随天仗和鸾驭，散入云门间玉笙。不独清平歌此调，高台还有凤凰鸣。（《白云樵唱集》卷三）
王偁《退朝左掖闻莺追和郑纪善之作》：
帝城春早觉春和，朝罢莺声送佩珂。文羽不随天仗散，调音偏傍上林多。娇连茝石花前听，响杂云韶柳外过。却忆故园芳树底，停杯为尔罢狂歌。（《虚舟集》卷五）
王褒《次郑校书左掖闻莺之作》：
白头著作丈人行，左掖闻莺有短章。委佩乍分花外仗，停骖归滞柳边墙。谪仙老去乡心切，贾至才高野趣长。自笑云泥踪迹异，无因倾耳接飞觞。（《闽中十子诗》“王翰林诗集”卷二）
王偁《左掖闻莺和郑孟宣助教》：
落絮飞花满禁城，万年枝上一莺鸣。全非幽谷间关调，总是东风宛转声。啼处尚含求友思，断时犹带惜春情。朝回左掖门前听，却讶箫韶奏九成。（《沧海遗珠》卷二）
杨士奇《和郑孟宣助教左掖闻莺》：
新莺飞集万年枝，宛宛流音欲曙时。乍协仙韶当紫殿，更谐琼佩近彤墀。九天春日初留听，千里云林独系思。惟有郑虔才调绝，朝回洒翰一题诗。（《东里诗集》卷二）
以上这些诗，无一不是大笔抒写闲逸优雅之情致，用李昌祺《左掖闻莺次前人韵》“惟有词臣最闲暇，轻摇玉佩让和鸣”（《运甓漫稿》卷五，明正统刊本）两句来表述，最为贴切。其表现仍是一种清明的气象，春和景明，鸟鸣宛转，诗人以优柔不迫、从容淡定的心态，在花前柳下随意捕捉着娇莺清音，形诸声诗，则自然词气安闲，韵调停匀，毫无山林枯槁之态。这是一种所际盛时而又对个人政治境遇志满意适的私人化、情绪化表述，每个人都从这样一种规定情景出发，在渲染、推助看似出之个人兴致的风流蕴藉之情怀的同时，既彰显醇和温雅的心性修养，又不失时机地颂扬时代气运之盛，说到底，还是一种“鸣国家之盛”的诗歌表现形式。与前述应制诗一类的创作情形相似，活跃于馆阁文坛的闽派诗人，在这一类诗上，亦以其某种示范效应，在构建所谓的“鸣盛”范式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棅唐诗选本的刊行及其意义
《明史•文苑传》高棅传如下一段话常为人所引述：“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按照这样的说法，意味着闽诗派以盛唐之音为宗尚的诗学主张，通过高棅这两个唐诗选本，对馆阁文坛产生了相当持久的影响。四库馆臣亦承其说，并将实现“坛坫下移”的李梦阳、何景明辈摹拟盛唐之胚胎，也追溯至高棅之选。如若此说成立，对于我们论述明初闽诗派对于“台阁体”诗风的影响，当然是极重要的论据。然而问题是，这实在是一种相当笼统且含混的说法，既没有指出其所依何据，更没有具体说明高氏之选于何时开始在馆阁流行，故已有学者根据对明代前期流行的唐诗选本实际情况的考察，对此说进行质疑，认为高棅选本的影响要到嘉靖以后才显明[27]。在以三杨为首的阁臣的著述中，确实都没有任何提及高棅《唐诗品汇》或《唐诗正声》之处，诚如论者所指出的，当时最为通行而且最受重视的唐诗选本，是高棅所祖述的元杨士弘的《唐音》。高棅的《唐诗品汇》始编于洪武十七年（1384），完成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之后又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完成《唐诗拾遗》十卷，皆其在闽期间所编，可能确实没有及时刊印，即有闽中诗友王偁、林慈、马得华先后为序而褒扬之，影响也仅限于他们周围的这个文学小圈子。高棅的《唐诗正声》情况有所不同，根据黄镐成化十七年（1481）重刊该着所作序，曰：“吾闽前辈翰林典籍高廷礼先生，总为《唐诗品汇》，而又虑其编目浩繁，得其门者或寡，复采取唐人所作，得声律纯正者凡九百二十九首，为二十二卷，名曰《唐诗正声》。编成先生没。”（见清吴中珩刊本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嘉靖刊十卷本卷首）知编选于生命的最后阶段。据前，我们已知高棅卒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又自永乐二年（1404）入翰林，“在翰苑二十年”，则此编应在馆阁所为。说起来，这是一个《唐诗品汇》的精华本，但既然山林与馆阁居处已不同，他对旧编重加筛选，所考虑的应该不止是部头大小的问题[28]，更重要的还有价值标准的调整或重新确定。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卷首《凡例》中那一段文字，有学者已指出最早见于嘉靖三年（1524）胡缵宗序刻本[29]，曰：“因编《唐诗品汇》一集……切虑博而寡要，杂而不纯，乃拔其尤，汇为此编，亦犹精金粹玉，华章异彩；斯并惊耳骇目，实世外自然之奇宝。题曰《正声》者，取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矣。”不管这段文字是否为高棅所撰，至少此集被解读出这样一种倾向，原来《品汇》所持标尺实际偏重于“声律纯完”一侧，所谓“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高棅《唐诗品汇总叙》，《唐诗品汇》卷首），现在则似乎强调与“得性情之正”并重；“正声”之谓，显然有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色彩。该着在高棅身后二十年即正统七年（1442）由同乡后学彭曜捐俸锓梓，时任明威将军金吾右卫指挥佥事[30]。上引黄镐《唐诗正声序》亦已提到：“时同乡金吾指挥佥事彭伯晖，从学于先生之门，乃捐俸锓梓，以成先生之志，然其板珍藏于家，得之者少。”黄氏谓得此版本者少或当为事实，他自己也是“历仕途几四十年，遍访之，尚不可得”，直到成化十六年（1480）赴任南京户部尚书，方从彭曜之子手中得此藏板，并于次年重新刊行；然这只能说明近四十年间未尝有人持此板重印，却并不意味着正统七年彭氏首刊本未曾行世。不仅如此，当年彭曜“谋欲锓梓，以广其传”，又尝请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为作《唐诗正声序》，陈氏还是给予了“夫《三百篇》不可尚矣，今兹获睹是编之出，俾学诗者得以辨论邪正而取则焉，岂曰小补之哉”（《澹然先生文集》卷三，清抄本）这样的高度评价。敬宗（1377—1459）字光世，慈溪人。永乐二年进士，与曾棨等选为庶吉士，与修《永乐大典》，授刑部主事。永乐十二年（1414），召入修《五经四书大全》，继修《太祖实录》，改翰林侍讲。宣德初，转南京国子司业，九年秩满，升祭酒，与北监祭酒李时勉称“南陈北李”。景泰元年（1450）致仕。传见《国朝献征录》卷七十四、《明史》卷一百六十三。他基本上可算是与高棅同时代的人，以其德望文章以及代表官学的身份，而能为《正声》题拂，其意义便非同一般。因此，尽管分别卒于正统九年（1444）、正统五年（1440）的杨士奇、杨荣等，很可能未及见到或根本不能见到这部选本，但该着梓行后，至少在南北两都，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实，上引《明史•文苑传》的说法应该还是有依据的。四库本《词林典故》卷三载：“按《明会典》，凡庶吉士以学士二员教习。然洪武中宋濂、永乐中解缙，皆领庶吉士，未尝抗颜为师也，至正统戊辰（按：正统十三年）乃为定制。先是，庶吉士俱于东阁进学；至是令于本院外公署教习。其教庶吉士，文用《文章正宗》，诗用《唐诗正声》。”《词林典故》一书，清乾隆九年（1744）重修，主其事者恰为主纂修《明史》的张廷玉。而这样的说法，在明人中亦不鲜见，如四库本《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庶吉士”条载万历中管志道奏疏曰：“自正统以后，抡选多非出自圣意，而从阁臣议请举行。亦不得读中秘书，而以《唐诗正声》、《文章正宗》为日课，不知将来所以备顾问、赞机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据此，我们知道，正是自馆阁重又趋于重视词章之学的正统末开始[31]，高棅的《唐诗正声》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一起，被用来作为翰林学士教习庶吉士古文辞的课本，那意味着是指导台阁文学写作的范本。
至于高棅《唐诗品汇》的刊刻时间，崇祯本《唐诗品汇》张恂《重订唐诗品汇序》谓：“是书始自成化间，陈公炜所刻。时公观察西江，意者校雠未得其人，故亥豕鲁鱼，流传相袭。”陈炜（1430—1484），字文耀，闽县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选监察御史。成化六年（1470），迁江西按察副使，成化十年（1474）升按察使，后又晋右布政使。卒于浙江左布政使任上。所著有《耻庵集》十卷。传见彭韶撰《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耻庵陈公炜墓志铭》（《国朝献征录》卷八十四）。张恂仅谓陈炜刊刻《品汇》于“观察西江”时，未言具体年份，而上海图书馆藏有一种《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诗人爵里详节一卷》，着录为成化十三年（1477）刻本，在时间上恰与陈氏任江西按察使吻合。虽然四库馆臣说他“诗文非所注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五《耻庵集》条），然实际上他是前面提到过的从林志学古文的陈叔刚之子[32]，可谓传承有自，刊布此选，应该有发扬闽诗派诗学之意图。根据现有的资料，除桑悦（1447—1503）曾为《唐诗品汇》作跋外[33]，莆田林俊（1452—1527）在其《严沧浪诗集序》中亦曾言及高棅《唐诗品汇》（《见素集》卷六），则此着在成化、弘治间应已流传，李东阳未提到高棅此选及《唐诗正声》，恐怕未必能说明它们在当时没有产生影响。又，黄佐为门人潘光统序《唐音类选》称：“宋元以来，选唐诗者独襄城杨士弘有《唐音》、新宁高棅有《品汇》大行于世，皆为词林所尚。”（参见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之《唐音类选》条，第146页）其实亦可作为一个旁证。黄佐（1490—1566）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嘉靖中始以编修兼司谏，进侍读学士，掌南京翰林院[34]，虽时代更晚，然因屡处馆阁，富于著述，于词林掌故极为娴熟，尝撰有《翰林记》二十卷，故所说当有其据。
从以上的考察，我们得以了解，高棅的这两个唐诗选本，确曾先后于正统七年及成化十三年首刊，而后在词林或其时文人中逐渐产生实际的影响，并因此获具某种正统的地位。由其性质而论，这两个唐诗选本，不过是承载闽诗派以盛唐之音为宗尚的诗学主张的媒体，如四库馆臣所说的：“明初闽人林鸿始以规仿盛唐立论，棅实左右之。是集，其职志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唐诗品汇》条）其用意，无非是通过对有唐一代诗歌流变与格调的审辨，指出向上一路，树立可从音响体制入手的盛唐诸体诗歌典范，从而指导学诗门径，使得恢复古代诗歌审美理想具有可操作性。在此前提下，才基于杨士弘选本衍生出唐诗“四期”、“九品”的庞大体系，学诗者可据此“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又何者为王、杨、卢、骆，又何者为沈、宋，又何者为陈拾遗，又何为李、杜，又何为孟、为储、为二王，为高、岑，为常、刘、韦、柳，为韩、李、张、王、元、白、郊、岛之制，辩尽诸家，剖析毫芒”（《唐诗品汇总叙》），归根结底，首先是为所谓“规仿盛唐”提供具体途径的一个范本。因此，尽管这样一种有形的范本，至正统及成化间刊行后才开始成为学诗者摹习的依据，却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闽诗派的诗学主张就无从产生影响，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有所分析的，从林鸿到高棅、王偁、王恭等该派主要成员，他们恰恰是通过其“规仿盛唐”的创作实践，为明代前期的馆阁文坛建立一种“鸣盛”范式提供借鉴与示范的。李东阳即曾议论林鸿的创作说：“林子羽《鸣盛集》专学唐，袁凯《在野集》专学杜，盖皆极力模拟，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题目亦效之，开卷骤视，宛若旧本。”（《怀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钱谦益赞同这样的看法：“膳部之学唐诗，摹其声象，按其音节，庶几似之矣。其所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模仿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列朝诗集小传》甲集《高典籍棅》）至于高棅，也几乎把盛唐有成就的诗人的作品摹拟遍了，从李白、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到李颀、崔颢、张说，尤其是高华典丽之七律，故钱谦益评价其《啸台集》的山居拟唐之作，亦谓“音节可观，神理未足”（见前引）。王恭亦然，在其所存《白云樵唱》、《草泽狂歌》中，集中于五七言律体，不仅如李白、王维、高适、祖咏、卢纶、韩翃、韦应物、刘长卿、王建、张籍、姚合等知名诗家的诗皆一一拟作，甚至还有摹拟如窦遗直这样不知名小家的作品。他们这种创作方式，当然有不小的流弊，却正是其特点所在，根源还是在其诗学主张上，更多地取严羽所谓“熟参”的一面，更多地偏重有迹可寻、可依循而入的音节、体制乃至气格的层面，这就使得“格调”成为他们实际关注的中心范畴——尽管他们尚未将之标举为一个特别的命题，后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林、高为代表的闽诗派看作是格调派之祖。故如钱谦益将张楷遍和《唐音》及李、杜诗之风习的源头，追溯至闽诗派[35]，当然也不是无稽之谈，它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闽诗派在明代前期所具有的影响力。
注释：
[1]如宋吴处厚曰：“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着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青箱杂记》卷五，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元吴海《书贡尚书〈闽南集〉后》曰：“故公之文，丰腴清润，无山林枯槁之态；温厚缜密，有台阁优游之体。敷畅条达，如春花之妍；委蛇演迤，如长江之流。”（《闻过斋集》卷八，《全元文》第5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廖可斌《论台阁体》一文，亦已论及台阁体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并祧江西、闽中两派，见《诗稗鳞爪》，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3]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翰林记》卷十七《正官题名》、《属官题名》、《史官题名》统计。
[4]王褒之任职时间稍早，当在永乐元年（1403），其传曰：“永乐初年朝京师，考上最。已而以文学表修《高庙实录》，遂擢褒为翰林修撰。”（《闽中十子诗》卷首《闽中十子传》）案：解缙等上表进《太祖实录》在永乐元年六月，参详《太祖实录》卷二十一“永乐元年六月辛酉”条。王偁（1370—1415）的任职时间当即在永乐二年（1404），由解缙永乐五年（1407）春撰《虚舟集序》“孟扬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长于人……”可推知。其应召赴京则在永乐元年，参见《虚舟集》附王偁《自述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陈仲完（1359—1422），名完，以字行，长乐人。生平行迹见杨士奇撰《陈仲完传》（《东里文集续编》卷四十三，明嘉靖刊本）。仲完名列《闽书》所记“闽南十才子”（详下），今存《江田诗系》本《简斋集》一卷。据其集，与高棅、王恭、郑定等皆有唱酬。
[6]参见高棅《倚韵奉寄和陈沧洲留别之作》小序，《木天清气集》卷六，清金氏文瑞楼抄本；林志《漫士高先生墓铭》，《蔀斋集》卷六，明万历间活字本。
[7]参见林慈永乐四年（1406）撰《皆山樵者传》，《白云樵唱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文苑传二》王恭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8]高棅《送四彦归闽州诗》小序曰：“永乐六年冬十二月，《大典》书成，择日表进，与纂修者三千人，咸蒙赏赉，而恩荣遣归者三之二。吾闽儒士郑铭、陈茀，泮生陈循、林彬，皆在遣中。戒行有日，凡乡友之在禁林者，闻而出饯，且惜其去。……乃相与酌酒言别，发为歌咏，以壮其行。典籍王公安中首歌五阕，修撰王公中美、春坊赞善陈公仲完相继倚和；予时茧足离群，愧不能追逐于临歧之际，因感激吐辞，歌古调三叠，重赋《四君咏》，凡七章，厕群公之末，以写予故园之思，以勖其进修之大。”案：此记“永乐六年冬十二月”，当为“永乐五年”之误，“《大典》书成，择日表进”之史实，参见上引《太宗实录》卷七十三“永乐五年十一月乙丑”条。
[9]王偁卒永乐十三年，王褒卒永乐十四年，陈仲完卒永乐二十年，高棅卒永乐二十一年。
[10]何乔远《闽书》卷七十三《英耆》陈䢿条载䢿“与林子羽、陈仲完、唐泰、高棅、唐震、王恭、郑孟宣、王偁、王褒称闽南十才子”（八闽文献丛刊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据王恭《国子先生郑孟宣以赐告归省丘墓暇日访余新宁沙堤余因载酒于沧洲野堂以燕之适文墨友方外交翕然来集酒酣乐甚分韵赋诗余得酒字时庚辰孟秋七月》（《白云樵唱集》卷二），知建文二年（1400）秋郑定归省，已在国子助教任上。
[12]可参看《明史•职官志二》。
[13]以上引文参见《翰林记》卷十九《文体三变》。
[1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王读学达》记曰：“达善有盛名，与解大绅、王孟扬、王汝玉辈，号东南五才子。”所举尚缺一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六《王洪传》载：“洪敏于才。在翰林时，帝方怀柔远人，属国以方物贡者不绝，麒麟、白泽、驺虞、芝草、醴泉，凡有歌颂，以命洪，辄立就。与解缙、王偁、王琎、王达，号东南五才子。”所举虽全，然其中王琎当以王璲为是。琎，字汝嘉，璲之弟，亦召入翰林。洪熙中，入直文渊阁。然钱谦益谓“文誉亚于二兄（按：又有兄琏，字汝器），诗无足采”。参见《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王宾客璲》附《王主事琏、翰林琎》。
[15]参见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参见《翰林记》卷十一《评论诗文》。
[17]如《元夕黄庶子淮宅咏莲花灯和胡学士广韵》、《送曾侍讲棨从幸北京》等，皆见《虚舟集》卷五。
[18]参见《故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读林君墓表》，《东里文集》卷十六。又杨士奇集中《题王孟扬检讨鹡鸰图》（《东里诗集》卷一），其跋《黄庭经二帖》谓：“近得之王孟扬检讨……”（《东里文集续编》卷二十一），皆可证其交往。
[19]参见杨士奇正统元年（1436）所撰《沧海遗珠序》，《沧海遗珠》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五所录无名氏撰林鸿传曰：“高皇帝时，部使者以人才荐，授将乐儒学训导。居七年，擢拜膳部员外郎。高皇帝临轩试《龙池春晓》、《孤雁》二诗，一日名动京师，是时鸿年未四十也。”（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据《明史•选举志三》，洪武六年“遂罢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至十七年始复行科举，而荐举之法并行不废”，则林鸿以人才荐，授将乐儒学训导，至早亦当在洪武六年（1373）；在任七年，则其擢礼部精膳司员外郎至早亦当在洪武十二年（1379）或十三年（1380）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鸣盛集》卷首刘崧洪武十三年（1380）春所撰序已称“林员外子羽”，则其以人才荐或即在洪武六年。
[21]参见《明史•文苑传一》张以宁传。
[22]其事之原委经过，参详《明史•外国传二》安南传。
[23]参见《明史•宦官传一》侯显传。
[24]王偁《唐诗品汇序》述高棅所论，《唐诗品汇》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25]见《古今诗删》卷二十八，明万历间汪时元刊本。
[26]参见《艺苑卮言》卷五。
[27]参见陈国球《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4页、第770—773页。以下有不少材料转引自该文，特此说明。拙文结论虽与该文稍有出入，然从考察角度到材料举证，由该文受益良多。
[28]《唐诗品汇》全书凡九十卷，计选录作者六百二十人，作品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其后又再取诸书，掇漏搜逸，复增作者六十一人，作品九百五十四首，附于《唐诗品汇》之后，成《唐诗补遗》十卷。该书亦有单行本行世，参详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之《唐诗拾遗》条，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1—93页。
[29]参见周兴陆《关于高棅诗学的两个问题》，《学术界》2007年第1期。
[30]上引周兴陆文，发现了为人忽视的各本《唐诗正声》末所附彭曜正统七年孟夏题识，这对于该书早期版本的认定与系统梳理具有重要意义。
[31]《翰林记》卷四《公署教司》曰：“正统以来，在公署读书者，大都从事词章；内阁所谓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本院立案，以为去留之地。”
[32]参见《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三《侍读陈先生叔刚》。
[33]桑悦《跋唐诗品汇》，为《明文海》卷二百十二所收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4]参见《明史•文苑传三》黄佐传。
[35]参见《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张佥都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