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城市化：独特经验和现实景观
与现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一方面，这与中国深厚的农业传统、巨大的人口负担、城市化起点低而发展快、城市发展的层次多和区域差别大等独特国情和现实矛盾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与主要以现代工业为中心的传统城市化进程不同，我国城市化一直处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城镇化(towniztion)、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化(Urbanization)以及以服务经济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的复杂网络体系中，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需要、矛盾和问题既彼此缠绕又相互冲突，是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呈现出很多独特经验和现实景观的根源。
纵观世界各地的现代城市化进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与经验，其中欧美城市化与拉美城市化是受关注较多且大相径庭的两种模式。欧美城市化发端于工业革命，经历了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城市化率较高(2007年欧洲的城市化率达到79％，美国达到87％①)、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市场主导城市化进程等特点。与之相比，拉美城市化起步晚、发展速度快，快速而缺乏节制的城市化导致了城市人口膨胀、城市首位度过高、贫富差距悬殊、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社会失范行为激增、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的蔓延，使这一城市化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评。
作为城市化起步很晚的国家，中国与这两种模式的关系十分复杂而微妙。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在理论上深受欧美等国影响，并在城市政策与规划、建设与治理、发展战略等方面表现出普遍的“亲欧美”倾向，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中又与拉美城市化存在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并在居住、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方面遭遇了一系列的城市病。但在宏观进程和深层结构上，自新中国建立伊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不仅没有复制或机械照搬某个国家、某种模式，相反是在不断地探索和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国城市化道路。与欧美模式相比，两者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但与欧美城市化主要由市场主导截然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我国城市化的核心机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当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具有容易控制和发展更加均衡的优点。与拉美模式相比，两者最大的现实问题在于面临着城市过度化和城市病的挑战，但同样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独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战略体系。其他还有很多方面，例如，城市是天生最活跃的经济体，尽管与拉美、非洲甚至东南亚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借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城市化获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的雄厚物质基础。又如，人口问题一直是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尽管在人口规模上我国与同属金砖国家的印度相近，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和近年来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大力投入，使我国城乡的公共服务水平已远远高于印度等世界人口大国。而且即使在人口压力已表现出诸多负面影响的当下，印度的“强制节育”等政策依然面临着极大的障碍②。
凡此表明，我国在城市化道路上不仅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很多问题和困境，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理论和经验模式。同时还可以说，基于我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中国今后的城市化也注定将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我们称为“中国式城市化”，表现为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传统的乡土中国正在成长为城市中国。因此认真梳理和总结中国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失误，明确提出中国式城市化的概念和模式，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中国城市化特殊的问题、处境和需要，同时也可为当今世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中国思想和智慧。
二、“中国式城市化”的总体背景与深层挑战
中国式城市化的提出，不只是基于对过去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也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认同和建构过程。总结既可以提供一个具有本土化意义的重要参照，也有助于发现和探索我国城市化的深层问题与挑战。
1.“地广人多”的总体背景与中国式城市化的“巨型”特征。城市发展既需要有充足的空间，同时也需要有大量和高度集聚的人口。城市的空间越大，就越有利于人口集聚。但反过来，城市在本质上又是有限的“容器”，一旦超过了城市可承载的极限，就会导致人口密集、房价昂贵、交通拥堵、就业压力增大、环境污染加重、社会分化加剧、公共资源(如教育、卫生)短缺等更为严重的“城市病”，并从根本上威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概括为“地广人多”。一是说面积大意味着“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内需大”，而人口多则意味着“城市化的后劲足和可持续性强”。而这两方面的优势一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条件。正如2002年，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所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③。2012年，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同样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将快速发展。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比重将从1/2上升到2/3。这又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④。另一方面，在“地广”和“人多”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地广”最直接的问题是容易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而“人多”则必然会加剧生存竞争的残酷性，特别是在城市化速度过快、人类环境与资源已出现相对或绝对不足的当今世界。与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相比，中国式城市化在深层结构上是一种巨国型城市化。在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巨国”不同于“大国”。所谓大国，一般是指“面积大”或“人口多”，而巨国则特指中国这样“人口多”和“面积大”叠加在一起的国家。对于前者而言，或是由于发展空间大而人口数量有限，或是由于人口多但区域差别小，所以很多问题处理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和容易。对于中国则不同，由于它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因同时加入人口和区域的参数而被无限放大，结果往往是每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会变得无比复杂，这就是基于“地广人多”而必然导致的“巨国效应”。巨大的国土面积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是中国式城市化呈现出的独特景观和内涵，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异常复杂和分外曲折的根源。
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城市化相比，基于“地广人多”的“巨型特征”，是中国式城市化最突出的本质特征。其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很难借鉴和使用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的模式和经验，或者说，即使在其他国家和区域很成功的经验和模式，一旦纳入中国巨大的空间和人口框架之后，结果往往是变色、变质和走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学习和引进了很多西方先进的城市管理和建设经验，大的方面如新城规划、城市交通建设，小的方面如主题公园、汽车限购，其中绝大多数如果不是以夭折和失败而告终，也基本上是不解决现实问题的。二是由于在层次和关系上过于复杂，巨国型城市化在深层机制上具有明显的“测不准”属性，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预测和判断都是无效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以城市化水平为例，2002年，曾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会从2000年的36.9％发展到2020年的50％⑤。但实际上，我国城镇人口在2011年末就达到69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为51.27％，这几乎比当时的预测提前了近十年。还有对城市房地产、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唱衰”或“雄起”的预测和判断，其大多数也都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其中尽管也有“专家的知识与职业素质”问题，但从深层上看，显然与中国式城市化的特殊内涵及“巨国效应”关系更加密切。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揭示了提出和建立中国式城市化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一方面，对于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尤其是不可能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走西方曾经的城市化之路，这是当下很多基于西方理论和模型的研究频频被中国城市化进程嘲弄和遗弃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地广人多”的整体背景下，由于政治制度机制问题、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发展先天不足，特别是时间紧迫、环境复杂等原因，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很多问题在西方都很难碰到，或者是只有表面上的相似而实质上却大相径庭，这是很多西方政策与对策在中国往往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根源所在。但反过来在应对中国城市化的特殊问题和现实挑战中，确立中国式城市化在逻辑上的合法性及在历史中的合理性。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仅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案例，同时也在各种失误和教训中得到了锻炼，并初步为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化理论、政策、制度和路径准备了理论资源和现实条件。
2.中国式城市化面临三大深层挑战。尽管中国式城市化在空间进程上具有明显的多层次性，即城镇化、城市化和都市化在不同区域中共时展开、分层推进。同时，在人口城市化上也具有多元性的显著特点，传统农民、现代产业工人和后现代生产者的复杂构成，也使人们在判断和选择时十分困难并容易顾此失彼。但从深层结构看，我国的巨国型城市化进程，同样受制于客观、主观及主客体相互交织形成的实践环节，也就是说，从中国式城市化的客观环境、主体存在及当代人的城市实践三方面出发，就可以在异常复杂的关系网络和现实局面发现影响和制约中国式城市化的瓶颈性问题。
一是“人多地少”。这是从中国式城市化的空间环境角度讲。我们知道，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发展的两大基本问题和永恒困境。时间问题的本质是“来不来得及做”或“有没有时间去完成某件事”。空间问题的本质是“有没有条件和资源做”或“具备不具备某种历史条件或社会土壤”。与“地广人稀”的大国发展相比，空间和资源不足是巨国发展面临的最直接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式城市化在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即中国城市发展的前景主要基于我国城市能否在短暂的机遇期内获得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物质与环境条件。尽管中国在国土面积上属于大国，但在加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参数之后，空间与环境容量就成为一个绝对不容乐观的现实问题。特别是2010年出台的两大重要文件，一是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城市空间控制在10.65万平方公里以内”；二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表明我国对城市用地的管控措施和制度越来越严。可以想见，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的空间资源将会越来越紧缺。就此，如何在中国城市政策体系框架内获得足够的土地与空间资源，即是中国式城市化在客观上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推动中国城市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现实挑战。
二是“人多嘴杂”。这是中国式城市化最突出的主体问题，即在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农民、现代产业工人和后现代生产者三种主体，无论在精神意识上还是在现实利益上的差异和冲突都很大，在一些基本和重大的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或采取一致的立场。如对国际大都市的态度，众所周知，“十七大”以来，“城镇化”和“国际化”正式进入中国五大国家战略体系，这在深层则意味着“国际大都市”对内承担着引领、辐射、示范和率先发展等艰巨使命，对外面临着探索、开拓、深入旋涡中心和争取民族话语权等重要任务。但受城市病等现实问题和矛盾的刺激，近年来我国对“国际大都市”的“大批判”一直不断，使作为当代城市最高发展形态的“国际大都市”沦为过街老鼠，舆情压力巨大，处境十分尴尬。这不仅容易在思想和认识上造成很多的片面或错误，同时也会直接影响我国城市的政策、规划与管理。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城市舆情研究与发布上。近年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以城市排行榜、城市发展报告为代表的城市舆情研究迅速升温。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扎实的实际调研、全面的数据采集和深入的分析研究，其中不少存在着以偏概全、过于随意、学风不严谨、甚至是有意炒作等问题，不仅不能反映中国城市的真实存在状况与社会发展需要，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城市化主导因素和深层机制的理性研判，还对城市管理、决策及都市日常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和引导，很多城市的“拍脑袋”决策可以说都根源于此。“人多嘴杂”主要是个文化问题，以至于形成了无论什么人都在纵谈城市化以及无论什么事情都喜欢扯上城市化的潮流，这在当下突出表现为“主意太多”、“人人都想当家做主”。同时，在互联网和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要想不受干扰、耳根清净、有点定性可以说非常之难。由此可知，“人多嘴杂”已构成中国式城市化在主体方面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我国发展成本高、后遗症多的重要原因。
三是“不讲规矩”。这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行为和实践问题，即在“人多地少”、竞争激烈的客观环境和“人多嘴杂”、缺乏明确目标的主体背景的双重影响下，“没有规矩”、“有法不依”、“一切以一己之利害修改游戏规则”是“不讲规矩”的突出表现形式，既包括各种外在的法律、规章、制度和习俗，也包括内心的道德律、良知良能和文化心理结构，已成为比“人多地少”和“人多嘴杂”更重要和更复杂的综合性疑难性城市病。尽管这其中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比如对城市化带来的新规则、新程序不够熟悉，或者是很多匆匆出台的新制度、新举措有违人们的愿望和需要，也包括千百年来传承有序的固有规矩体系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彻底打乱等。在种种“不讲规矩”的问题中，其中最可怕的是想方设法“打擦边球”和“钻空子”。这不仅只是对规则的漠视和抵制，在本质上也是对规矩本身的解构，并由此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性生态，最终使各种城市文明建设的努力付诸流水。比如新城新区开发建设问题。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出台规范土地开发的政策措施，但未批先建、少批多建、越权审批、借壳建设、以租代征等问题却一再重演，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还引发了诸如强拆、“农民上楼”、“半城市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再比如城市规划问题，在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一经确立就很难更改，但在我国却频繁出现“换一个领导换一张规划图”的怪象，特别是在过分求新求奇的畸形心态诱导下，很多新规完全不顾城市发展的延续性和不同规划之间的衔接，使“被规划折腾”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显然都是“不讲规矩”在作祟。就此而言，如何通过新的启蒙和教化，使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民族养成遵守城市规则的品性和习惯，将是一个十分漫长和艰难的历程。
当然，以上三方面只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式城市化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固有问题和矛盾尚未解决之时，一些新的、甚至是相反方面的问题也已来临。比如在担忧“人多”的时候，关于中国人口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已兵临城下。此外，在空间不足和人力资本红利减少的大背景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宝贵的土地资源和人才是否得到了优化和高效使用？所以说，这种过于复杂和易变的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不仅再次印证了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政策、对策和模式，同时也在呼唤着真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实际和需要的中国式城市化理论体系。
三、以“城市科学”建设推动中华民族的“城市启蒙”
尽管说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指数与主要尺度，因而这可以看做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与象征。但中国城市高速和超常规的发展也进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造成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看病难、上学难、食品安全等突出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很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工具技术及游戏规则的陌生和不适应，他们很难切实地分享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相反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因此就可以逃避城市，同时也要明白“辱骂”和“鲁莽的道德批判”绝不是战斗，不仅不可能改变人类已进入城市时代的现实，反而会使自身由于拒绝进入人生的“城市版本”而蒙受更大的损失。因而，在当下中国，普遍需要的是树立正确的城市观，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当代中华民族的感觉、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一言以蔽之，“城市启蒙”已成为我们民族在当下最需要的理论探索和文化自觉。
城市化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与文化发展，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焦点与现实对象。但与泥沙俱下、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城市盲点”密切相关。一方面，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谱系和价值观念上具有浓郁的“乡土中国”色彩，很多观念、方法、理论与价值态度都是反对和敌视“城市”的。另一方面，受西方影响，中国当下关于大都市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环境、经济、人口与管理等方面，忽略了在当今城市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与社会问题。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客观的价值立场，是人们面对城市问题时容易简单化、非理性甚至极端化的主要原因。就此而言，破除人们思想观念中对城市的蒙昧和错误认识，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学术转型，大力开展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为中国城市提供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系统，已势在必行。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开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的现状调研与问题分析。近年来，在强烈的现实需要刺激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城市联系起来，发表和完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既有架构，也存在着一些关键和突出的问题。以马克思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观点为指导，对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为清理各种片面和错误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态度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更好地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2.以“城市科学”和“都市文化学”为重点推动城市学科集群的建设。城市问题涉及环境、政策、规划、经济、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务、文化、传播、艺术、心理等方面，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或学科集群。由于问题复杂与对象众多，最需要的是基础理论建设和价值理念的树立。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中，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城市科学”和“都市文化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城市科学以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为研究对象，可以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提供基础理论。文化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形态，文化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都市文化学以城市文化发展规律和都市人精神生活需要为研究对象，可以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提供价值理念。
3.以城市化为战略核心探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转型。在城市化背景下，我国人文社会学科在“城市研究”上出现了众多成果。但由于以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为深层结构，向往农村和否定城市仍是这些研究的主流。在这个基础与背景下形成的知识与价值，对中国的城市化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和压力。同时，本于服务社会发展的主旨，近年来教育部相继建立了一些与城市发展相关的研究机构，并在科研项目上不断给予倾斜。但相对于快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这个进程中重大、多元与紧迫的现实需要，这些仍显得相对不足和需要加大支持力度。目前需要的是密切结合中国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强化以城市化为战略核心的顶层设计，全面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升级和结构转型，以便为中国城市化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
注释：
①段瑞君：《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天津］《城市》2008年第10期。
②廖政军、郭西山：《印度“只生两个”政策艰难前行》，［北京］《环球时报》2012年8月14日。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百姓蓝皮书》，《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日。
④《1978－2030：中国发展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26日。
⑤《到2020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将各占一半》，《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