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为了对近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公有经济的演变进行回顾总结和比较研究，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全球坐标和历史向导，本研究表明公有制和私有制各有优势和局限，根据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两者作用和结构各有不同，公有制与私有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总体趋势。公有制有必要扶持保护，需要防止被误导，但关键在于自身的创新发展。相比对资本的直接管控，更应注重如何通过发挥公有制的作用来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中国是世界上公有制经济体量最大和发展成就最大的经济体，全球范围内没有太理想的参考经验，应有中国自信，立足于本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道路。

关 键 词：公有制  私有制  国际比较  中国道路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与核心，站在建党百年，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有必要对以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国际视野加深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方向提供全球坐标和历史向导。

目前国内有学者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实践探索进行了系统回顾总结，①相应也需要对百年来国际上公有制经济以及“国有化—私有化”交替演变的历程进行回顾总结和比较研究，目前相关研究已经有很多。②但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欠缺：一是相关研究还不够全面和系统，在国家分类、代表性国家、来龙去脉、所有制形式和发展现状等方面各有不足；二是对公有经济变迁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相关原因的分析还有待深入完善；三是到了建党百年与新发展阶段，对我国所有制的启示需要与时俱进的分析总结。以下依据国家发展阶段和制度的不同，将国际上的国家分为三类，并对公有经济变迁进行系统梳理总结。

一、原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的演变历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主导了世界经济。但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了一股公有化浪潮，影响持续到70年代末，公有经济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一)苏联引领的公有化浪潮

首先推动公有化浪潮兴起的主要国家是苏联。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上台后，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构想，逐步废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原有的公有制为基础，民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政策，转变为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路线。自此后，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在苏联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占据了90％以上的产出份额。全面公有化有助于苏联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集中全国力量快速实现工业化，助推苏联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大国。③

二战后，中东欧、亚洲和拉美等地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全面仿照苏联模式推行了全面公有化。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国家在人事、财务、物资供应、销售和价格等方面的控制，实际上是准国有经济单位。

(二)苏联、东欧快速全面私有化的后果及原因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开始了大规模、快速的私有化过程。在私有化前，国有经济占其经济总量的比例大多在90％以上，而仅仅经过7年左右的时间，大部分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比例就下降到30％以下。④

在农业集体经济方面，同样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首先是土地私有化，俄罗斯将土地分配给个体农户，中东欧国家还把过去共产党没收的土地退还原主。⑤其次是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非国有化，转变为股份公司、合作社和个体所有等。⑥

以激进私有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激进的转轨政策，给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俄罗斯最为典型，在其经济转轨的10年中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近40％，损失量是俄国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出现了一个占人口1/3左右的庞大的贫困者阶层。⑦中东欧国家的产出也持续下降3年多，在10年过渡期结束的时候，平均生产总值只是恢复到了1989年的水平，而欧盟成员国的相应指标同期则增长了将近20％。⑧

在激进私有化过程中，外资趁势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市场。以匈牙利最为典型，其私有资产中有2/3被外资控制；在全国15家最大的银行中，外资控制9家；在制造业方面，外资所占份额已达到80％以上。⑨

集体农业所有权的激烈变更也造成了管理经营的混乱，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流失，集体经济拆分为个体经济也违背了规模经济规律。个体农户由于缺乏相应设备和技术，大多经营困难，甚至难以维持生存。俄罗斯1997年农业总产值比1990年下降了近40％，劳动生产率下降了30％。⑩

这些长期处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缺乏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快速大规模私有化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有股份和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把大量私有化的国企突然推向很不健全的市场，企业无法适应全新的经营环境，原有的国有垄断企业只是变为私人垄断，效率无法提高，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自发引导生产的作用，整个经济陷入混乱。而企业所有权剧烈变动和不规范的私有化，也带来企业管理的混乱，生产投入大幅减少，企业状况更加恶化，纷纷停产倒闭，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流到外国，大量国有资产套现后被转移到西方。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由于其还有政策性负担和缺乏自生能力，预算软约束的情形不仅未消除，反而更为严重。(11)

(三)波兰的适度私有化与俄罗斯的再国有化

在东欧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波兰经济表现在苏东各国中相对较好，经过短暂的困难后，从1994年至1999年，波兰实现了5.8％的年均增长率，有4.4％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绝大部分发生在国有企业当中。(12)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大多数重要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快速私有化，控制权仍然保留在政府手中。(13)占国企总数21％的大型国企被保留下来，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5％，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额的72％。(14)

面对俄罗斯激进私有化造成的灾难和寡头主导的俄国政治经济状况，普京在2000年上台后，对国家经济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企业进行了再国有化，在其第二个任期中，又在大型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重组或新组建了不少大型国有企业，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国有经济从2000年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上升到2009年的50％。(15)同期，俄罗斯GDP年均增长率接近7％。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有经济的发展历程

(一)发达国家的国有化

以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开始大力推动经济的国有化。这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缺陷，苏联实行经济国有化后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现实鲜明的对比下，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政府需要强力干预经济应对衰退，推动了发达国家的国有化运动。另一方面二战后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的需要，私有经济和市场遭到重创，大规模战后经济重建和维持稳定离不开国有经济的支持。后来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西欧部分国家又掀起一波国有化，(16)其中英国和法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化的典型。

英国主要经历了三次国有化运动。分别起始于1945年、1967年的第一次、第二次国有化，主要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金融和钢铁等部分重工业进行了国有化。1974年的第三次国有化扩展到竞争性领域和高技术领域，对船舶、数控机床、医疗设备、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和电子等行业的企业通过参股或控股的方式进行了国有化。1979年，英国国有化高峰时，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5％，国企职工有175万人，占全部职工人数的5.9％，国企投资占总投资的15％。(17)

法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国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经历了三次国有化浪潮。(18)到1985年，法国国企固定资本投资占非农非金融部门的35％，增加值占非农非金融部门的20％，公营企业人数237万人，占非农经济部门领工资者人数的17.6％。1986年底，国有银行资产占比为77％，客户信贷占比为88％。(19)

经过这轮国有化，国有化程度都有不小的提高，国有经济在法国甚至取得了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分布除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金融领域外，还存在于重工业、制造业和高技术领域，在很多国民经济的支柱部门取得了支配地位(见表1)。

根据国有经济的份额和发挥的作用程度的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程度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美国型——轻型，英国、法国型——重型；日本型——中度型。美国的国有化程度很低，只限于部分军事工业、邮政和内陆运河等领域；英国和法国的国有化程度最高，国家资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基础设施和自然垄断领域到竞争性的制造业和高技术领域都有。而日本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自然垄断、基础设施、金融和公共物品等领域，在竞争性和制造业领域极少分布。(20)

(二)发达国家的私有化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始推行私有化政策以来，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私有化浪潮。(2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末经济普遍增长乏力，很多陷入滞胀状态，这时反凯恩斯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经济发展要依靠私有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和开放化。同时发达国家的国企普遍经营绩效差，亏损严重，缺乏活力，还需要政府财政不断补贴，成为政府和经济发展的负担。比如，在70年代，英国国有企业的平均成本比私人企业高40％，联邦德国高100％，法国国有企业每年亏损总额达300亿法郎。法国1985年对国有企业的总支出占财政赤字的50％，英国在同一年对煤炭、铁路、钢铁三部门的补贴就占当年财政赤字的20％。(22)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首先推行了声势浩大的私有化运动，首先出售的是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到撒切尔的第三个任期，提出了“私有化无禁区”的口号，私有化进一步扩展至公用事业、社会福利和自然垄断等领域。

英国在私有化过程中设立了“黄金股”制度，政府象征性的持有极少股份，来保证政府对已经私有化的国企在公共利益和重大事项方面的控制权和影响力，“黄金股”在其他经营活动上没有特权，这样政府就不需要持有较多股份来保证控制权，推动了国企的私有化和治理变革。英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后来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管理和私有化重要国企的普遍做法。(23)

英国的私有化政策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私有化后企业效益普遍提高，政府财政负担大大减轻，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很快走出衰退，经济整体表现优于同时期其他西欧发达国家。英国9个主要国有企业80年代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比70年代提高了4.1个百分点。(24)英国1980-1989十年间宏观经济、劳动生产率和财政指标都有较大改善，并领先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25)

在私有化过程中，英国倡导的“大众资本主义”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英国政府向国企职工和普通民众大量出售国企股份，国民持股人数大幅增加。1979年，英国有300万小股份持有者，1992年达到1100万，比工会人数还多，占总人口的22％，70％的家庭持有股票。英国国企的普通职工和民众也从私有化中获得好处，这也是撒切尔夫人能够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之一。(26)

英国的私有化运动取得较大成功，带动了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私有化浪潮。美国从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也开始推行私有化，一直延续到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的国有经济占比一直都是发达国家中最小的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各类国有企业占GDP之比基本没有超过1.5％。(27)凯恩斯主义兴起后，虽然美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增强，但美国两大主要政党一直反对国有化。由于在竞争性行业中美国国有企业本来就很少，美国的私有化主要集中在自然垄断和公共服务领域，如铁路、自来水、电力、煤气、国防等，甚至一些监狱和铸币厂都转由私人经营。

经营权的私有化是美国私有化运动的重要方式，主要是将国有企业、公用事业或者某一政府部门的管理经营权承包或出租给私有投资者，而政府仍然拥有所有权，通过竞标方式，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提升效率、质量并降低成本。(28)

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化—私有化”运动还受到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战后，联邦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放弃生产资料所有制国有化的目标，依靠私人资本和市场发展经济，再通过保障劳动者权益、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平。也因此德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有化在欧洲很有影响力的时候就进行过一轮私有化。

受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运动影响较深的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等左翼政党则坚持把国有化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或执政理念的重要部分。1936年左派联盟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1946年戴高乐政府就推行过两波较大规模的国有化，到1981年社会党执政后又推行了战后最大规模的国有化。(29)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既不认同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也不认同德国瑞典那种“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决定权”的模式，试图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自由多元政治结合起来走出独特的“法国式社会主义”道路。(30)英国工党将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的执政纲领作为与保守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英国两次国有化高潮都由工党领导。(31)

后来由于各国国企绩效不佳，左翼路线无力解决当时的经济社会问题，左翼政党下台，右翼政党上台推行私有化。左翼政党也逐渐放弃了国有化主张，不再强调公有与私有的对立，而是主张公有与私有合作的混合经济，提倡民众和雇员广泛持股的大众资本主义。随着苏联解体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逐渐形成席卷全球的私有化浪潮。

在私有化浪潮下北欧国家、日本等不少发达国家的私有化较为谨慎。北欧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仍然强调保留一定规模国企的必要性。根据国企的不同类型，进行了不同方案的私有化，如商业类完全私有化，大型制造业是减少国有股。对自然垄断、公共福利和控制国家自然资源的国企很少私有化。(32)日本的国有企业规模和比重本来就不大，对国有银行、公库和很多大型国企采取部分私有化，国家还保留着一定股权和控制权，比如在电信电话公社(NTT)私有化时，仍保留1/3国有股，经营业绩大幅改善，跃居世界500强。(33)

同样是发达经济体且以国有经济占主导著称的新加坡，在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下，不但没有真正削弱国有经济，反而通过调整股权结构和管理体制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了国有经济总量。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掌控了新加坡这个城邦经济大部分重要的经济领域，1993年，国有经济产值占GDP的60％。(34)在私有化浪潮中，新加坡虽然也进行了私有化，但主要是在持股比例和产业分布上进行调整，在总量上是不断增长的，并适时调整管理体制，形成了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其国有经济相当大的部分是以主权财富基金这样的纯资本运营和财务投资的形式存在，2019年，新加坡淡马锡全球投资总市值占其GDP的61％。(35)

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政策在当时总体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进入90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的私有化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推行的困难和阻力也不断增加，甚至在部分产业出现了再国有化的现象。对自然垄断产业尤其是公用事业，私有化并未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只是变成了私人垄断，效率和安全等并未显著提高，垄断利润却流向了私人，还部分恶化了社会福利水平。例如，在英国1989年供排水公司实行私有化后，1993年的税前利润上涨了50％，但随之而来的是居民家庭用水价格上涨了60％，排水费支出上涨了66％。(36)英国铁路的运营业务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私有化，结果铁路事故频发，而且还需要政府不断补贴。英国铁路的私有化仅实行5年，政府就被迫收回路轨经营权，重新组建的铁路运营公司虽然表面上是民营公司，但政府对其有控制权。(37)日本铁路私有化改革后，政府不得不在企业缺乏利润、服务动机较弱的环节给予补贴，实际未能显著减少财政支出。(38)

面对过度私有化暴露出的问题，90年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私有化改革进行了调整，将重点转向了自由化和增强竞争，而不再过度追求所有制的调整。

(三)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调整和现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有化又在世界范围内短暂兴起。受金融危机冲击比较严重的美国和西欧国家等，对在危机中濒临破产的企业进行了国有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维持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和就业稳定。美国政府对房利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和通用汽车的持股比例分别达到79.9％、79.9％、79.9％、36％和60％。(39)不过美国政府的国有化主要是帮助私人资本家度过危机，当危机过后国家资本会退出大部分被救助企业，重新私有化。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金融危机后参股的国有企业数量呈显著扩大趋势，从2003年的1.3万家上升至2017年的1.8万家，参股企业资产合计1.9万亿欧元，占GDP的60％，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7.4％，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教育科研等领域。(40)

虽然私有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不过目前来看国有经济依然是全球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许多国家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OECD的统计，截至2009年，在OECD国家，国有绝对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的总就业人数超过900万人，资产价值接近3万亿美元。就OECD国家(27国)的国有企业平均资产价值而言，占上述国家GDP的比重在15％左右。(41)

在国有企业布局方面，以资产价值来衡量，OECD国家中1/2的国企集中于公用事业行业(如交通、发电和能源)，约1/4的国企集中于金融行业。在初级产品如矿产和能源开采方面约占5％。在最近几十年间，OECD国家的国企的行业分布越来越集中于公用事业部门。(42)

经过多轮“公有化—私有化”浪潮，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成为公有制重要的实现形式。在有数据的28个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中，国有股份超过50％的上市公司就有48家，资产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国有股份在10％～50％的上市公司有54家，资产价值接近7700亿美元。如果从国有参股的企业产值来看，国有经济的影响力要更大，比如2017年德国各级政府参股的企业的营业额就占GDP的17.6％，法国也长期在10％左右。(43)2009年，法国9个这类公司(包括法国航空、欧洲宇航、法国电信、雷诺汽车等)雇员约有92.5万人，市值约为2440亿美元。芬兰人口只是法国的十分之一，就有9家上市的国有参股企业，雇员有13.1万人，市值为706亿美元。(44)

(四)发达国家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在“公有化—私有化”中的发展

公有化浪潮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影响不大。早在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就实践过集体经济。后来西方又兴起了合作社经济，1844年，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成为后来公认的合作原则蓝本。合作经济的类型比较复杂，有些生产型的合作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但大部分合作社都是在流通和服务领域，参与者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权都是私有，合作组织的收益一般按参与者的交易额或惠顾额进行分配(45)。这类合作社不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但由于其内部经营权和分配并不是按出资额或股份划分，参与者相对平等，因而也有一定社会主义经济的色彩，常常被划到集体经济和公有制的范畴中。(46)

集体经济由于其自身的性质也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必然会逐步被边缘化，向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转化。(47)比如，集体所有制容易形成集体产权的封闭性，产权交易和流动不方便，无法与外部资本结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集体企业的劳动者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又有人人平等的民主权利，劳动力进入和退出集体经济有很多障碍，不利于管理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集体经济要求按劳分配、人人平等，也与市场经济要求按要素分配、效率优先的原则相冲突。集体经济中人人平等的所有权，难以起到有效的激励约束作用，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

因此，集体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做大做强，甚至难以生存，集体经济大多数要么转变为私人股份公司，要么转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在国际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在整个经济史中，生产者合作社要么失败，要么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不能够用严格的合作哲学来解释。”(48)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经济在西方合作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具代表性的特例。现代合作社绝大多数都是以门类众多的服务型和互助型合作，以及各类资本有机构成偏低的小生产。(49)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经济主要存在于农业领域以及相关的流通和服务领域，农业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的所有制性质不变，农户或家庭农场仍然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50)生产经营状况在国家保护扶持下比较稳定，公有化浪潮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社经济影响不大。

合作经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受到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和资本力量的介入的影响，从二战后就逐步开始从自我服务为主的合作社，转向以开放型的经营服务为主，逐步走向规模化、企业化、股份化。(51)

(五)发达国家资本化运作的公有经济

如果从广义的公有制经济即国家和集体所有和管理的经营性资产，及其实际发挥国有经济的职能来看，发达国家和富裕国家相当大比重的公有经济以金融资本和投资基金的形式存在和发挥作用，不仅没有受私有化浪潮的影响，反而由于经济和资本的全球化和维护经济稳定等需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快速发展壮大。(52)主要有产业引导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退休基金等类型。

发达国家通常以产业引导基金的方式积极推动产业发展，政府出资参股作为母基金撬动民间资本来扶持和引导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战略新兴产业和需要产业升级的重要传统产业。较为突出的有以色列政府的YOZMA基金，在推动以色列科技创新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外政府资金在产业引导投资基金中的出资比例较低，美国出资占整体的比例不足3％、欧洲大陆和日本均在5％～7％，以色列不到10％，政府一般不参与直接投资和日常管理经营。(53)

国外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养老基金的资产规模巨大，很多被动或主动承担了公有经济的职能，某种程度上可看作资本化金融化的公有经济。根据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数据平台(Global SWF)发布的2022年度报告，2021年全球主权财富及公共养老基金资产达31.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0％以上，其中主权财富基金突破10万亿美金，同比增长6％，公共养老基金突破20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7％，均高于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54)

公共养老基金虽然以纯财务投资和保守投资为主，一般并不会被作为政府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工具去使用，但由于其金额巨大，注重长期投资收益，大量购买本国债券和股票，投资基础设施，随着经济全球化大量投资海外债券、股票和房地产，作为国民财富由政府下属部门管理，无形中就承担了很多国有经济稳定支持本国经济、帮助国家推进经济战略和海外战略，以及在全球攫取利益的职能，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准公有经济。

美国的公共养老基金大量购买本国股票和债券，2016年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养老金平均资产配置中股票投资占49％，其中80％持有本国股票，20％持有外国股票，(55)为美国资本市场提供了大量长期资金，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本国经济的发展。美国资本市场的高收益又为退休人群提供了丰厚回报和良好预期，在美国储蓄率低下的情况下，有力刺激了美国内需和经济增长。加拿大等国的公共养老基金还投资基础设施建设。(56)公共养老基金还积极配合本国的经济战略和社会发展要求，比如挪威政府和议会出台政策限制挪威全球养老基金的投资范围，推动投资向绿色产业倾斜，从传统能源中撤出大量投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养老基金将国民财富集中起来资本化，不仅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且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准公有经济力量，凭借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在全球攫取利益。根据Global SWF的统计，2021年全球排名前十的公共养老基金都是发达国家的，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1.4万亿美元)、美国联邦退休储蓄基金(8200亿美元)、荷兰养老基金APG(7200亿美元)。前100位中美国各级政府的养老退休类基金有25个，总计金额超过4万亿美元，以国家总金额计算排名第一。2010年，美国各类养老基金约占全球的58％，而广大亚非拉地区总共才占比不到24％。(57)日本公共养老基金管理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其资金规模接近日本GDP的1/3，50％以上购买本国的债券和股票，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起到支持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58)日本央行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购买了大量企业股票，成为日本股市最大的投资者和众多企业的最大股东，2018年日本央行持有股票占所有日本ETF基金市值的70％以上。(59)

主权财富基金则更是以资本形式执行国家意志的国有经济。主权财富基金兼具主权性与商业性，除了像一般商业基金那样追求投资回报外，还承载国家公共目标，通过资本运作和投资弥补财政赤字、分流外汇储备对冲流动性过剩、维持汇率和金融市场稳定，推动经济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获得战略性资源，乃至帮助国家实现地缘政治目的。(60)

根据Global SWF的统计，2021年除中国外，排名前十的主权财富基金除了6个中东产油国外，主要是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1.18万亿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合计超过9800亿美元)、韩国国家投资公司(2000亿美元)。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也都有主权财富基金。

在不少国家中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都超过其GDP。2021年，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其GDP的2倍。新加坡的两大公共投资基金资产总额是其GDP的约2.5倍，如果算上社保基金，则其是其GDP的3.4倍。中东石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大多是其GDP的数倍，其中科威特的更是其GDP的7倍以上。

可见，如果将这些承担一定国有经济职能的公共投资基金和资本化金融化的经营性资产算作广义的公有经济范畴，发达国家的公有经济比重和作用比只计算国有控股参股企业要大得多。这种公有经济的资本化既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资本主义体系主导全球的结果，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是其调节和缓解国内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攫取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三、发展中国家公有经济的演变历程

(一)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化和集体化历程

在苏联快速推进国有化的同时，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也逐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有化运动，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拉美国家深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和压榨之苦，拉美左翼应运而生，提出了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认为国有化是推动拉美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摆脱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压榨的依附地位的重要手段。随着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和左翼革命的胜利，拉美经济委员会将这些理论转化为现实的政策推行开来。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自然垄断、重工业和其他一些支柱产业，控制了拉美国家的大部分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私人资本主要分布在轻工业和消费品等投入小、容易获利的领域。(61)

拉美国家的国有化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维护了经济主权，从外国资本手中夺回关乎国计民生领域的控制权，为国家的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弥补拉美国家私人资本弱小和市场不完善问题，集中力量快速实现工业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劳动生产率低—积累少—投资率低—资本形成能力差—劳动生产率低”这一恶性循环，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地区取得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1945-198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6％。(62)这显然与国有经济的作用密不可分。

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也纷纷开始了国有化运动。非洲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大陆。20世纪70年代，非洲国家公营部门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2％，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是27％。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国，国有经济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70％。(63)

亚洲国家中印度的国有化程度比较高，印度划定公私企业营业范围，刻意维护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在重要工业领域排斥或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到7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公共部门产值占到了GDP的1/5，截至1991年，由联邦政府所有的公司总资本占整个经济总资本的40％。(64)2006年，印度中央国企的生产总值占到GDP的13％。(65)印度国企的分布范围也比较广，不仅在重工业、金融、自然垄断和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占据重要地位，在一些轻工业行业也有一定比重，比如在90年代初，国企在手表业中占6％，在主要药品生产中占59％以上。(66)

在韩国和中国台湾，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有经济在实现快速工业化和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重工业、金融及其他支柱产业领域。(67)

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经济的分布比较广泛，不仅分布于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和重工业等领域，在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中也有广泛分布。

 

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也随着国有化浪潮而在发展中国家兴起。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大多摆脱了殖民统治，开始以农业为重点推行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一般是自上而下通过国家行政权力推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业和工商业者力量薄弱，需要通过集体化与合作化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共担风险，降低成本，发展规模经济。二是为了加快积累资金推动工业化，通过农业的集体化，可以更好地获得农业经济剩余，推动工业化发展。三是受到公有化浪潮和左翼思想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普遍认为，集体经济与合作社经济能帮助小生产者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68)

(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历程

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也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

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国企绩效不佳是拉美推行私有化的基本动因。进入70年代后，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逐渐进入瓶颈期，国企主导的基本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国家经济战略要向出口导向型和市场竞争型转变，而国有企业垄断了大部分支柱产业，经济增长乏力，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亏损严重，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促使拉美国家对国企进行改革和私有化。(69)当时，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国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处于长期亏损状态，亏损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阿根廷从1970年的1％上升到1981年的7％，秘鲁、墨西哥则分别从1％和2％上升到9％和18％。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许多拉美国家不得不采取举借外债和向中央银行透支的办法，结果导致外债激增和通货膨胀。(70)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给了美国操纵拉美推行快速私有化的机会。美国和国际金融组织以帮助拉美国家解决债务危机为条件，推动拉美国家实行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开放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是美国分别在1985年和1989年为拉美国家提出的“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

墨西哥用6年时间完成了除石油部门之外主要国企的私有化。阿根廷用不到3年时间就把包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在内的大多数国企卖掉了。随着苏联的解体，新自由主义最终确立了在拉美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私有化浪潮进一步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71)

拉美激进的私有化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债务危机和财政负担，但却对整个经济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拉美私有化成为官僚、寡头和外国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国家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权贵和跨国公司手中。国民经济命脉被私人寡头和跨国公司控制，谋求私人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国企职员被大量解雇，公共产品和服务价格大幅上涨，垄断利润被私人和外资瓜分，并转移到国外，而不是用于本国发展和民生改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投入大幅缩减。

在推行快速私有化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拉美地区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社会动荡。经济增速大幅降低，1995-2002年8年间，拉美经历了三次动荡和衰退。1980年拉美有1.36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2年高达2.2亿。其中推行私有化最快、最彻底的阿根廷，1999-2002年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2002年失业率高达23％，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4.4％。(72)

同样在这波私有化浪潮中，非洲大陆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私有化相对稳健，很多重要企业都是部分私有化，政府仍掌握很多股权和控制权，经济发展也相对稳定。

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也在私有化浪潮的影响下逐步解体。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社是在国家行政权力的推动下强制组建的，很多情况违背经济规律和参与者的意愿，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很多国家人多地少，生产分散，机械化水平低，集体生产没有优势，对组织成员在监督激励上存在困难，压制了积极性，反而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国家行政权力主导的组织，社员进入退出受到限制，自身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73)而在工商业领域的合作社，由于自身产权、管理上的特点，也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解散了过去由国家主导的集体经济组织和生产合作社，农业土地和生产资料也进行了私有化，实行个体农户经济、企业、合作社以及外资等自由发展。(74)

在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在《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0-2011年度全球2000家最大上市公司中，有204家是国有企业，在数量上中国排名第一(70家)，其后分别是印度(30家)、俄罗斯(9家)、马来西亚(8家)。表3是OECD统计的关于非OECD国家国有企业地位的基本情况。

后发国家也成立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和国家投资公司，国有经济进行资本化运作。除了经济考虑外，还能抵御衡美国强势的金融产业乃至金融霸权，降低国家储备中美国国债的份额，削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维护国家经济主权。(76)

四、总结和启示

综上所述，回顾百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公有经济的演变，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握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辩证地把握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特点和关系

对待私有资本，处理多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从实际出发，避免教条主义、简单的意识形态化和极端化。

从世界上所有制公私交替兴起的历史及其现状来看，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有各自的局限和优势，难以完全相互取代。辩证地认识和把握，要注重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所有制的布局和结构会根据国家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整。

虽然目前世界范围内是民营经济主导，不过从历史上来看，公有经济在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公有制经济有力地维护了经济自主主权，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状况下，集中了有限的力量，较快地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升，维持了经济稳定，保障了社会公平和人民的福利。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国有化有力地拉动了战后重建，推动了经济快速恢复和产业发展，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作用相对更大，除了分布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自然垄断行业外，还覆盖了工业、金融、商业、交通和农业等竞争性领域。很多发展经济学家如刘易斯(Lewis)、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罗森斯坦(Rosenstein)等也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困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加速工业化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发展中国家完成初步工业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国家经济重建，传统公有制的效率低下、缺乏活力等不足愈加凸显，私有制在微观的效率、竞争力和创新等方面相比传统公有制确有一定优势，公有制经济开始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

技术和经济周期也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到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消耗殆尽，到了上一轮经济长波周期的末期，要素投入和技术改进主导的增长进入瓶颈期，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创新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77)传统公有制的僵化、保守和低效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要求，在灵活创新方面更具优势的私有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国家的地位、作用和范围不一样，所有制结构需要动态调整，公有制经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有很大不同，不能把发达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和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理论当作标准。

第二，评价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作用要有长远宏观综合的视角，选取恰当目标来评价所有制的绩效和结构分布。

虽然全球主要经济体在70年代后私有化的中短期的绩效相对较好，但2008年肇始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那些搞全盘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私有化20多年后经济表现仍然不尽如人意，都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其依然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私有制作为基础和主导对长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公有制的存在不能仅局限在市场失灵领域。

因此，评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优劣和适用范围要有长远宏观视角、综合视角，国家战略、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社会公平和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等也是重要目标和视角，避免仅以私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经济社会某方面的发展来评价所有制，分清所有制的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以及不同目标下的评价标准。(78)公有制经济是承载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特殊经济主体，有着不同于私营经济在市场中以盈利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特殊目标，应将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结合起来，选取前低恰当的目标来评价分析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作用和结构分布。(79)

第三，不同所有制的范围和条件。

虽然全面公有制或占绝对主导地位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存在很大问题，但所谓的“私有化无禁区”和“私有化万能论”在实践中也已经破产，许多国家不得不再国有化。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在自然资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市场失灵领域公有制发挥作用相对较好公有制经济通过管理方式改革、实行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在一些规模巨大、有战略意义的垄断竞争领域有着不弱于私有制经济的表现。公有制可作为产业发展和稳定宏观经济的工具。公有制如何在竞争性市场和国际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拓展公有制的边界范围，是理论和实践上需要重点探索、发展的方向。

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良好运作都需要健全的法治和市场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便是私有化过程比较激进，中短期绩效也不错，远远好过拉美和苏东等搞激进私有化的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发达国家有健全的法治和完善的市场。

第四，重视不同所有制的动态发展和相互作用。

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理论，静止、孤立地看待不同所有制的优劣。公有制曾一度被视作低效的代名词，但事实上，公有制经济本身也在创新发展，公有制与私有制还可以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世界范围内交替兴起，在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运动中，双方也在相互推动对方的发展，相互转化，相互融合。多人持股的私人股份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集体经济，大众持股的上市公司其所有制的公共性就更强。而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结合的股份公司不但进一步消弥了公私之间的界限，还紧密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私有化浪潮虽然削弱了公有制的力量，但也推动了公有制自身的改革发展，使公有制从过去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主导，逐步转变为以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为主，管理方式也从“管企业”转变到“管资本”，构建起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弥补了传统公有制的不足，增强了公有制的生命力。主权财富基金和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资本化金融化的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发展方向，相比对资本的直接管控，更应该注重通过发挥公有资本的作用来规范资本发展秩序。

第五，客观认识集体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集体经济一般被认为是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很多人对集体经济抱有很大期望，认为这是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符合马克思理想的公有制形式，应该大力推行并使之占据主导地位。但集体经济由于自身性质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社会性和利益上也只是代表部分群体，与代表全民的国有经济有较大不同，在现实发展中大多被边缘化，大多数要么转变为私人股份公司，要么转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大多存在于和土地联系紧密的农业领域，国有经济仍然是公有制的主导形式和主要发展方向。国外的合作社经济主要存在于农业领域，不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

(二)对我国公有制的发展，要避免被误导，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但关键是公有制自身要创新发展

当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有偏见甚至是敌意的。而且由于公有制经济更注重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微观绩效往往不如私有制，更容易被人们误解。拉美和苏东国家之所以搞激进私有化，把公私关系完全对立起来，背后很大原因在于外部势力和内部利益集团的里应外合的刻意操纵。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在私有化上反而比较谨慎和渐进，这种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反映出激进私有化的地区往往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在政治上重点打击、经济上掠夺利益最大和渗透影响最深的地区。

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处理多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要避免被误导，有必要对公有制进行一定的保护扶持。从历史来看，正是公有自身的不足，给了外部势力操纵、干预的借口和机会，让强大的国家政权也无法阻挡私有化的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国有化浪潮中，较大规模的公有经济在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推行过，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后来传统公有经济普遍出现效率相对低下、亏损严重、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是私有化浪潮兴起的重要原因。

后来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以国家行政控制为主要管理方式的公有经济，通过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资本化、调整布局和管理经营体制上的改革，获得了新生，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公有制经济经营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和资产配置效率低下等弱点，发挥了公有制经济实力雄厚、注重公共利益和长远发展的优势，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因此有了更好的绩效表现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力抵御了私有化浪潮的侵袭。

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前途命运，关键取决于公有制自身。要想巩固和壮大公有制，就要实事求是地正视公有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吸取经验教训，通过创新发展，不断提高效率和创新力，发挥公有制的独特优势，是对其各种误导和操纵的最好回击。

(三)处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要有中国自信，坚持走中国道路

回顾近百年来世界范围内主要经济体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可以发现，鲜有将大规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成功案例和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非公有制共同发展方面做得较好、较大的经济体。新加坡虽然国有经济比重较大且搞得不错，但情况又十分特殊，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和复杂度都与中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国有经济大部分以财务投资为主，借鉴意义有限。

中国是世界上公有制经济体量最大和发展成就最大的经济体。2018年底，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合计为484.1万亿元，占全国的56.3％，国有企业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近1/3。(80)1978年至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1.9％和10.3％。(81)在2018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中央企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98项，占奖项总数的40.8％。(82)2022年《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国企上榜数量合计99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企业上榜合计145家。截至2018年，中国政府性产业投资基金约为1280家，募资目标规模约8万亿元。(83)2021年，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规模达1.8万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制的实践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40年的制度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理论。

因此，中国要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将大规模的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实际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正在开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能盲目崇信外国理论和经验，被一时的优劣得失和风浪所迷惑动摇，应有中国自信，立足于本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的创新发展道路。

中国之所以在所有制上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首要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很难在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的情况下，长期坚定和全方位地坚持和发展如此大规模、大范围、高复杂度的公有制经济。

注释：

①方福前：《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中国共产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百年探索与实践》，《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8期。

②杨卫东：《国有化与私有化研究——西方国企进退的历史轨迹》，《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张学勇、宋雪楠：《“私有化”与“国有化”的动机与效果：历史经验与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5期；廖红伟、赵翔实：《外国国有经济的发展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12年12月；朱安东：《私有化与国有化：理论与现实》，《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胡家勇：《国有经济规模的国际比较》，《经济纵横》2004年第8期；黄春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国有化到私有化的再认识》，《当代财经》2001年第4期；热拉尔·罗兰：《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张宏胜、于淼、孙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③琼图洛夫：《苏联经济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④徐坡岭：《中东欧与俄罗斯经济转型十年：对比与借鉴》，《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

⑤黄翔：《中东欧农业政策比较》，《俄罗斯研究》1998年第4期。

⑥郭连成：《俄罗斯土地私有化与农业政策调整》，《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

⑦李建民：《俄罗斯私有化的进展与现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3年第1期。

⑧徐坡岭：《中东欧与俄罗斯经济转型十年：对比与借鉴》，《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

⑨景维民、孙秋鹏：《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评析》，《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

⑩苏永乐：《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及经验教训》，《理论导刊》2005年第4期；乔木森：《俄罗斯的农业私有化问题》，《世界经济》1994年第11期。

(11)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12)Jadwiga Staniszkis,"'Political Capitalism' in Poland",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vol.5,no.1(Winter 1990),pp.127-141.

(13)Marek Dabrowski,"Ten Years of Polish Economic Transition,1989-1999",in Mario I.Blejer and Marko Skreb,eds.,Transition:The First Decade,Cambridge,MA:MIT Press,2001,pp.121-152.

(14)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第492-494页。

(15)张昕：《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两重逻辑》，《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

(16)热拉尔·罗兰：《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张宏胜、于淼、孙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7)于维霈：《英国私有化剖析》，《世界经济》1990年第12期。

(18)丁一凡：《评法国的私有化浪潮》，《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9期。

(19)黄文杰：《法国私有化再研究》，《世界经济》1991年第9期。

(20)金凤德：《关于日本国有企业及其体制的若干特征与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现代日本经济》1987年第1期。

(21)John Nellis,"Time to Rethink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Working Paper,No.38,2000.

(22)赵振强：《论西方私有化浪潮》，《世界经济》1987年第10期。

(23)黄鑫：《黄金股在欧洲的发展现状》，《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2期。

(24)王俊豪、胡冰星：《英国学术界对私有化、竞争与经济效率的争论》，《世界经济文汇》1998年第5期。

(25)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目标评析》，《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

(26)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目标评析》，《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

(27)廖红伟、赵翔实：《外国国有经济的发展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12年12月。

(28)李俊江、史本叶：《美国国有企业发展及其近期私有化改革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9)杨祖功、金润华：《对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革的再认识——从法国的国有化和私营化谈起》，《西欧研究》1988年第6期。

(30)王彤：《法国社会党的“法国式社会主义”》，《法国研究》1995年第1期。

(31)杨煌：《英国工党战后国内政策的三次调整——围绕工党国有化政策演变的考察》，《欧洲研究》1998年第4期。

(32)李俊江、何枭吟：《北欧国有企业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新长征》2003年第10期。

(33)陈建安：《日本公有企业的民营化及其问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5届国际学术会议综述》，《日本学刊》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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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郎昆、冯俊新：《韩国、新加坡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当代韩国》2020年第2期。

(36)赵伟：《九十年代英国私有化的困境与前景》，《外国经济与管理》1995年第8期。

(37)刘绯：《英国铁路私有化》，《欧洲研究》1993年第5期；孟光宇、谭克虎：《英国铁路转换经营机制及多元化经营问题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4年第5期；刘美：《财政民怨齐告急英国铁路为何深陷“私有化”泥沼》，《环球财经》2012年第4期。

(38)魏伯乐、马塞厄斯·芬格、奥兰·扬：《私有化的局限》，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39)金碚、刘戒骄：《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国有化措施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40)郎昆、冯俊新：《德国、法国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法国研究》2020年第4期。

(4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课题组：《全球国有企业发展现状：OECD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产业经济动态》2014年第19期。

(4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课题组：《全球国有企业发展现状：OECD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产业经济动态》2014年第19期。

(43)郎昆、冯俊新：《德国、法国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法国研究》2020年第4期。

(4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课题组：《全球国有企业发展现状：OECD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产业经济动态》2014年第19期。

(45)张晓山：《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外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

(46)韩俊：《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若干理论与政策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12期。

(47)王树春：《城市集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及其趋势》，《中国集体经济》2001年第3期。

(48)蔡昉、费思兰：《蒙德拉贡合作公司的发展绩效与制度创新——兼论现代合作制度的外部环境与治理结构》，《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9期。

(49)王可侠：《公平与效率：西方合作制演化途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2期。

(50)张晓山：《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外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51)蒋玉珉：《当代合作运动的特征及合作思想发展的总体脉络》，《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期；傅晨：《“新一代合作社”：合作社制度创新的源泉》，《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6期；史金善：《美日欧农民合作经济比较及对中国合作社改革的启示》，《广东合作经济》2004年第6期。

(52)孙野：《国内外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运营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20年6月。

(53)郑联盛、朱鹤、钟震：《国外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特征、模式与启示》，《地方财政研究》2017年第3期。

(54)Global SWF:2022 Annual Report State-Owned Investors 3.0,January 1,2022,https://globalswf.com/repo-rts/2022annual,October 24,2022.

(55)刘桂莲：《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公共部门养老基金投资监管经验与启示》，《兰州学刊》2018年第11期。

(56)沈宇征：《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基础设施的PPP模式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硕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13年3月。

(57)韩立岩、王梅：《国际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12年第9期。

(58)张伊丽：《日本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研究》，《现代日本经济》2017年第4期。

(59)何雨霖、陈宪：《中央银行购买股票：经验、权衡与启示》，《新金融》2020年第6期。

(60)谢平、陈超：《论主权财富基金的理论逻辑》，《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刘禹：《主权财富基金“去政治化”监管的困境与路径——以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对国有实体投资监管为视角》，《北方法学》2020年第3期。

(61)江时学：《私有化?国有化?——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改革与战略》1992年第3期。

(62)韩琦：《解读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历程——〈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63)朱重贵：《论非洲国家经济从“国有化”到“私有化”的变化》，《西亚非洲》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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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岳妒婷：《发展中大国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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