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是和中国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道路,不仅要从“特色”的角度来看待,而且要从历史观上来把握。首先要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来看待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正是遵循历史发展普遍规律走出来的。无论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还是中国建设、改革道路的开创,都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次要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在与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又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因而有其深远的世界意义;再次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看中国道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根据就在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本身的基本矛盾。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具体内容也会发生新的变化;最后要从实践观点看待中国道路。道路不同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过程;道路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中国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创出来的,其发展同样必须探索开创。
［关键词］唯物史观; 历史规律; 世界历史; 社会基本矛盾; 中国道路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实践经验所作出的深刻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确实是和它所走过的道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现在具有世界性重大影响的百年大党,就是由其道路决定的。正是借助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摆脱了险境,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借助于独立自主、不断探索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经验逐渐丰富,带领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正是借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不断增强,领导中国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强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决定命运,其原因就在于:道路标示着方向,方向决定着前途。平坦还是崎岖、光明还是黑暗,主要取决于方向;道路彰显着旗帜,举什么样的旗,就会走什么样的路,旗帜是否具有凝聚力、感染力和正确的引导力,带来的后果自然大为不同;道路意味着践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发展,按照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最后形成的结局也迥然相反。正因为道路如此重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中国道路作为一条成功之路、发展创新之路,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唯物史观。中国道路正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和创造性体现。从唯物史观来审视,中国道路是遵循历史发展普遍规律走出来的,是从“世界历史”走出来的,是从合理把握社会矛盾和坚持实践观走出来的。对于中国道路所内蕴的这些历史观,我们应当予以全面准确的概括和总结,以真正阐释好中国道路。
一、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看中国道路
对于中国道路，固然要从“特色”的角度来看待,同时也要从历史观上来把握，尤其是要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予以理解和把握。这不是要把中国道路拉进历史发展规律之中，而是实际发展本来如此，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离开了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很难透彻地说清中国道路的“特色”，因而会对其作出各种肤浅以至歪曲的解释。这就自然涉及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即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个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
应当承认，历史发展中的规律与道路是不同的:规律代表的是普遍，是就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而言的；道路代表的是特殊，是就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式而言的。二者的参照系和具体内容不同,因而不可混为一谈。但是，二者又不是彼此外在分离的,而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简要说来，道路是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现方式。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规律在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由于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实现的方式不同，因而形成的道路也不同。
要深刻理解规律与道路的关系，有必要对规律本身加以全面准确的理解。按照唯物史观，规律作为历史发展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大致有这样几种基本含义：首先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历史发展尽管是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由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决定，它又呈现出基本的趋势。如封建社会里封建主与农奴的主要矛盾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不可能回复到奴隶社会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主要矛盾只能导致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趋势，而不可能回复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这种发展趋势只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并不规定各个国家、民族具体怎么过渡、怎么发展。各个国家必须顺势而为,不能逆流而动,这是规律的客观要求;但是怎么“为”,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同,因而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形成不同的方式或道路。其次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平均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规律都不是以纯粹形态出现的,而“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恩格斯曾以价值规律中的一般利润率说明了这一点,认为“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许多企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求利润率……在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为虚构,那我们就严重地误解了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既然规律是一种“平均数”,那就说明上下有波动,这种波动的范围就意味着“差别”的存在。这种差别体现在历史发展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道路。再次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历史发展总是有其因果关系的,有的是一因多果,有的是一果多因,这就形成了多种可能性并存的空间。这些可能性尽管不同,但都是反映历史现实、历史趋势的可能性。在一个置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传统农业社会,尽管其发展有多种可能性,但可能性再多,向奴隶制发展的可能性是绝对不会存在的,因为这样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在可能性空间中,一个国家的发展究竟实现了哪种可能性,这取决于该国的主客观情况。某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便成为该国的发展道路。因此,有关规律的上述含义表明,规律本身就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道路不是外在于规律、而是内生于规律之中,是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方式。
既然道路是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现方式,那么,规律又是如何产生的? 这仍然需要回到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发展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现象来说，历史规律并非是一个先验的存在，不是像黑格尔历史哲学那样是先验设定的，而是历史地形成和确立起来的。所谓历史,不外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所谓历史规律，不外是人的活动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已。这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是怎样揭示出来的? 从其方法论来说,就是通过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比较分析提炼概括出来的。正是通过各个国家发展过程的具体分析和比较研究，发现了历史发展内在的、普遍的联系,形成了历史规律。所以,规律又是各种道路的抽象和概括。离开了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实践，也就谈不上历史规律的存在。规律与道路就是这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正是规律与道路的历史辩证法。
规律总是通过条件来得以具体实现并形成具体道路的。条件对于道路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条件是各个特殊的,因而形成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历史条件与现实条件,又有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还有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等,正是各种条件的交错及其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独特发展道路。这里所说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国情”。有什么样的国情,就会形成什么样的道路,不同的国情造就了不同的道路。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农业现代化是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条件不同,因而各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式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同。马克思曾对此作过具体分析。如在英国,圈地运动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一大批自耕农的迅速消亡,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劳动力和市场,促使工场手工业迅速成长为机器大工业。在德国,由于容克地主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封建势力顽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缺少必要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在德国还保存有早期的封建关系和后期的封建关系中的许多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搅混了社会环境,使德国社会制度失去了英国发展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单纯的、明显的、典型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德国的农业现代化只能由容克地主主导、在最大限度保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开展,于是形成了农业现代化的“普鲁士道路”。在美国,情况比较特殊,“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自由地发展着”。美国拥有发展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自由的社会环境;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基础,大量的欧洲移民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所有这一切都促使美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英国、德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即“美国道路”。显然,不同的环境、条件,导致规律的不同实现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由当时所面对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条件决定的。就历史发展总的趋势而言,世界各国的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其总体趋向是明确的，这就是经过西欧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已经牢固地确立其统治地位,并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这种演变显示的是历史规律,不可逆转。就中国面临的环境、条件来看，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发展颇为艰难。20世纪初期,历史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大致有这么几条:一是跟着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走改良的道路,三是学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前两条路根本走不通。因为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在中国强行推行资本逻辑,但其决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强大起来,培植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效仿西方国家那样采用殖民掠夺的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所以,第一条路走不通。关于第二条路,中国也尝试过,即建立君主立宪制,但最后也没有成功。这是因为,清政府要维护的是清王朝的专制体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根本不可能真正推行君主立宪,戊戌维新运动被镇压就是血的教训。最后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就是第三条路,即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之路,彻底摆脱奴役压迫、实现人民解放之路。就是凭借这条路,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真正站了起来! 历史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选择,完全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总趋势,根据本国自身的环境、条件,经过探索而形成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绝没有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不能离开普遍规律孤立地谈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形成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环境、条件的交汇点上。只有借助于规律性的审视,才能更透彻地看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
走什么路的问题解决了,怎么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对于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因缺少经验,曾经走过弯路,把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的模式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并在实践中予以效仿、推行,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思想解放,才开始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正是通过对经济发展规律以至整个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我国终于冲破了僵化体制的束缚,开创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被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是社会主义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在中国的特殊体现。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成功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还是中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开创,都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对于中国道路的“特色”,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应予以全面的阐释和把握。
二、从世界历史看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并不是在封闭的环境里走出来的,而是在与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道路,不能孤立地来看待,应当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从世界历史来看待中国道路,这既是唯物史观的体现,也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因为唯物史观与世界历史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只有从世界历史出发,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有一个总体把握;另一方面,只有运用唯物史观,才能深刻阐明世界历史的生成与发展、阐明世界历史各种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也正因此,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对世界历史予以特别的关注,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的观点自然也成为我们考察社会历史、考察道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近代以来,历史发生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由民族的或地域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世界历史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以工业革命为动力而逐步形成的。伴随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以致冲破各个国家原有闭关自守的状态,使世界连为一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出现,对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每一个国家都逐渐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其发展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受到世界体系的制约。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于能否从世界体系的复杂联系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这就客观上要求在道路选择上必须充分考虑世界历史及其与本国的关系。如马克思当年在关于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考察时就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从农奴制改革之后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仅仅取决于俄国公社本身的性质、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如何利用这种环境。如果能够吸收同时代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对社会加以改造,如果俄国爆发革命并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实现双方互补,“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看待道路问题的方法论,对于研究中国道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社会革命性质、道路选择就是同当时的世界历史密切相关的。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不但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实际上处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整个中国陷入严重危机。近代中国的这种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此时的民主革命不同于一般的民主革命,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这就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再属于原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诚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正因为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中国革命的道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第二步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这是性质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革命过程。可以看出,中国革命道路就是从“世界历史”中走出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同样是建立在对时代正确把握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的确立,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局部战争仍有发生,但短时间内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长期被冷战阴云笼罩的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更加强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也对当代社会发展提出了挑战。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要求充分关注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样的时代局势,客观上要求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并引发我们的思考。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变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党明确地提出改革开放,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被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既顺应时代潮流,又有独特的自主创造,因而是发展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视角,很难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说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于1853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评论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曾经用“两极相联”的观点阐述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而“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马克思当时谈的是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这个预测和判断用于评价、看待今天的中国道路也是适用的。中国道路既是从世界历史走出来的,又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其重要的世界意义。其一,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模式的神话。西方长期以来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模式来对待,同时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但现在中国发展的事实开始动摇了西方模式的自信。特别是前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两种制度主导下不同发展模式的思考。金融危机成为检验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标尺或试金石。金融危机横行全球之时,中国以其制度优势,迅速采取一整套措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对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中国道路也由此受到格外关注。近期突发的世界性新冠疫情,更是明显暴露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彰显了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优势和价值。其二,中国道路开创了世界新的文明形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总是以其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尺度来评判中国,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排除在文明进程之外,完全无视中国发展所内涵的历史意义和文明价值。事实上,中国道路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创造了新的文明形态。它本身既遵循了人类文明的规律,又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探索、新的贡献。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内在地包含着它的文化逻辑。尤其是中国在其发展中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等理念和价值观念,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重大举措,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其三,中国道路为更多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对于现代化,中国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因其发展的背景、发展的起点、发展所处的位置、发展的推进方式不同,因而发展逻辑也不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自主探索出来的。这一道路所显示的价值不在于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多大成就,而在于让世界看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西方一条,而是可以有多种选择。任何国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都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选择和寻找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充分凸显了这一点,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中国道路也以强有力的事实证明推进全球化和“开放发展”的重要性。现代化与全球化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离开了全球化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离开了现代化也不可能形成和推进全球化。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根本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我发展,必须是适应时代潮流进行深度的开放发展。近年来在美国的推动下,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不断兴风作浪,这是国际社会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样的现象绝对是违背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一种逆流。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协作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只要推动经济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就不能违背潮流与规律。搞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只顾一己之私的单边主义,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当充分彰显中国道路“开放发展”的世界意义。
三、从社会基本矛盾看中国道路
人类社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矛盾,历史就是在社会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推进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矛盾,同一时代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矛盾。一个国家的具体发展,就是由其所内含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基本矛盾决定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就是在这种独特的矛盾运动中形成的。因此,考察道路问题必须注意从社会矛盾尤其是社会基本矛盾来予以审视。这也是用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维度。
中国革命道路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根据就在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基本矛盾。近代以来,中国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状况使得旧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越来越腐朽,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不发展主要体现为贫穷落后、民生凋敝、经济衰退。而建立在这种落后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更是腐朽不堪,其政权是腐败的政府,政治代表是腐朽的统治者。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基本矛盾所决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便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改动原有的政治制度,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压迫,想通过改良来摆脱落后、谋求发展,完全是徒劳的。帝国主义出于其自身的利益,决不会让中国振兴起来、发展起来,因而极力阻碍中国的自强之路。要使中国走出这种灾难的境地,必须进行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非此别无他途。因此,中国社会自身基本矛盾的激化,是中国革命必然性的深刻根源。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也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党的八大所讲的,“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这样的矛盾,我国大力推进经济建设,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变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根据这一主要矛盾,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中国自立自强之路,是建设和发展的成功之路、幸福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富强之路。
现在,我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同样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而确立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人民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落后的社会生产”已成为历史。但是,人民生活在总体达到小康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强烈,不再仅仅限于一般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有着更高、更广泛的要求,需要日益多层次、多样化。与之相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成为制约这些需要满足的主要因素,因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它对于今后的具体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就是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发展的具体推进上,更加关注人的需要和发展。具体说来,在发展的指向上,由以前过多追求GDP增长转向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和民生的改善;在发展的方式上,由以往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的动力上,由以往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要素驱动”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创新驱动”。只有实现这些转变,才能切实补齐发展的短板、民生的短板,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些发展要求,实际上就规定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具体内容。
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就是在面对和解决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是在面对和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步步实现的。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正确把握矛盾、合理解决矛盾,从而不断克服前进中的障碍,使经济社会发展得以顺利推进。
矛盾总是以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自然有不同的问题。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新的发展道路上,我们所面对的问题非常复杂,既要解决富起来留下来的老问题,又要面对强起来的新问题,而且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发展时少。尤其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要解决的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要继续走好中国道路,必须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这就是要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以此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四、从实践观点看中国道路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核心观点。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不同国家的社会实践是不同的，因而所形成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也必然是各异的。对此，列宁曾举例强调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忽视不同民族的特点，以“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义“而一律用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可笑了:这不过是苏兹达利城的拙劣绘画而已”。
道路不同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过程。只有处于开放的不断实践过程之中，道路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一旦模式化，道路就会僵化。所以，道路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只有用实践的观点来看待道路，才能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尤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理解和把握，更是如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的权威，开启了思想解放的进程，同时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伴随实践的发展，中国道路一步步得到成功开创，整个社会生活得到巨大变革。因此，“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道路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和开创出来的。实践的观点是中国道路最为基本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对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通过下述方面体现出来并发挥作用的:
一是实践理性的确立。这种实践理性既不同于自柏拉图以来所开创的以超感性的世界为对象的纯粹理性，也不同于康德仅限于“道德实践”领域的实践理性，而是真正以现实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和关注对象的理性。实践理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尊崇实践，不盲从什么清规戒律、条条框框。它只认可一种权威，即实践权威，凡是有实践基础的、符合实践发展规律的、能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就坚持，否则就反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理性在我国的确立，最明显的标志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善于走自己的路。它对于中国道路形成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为破除了各种思想障碍，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理性的确立，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如破除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坚持按照实际情况自主发展;破除从概念出发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等。实践理性确立的结果，带来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大转变，从而使中国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是实践逻辑的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突出地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消灭剥削和消灭两极分化、坚持共同富裕、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生产和分配的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这些原则在其实行过程中又有其内在联系、发展顺序，不同的时期有其不同的重点，因而形成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主要是通过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主题、历史任务以及整个社会的历史演进来体现的，并通过一些重要时间节点来具体反映的。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就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曾从五个时间段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做了完整的论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逻辑。正是实践逻辑，将这两种逻辑结合在一起。现实的社会实践既是对历史的延续和变革，又是对理论的呼唤和发展，因而将这两种逻辑密切地连为一体。也正是遵循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能够正确地面对实践现实、正视实践矛盾、回应实践要求、遵循实践规律，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秘诀。
三是实践辩证法的弘扬。在社会历史领域，辩证法源于实践的内在矛盾和辩证本性，它是以变化的、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实践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这样的辩证法是同康德、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的。康德基本上是用知性方法来看待事物、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因而其方法是外在的。黑格尔反对这种方法，主张要从事物自身来揭示事物的逻辑，所以其方法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说到底是观念的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是用一些现成的方法、公式去套现实生活，解释和说明现实，而是通过分析揭露实践的内在矛盾、揭示实践过程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而提炼概括出来的。中国道路所蕴含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如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各种独具特色的辩证法，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升华出来的。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有关重大关系、重要矛盾的认识和看法，如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均衡发展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关系、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等的认识和处理，就是其实践辩证法的生动体现。这些观点和方法充分体现了实践智慧，这在任何辩证法教科书中都是无法找到的，只有在实践这一大课堂上才能学到和掌握到。
四是实践探索精神的发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一切都要靠不断地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的情况确实非常特殊，其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异常复杂、世所罕见，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既然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并联式”过程,那就意味着困难叠加、矛盾叠加。没有自主探索,没有大胆创新,就不可能走出自己的路、走好自己的路。中国道路正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创造出来的。要继续走好中国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样必须坚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坚持实践的观点,就意味着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说,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再不可能“摸着石头过河”了。实际上,“摸着石头过河”与深水浅水毫无关系,它强调的只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开拓进取。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种探索精神都是必须充分发挥的。中国道路将会在这种探索中越走越宽广。
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