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Urbanization)进程始于欧洲，至今已推进了200多年。尽管时间不算长，却比有史以来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影响都要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影响无论在范围还是在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加速与不可阻挡的态势，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总体上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结构与形态。城市化进程在深刻改变现实世界的同时，自身在形式上也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按照一般的看法，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模式，表层现象是农业人口向城镇、中小城市与大都市的迁移，而深层内涵则是社会结构、经济与技术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都市自身未能得到充分发育，因而与一般城市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国际化大都市”为首位城市、若干布局合理、功能互补并在资源、产业、信息等方面符合系统论原理的“世界级都市群”的出现，不仅直接改变了人口迁移、资源流动相对均衡的传统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使自身在模式与形态上出现了重要而醒目的新特点。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展开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①在都市化进程中，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以及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迅速地实现了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集中，这不仅直接改变了城市化进程的传统模式与特点，同时也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升到新的水平与境界。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化、城市化等完全消失，但无可置疑的是，其他城市化模式在都市化进程中正在变得黯然失色。西方学者西奥多·赫斯伯格曾认为，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环境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二是“什么样的社会经验同城市环境的不同方面相关联”，三是“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机制是怎样的”。②在当今世界中，由于“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以及与之有家族类似性的“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分别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直接决定着“城市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经验”的生产过程，因而恰好构成了“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性机制。这也是一直作为城市化进程主要精神资源的现代科学体系发生重要变革的根本原因。
一
从深层结构上看，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对象是自然经济与乡村社会，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构成了城市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与主要机制。具体说来，现代科学体系是城市化模式的内在精神资源，现代工业系统则是其外在实践方式，这两者密切结合，在200多年的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对人类的主体世界与客观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以近代数学与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揭示了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和过程的实质，对这些现象和过程的规律性的认识与把握，使人类一方面走出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幼稚状态，另一方面也冲破了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给人造成的思想蒙昧，真正地解放了人类的思想与生命力，为他们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奠定了坚实的主体基础。正如卡西尔所说：“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③
其次，自然科学与传统思辨哲学不同，它不再沉溺于主体的内心世界，而是直接指向更为复杂与广阔的现实世界。正如皮尔森所说：“认识在其自身的范围内就包含了某种解放的性质，因为当我们开始洞察事物的秩序时，我们就能够消除非理性的、难以驾驭的和令人困惑的东西。因此，对待事物的本体论观点所导致的认识，极大地扩展了精神的视野——这个扩展不仅在认识的水平上，而且在实践的水平上，存在于对自然规律、陌生的国家和风俗、利用技术改造世界的可能途径等等的发现之中。”④在打破内在心灵枷锁的同时，现代科学也为人类提供了全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如不同于农业生产、传统手工业的采矿业、钢铁制造业、纺织业等，并直接创造出令传统小农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与物质神话，彻底改变了城市对乡村与农业地区的依赖关系。
再次，自然科学与现代工业的充分发展与相互结合，是人类社会与其传统形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根源。西方学者罗斯托曾指出，传统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使用从牛顿物理学衍生出来的各种技术”，而“采用并提高了从牛顿以后的或现代的科学中衍生出来的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加速的主要原因。⑤现代社会发展最直接的标志是大城市的繁荣，如西方学者指出：“古代的城市受气候、功能和时间的共同影响，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这种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风格和建筑样式，他们既反映又指导了社会模式和当地文化的特质。然而，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有的限制变得较为自由。非本地的建筑材料用船从远方运来：沙地或花岗岩地区到处竖立着大理石表面的摩天大厦；常绿森林里停靠着各式房车。在全国各地的郊区都可以见到一排排类似中西部特色的农舍和新英格兰时期的建筑风格。标准化的写字楼随处可见，全然不顾当地的气候条件，然后通过供暖和空调系统来弥补这种有意的忽视。大众流通系统用高昂的代价把各种不宜存放的食物运进雷同的城市里，摆放在相似的超市中，随顾客带进公寓，在相似的厨房里享用，不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不考虑地理条件的不同，不考虑季节和气候因素，甚至也跨越了国家的界限。”⑥由此可知，尽管“导致今日西方城市生活方式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技术社会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成的”⑦，但实际上，正是借助于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的成果，现代城市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上才彻底超越了其传统形态。以现代科学为内在生产观念，以现代工业为主导性实践方式，最终建造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乡村、也不同于传统城市的现代思想与生活方式。就前者而言，“它与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神话传说和道德标准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冲突……对上帝，正义，爱情，权力和美，都重新赋以新的定义。它焕发出新的概念，新的见解，新的推理方法。它打翻了并且取代了古老的关于时间，空间，物质，和因果的观念。”就后者而言，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工业现实观”(indust-reality)，“工业现实观是工业化的产物，它贯穿在工业化一切观念意识形态之中，指导我们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它是为第二次浪潮文明(引者按：即工业文明)，为这个文明中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宣传家使用为前提而形成起来的。”⑧这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无疑是全面而彻底的。
在所有这些重要的变化与后果中，最根本的是现代科学直接改变了人类精神系统的内在配制，使一直依附于神学、宗教、伦理等古典人文知识体系的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等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形态并逐渐取得霸权话语。特别是在19世纪以来，以黑格尔冷冰冰的理性哲学为始基与母体，以思辨见长、富于价值关切的古典人文学科迅速地“走向科学”，一种可怕的理性独断论思潮在现代世界迅速泛滥。在历史哲学的维度上，由孔德奠基的实证主义哲学就把科学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在人生哲学的维度上，杜威的经验主义则努力把它普及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化哲学的维度上，卡西尔宣称“正是科学给予我们一个永恒世界的信念”⑨，凡此种种，直接冲击与解构了农业文明及其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精神生态与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现代理性这种极端而片面的发展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人的价值与意义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⑩因为，“在科学的名义下，知识不再负载伦理和审美的作用，也开始失去了与价值的联系”。(11)而几乎所有被我们以“现代性”概括的现代世界与人生问题，都是以这个片面的理性框架为发生基础并不断扩展其范围的。
二
与人类其他的发明与文化创造一样，现代科学自身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如果说，它的功劳主要是破除了人类早期的精神愚昧与心灵黑暗，结束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幼稚与依附状态，为文明人建立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城市家园，那么也不妨说，由于它是以理性对本能的征服、工业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城市社会对个体自由空间的极大压缩为代价，所以同时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现实问题与各种文化后遗症。它们集中表现在现代文明与城市生活方式中，并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以理性与科学为深层结构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体系深度解构了绵延千年的农业社会形态与农耕文化传统，其对人自身再生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在高度抽象化与社会化的个体生命内部发生的“理性原则对感性生命需要与冲动的压抑与摧残”。如尼采说：“神机妙算取代了形而上的慰藉”(12)，“一种愈来愈可疑的教化使得体力和智力不断退化，身心两方面的马拉松式的矫健被牺牲掉了”(13)。如席勒说：“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酬报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也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14)这是人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感到压抑、焦虑、苦闷甚至不幸的根源；二是在高度专业化与科层化的社会系统中“异化劳动对主体自由生命活动方式的扭曲与否定”。如怀特海指出：“这种情形埋伏着一个危机。它将产生出限于一隅的思想，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在思想上限于一隅，在一生中便只会思考某一套抽象概念。……但任何抽象角落都是不足以包括人生的。……简单说来，社会的专业化职能可以完成得更好、进步得更快，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细节上的进步只能增加由于调度不当而产生的危险。”(15)如马克思指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6)也就是说，理性智慧、社会组织与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社会，不仅没有提供、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威胁着个体全面发展的可能。
尽管“压抑”与“异化”自古就有，(17)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却是日甚一日的。如芒福德所说：“在19世纪以前，城镇上的各种活动大致是平衡的。虽然工作和做生意一直是重要活动，但是，城镇居民同样也费许多精力从事宗教、艺术戏剧等活动。”但在城市化进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则正如乔治·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指出，“大都市始终是金钱经济的地盘……它把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18)正是以追逐最大最直接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系统，彻底割裂了人与大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有机联系，使文明人的精神生态与文化享受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是人们怀念乡村的简单生活，以及希望回归大自然的主要原因。在都市化进程中，城市化进程的遗留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以城市环境为例，都市化进程意味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而与此同时也使固有的“城市环境”问题更加尖锐与突出。城市社会学家曾指出：“在出现了工业系统的早期城市以后，住房、商店和运输的发展，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在旧城市中，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固定人口，淹没在新来的人流之中，原有的邻里生活方式受到破坏性冲击。在很多城市里，由于人口急剧增加，食物、住所、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职业非常紧张，供不应求，其结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犯罪率上升，街道上混乱不堪。”(19)但这只是“城市病”与“城市危机”的初级形态。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它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人口与资源在狭小都市空间的高度与快速集中，因而其所带来的“都市问题”与“都市危机”也同样水涨船高，不仅使资源与空间的争夺出现了国际化趋势，同时，这些问题往往与政治、经济、军事、种族、宗教等缠绕在一起，远比传统的“城市问题”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决。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背景下，都市化进程的影响早已不局限于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国家与地区，对于城市化水平低而速度快、速度快而极端不平衡的后城市化国家与地区，由于同时面临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双重挑战，它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危机往往更加严重。这既表现在经济发展中，也表现在文化与精神生产上。其原因主要在这样两方面：一是都市社会是一种与农村、中小城市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以环境心理学家关注的“城市知觉”为例，现代城市与前工业化小城市有五个方面的差别：一是规模大小不同；二是要接触大量的陌生人；三是城市的自然结构变化加剧；四是建筑物的专业化功能增加；五是交通运输速度加快。(20)这是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大量农民在进入城市后普遍感到不适应、出现各种城市化后遗症的根源。二是经济全球化连锁引发的“社会的都市化”问题。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当代都市化进程，在直接摧毁不发达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或现代工业经济的同时，也彻底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以精神疾病这种与大都市关系密切的“富贵病”为例，有关研究表明，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发病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与地区，即使在不发达国家内部，农村地区的发病率也普遍高于城市地区，(21)因为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人们在心理、精神与审美等方面更难适应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巨变。
哪里存在着危险，哪里就有拯救。都市化进程在给现代科学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以更高层次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与知识体系。与城市化进程的精神资源主要是现代科学不同，196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科学”构成了都市化进程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尽管后现代科学的分类与研究仍在进行中，但它的现实功能与历史使命已然十分明确，就是解构以近代数学、牛顿物理学、实证哲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体系。尽管早在18世纪，康德就提出“道德高于知识”，以及给科学这个“独眼巨人”增加一个“信仰的眼睛”，并在20世纪初对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批判中达到高潮，它们充分表现在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对现代工具理性的批判上。但真正撼动现代科学主流位置的，却是1960年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在都市化进程中后现代科学这种新的精神资源的出现，才使不可一世的现代科学体系开始面临历史终结的严峻考验。如当代的环境哲学、生态哲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新兴知识体系，正是它们为现实中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提供了全新的精神资源。如城市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UrbanDevelopment)理论，“其核心概念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区域和自然空间内，以节约资源、提高技术、改善环境等为主要手段，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财富增值、社会进步，优化城市结构、功能并使其与外部的资源、环境、信息、物流和谐一致，在满足城市当前发展需求和正确评估城市未来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城市未来发展的需求。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功能、结构、规模、数量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非持续性到可持续性，不断追求其内在潜力得以实现的有序动态过程。相比于‘城市发展’单纯强调发展的方式，‘城市可持续发展’更注重发展的科学性、合理性、安全性及协调性。”(22)这就不是一味地与自然为敌，而是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发展观。必须要申明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对现代科学加以全盘否定的理由，因为它们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意义上，最重要的不是对现代科学作浪漫主义、人本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声讨与批判，而是在找到问题的根源之后，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三
都市化进程对现代科学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后现代科学使曾经无比辉煌的现代科学直接进入到暮色苍茫的黄昏。但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上功勋卓著的现代科学也并没有完全隐匿，而是以现代文化传统或非物质遗产的方式在都市社会中继续绵延着自身的存在。
在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矛盾，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在理念上冲垮了现代科学的合法性，即真正的科学不再只是征服自然的实用武器，相反更应该成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科学对现代科学具有强烈的批判与解构意义，其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以牛顿物理学为中心的近现代科学体系出现系统危机与崩溃。但与此同时，这也使原本在研究对象与机理上相对简单的近现代科学系统向着更高、更复杂的版本升级，并有助于现代科学摆脱自身的片面与局限，向着更高与更全面的科学境界演进。进一步说，现代科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客观性”，讲求“知识与价值无关”；二是“专业化”，属于局部的实证研究。在后现代科学框架中，这两方面俱已被打破。如生态哲学就将价值问题与知识问题融合起来。而系统性、交叉性的新学科建设与系统集成式的跨学科合作，则是当代科学发展的突出特点与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向。如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快乐经济学，“一是在快乐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快乐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快乐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快乐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快乐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快乐(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快乐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23)特别是对于形态无比复杂、参数变量众多的大都市社会，它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传统高度分化的单一科学可以解决的。以城市交通为例，“交通是当今世界所有城市、尤其是现代化大都市最头痛的城市问题之一，不仅属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范围，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社会学、文化学的对象。在交通技术已然发挥到极限的当今，城市中依然到处人满为患，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说，‘有没有路可走’主要属于技术的职责范围，那么‘能不能走好路’则与城市文化建设有直接的关系。理想方案是，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与发展在‘硬件’上推动城市交通系统的‘扩容’，另一方面则通过城市文明与市民文化的培养与发展，使主体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获得更多的解放与自由。”(24)
另一方面，尽管现代科学的黄金时代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作为一种发蒙了人类理性精神与科学素质的现代文化资源，作为使人类摆脱大自然与乡村社会等不发达状态的最重要的手段，它不仅在都市化进程的边缘地区有广泛的需求与应用价值，即使在最发达的都市社会中，也仍然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具体说来，现代科学在都市化进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去向：
一是作为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发展形态，现代科学知识与原理直接融入到后现代科学体系或当代高新技术系统中。如传统数学、物理学、力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与应用系统，在当代科学研究与应用中仍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局部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具体说来，后现代科学并没有将现代科学彻底“格式化”，尤其是在现代科学中作为人类精神宝贵财富的理性精神，在当代都市社会中不仅没有完全失效，本身还是防止后现代科学走向极端化的主要屏障。举一个例子，一个叫斯腾格的赛博主义者，把赛博空间(cyberspace)比喻为二战期间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他说“轰隆”一声，以重力、历史、疆域和肉体为基础的旧秩序旧世界土崩瓦解，意思是以“重力”为核心的牛顿物理学等现代科学在“赛博”空间已失去了任何意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此，美国学者苏卡尔曾诙谐地发出邀请，请那些不相信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做一个实验：从他住的二十一层公寓窗口走出去，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已经在理论中消解了客观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敢于接受这一邀请。(25)由此可知，在都市化进程中，尽管某些具体的自然科学原理可能已经丧失了价值，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也会因为僭越而导致灾难，但作为其核心的科学理性精神却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消失。如卡西尔所说：“尽管现代非理性主义作出了一切努力，但是，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并没有失去它的力量。理性能力确实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固有特性。”(26)“我们可以对科学的成果或其基本原理提出质疑，但是它的一般功能似乎是无可猜疑的。正是科学给予我们对一个永恒世界的信念。……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27)
二是与审美、艺术、人文精神的传统矛盾化解，实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更高层次的融合与发展。以作为现代科学的核心的实证哲学为例，它的突出特点是排斥美学与伦理学——前者涉及到情感问题，后者所关涉的价值领域，都是不可实证的。或者是以独断论的方式要求这两种最基本的人文科学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去发展，而这实质上等于取消了伦理学与美学的本体存在。但在后现代科学中，则出现了自然科学退潮、人文科学回归的“科学人文化”征兆。或者说，在后现代科学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正在由恶性矛盾走向有机和谐的新境界。这既表现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前沿学科上，也表现在作为生产力主体要素的人力资本上。前者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其实是一个整合后的概念，它是指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是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一种产业形式。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告、设计、电视广播、数码娱乐、电影与录像、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及计算机服务、艺术品和古董及文物等行业。”而“艺术和技术相结合，是当前中国创意产业的一大特点。”(28)在其深层所体现的恰是原本分属于不同专业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后者则表现在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上。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是科学家、发明家、技术专家等，他们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懂得艺术与审美，甚至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与生活常识。但在都市化进程中，这些传统的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才正在失去崇拜者与空间，而代表着更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创意人才成为大都市中呼风唤雨的新宠。这是当下各种社会发展规划与大量经济资本投入纷纷以创意人才为中心运转的根源。如“数字广州”在2010年的发展战略是形成包括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数字内容服务、软件外包服务的软件产业体系，目标是实现软件产业集群化、品牌化、国际化，力争软件和动漫企业总数达到2000家，培育一批软件和服务收入超过10亿元的软件企业，聚集20万以上软件人才，软件产业年均增长率保持35％以上，软件产值超过1000亿元，成为全国重要的软件生产和出口基地。正是由于这一强大的现实需要，广州天河软件园、华南理工大学、欧特克软件(中国)公司最近联合成立数字创意教育中心，该中心计划在3年内，培养2500名高校创意设计专业人才和3000名社会各类数字创意设计人才。(29)与之相比，一些传统学科与教育，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专业，则因为不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需要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三是在直接的实用价值消退以后，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元素与象征，现代科学固有的科学人文价值开始进入当代都市社会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如同农业社会为工业时代的人们遗留下的田园牧歌诗与田园生活情调一样，以理性机能与思想活动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在当代都市空间中也留下了属于自身的精神烙印与文化记忆。“像丹麦的哥本哈根，不仅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宜人的气候，还拥有浓郁的科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如那里产生的科学与哲学上的‘哥本哈根’学派，这些都增加了这个城市的科学与人文魅力。”(30)另一方面，对科学文化记忆的打捞与科学人文价值的当代建构，对于丰富相对比较干瘪的现代城市的精神传统，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上海为例，这个开埠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过去常被目为十里洋场，既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古典文化传统，同时，纸迷金醉的现代生活又显得过于肤浅。正是借助于现代城市与现代科学、现代文化的密切联系，以2006年上海《文汇报》“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系列报道为象征，它为自身重铸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特色的文化传统。“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是一次具有重要文化考古意义的挖掘与抢救实践，它通过挖掘爱因斯坦、玻尔、卓别林、罗素、泰戈尔等现代文化人物在上海的文化之旅，为原本文化家底浅薄的上海建构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或多或少地弥补了现代中国文化的空白与缺憾，也为都市人增加了一笔重要的现代精神财富。而怀念与追忆现代科学文化的意义则在于，正是这个相对低层次、较为粗糙的阶段，为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平面上、更理性地运用人类发明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工具提供了经验基础。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由于现代理性启蒙的未完成，特别是在欲望狂欢的当代消费文化冲击下，如果没有理性的基本启蒙与训练，个体在大都市的灯火辉煌中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由于中国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化与都市化相互缠绕而带来的必然出现的结果。以中国当下的消费文化为例，其突出问题在于本身是一种“审美幻像”，即以为“只要从思想上消解了各种现代性观念的压抑和束缚，也就从此可以过上人间最幸福的日子”。在这个前提下，西方文化中科学、民主等一系列现代理性精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遗留的实用理性精神，统统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者解构的对象。其结果却是直接“颠覆了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虚幻与真实的关系，摧毁了人性中积淀的用来鉴别真伪的理性能力，取消了真实生活与梦幻生涯的本体差异”(31)。许多现实问题都是由此而来。以近来甚嚣尘上的“取消中医论”为例。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如果真是科学启蒙得好，就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老老实实的研究，在原理上真正揭示中医存在的严重问题；二是用大量科学调查的数据，以“事实胜于雄辩”的方式，说明有多少病人是被中医所误，而如果再负责任一点，还应该把这个数字与“西医误人”相比较，因为任何医学都不是万能的，由此再决定是“存”是“废”也不迟。(32)但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取消中医论者所能想到的。这一切都只能归因于中国现代理性启蒙的未完成，一言以蔽之，不能成为真正的理性主体，是各种独断论与伪科学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在批判科学的后现代思潮中之所以又需要科学精神，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同步性。如果想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层次上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加以认识与把握，在逻辑上就只能依赖以观察、分析、归纳见长的现代科学知识与训练。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教育与训练，仍是中华民族要补的重要一课。
注释：
①参看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②西奥多·赫斯伯格：《新城市史：迈向跨学科的城市史》，白华山译，载于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都市、帝国与先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26页。
③[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3页。
④[荷]皮尔森：《文化战略》，刘利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0～51页。
⑤[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⑥[美]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张敏、周雨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⑦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1页。
⑧[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59页。
⑨[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3页。
⑩[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7页。
(11)[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南宁：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366页。
(12)(13)[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75、55页。
(14)[德]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第51页。
(15)[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8～189页。
(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1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461页。
(18)(19)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4页。
(20)参看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3页。
(21)“河北专家近年对邯郸、保定、秦皇岛、承德等四市二万四千名十八岁以上人群进行的精神病患病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各类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百分之十四点零四，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农村明显高于城市”，载曾利明：《专家称中国至少一亿人患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中国新闻网，2006年10月3日。
(22)郭培章主编：《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23)陈惠雄：《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0日。
(24)刘士林：《文化在大都市交通系统中的意义》，《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
(25)参阅刘擎：《后现代主义的困境——“苏卡尔事件”的思考》，香港《二十一世纪》1990年6月号。
(26)(27)[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4、263～246页。
(28)《文化创意产业离不开IT技术》，《光明日报》2006年11月16日。
(29)张景华：《广州：加快数字创意设计人才培养》，《光明日报》2006年11月10日。
(30)赵启正：《城市空间需要文脉与人脉》，北方网，2006年7月3日。
(31)刘士林：《一个人的文化百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第10～11页。
(32)刘士林：《人有病，自知否？》，《社会科学报》2006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