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宋笔记类著作内容之差异

我在《唐人轶事汇编》的《前言》中曾对编纂目的有所说明，这次编纂《宋人轶事汇编》，用意自然相同。

研究历史人物，如果仅依正史上的记载进行考察，则往往难以见到人物的个性与诸多侧面，也难了解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由于每一个人物的表现总是多方面的，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去观察，得到的印象往往各不相同。正史中的记録，常是举其有关政事的荦荦大者，对于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言谈举止，则每不作具体描述。阅读正史，了解其中的人物，也就不够具体，不够丰满，而一些笔记或类似文体的著作中，所作的记叙，常是多样和生动得多。因此，研究历史上的人物，如能将正史上的记载，与民间的私人撰述参互考察，那么读者对此人物的理解，也就会更全面，更具体。

民间的这种私人著述，就个人的耳闻目睹随笔记録，古已有之。尽管“笔记”之名起于宋代，实则唐代已大量涌现。每一个时代的文士，思路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唐宋两代人的记叙也就各有其特色。

唐人承魏晋南北朝人之遗绪，受《世说新语》一类的著作影响甚大，因此这类著作的名字，每以“话”、“语”等词加以点缀，如《大唐新语》、《刘公嘉话録》等。宋代王谠综合唐人著作而成《唐语林》，明白告示此书即承刘义庆之遗绪而作，但二者风貌显然有异。《世说新语》以记言为主，晋人沐浴玄风，谈吐风雅，追求一种潇洒出尘的风貌，评点人物时，关注对方的才性、品格、仪表和怀抱；唐人重事功，即使是在《唐语林》的《品藻》一目中，虽仅列寥寥数则，即已关注对方政治上成就之大小得失与诗文水平之高下。可见唐人的关注之点，比之前人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记叙，也就显示出特有的时代风貌。

如将唐宋两代人的记叙相比较，也可以发现一些相异之处。唐人对小说与杂史的理解常持模糊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们把正史之外的著述都称之为“小说”。这类著作，自魏晋南北朝时起即分从不同方向发展，记録人事者后人每称之为志人小说，有人则称之为轶事小说；记载神异故事者后人每称之为志怪小说，有人则称之为神异故事。唐人的记叙，继承前代传统而又常是不作严格区分。如刘餗出生于史官世家，继承父业，也从事国史的撰述，但他写作《小说》( 一名《国史异纂》，亦称《隋唐嘉话》) ，记録士大夫的轶事，中间还夹杂进了洛阳画工解奉先在壁像前妄誓而转生为一骑犊之事。宋人轶事中，轶事与志怪的记叙就大致分途了，志怪类的著作大为减少。宋代士人一般均奉儒家义理为主导思想，志人小说中很少羼入道听途说的志怪类奇闻。

所谓志怪小说，自魏晋南北朝时始告出现，唐代当然也有这类著作，其中时有一些关于高僧的神奇事迹的记叙，《松窗杂録》中就有一行预言玄宗行幸万里的记载。不过唐代的神异故事中要以道教神仙的事迹为多，因为李唐王朝自认为系老子李耳的后裔，所以道教的地位常是高踞于佛、儒之上，一些李氏子孙的笔下，均喜宣扬神奇的鬼神故事。例如中唐名相李德裕，不论在其自撰的《次柳氏旧闻》中，还是在他口述而由韦绚笔记的《戎幕闲谈》中，都有很多离奇曲折的神异故事。而且唐人关心政治，这类故事之中每杂历史恩怨，例如前时武曌改国号为周，几乎断送李氏一脉，故而一些有关武后的记载，每每杂有丑诋武家的故事。《太平广记》卷一四三引《戎幕闲谈》，载文水县武后父士彟之墓忽失龟头，所立碑上有“武”字者十一处皆镌去之。不经半年，武元衡遇害。按赵明诚《金石録》卷二五《跋尾十五•周武士彟碑》，则谓此碑尚存，“武”字刻画完好，无讹缺者。可知此说纯属道听途说，也不能排除此事出自李德裕本人的编造。

神仙道化的轶事，遍播朝野，即使是在那些严肃的笔记中，也常杂有这类奇闻。如赵璘撰《因话録》，因为其中的材料大都来自姻属间的亲身闻见，故大致可信，从而得到《四库全书》编者与近代史学大家岑仲勉等人的高度评价。然而内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著名道士田良逸等人的神奇事迹，遂使这类著作与后起的宋人笔记呈现出不同面貌。

总的看来，唐代笔记的内容往往真真假假，比较驳杂。皇甫枚撰《三水小牍》，内有关于晚唐著名女诗人鱼玄机虐毙侍女緑翘而为京兆尹温璋笞杀的记载，后人常是根据此书介绍鱼玄机的悲惨身世，然因《三水小牍》中的大部分篇章均属神奇怪异的故事，因而也影响到了内中一些重要文字的可信程度。

唐代为传奇这一文体的繁荣时期。唐人轶事中有些历史性的记叙，往往又夹杂着传奇色彩。如《幽闲鼓吹》中记白居易赴京应举，献诗顾况，有“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1]顾况遂前后态度丕变。又如《明皇杂録》卷下记玄宗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赐张九龄，九龄惶恐，以为将遭冷遇，遂作《白羽扇赋》献之。据后人考证，上述二说均不合事实，出于编造。因此，有关这类文人轶事的资料，应当是在传奇之风风靡一时之下产生的。

宋代人物的轶事中，就很少见到真真假假驳杂难明的情况，说明其时文人学士即使是在写作随笔式的文字时，也已分清不同文字的体类要求，从而善自抉择了。

欧阳修为一代文宗，他在各方面的建树，在宋代文坛上发生过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写作的《归田録》，则为笔记体的写作导夫先路，且为这种文体的写作树立起了范本的作用。欧阳修自云此书乃依李肇《国史补》而作，而李肇之撰《国史补》，则自云乃仿刘餗《传记》而作。李氏《序》云：“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2]明示其写作宗旨就在排除鬼神梦幻类无法征实的传闻，也不载男女猥亵的情事，这就与志怪和传奇划出了界线，宋代笔记一般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

由此之故，我在研究唐人轶事时，喜用“笔记小说”一名，因为其时笔记与小说确是不易区分。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録《中朝故事》二卷，提要云：“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则杂録神异怪幻之事。”[3]说明此书即由笔记、小说二者组合而成。到了宋代，则二者分列，少见杂乱之作。吾等今日编纂《宋人轶事汇编》，采録的絶大多数材料，出于笔记而非小说。

在此还可附带讨论一下与笔记性质相近的另一种文体。唐宋两代，诗歌成就极为辉煌。自唐代起，产生了“诗话”这一新的体裁。宋词兴起，于是又有“词话”一端。这类文字实与笔记为近，只是内容偏于文学鉴赏与文坛掌故，内容较为单一与明确。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中有“诗文评”一类，内又分为五小类，且各举例以明之。中云“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4] 这就是说，唐代的诗文评与宋代的诗文评内容上有所区别。区别何在，似乎还可以作些说明。

孟棨一作孟启，当以作“启”为是。《本事诗》者，乃言诗之本事，介绍诗篇产生的背景。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5]可知知人论世也是我国史官传统的一种表现。

唐代首先出现诗话这一体裁，然数量不多，最著者也就是范摅的《云溪友议》、孟启的《本事诗》，以及已经散佚的卢瓌《抒情诗》等数种。从这些诗话的内容看，大都具有传奇的性质，故事曲折离奇，配合著名诗篇，确是引人入胜，但却未必可信。例如《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中记宫女题诗于一红叶上，偶为书生卢渥所得，后卢氏任职范阳，遇宣宗省却宫人，许从百官司吏，此题诗宫女适得配卢渥。此一传说，已成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而未必就是事实。又如《本事诗》中记韩翃与柳氏悲欢离合的故事，亦即著名的《章台柳》诗本事，许尧佐已写成传奇《柳氏传》，孟启重又载入书中，又云“开成中，余罢梧州，有大梁夙将赵唯为岭外刺史，年将九十矣，耳目不衰。过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听，云此皆目击之，故録于此也”。[6]则是故事又似可信的了。又如《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引《抒情诗》，叙韦检与其鬼妻唱和事，或系卢瓌自编的故事，因为唐传奇中常见这类诗人与亡妻唱和的趣闻。这类文字，大都出于作者为了表现自己的诗才而自拟，自然不能作为史料看待。

由此可知，唐人诗话内容真真假假，难以判定其可信与否。欧阳修作《六一诗话》，也与唐人诗话面目大异，排除了鬼神梦幻与男女情爱等内容，已是纯粹的评论诗篇之作了。即使言及诗之本事，也以如实抒写为重。后出的诗话，大体都是同一类型之作。

二 唐宋两代文士对待国史的不同态度

在唐代的史料笔记中，“国史”起过很大的作用，前后许多知名与不知名的作者都曾大量引用国史中的材料。唐人笔记中呈现的这一情况，似乎很难解释：深藏宫廷的国史怎么会被位处下层的一些作者所利用呢？

这是因为唐代朝廷对国史的管理并未规定严格的保密制度。《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曰：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録》各二十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7]

这里对阅读者的品位虽有所规定，但此门一开，不难想见，与这些大官员有关系的人也就有其可能接触到国史。况且中唐之后，战乱不断，京师残破，史馆中的材料多次外泄，社会上的各式人等也就有其可能接触到国史。

李翱在《答皇甫湜书》中说：“近写得《唐书》，史官才薄，言词鄙浅。”[8]可知他也读到过国史。《旧唐书•田弘正传》曰：“颇好儒书，尤通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9]说明社会上的各式人等已把阅读国史不再视作难事。

这类国史，还曾远播海外。日本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杂史家”中着録唐实録三种：“《唐实録》九十卷，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等撰；《唐实録》九十卷，中书令许敬宗撰；《高宗实録》六十卷，武玄之撰。”[10]这些国史显然是日本的遣唐使通过各种关系辗转获得的。只是这些国史在各种书目上的记载篇幅差距很大，可知唐代国史在辗转传播的过程中，历经多人抄写，面貌往往会有差异。

《旧唐书•经籍志上》中说：“天宝已后，名公各着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11]说明唐人撰述时，每引《国史》中的材料为左证。后人看到唐人引用《国史》时，自不必多所惊怪。[12]

唐代一些笔记的作者，社会地位不高，但书中却往往大量引用《国史》中的材料，如《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着録胡璩《谭宾録》十卷，注曰：“字子温，文、武时人。”又“杂史类”着録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注曰：“元和中江都主簿。”而此书前有元和丁亥自序，署衔“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13]可知二人社会地位都不高，然而书中却録入不少出自《国史》的材料。后出之书，如《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着録《芝田録》一卷，不着撰人，《说郛》各本则署丁用晦撰，宋无名氏《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一八《刘毅斋名》条、《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三均引，亦作丁用晦撰，其人情况不明，其书则亦引及《国史》，可见唐人不论身处何位，均有可能接触“国史”，而径自将之纳入己作。

唐代那些勤于著述的文士，有可能会同时看上一些热门的题材，有的则径自将前人的同类著作改写后编入，因此唐人的一些笔记小说中时见有类同的文字出现。如刘肃撰《大唐新语》，很多故事与刘餗的《隋唐嘉话》类同，佚名的《大唐传载》中的文字则每与《隋唐嘉话》中的文字相混。丁用晦《芝田録》，不但屡引唐代前期产生的文字，而且征引魏晋南北朝人的文字。李浚的《松窗杂録》，也有不少条目出于前人的著作。至于像孙光宪的《北梦琐言》、王定保的《唐摭言》等书，征引前人文字时，则常加以说明，已是比较规范的著作态度了。

相比之下，宋人笔记的体例就要纯粹得多，他们一般只録亲身闻见之事，不依辗转传抄的材料而杂纂成书。因为宋代笔记的作者均由科举晋身，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对于笔记的性质偏于史的传述，比较自觉，因此所用的材料，比之唐人之作，也就可信得多。

宋代笔记作者的身份前后也有差异，由于国势的强盛与衰微，情况不同，涉笔者的身份随之有所不同。据张晖统计，“北宋笔记作者大都是官员，占总数的75%，其中达官显宦也较多，仅中央六部以上的官员就有九人。南北宋之间笔记作者是官员的占总数的50%，南宋笔记作者是官员的约占总数的59．7%，都低于北宋的比例。而且这两个时期的笔记作者的所任官职大多数都较低微”。[14]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可以认为是由南宋之时笔记体的撰述更趋普及，文士染指者益众而造成的。

作为宋人轶事来源的大宗之一，笔记的写作还受到宋初修史之风的影响，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影响尤为深远。

司马光在主持《资治通鉴》的修撰时，先命几名助手将各种材料汇成长编，而在定稿之时，则又将材料去取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记録下来，另外编成《考异》三十卷。他在《进书表》中说，他曾“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又“参考羣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15]这就树立起了一种操作规范。考察史实时，既要注意官方记録，也要注意民间记载，目的则在最大限度地追求事实真相。

中晚唐时，政治局面混乱，朝廷已无能力正常地纂修国史。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的传记，只能大量采録笔记类的史料。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情况类同，而他在考核各种史料时，发现国史的可信程度，有时反而逊于笔记类著作。《资治通鉴》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 622) 十一月，帝“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亲”下引《高祖实録》与《太宗实録》，历数二人恶行，而后《考异》曰：

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16]

又《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843) 四月，记“李德裕请讨泽潞”事，《考异》按曰：

《旧纪》、《传》及《实録》所载德裕之语，皆出于《伐叛记》，《伐叛记》系于四月刘从谏始亡之时，至此君相诛讨之意已决，百官集议及宰臣再议，皆备礼耳。德裕之言，当在事初，《实録》置此，误也。[17]

司马光的这种著作态度，旧史与小说并重，对史料不抱成见惟求其是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史识。影响所及，宋人写作笔记时已把求真放在首要地位，也激发了文士及时记録时事的热情。

司马光还撰有《涑水记闻》等笔记多种。写作的目的，是为撰写《资治通鉴后记》积累数据。此书因故未成，但《记闻》一书却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此书影响所及，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中明晰可见，而对后起者写作的笔记来说，也有先导作用。

宋太宗赵光义猜忌太祖长子德昭会依历代帝王继承的常规继承皇位，迫使其自尽，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二中记曰：

时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东之赏，议者皆以为不可，王乘间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王皇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右辞以禁中不敢带。王因入茶果合门，拒之，取割果刀自刭。[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979) 八月甲戌记此事，采司马光说，而在注中介绍《国史》中的赵德昭“本传云：德昭好啖肥猪肉，因而遇疾不起”，[19]显然，这是史官的曲意掩饰之词，宜乎李焘弃之“不取”了。由此亦可见到司马光在笔记体的创辟上贡献之大、影响之深，而宋代帝王对文士实録时事的宽容态度，也是历史上所少见的。

由上可知，宋代笔记作者的情况前后各异，其特点可没有多大变化。总的说来，作者已经摆脱前时风行的志怪与传奇的影响，史学观念普遍趋于求真，不再仰求国史之类的特殊史料，而是致力于提供亲身闻见的事实，因此显得平实可信。只是唐人那种绚烂而富有朝气的风貌也消失不少。宋代诗话与笔记的情况相同，也已成了衡文之作和记载故实的材料，唐人的那种配合诗篇而精心构拟的绚烂故事，都已趋于絶迹了。

三 唐宋轶闻中典型案例之分析

常言说：“人以类聚，物以羣分。”政治纷争中，如有一羣人持同一观点，为同一图谋而合力，那在反对者的眼中也就认为是在结党营私，而在古人来说，则往往会称之“朋党”。西汉时，刘向为了反对外戚擅权，威胁刘姓皇权，乃上封事，极言“朋党”之害。东汉桓、灵之世，宦官把持朝政，一羣士大夫起而抗争，反而遭到执政者的镇压，史称“党锢”之祸。可知“朋党”之说，一直是中国士人关心的话题之一。

唐代李德裕撰《朋党论》，极言汉代政治的鉴诫作用。他所攻击的对象，自然是围绕在牛僧孺周边的一羣人物。对他来说，当然认为对方是“朋党”，自己则不存在“朋党”问题，所以纔能如此义正词严地加以谴责。

但历史上却一直把他归为牛、李党争中李党的党魁。孔平仲《续世说》卷一一《仇隙》曰：

牛李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纭倾陷，垂四十年，文宗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杨嗣复、李珏、郑覃作相，屡争论于上前。李珏曰：“比来朋党亦渐消弭。”覃曰：“近有小朋党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渐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复、珏，牛党也；覃，李党也。德裕为相，指摭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贞方有素，无以伺其隙。德裕南迁，所著《穷愁志》引里俗“犊子”之谶，以斥僧孺。又目为“太牢公”。其相憎如此。[20]

孔平仲是宋代人。他对牛李二党的评价，因为已经隔了一代，不再含有功利的考虑，态度趋于公正，但在介绍牛僧孺与李德裕的为人时，看来还是受到晚唐时期很多笔记作者的影响。

李德裕丑诋牛僧孺的话，因其所撰的《穷愁志》一书已经残佚，难得确证，但从李德裕周围一些人的笔记中，还是可以看到不少含有恶意攻击的文字。

刘轲撰《牛羊日历》，内云：

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荡无检。乡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与前夫义絶矣，及贵，请以出母追赠。《礼》云：“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又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简，是夏侯铭所谓“魂而有知，前夫不纳于幽壤；殁而可作，后夫必诉于玄穹”。使其母为失行无适从之鬼，上罔圣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识者乎？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真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21]

这种文字，辱及对方母亲，可谓不择手段。而他提及的《周秦行纪》一文，更是编造故事，罗织罪状，妄图置之于死地。有关此事，屡见唐宋人的记载，张洎《贾氏谭録》曰：

牛奇章初与李卫公相善，尝因饮会，僧孺戏曰：“绮纨子，何预斯坐？”卫公衔之。后卫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谴逐。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核，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22]

有关韦瓘其人与李德裕的关系，李德裕本人是否曾作《周秦行纪论》，学术界颇多争议，殊难论定。[23] 然此事屡见唐末记载，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亦曰牛氏“先是撰《周秦行纪》，李德裕切言短之”，[24]可知牛李党争中的流言蜚语和是是非非，在中晚唐政坛上仍然风波迭起。

《周秦行纪》纯为虚构，非纪实之作，这是不难看出的，所以今人称之为传奇。有些学者认为出于唐末人之手，则尚可再议。小说藉牛僧孺之口称代宗皇后为“沈婆”，呼德宗为“沈婆儿”，唐末距此已久，也就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而且从贾黄中、孙光宪等人的年代来看，他们看到的东西，应当出于中晚唐纔合适。由此推断，《周秦行纪》、《周秦行纪论》等文，一定出于李党或是拥李者之手。

李德裕是否有党，近人也有争议。牛党中人也有持平之论。《东观奏记》卷上曰：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虽丞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雠。[25]

此书作者裴廷裕的外叔祖李珏为牛党要人，书中对牛党中人时多美言，但对李德裕之为人的理解，可称正确，用笔也有分寸。他认为李德裕没有经营过什么朋党。《玉泉子》曰：“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絶于附会，门无宾客。”[26]所述与《北梦琐言》卷三相契，亦与裴论符合。

过去研究牛李党争的专家中有一种意见，以为李德裕代表的是贵族高门，牛僧孺代表的是新进进士，即下层文士，二者之间还有那么一点阶级矛盾的意思。实则此说没有什么文献根据。唐人笔记中大量记载着李德裕奖拔孤寒，亦即为新进进士阶层中人打开仕宦大门的事例。《唐摭言》卷七曰：

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27]

则是李德裕对下层士人甚为关心，颇得进士阶层的拥护，这些《云溪友议》等书中均有详细记叙。范摅又云：

或问赞皇公之秉钧衡也，毁誉如之何？ 削祸乱之阶，开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乃顾。是以结怨豪门，取尤羣彦。[28]

这种评价，可谓中肯。李德裕功勋卓著，但锋芒毕露，这就威胁到了宣宗的皇权，再加上今上与武宗有宿怨，至是迁怒于前朝宠臣，于是采取不正常的手段，将之远谪海南，牛党中人乃纷纷落井下石，发泄私愤。《南部新书》卷丁曰：

大中中，李太尉三贬至朱崖，时在两制者皆为拟制，用者乃令狐绹之词。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传之制，云：“蛇用两头，狐摇九尾；鼻不正而身岂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谤也。[29]

阅读唐宋两代人物的笔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唐人笔记中，尽多这种造謡污蔑的文字，尤其到了中晚唐时，更是层见迭出。例如牛党要人卢言在《卢氏杂说》中引时人所作的二诗，对李德裕大加贬斥，对他的失败持幸灾乐祸的态度，其中则又显示出作者对李德裕的遭遇所知甚浅，所叙南迁的路线都不符事实。

《贾氏谈録》曰：

李赞皇平上党，破回鹘，自矜其功，平泉庄置构思亭、伐叛亭。[30]

李德裕的为人，体现出唐人重事功的特点，而在他这样一位贵族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然因功高不赏，责罚过当，当时就有人为他鸣寃叫屈，后世也一直有人为他抱不平。只因李德裕的为人太丰富多彩了，功业、文章，全面发展，而又个性鲜明，嗜好多端，思想丰富而复杂，发扬蹈厉，颇有一往无前之势。这样的人物，宋代很难再睹。

《芝田録》中说：“李太尉性简俭，在中书，不饮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时有水递之号。有僧曰：‘水递有损盛德。’公曰：‘末俗安有不嗜不欲者？ 某不求货殖，不迩声色，若止以水诛其聚敛、广蓄声乐，如何？’”[31]《独异志》卷下则说：“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32]二说似乎各趋极端，未必是事实，但如韦绚在《戎幕闲谈序》中所言：“赞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话古今异事。”[33]则征之《酉阳杂俎》等书的记载，可证并非虚构。《北梦琐言》卷四曰：“唐朱崖李太尉与同列款曲，或有征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见未闻言，新书策。’”[34]凡此均可援引唐宋文献加以证实。

宋代士人，面目迥异，但“朋党”之说，仍然沿续。仁宗之时，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的许多政治措施，对他的为人也有看法；和范仲淹一起进谏的，先后有其多位友人，内有余靖、尹洙等人，吕夷简对这些指责一一辩驳，反而控告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于是范仲淹被撤职，为之抱不平的余靖、尹洙等人一起遭贬。

朝廷中出现这么一件大事，担任谏官的高若讷却不主持公道，反而附和上级，于是欧阳修便上书高若讷，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35]于是欧阳修也一起遭贬。

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赞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的忠贞不屈；一不肖即高若讷，以为他不能坚持正道。其后苏舜钦又一次上书为范仲淹辩白，梅尧臣、石介等人则作诗对欧阳修表示声援，可见宋代那些身为士大夫的士人，确是表现出了与前不同的面貌，前仆后继，风骨凛然。知识分子参预政治活动，宋代可谓盛况空前，后来也难再睹。

欧阳修还作有《朋党论》一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朋党”是一个褒义词，因而一反过去的成说，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有朋党。他以儒家的义利之辨为根据，认为小人见利忘义，利尽则交疏，故不能形成羣体活动；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36] 于是欧阳修要理直气壮地组织朋党，参与政治斗争。这是贵族政治下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只有在大批下层文士踏上政治舞台后纔能出现。

欧阳修对吕夷简始终持鄙薄的态度，庆历三年(1043) 吕氏罢相致仕，欧阳修上《论吕夷简札子》，认为“十四年间，坏了天下”。[37]

但阅读《宋史•吕夷简传》以及宋人笔记中大量有关吕氏的记载，可以看到，时人与后人对他还颇多美言，本书搜集的资料亦有反映。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一五中说：“吕文靖为相，非无一疵可议。”[38]然平心而论，长期担任政要的人要想做到“无一疵可议”，怕也很难。吕氏为人，可能比较圆滑，但还说不上狡猾；比较深沉，但还说不上阴毒。因此，《宋史》等传记中对他均有好评，后世亦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六《宋史•继世为相》中评曰：“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39]

哲宗之时，士人中又出现了很多“朋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刘安世为首的朔党。这些宋代著名人物，按照后世的评价，都应称为君子，很难称之为小人，因而不能纯用义利之辨来作区分。即以苏轼而言，若从政治家的标准来看，难称卓越，亦难充当党魁，但从他在文化建设上看，却是可以作为宋代文士中涌现出来的一颗明星。

苏轼在诗文方面的成就，人所共知，毋庸介绍；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也有划时代的意义，沾溉后人至深。考索其思想，观察其为人，复杂多样，与前人迥异。如上所言，唐代的李德裕可作贵族社会文士中的代表人物来看待的话，苏轼则可作平民社会中士人阶层的杰出代表。苏轼身上，已经看不出旧贵族的那套功架。为人处世，潇洒随意，不汲汲于功利。贾似道《悦生随钞》曰：

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40]

洛蜀二党中人的冲突，起因可能就在作风差异太大，彼此看不惯。司马光死后，如何安葬，在礼制的处理上就发生了矛盾。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曰：

司马君实之薨，当明堂大享，朝臣以致斋而不及奠。肆赦毕，苏子瞻率同辈以往，而程颐固争，引《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礼，不可谓歌则不哭也。”颐又谕司马诸孤不得受吊，子瞻戏曰：“颐可谓燠糟鄙俚叔孙通。”闻者笑之。[41]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曰：

元佑初，司马公薨，东坡欲主丧，遂为伊川所先，东坡不满意。伊川以古礼敛(殓) ，用锦囊囊其尸，东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东坡由此与伊川失欢。[42]

神宗之时这种新出现的党争，并非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相互之间的攻讦，没有什么造謡诽谤等卑劣手段。政见虽有不同，但时而还能说些公道话，例如乌台诗案中，朔党中人也对苏轼的身陷文字狱表示同情。

宋代还兴起了一种新兴的可以归入笔记类中的文体，即名儒的语録。世称刘安世为元城先生，马永卿《元城语録解》卷下曰：

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无用处也。元丰二年秋冬之交，东坡下御史狱，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时张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愤然上书，欲附南京递，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东坡出狱。其后东坡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久之。人问其故，东坡不答。其后子由亦见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时正得张恕力。”或问其故，子由曰：“独不见郑崇之救盖宽饶乎？ 其疏有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之怒尔。且宽饶正以犯许、史辈有此祸，今乃再讦之，是益其怒也。且东坡何罪？ 独以名大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实天下之奇材也。’独不激人主之怒？ 时急救之，故为此言矣。”仆曰：“然则是时救东坡者，宜为何说？”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此止之。”[43]

刘安世以为拯救苏轼的人如果提出“本朝未尝杀士大夫”的祖训，就可以保住他的生命，可见宋太祖的这条祖训确为士人的议政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作用。由此可知，吕夷简和范仲淹的冲突，洛、蜀、朔的党争，虽然闹得沸沸扬扬，却并不造成严重灾难。因为他们议政之时，不再与宦官、藩镇等因素纠结在一起，也不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生命威胁，士大夫可以畅所欲言，从容论道，这就为后世平民政治中的民主作风开启了一条新路，可惜在后来的一些世代中，这种新风没有得到正常的继承和发展。

参与政争的人物在品德上可以说是都没有什么根本的缺点，因此彼此还能保持一定的尊重，例如吕夷简与范仲淹，王安石与苏轼，争执时虽很激烈，然事过境迁之后，双方先后均释放善意，甚至情意绵绵，表示不涉及私憾。这在其他朝代的政治环境中是很难看到的。

综观有宋一代，北宋时有元佑党禁，南宋时有庆元党禁，也曾牵涉到许多著名人物的宦海沉浮。不同人物之间往往针对某一现象发生争议，大家对此看法分歧或趋激烈，但还不至于凭空捏造，其后果也不至于造成灾难，影响到宋王朝的命运。

苏轼为人和成就的丰富多彩，以是笔记中大量出现他的身影，他自己也留下了不少笔记性质的文字。

今传苏轼写作的笔记，有《仇池笔记》与《东坡志林》二种。据后人研究，这些著作并非作者生前手定，原先只是一些随笔，还未正式成书。因此，这些书籍应当出自后人的编纂，只是其中大部分的材料还是可信的。

由于苏轼名望特别大，几乎家喻户晓，后代的书商都想利用他的名声编成各种类型的书籍牟利。例如委宛山堂本《说郛》𢎥三四中有托名苏轼的《调谑编》一种，内有一些文字杂出宋人笔记，其真实性很成问题。明代赵开美刊《东坡杂着五种》，内如《渔樵闲话録》等，虽然书名早就见之于宋元人的著述，但其内容的可靠程度却大成问题。后人如欲依此研究苏轼其人，还得广求异说，辗转互证方是。

苏轼轶事的内容五花八门，数量庞大，在宋代人物中占很大比重，这里可以将搜集苏轼轶事的著作作一些比较。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中，老苏、二苏的轶事共二百五十三则，居全书人物之首。颜中其所编的《苏东坡轶事汇编》，则共收一千零七十五则。[44]虽然各家采録时标准不一，上述统计数字难称确切，然仍可见苏氏轶闻之丰富。吾等今日重辑苏轼轶事，比之丁氏，容量要大得多；比之颜氏，则尽可能遴选其中可信而价值高者，容量介于二者之间。读者如能适量阅读苏轼轶事，对于深切了解这位旷世文豪，可以起到很大的参考作用。

这里仍应进一步说明，吾等今日编纂《宋人轶事汇编》，明示乃以人物事迹为主，有些名人生平中的大事，常是见于多种记载，宋人笔记又极为纷繁，势难一一征引。如“杯酒释兵权”事，尚见于丁谓《丁晋公谈録》、王曾《王文正公笔録》、王辟之《渑水燕谈録》卷一、邵伯温《邵氏闻见録》卷一等书，本书无法遍引。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记録，首尾周详，本书即列此文为首要材料，其他文献则有待于专家自行多方征引。

附记：本文是我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于2012 年出版的《宋人轶事汇编》所写《前言》的第二章。《前言》全文共三章，第一章《宋代文治格局的形成》，分三节述论：一，宋太祖赵匡胤开启了一代新风；二，宋学的先驱者与奠基人；三，宋代文化内涵之丰富与多样化。第三章《宋人轶事的保存和编纂》，亦分三节述论：一，宋人轶事有关文献的保存情况；二，《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本评述；三，《宋人轶事汇编》新编的筹划。至盼读者诸君有兴趣者参看并不吝教正。

参考文献：

[1]《幽闲鼓吹》，《说郛》𢎥五二，《说郛三种》(5)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

年，页2403 上。

[2]《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页3。

[3]《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

1965 年，页1186 下。

[4]同上书，卷一九五，页1779 上。

[5]《孟子注疏》卷一〇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 1980 年，页2746 中。

[6]《本事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页12。

[7]《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页1289。

[8]《全唐文》卷六三五，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3

年，页6410 上。

[9]《旧唐书》卷一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页3850。

[10]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 年，页34—35。

[11]《旧唐书》卷四六，页1966。

[12]参看李南晖《唐人所见国史考索》，载莫砺锋编《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13]《新唐书》卷五九，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页1542， 1467；参《大唐新语》原序校勘记〔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页2。

[14]张晖《宋代笔记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页47。

[15]见《资治通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页9607—9608。

[16]同上书，页5959，5960。

[17]同上书，页7981。

[18]《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页36。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页460。

[20]《续世说》，守山阁丛书本，叶6B—7A。

[21]《牛羊日历》，藕香零拾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 1999 年，页105 上—下。

[22]《贾氏谭録》，守山阁丛书本，叶2A—B。

[23]参看王梦鸥《牛羊日历及其相关的作品与作家辨》，载《唐人小说研究四集》，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 1978 年。

[24]《北梦琐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页4。

[25]《东观奏记》，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页90。

[26]《玉泉子》，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页3；《北梦琐言》，页11。

[27]《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页74。

[28]《云溪友议》卷中，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页52。

[29]《南部新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

年，页33。

[30]《贾氏谭録》，叶5A。

[31]《类说》卷一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2)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1988 年，页199 上—下。

[32]《独异志》，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页73。

[33]《戎幕闲谈》，《说郛》四六，《说郛三种》(5)

，页2149 上。

[34]《北梦琐言》，页23。

[35]《与高司谏书》，《欧阳修全集》(3) ，北京，中华书局，

2001 年，页990。

[36]《朋党论》，同上书(2) ，页296。

[37]《论吕夷简札子》，同上书(4) ，页1543。

[38]《困学纪闻》(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页1729。

[39]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页557。

[40]《悦生随钞》，《说郛》二〇，《说郛三种》(3)

，页987 下。

[41]《孙公谈圃》，《说郛》一五，《说郛三种》(

3) ，页723 上。

[42]《贵耳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年，页14。

[43]《元城语録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63 册，页387 下—388 上。

[44] 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 198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