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马洪字浩澜，号鹤窗，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著名词人，创作态度非常严谨，“四十余年，仅得百篇”[1]。明人对其评价非常高，如杨慎《词品》卷六评云：“马浩澜洪，仁和人，号鹤窗，善吟咏，而词调尤工。皓首韦布，而含珠吐玉，锦绣胸肠，褎然若贵介王孙也。” [2]徐伯龄《蟫精隽》卷十一云：“马浩澜名洪，号鹤窗，杭之仁和人。善诗词，极工巧。……予与鹤窗、清溪偕出菊庄之门，而鹤窗能大肆力于学问，既得诗律之正，复臻诗余之妙，人以与清溪齐名云。”[3]又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马洪……善为声诗，有长庆风致。其词调尤极妍丽。”[4]
但是，到了清代的朱彝尊，评价就为之一变：“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纤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人骨髓，殆不可医。”[5]这段话影响清人甚深，如晚清陈廷焯就跟着说：“词至明而词亡矣。然三百年中岂无合作？……明初如刘伯温、高季迪、杨孟载之流，尚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无害风雅；至文征明、杨升庵辈，风格虽低，犹堪接武。自此而后，如马浩澜辈，陈言秽语，读之欲呕。”[6]陈廷焯基本上是常州词派的思路，和朱彝尊流派不同，所以，其中应该排除了党伐声气，而体现的是清人，特别是康熙之后词坛的普遍看法。一直到现代，王易写《词曲史》，对马洪也是如此评价[7]。
为什么明人和清人的评价如此不同？朱彝尊为什么要如此激烈地反对马洪的词？朱彝尊对马洪的批判，导致了什么结果？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 马洪之俗何谓？
朱彝尊对马洪的批评，主要是“俗”，所谓“陈言秽语，俗气熏人骨髓”，这是一个很重的否定。雅俗之辨在中国源远流长，最初是与西周礼乐制度暨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表现为雅言雅乐和俗言俗乐的对立。至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分化，雅俗观念也得到重新阐释，偏离了音声和政治，引进了人格和文化的内涵，从而形成了新的雅俗观。不过，直到这时，严格说来，这一观念还没怎么进入文学领域。引起文学领域的关注，主要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形成了文章不朽的思想，魏晋南北朝的文人非常注重文体艺术风格的辨析，因而雅俗观念渐渐成为时人品评文章的基本观念，成为人们认识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参照。后来，经过唐代的蕴积，宋人对雅俗观念的理解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关于雅俗的关系，也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良性互动了[8]。只有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才能深入了解词的雅俗之辨，因为词的雅俗之辨正是宋代所提出来的新命题。
以“雅”、“俗”来论词，几乎伴随着宋代词蓬勃兴盛的局面同时展开。众所周知，随着上世纪敦煌宝藏为学术界所关注，沉埋千年的敦煌曲子词向世人昭示出词的早期风貌，即几乎和一切文学样式一样，词在一开始也是源于民间的，因而带有不少民间文学的鲜明特征，包括感情的直截了当，语言的通俗平实等。同样，像一切文学样式一样，它也有一个由俗向雅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从晚唐五代开始，经过花间词人和南唐君臣等，词的雅化过程一刻也没有停止。进入宋代，随着文人的大规模介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柳永俗词的出现，或许反映了社会上的一定要求，因而颇受欢迎，但是，在宋代士大夫意识进一步加强，甚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主流的情形下，词的雅化已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就看到宋代社会上几乎众口一词的对柳永的批评。在北宋，柳永由于吏部不放改官而和晏殊的一番对话[9]，其中所体现的雅俗之辨，已经广为人知。苏轼由于弟子秦观学习柳永句法而进行的批评，即对俗词侵入其雅化阵容的警惕[10]，也经常见之于论述。其他，如陈师道指出柳永“骫髀从俗”[11]，李清照指责柳永“词语尘下”[12]，徐度批评柳永“多杂以鄙语”[13]，都可以联系起来看。到了南宋，对柳永的批评更是趋于明显，或曰“浅近卑俗”[14]，或曰“词格固不高”[15]，或曰“有鄙俗语”[16]。这些，都体现出宋代追求雅化的总体倾向，也体现了从大晟词人到姜夔、吴文英等的基本追求。
总的来说，从宋代开始，人们所体认的“俗”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和柳永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其基本内涵，是由于语言的浅近直白而导致的对已建构好的文人规范的背离，这种抒情方式因此也被理解为格调不高。至于内容，则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不过，秉持这一观点反观马洪的词，尽管也被朱彝尊批评为“俗”，情形却颇为不同。马洪的词，据其自述，大约有一百首左右。今其《花影集》仍未发现，不知是否尚存世间。《全明词》搜罗各种文献，仅辑得其词十六首，今再检其他文献，复得十三首[17]，合计有二十九首，不足其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不过，尝鼎一脔，大约也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创作的风貌。考察他的所有作品，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男女情爱词，一类是山水纪胜词，一类是友朋交游词。用发展到晚清已经建构好了并被多数人同意的批评观念来看，尽管马洪的这些词不一定算是什么佳作，却也和柳永一派的俗词风格相去甚远。如果说，朱彝尊所批评的“秽语”指的是淫媟之言，则我们在马洪的词中并没有发现这一类描写，至少没有什么露骨的描写，如其《海棠春•春日》：“越罗衫薄轻寒透。正画阁、风帘飘绣。无语小莺慵，有恨垂杨瘦。 桃花人面应依旧。忆那日、擎桨时候。添得莫愁牵，只为秋波溜。”[18]写得很工致，却有似曾相识之感。所以，“陈言秽语”四字，也许应该联系起来，作另外一种解释，意思是摇笔即来，缺少独创性，没有真性情，包括太工致了，有时也是一种俗。
因此，朱彝尊在建构其词学思想时，将马洪拿出来作为反面对象进行批判，用意超过了同时的不少批评家。在他看来，明词的俗，不仅是一般人所体认的似曲，更主要的是“意俗”。倘若能够从这一方面入手，唤起作家们普遍的注意，则清词的发展就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了。朱彝尊所做的，其实也体现着词发展到南宋的一个基本脉络，只是他更加具有词史的意识和批评的眼光而已。
三 朱彝尊批马之用意
讨论朱彝尊对马洪的批评，必须和他对整个明词的看法结合起来。朱彝尊对明词，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19]。并进一步把这种状况的形成，归咎于《草堂诗余》的盛行：“古词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及草窗周氏选，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20]这种看法，又不仅是朱彝尊个人的，如当时高佑釲也说：“词始于唐，衍于五代，盛于宋，沿于元，而榛芜于明。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21]
《草堂诗余》是南宋人所编，其后一直流行，发展出不同的版本，仅明本就有三十五种之多。不过，大致说来，可以分为分调和分类两种，其中又以分类本更为流行。分类本分为前后两集，前集分春、夏、秋、冬四景，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每一类下面又分若干子目，如春景类下有初春、早春、芳春、赏春、春思、春恨、春闺、送春等八个子目，节序类下有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等十个子目。这样分类的原因，清人宋翔凤已经指出：“《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22]可见，《草堂诗余》有着非常明确的实用性，在词作为音乐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价值不容忽视，也正因为此，能够轻而易举地形成类型化，成为社会大众参详甚至模仿的范本[23]。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指出：“马洪的词经常有应景之作，不仅每成套路，而且容易使用，便于模仿，如他诸多的写春景春情的词，就没有什么新意，屡见征引的《南乡子》十首写西湖十景，连缀景物，不过是宋代以来诗人墨客惯常歌咏的题目，近似南宋开始盛行的‘应社'之作。”[24]所以，马洪的不少作品，正可以看作《草堂诗余》一书在明代的某种象征，而朱彝尊的批判马洪，其实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仍然是指向《草堂诗余》的。在朱彝尊看来，纠正了这种倾向，当然也就解决了词创作的不少问题。
说到这一点，又必须和朱彝尊的词学宗尚结合起来。虽然在一首词中，他说自己：“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25]其实还少说了一个姜夔。在《词综•发凡》中，朱彝尊对姜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26]事实上，姜夔的词作正是靠了他的发掘，才以比较完整的风貌出现在世人的眼中，如果说，《词综》一书对其他词人可算是选本的话，则对姜夔来说，就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作品了。仔细考察《词综•发凡》，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朱彝尊在感慨宋词亡佚甚多时，举出这样一件事：“公谨赋《西湖十景》，当日属和者甚众，而今集无之。”[27]我们还不知道，朱彝尊说这番话的意思，是指他本人曾看到周密的《西湖十景》，而今本周密词集未有收录，还是并他本人也没有看到，只是知道有这种记载。但《全宋词》所收周密词，一开篇即是《木兰花慢•西湖十景》，序云：“西湖十景尚矣。张成子尝赋《应天长》十阕，夸余曰：‘是古今词家未能道者。'余时年少气锐，谓此人间景，余与子皆人间人，子能道，余顾不能道耶！冥搜十日而词成。成子惊赏敏妙，许放出一头地。”[28]由此得知，写《西湖十景》词，是南宋人的风气，周密尚是见张成子之作，而兴起的争胜之心，而按照朱彝尊的说法，则周密本人的词，也有不少人争相唱和。这就证明了，马洪写作这一类的词，其实是在前人的作品里打转，要想体现新意，实在很困难，则所谓“陈言秽语”，实在是有感而发。
周密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间作长短句，或谓似陈去非、姜尧章。”[29]就学习姜夔这一点而言，其实不仅周密，南宋末年的不少词人都是如此。姜夔本人写词，就很喜欢以西湖为背景，著名的《念奴娇》写荷花荡，就是因为“朅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30]。姜夔在南宋的最佳传人张炎也是非常长于写西湖，如其《南浦•春水》：“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渌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31]沈祖棻评其上片云：“起三句写景如画，便觉春光骀荡，春水溶溶，如在目前。咏物之最上乘，所谓取神者也。‘鱼没'句，体物极工细。‘流红'句，翻陈出新，用意更进一层。‘荒桥'二句，暗点荒凉，其宋邦沦覆以后之作欤？‘回首'二句，用谢灵运梦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事，如此活用，极融化变幻之奇，刘熙载所谓‘实事虚用'也。”[32]沈氏所论，正体现出张炎是“与白石老仙相鼓吹”[33]，这些作品，都能体现出姜夔所提倡之“清空骚雅”的词风。
所以，当朱彝尊以“陈言秽语”批评马洪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有姜夔，以及受姜夔影响的张炎诸人的影子的，他所指出的马洪的俗，背后正是姜夔的雅。而姜夔的雅，也正如清人经常说的，是在神不在貌的，正如马洪的俗，照朱彝尊的看法，其实也是俗在神。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朱彝尊是浙江人，他所批评的马洪是杭州人，喜写西湖之景，他所推崇的南宋词人如姜夔、张炎等，也喜写西湖之景，将这些对照起来看，也许并不是偶然的。不过，我们也有必要指出，马洪的词，其实并不是像朱彝尊所说的那样不堪。他的创作中，固然可能有句意陈熟之病，但我们应该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看到在唐五代大量优秀作品未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的情况下，马洪的词，作为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学”，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后人站在词史的高度上，可以称之为“小名家”[34]，而当时人却可能予以高得多的评价，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杨慎在其《词品》中一再称引，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一再提及了。
四 强势选择之词史体现
如前所述，马洪词在明代评价甚高，而到清代，就开始走下坡路。走下坡路的标志，不仅在于评价的降低，甚至还表现在人们对其作品的蔑视，以至于他的《花影集》完帙似乎已经失传。2003年出版的《全明词》固然没有收入这个集子，后来对《全明词》进行增补的学者，也未见发现这个集子。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考察清代对马洪词的评价，康熙年间尚有不同看法。初刻于康熙十七年（1678），定本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的《词综》，其中批评马洪的言辞非常激烈，已见之前引，而这一段话，在清代也被反复引用，引用时，甚至不加出处，尽管也是古人引书通例，却也见出约定俗成，心照不宣，愈发体现出普遍性。举其著者，如田同之《西圃诗说》[35]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36]，都是如此。《词综》的出现，是清代词史发展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四库馆臣评云：“彝尊本工于填词，平日尝以姜夔为词家正宗，而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之羽翼，谓自此以后，得其门者或寡。又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又谓论词必出于雅正，故曾慥录《雅词》，鲖阳居士辑《复雅》，又盛称《绝妙好词》甄录之当。其立说大抵精确，故其所选能简择不苟如此，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37]四库馆臣以《词综》和《花间》、《草堂》作比，认为“胜之远矣”，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标志着，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发展到《词综》，以学习《花间》、《草堂》为宗尚的明人词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清算，词学又开始了新的路向。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所谓新的路向，其实也有一个过程。康熙年间，一直就有不同的声音。如陈维崧说：“马浩澜作词四十年，仅得百篇，昔人矜慎如此。今人放笔颓唐，岂能便得好句。”[38]编纂于康熙四十六年的《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明人姓氏》云：“马洪字浩澜，仁和人，善吟诗，词调尤工。有《花影集》，盛传于世。”又卷一百二十《词话》全引杨慎《词品》云：“钱塘马浩澜，号鹤窗，善咏诗，尤工词调。虽皓首韦布，而含吐珠玉，锦绣胸肠，褎然若贵介王孙也。”[39]于此可见，当时尚有人延续明人之见，对马洪给予较高评价。特别是《御选历代诗余》编纂于康熙四十六年，是时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已经红透半边天，但该集仍然没有完全按照朱彝尊的意见品评作家，确定是非，可见在康熙年间，对明词，尤其是对马洪的看法，也还没有定于一尊。将《御选历代诗余》中对马洪的评价和朱彝尊的评价结合起来看，可以得知，康熙年间，还是一个众派分流的时候，尽管《御选》一书的批评倾向肯定不如《词综》那么鲜明。然而，到了康熙末年以后，情况似乎就发生了变化。
尽管谭献在总结清初词的时候说：“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40]对朱、陈二家在清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赏。事实上，真正具有长远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是朱彝尊[41]。至于陈维崧，一生才名甚大，才气过人，可是其所建立的流派，呈松散的发展状况，所以只能及身而止。朱彝尊就不同。朱彝尊所创建的浙西词派，如果从该派先驱曹溶算起，首先有朱彝尊、李良年等“浙西六家”大张旗鼓，然后有乾隆年间厉鹗等人传承衣钵，开出新路。再往后，仍有吴中诸子如戈载等人倡导声律，还有吴江才子郭麐诸人笔走轻灵，使得浙派流风，绵绵不断，直到晚清近代，流风余韵，仍未断绝。这一过程，作为文学史的实际，并不能按照一般词史看待，因为，即使嘉庆以后，常州词派登上历史舞台，似乎具有了压倒一切的声势，但常州词派的发展，仍然是综合包容了以前的各种文学现象，获得了广泛的资源。朱彝尊所倡导的基本思路，因而不可能由于常州词派的强大而被取消。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文学史脉络，即马洪的声名由煊赫到沉寂，马洪的词作由传播四方到趋于失传，是由明到清词学思想的演变所导致的变化，其中，朱彝尊的词学思想在清代作为一种强势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又起了绝对的作用。这其实也是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即一个作家的升沉起伏，除了他本人作品的价值之外，也往往与一些处于文学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的重要人物有关。受到这些人物的褒扬，可能从此确立显赫地位，而如果成为被否定的对象，则就往往带来截然不同的命运。处在强势人物的影响之下，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似乎都难以避免。即如陈廷焯所言：“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等语，乃又一马浩澜耳。” [42]其实，词中缺少身世之感者，岂止一个马洪，而且，词之为体，路向多端，也并不一定都要有身世之感。陈廷焯专门挑出马洪，来作为反面例证，恐怕也是受到朱彝尊强势影响的结果。经典化不仅可以看出杰出作家地位确立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某些作家经过强势力量的选择，不断弱化的过程，而后者，正可以提供我们重加体认的空间。
五 结 语
马洪是明代的著名词人，创作态度极为审慎，自谓四十年来只有百首，但明人和清人对他的评价往往截然相反。而自朱彝尊在《词综》中对他进行激烈批评之后，清人基本上延续这种说法，认为他的词俗。不过，清人也许对马洪其人并无细致了解，首先时代上就出现混乱，把他放在杨慎、文征明的后面来讨论，从而在考察明词史时出现脉络上的失察，马洪实际上生活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康熙之后对马洪的讨论，是笼罩在朱彝尊的看法之下的，朱彝尊在《词综》中所发表的意见，已经成为人们讨论马洪时的强势思路。从这一思路出发，他们甚至懒得去清理基本事实，以至于对马洪的生平也不甚了了。从一个名满天下的词人，到基本面目模糊不清，甚至连词集都已经失传，这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史发展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即强势人物和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照此作进一步深入考察，相信我们对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注释：
[1][2]马洪《花影集自序》，转引自杨慎《词品》卷六，《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532页。
[3]徐伯龄《蟫精隽》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147页。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三亦引徐语，文字略有不同：“鹤窗与陆清溪偕出菊庄之门，而清溪得诗律，鹤窗得词调，异体齐名，可谓盛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第459页）
[4]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文苑》，《武林掌故丛编》本。
[5]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卷首，第12页。
[6]陈廷焯《云韶集》卷十三。同样的看法，也表现在这位批评家的《白雨斋词话》卷三，惟文字略有不同：“词至于明，而词亡矣。伯温、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阆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明末陈人中能以秾艳之笔，传凄婉之情，在明代便算高手。”（《词话丛编》第4册，第3823页）又对此表示费解：“马浩澜亦有《花影词》三卷，陈言秽语，又出浪仙之下。而当时并负才名，即后世犹有称述之者，真不可解。”（《白雨斋词话》卷六，《词话丛编》第4册，第3923页）
[7]如王易说：“其词无非无冶情秀句，但气骨轻浮，境语凡近，故朱氏谓其俗不可医。”（《词曲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8]宋代的著名文人都喜欢讨论雅俗的问题，如苏轼说：“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苏轼诗集》卷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册，第448页）黄庭坚也说：“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书缯卷后》，《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册，第674页）可是他们师弟也都主张以俗为雅。苏轼：“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题柳子厚诗》，《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2109页）黄庭坚《再次杨明叔韵序》：“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黄庭坚全集》第1册，第126页）按，关于雅俗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参看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9]张舜民《画墁录》：“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丛书集成》本，第20页）
[10]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四部丛刊》本，第10页）
[11]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12]李清照《词论》，王延梯《漱玉集注》（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13]徐度《却扫编》卷下，《丛书集成》本，第172—173页。
[14]王灼撰、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2000年版）卷二，第36页。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二十一，第616页。
[16]沈义父《乐府指迷》，《词话丛编》第1册，第278页。
[17]这十三首是《南乡子•西湖十景》，又《虞美人》、《小重山•西湖》（以上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第459—461页）、《画堂春》（同上卷十二，第456页）。按，经检索2006年1月之前诸补《全明词》的文章，仅见余意《〈全明词〉漏收1050首补目》一文提及补马洪词，云：“马洪词已见《全（明词）》第一册第249页，今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二补入一首，词目为：《画堂春》‘萧条书剑困埃尘'。”但是，不知为什么，余氏仅注意到《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二有一首可补马洪词，却没有注意卷十三还有十二首。谨录于此，以为参考。余文见《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8]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册，第250页。
[19]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四十。
[20]朱彝尊《词综•发凡》。按朱彝尊这段话颇有经典的意味，如《御选历代诗余》纪昀等所作的案语就说：“向来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及草窗周氏选，皆佚不传，惟顾从敬所编《草堂诗余》盛行数百年，而持择未当，识者病之。”这段话，即全从朱氏而来。见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1册。
[21]高佑釲《迦陵词全集序》，《迦陵词全集》卷首，载《四部丛刊》本《陈迦陵全集》。
[22]宋翔凤《乐府余论》，《词话丛编》第3册，第2500页。
[23]关于《草堂诗余》的有关问题，请参看孙克强《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明代及清初词学》。
[24]参看拙作《清代词学中的明词观》，《新文学》第2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25]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十五。
[26][27]朱彝尊《词综•发凡》卷首。
[28]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册，第3264页。
[29]周密《弁阳老人自铭》，朱存理编《珊瑚木难》卷五，转引自史克振《草窗词校注》（齐鲁书社1993年版）附录。
[30]姜夔《念奴娇》序，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册，第56页。
[31]张炎《南浦•春水》，《山中白云词》（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32]沈祖棻《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33]仇远《玉田词题辞》，《山中白云词•序录》，第164页。
[34]参看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第四节《马洪：词坛荒漠中的小名家》。
[35]田同之《西圃诗说》卷一：“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芊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殆不可医。周白川、夏公谨诸老，间有硬语，杨用修、王元美则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词话丛编》第2册，第1454页）
[3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词至于明，而词亡矣。伯温、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阆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明末陈人中能以?艳之笔，传凄婉之情，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视国初诸老，已难同日而语，更何论唐、宋哉。”（《词话丛编》第4册，第3823页）按陈氏虽然更改了朱彝尊的原字面，却保留了基本精神。
[3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5页。
[38]田同之《西圃词说》引，《词话丛编》第2册，第1465页。
[39]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531页。
[40]谭献《箧中词》，《今集》卷二。沈辰垣等编《御选历代诗余》附录，第544页。
[41]所以，谭献弟子徐珂在其《清代词学概论》第二章《派别》讨论清词派别时，就去掉了陈维崧：“有清一代之词，有二大别。一浙派，一常州派。”
[4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词话丛编》第4册，第38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