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人的一生中，能够碰到好的老师，是非常幸运的事，而在求学的关键时候，能够碰到好的老师，是尤其幸运的事。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程先生的学术，有了越来越深的理解，不少人都指出了其开创风气的意义。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程先生对教师这个身份，也始终是非常重视的。他常说，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才是一个学者。因此，他总是把教书育人放在很突出的位置，在学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
我是1982年2月入学的，算起来，是程先生在南京大学招收的第二批硕士生。这一年，连我在内，他共招收了两个学生。那时，硕士生还没有下一届那样的导师组的方式，课程也很少，程先生一般每一个星期都会和我们谈一次。关于程先生的此类谈话，以前曾经写过一篇予以介绍（见《程千帆全集》第15册）。最近，我清理资料，偶然又找到了一份当时的师生见面会记录，觉得也有必要予以介绍。
这份记录显示的日期是1982年4月30日，这时，入学已经两个多月了，按照程先生制定的计划，循序渐进地读书、写作，程先生显然也对我们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天晚上7时许，我们二人如约来到程先生位于北京西路二号新村的寓所，听老师一气谈了近两个小时。现在翻看记录，发现内容大多是关于基本操作规程的，这当然是针对我们的习作，但也反映了程先生一贯的思想。
第一个学期，程先生布置我们精读《唐宋文举要》和《古诗笺》等书，作业则是写札记，做补注。他提出的要求是：
“要先从分析字、句、篇入手，不能连基本意思还没有搞懂，就写一大篇。要逐步地从微观走到宏观。可以写一个题目，论一个大作家，但头一年，至少头半年，不要操之过急，要一点点来。”
“补注做四五十条，不懂就查书。一篇诗，注三、五条可以，注一、二条也可以。总之确实是原注里没有，而你们又是通过查书搞懂的。”
他指出：
“这是一个方法：一方面是文学批评，一方面是文字训诂。我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光会搞文学批评，而不会搜集、整理、鉴别材料，是不行的。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第一学期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一点一点地做细读的功夫，以小见大地接触到与治古代学术相关的各种知识。用这样的方式读诗，不能不细致，不能不带有问题意识。现在想来，这种训练确实是小而细，做出的成果大概也很难满足时下量化标准下的发表要求，不过，我觉得，我们从中得到的收获，比起写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论文，又不知大过多少。在这个过程中，程先生也很强调操作规范，如关于引文，他说：
“凡是印书，如果原书在，就应该找原书。如果原书亡佚了，可以引类书等。另外，如果原书尚在，但其他的书引述其中的文字，有所出入，那么就要选择，做判断。所以，引书第一要完整、准确、可靠，还有第二点，要辨雅俗。什么叫雅？原始的、权威性的叫雅，第二手的叫俗。用第一手资料，即使错了，也有根据。如果是很难找到的书，必须转引，也要写明白，是根据谁的书引的，同样是错了也有根据。这提高到哲学上讲，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把这个也归入打基础的范畴之中：
“打基础这个概念是很广泛的，这些方面都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是我们南大的一个传统，这样，你们以后毕业了，也学成就大，也许成就小，但总不至于搞得太荒唐。”
这些年来，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一直没有止息，回过头来看看程先生的这些谈话，可以说，他对学术规范始终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要求始终非常严格和明确，由此，也可以对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有进一步的理解。
当然，程先生也鼓励我们写研究性的论文，而在文章的写法方面，他也有很细致的指点。他说：
“写文章不要说废话。语言多，并不等于丰富。我们不必要求数量上的多，而是要追求准确，一句是一句。古人的文学批评用诗话的形式，往往高度凝练，今天一般都不用了，但是否就要一多取胜？要惜墨如金，遣词造句要准确。就比如打排球，砸到空档里，就打死了；如果砸到人家手上，就会被接起来。不要二句当作三句说，明明一言可以解决，偏偏要作二言、三言。另外，要注意结构的层次，这牵涉到逻辑思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国宴招待外宾，要把元首让在首位，主人在下首相陪。如果乱七八糟，把外交部长让在首席，而元首却在一边，那就不行了。社会活动如此，写文章也是如此。哪些摆在前面，哪些摆在后面；是直接讲出来，还是绕个弯子再讲，都有讲究。”
这里，程先生主要谈的是论文的语言和结构，就像他教我们写诗要注重用于的准确和格律的精严一样，体现的是这样一个思路：形式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只有用最恰当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最充分的内容。程先生用了打排球作比喻，这和我的一段经历有关。我十五六岁时曾经加入徐州市少年业余体校打排球，参加过多次省运动会。考入南大读研究生后，巧遇以前体校的同学祁晓阳，他当时正在校排球队担任副攻手。祁认为我当年二传手的经历，正是校队所需要的，因此予以推荐，校体育教研室就来找我，希望我能为南大小排球队服务，为此还郑重其事地向中文系写报告，并经程先生签字同意。我当时觉得，既然南大校队需要我，而中文系和程先生又都同意，再加上我本人也确实有这个兴趣，因此就顺理成章开始参加校队的训练和比赛。好在时间不长，强度也不大，因此并未影响正常的学习。程先生年轻时也喜欢体育活动，据说特别喜欢打网球，看得出来他对排球也不陌生，因此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既尖锐地点出了问题，又非常风趣。
两个多月前，我们第一次见程先生时，他曾送给我们八个字：“敬业、乐群、勤奋、谦虚。”这是他对每一个学生的要求，当然也会时时加以检验。他说：
“写文章主要是表达思想，可是思想这个东西，很难和感情、形象割裂开，因此，初学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这一点上，他特别强调的是谦虚，指出“凡有成就的学者都很谦虚”，举的例子有翁方纲《苏诗补注》中的有关表述、陈寅恪与冈崎文夫的讨论等。他并以自己为例：
“我现在年纪大了，应该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告诉你们。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骄傲的，后来越来越感觉到，即使一点很小的地方，也要注意。”
所以，在作业或言谈中，对学生表述的每一个细小的地方，他往往都会及时指出来。他的要求，并不仅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风度，更重要的是，希望学生能够开阔胸襟，不断反思，不断前进。
那天，我们也谈到论文的选题。程先生询问我们在大学学习的情况，我就说，当年的本科论文选择的题目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做的时候，真是感到困难重重。对此，程先生指出：
“要选一个适当的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通过努力可以得到结果的。研究古代文论中的‘气’，非常困难，这就像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往往是各讲各的，你讲的和我讲的不一样。这种题目不是不可以做，但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就太困难了。写论文应该这样：有一定的难度，但拼命努力，还可以够得上。如果太高了，你跳也跳不过去，自己也会觉得没有干劲了。”
程先生说的意思是，选题时，既要了解题目，也要了解自己（也包括了解别人做到什么程度了），不能盲目。有时候，并不是题目不好，而是自己目前尚不具备条件，无法一口吃下去。程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其选题往往很受学术界的称道，和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不无关系。我的硕士论文开始想研究谢翱，后来考虑研究方回，最后才决定做一个宏观一些的题目，即研究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这都是和程先生反复讨论后，才形成的思路。后来博士论文做江湖诗派研究，也体现了这种思考。
那一个晚上，程先生讲的内容当然不止这些。像许多同门所共同了解的一样，和程先生在一起，他或谈笑风生，或严肃尖锐，但无不富有针对性。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印象深刻，恍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