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系列文章，以纪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创设者之一、原名誉会长马洪同志。
2020年，马洪先生百年华诞，他离开我们13个年头了。马洪先生是我党杰出的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决策咨询的奠基者、一面不朽的旗子，他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土包子”和“洋包子”
零距离接触马老是上个世纪78年的10月31日，小平同志结束日本访问的第三天，我刚刚从轰轰烈烈的“小平旋风”风眼中脱身。
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中国向何处去，未来的路怎么走，成为中央决策层集中考虑的头等大事，闭关自守的老路已经被证明行不通。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派员出国考察，参考国外成功的经验，以我为主，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78年3月，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代表团考察了日本。接着5月，谷牧副总理率领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专门考察西方国家经济的高规格团队（六位部长、六位局长）莅临英国、德国等西欧五国，历时一个月。
回国后，谷牧副总理先后在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务虚会上做了两场西欧经济发展考察报告会。谷牧副总理认为，从战后经济发展的轨迹看，日本和西德可供中国借鉴的地方很多。特别是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短短23年，便登山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小平同志78年10月的访日，虽然旨在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换文仪式，侧重的却是借机考察日本的经济发展。
小平和谷牧当时做出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在世界范围内聘请卓有名望的专家做中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和专程派高规格的经济代表团考察日本。用小平的话说，就是用别人的经验，为我服务。
马洪先生正是中央派出的高规格访日经济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这个代表团的冠名是“中国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团长袁宝华，顾问邓力群，副团长叶林、刘昆、徐良图等人，马洪、宋季文（刘少奇的大秘书）等都是成员，人才济济。
我当时是人民日报社驻日本特派记者。受使馆指派，陪同中国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在日本考察。10月31日，东京成田机场我第一个看到的是马洪先生，高大魁梧的身材，一下子就认出来。此后一个月里，除了分组活动外，我和马老基本都在一起。
马老考察非常认真，笔记不离手。代表团白天参观考察，晚上宴会结束后碰头，交流一天的考察心得。因为我是驻日记者，所以代表团的同志们误认为我对日本情况熟悉，往往碰头会结束后，深夜敲我的门，提一些常常令我窘迫的难题。深夜敲门最多的是马老。
我们讨论最多的集中起来有三大问题。一是日本经济模式；二是日本经济管理；三是日本经济奇迹的内涵。
关于经济模式，我向马老介绍说，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战后日本主要是马克思经济学派掌握经济命门（日本简称“马经”，マルケイ。截止70年代），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经济学在日本兴起不无关系。中国最早的马克思著作也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例。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学仍大量沿用日文的汉字词汇，如“经济”、“经营”、“银行”等等。日本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政府诱导”。政府不直接管理经济，以法律法规引导企业。战后初期是以惠及民生的轻工业为主，纺织业当头，国家重点支持和扶持，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提供给纺织轻工出口产业（1950年纺织品出口占总出口的50%左右）。战略上是贸易立国，战术上是“倾斜生产”。53年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后，产业结构向重化工转移。58年转型基本结束，形成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造船和钢铁独领风骚的局面。1960年以后，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期，钢铁、造船、以及电视机等开始左右世界市场。71年之后，日本经济走向多样化时代，经济结构从重、大、笨重化工结构向轻、小、薄的电子产业结构转移。
关于日本经济管理，我们讨论最多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企业全员“合理化建议”，虽然合理化建议与金钱无关，但提升了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荣誉感，精神作用很大。同时，日本从美国引进的“质量管理”(QCサークル)也值得中国企业学习（袁宝华同志回国后，立即在中国企业和工厂推行质量管理，这一制度延续至今）。
关于日本经济奇迹的内涵，我们集中在日本称之为企业“三大法宝”的探讨。三大法宝是：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论资排辈）和行业工会。终身雇用，使得员工把企业当成家，安心工作。所以日本企业员工很少跳槽。年功序列的好处在于，照顾和保护了员工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个人能力再强，毕竟单枪匹马，碾不出几根钉。企业靠的是集体、大家。能力卓越的人按照程序晋升只是时间问题，不会没机会。同时，各个岗位上都是有资历的人员担当，不仅具有威望和凝聚力，更能提高效率。行业工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员工和经营者的协调上，不仅代表员工陈述利益，也客观的管理了员工，形成团粒结构。
马老对日本经济奇迹的内涵有他独到的看法，认为正确的经济政策，稳定的企业组织，自下而上的决策体系，重视民生的理念和贸易立国的总体战略与重点创新的战术思想以及教育的投入，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经验。他对日本的国民所得（收入）倍增计划倍感兴趣，对日本贫富差距在西方国家中最小颇为赞赏。在日期间，我还开车带马老看了东京的“贫民区”。马老的重调查，重事实，深入研究，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不揣知识浅薄，我冒昧地从文化角度，谈了日本的成功之路。我认为，国家的发展，经济的路有万千条，但文化的因素不可或缺。我提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 “杂种文化”。回顾历史，中国有两次文化高峰，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衍生了中国的儒道哲学，孔子、老子等思想家辈出；第二次是唐代，天竺取经，佛儒交融，集儒教文化之大成，灿烂的东方文化圈由此形成。“杂种文化”成就了中国文化，也演绎了东方文明。
日本历史上也有两次改天换地的改革。一次是大化革新，全面习效中国文化，诞生了第一部宪法。第二次是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和魂洋才”，迅速崛起。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同时被西方的炮舰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1842年英国炮舰下的《南京条约》，1853年佩里《黑舰来航》下的《神奈川条约》，中日两国不得不“打开国门看世界”。1868日本明治维新，同年，清政府“蒲安臣使节团”西访，“洋务运动”大潮涌动。三年后，1871年“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方，“脱亚入欧”的理念显现。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日本高奏凯歌，清政府铩羽而归，原因令人深思。我没有向马老陈述自己的结论，只是强调“杂种文化”是人类进步的催化剂（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杂种文化演绎史）。
马老非常谦虚，考察日本期间，总说自己是“土包子”，说我是“洋包子”。其实，我只不过在日本常驻了一段时间而已。马老出身延安的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在马列学院听课前的不到半个小时里，就得到毛主席“看报有益”、“读书是好的”和“工作着是美好的”三幅题词。此后跟着张闻天总书记到基层考察调研，才华毕露。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以及《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文件起草，马老才是真正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
特别感激马老的是，一个月的时间里，身传言教，他把细致调查，认真研究的延安作风传给了我。还细心地讲解了78年国务院务虚会（7月—9月） “三个转变”和“四个一点”的精神。“三个转变”是，1，把注意力转变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2，从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管理制度和方法转移到按经济规律办事，科学管理；3，从闭关自守和半闭关自守转变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外市场。“四个一点”是，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大一点。这些新理念对一个常驻国外的人来说，不啻是一场甘露，对我解放思想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一个月后，马老讲话的内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有了明确的表述：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团结一致，以经济工作为中心。
1978年12月5日，中国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结束对日本的经济考察，回到北京。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这份《访日归来的思索》报告，浸透了马老的心血。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商品经济的表述。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通过考察，代表团全团成员共同的认识是，中国有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但需要付出很大的力量。日本从1955年到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4.8倍，年均增长8.7%，工业生产增长了8.4倍，年均增长11.3%。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大力解放思想，破除框框，打破禁区，下决心，坚决、彻底地抛弃苏联的组织管理方法，实行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他们把管理、科学、技术当成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不久，马老等人执笔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一书问世，洛阳纸贵，一时成为经济和企业界的炙手读物。
二、中日经济交流会
中日经济交流会成立于1980年。1979年初，遴选的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得到小平、谷牧和中央的批准。他们是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西德的古托夫斯基（见《谷牧回忆录》）。1979年1月26日，应中国政府邀请，就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的大来先生和向坂先生在胡乔木同志陪同下，飞来北京。27日至31日，大来等人作了五场报告（其中一场是谷牧副总理和大来先生一对一的提问作答）。大来讲演的题目是《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和中国的发展》。
聘请西方国家人士做中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一历史性壮举，向世界各国传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大来、向坂的报告，使得中国高层领导首次有机会系统地了解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可以说是一堂启蒙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年的10月12日至24日，中国再次邀请大来和向坂来华考察和讲演。他们参观考察完上海、杭州、苏州的工厂和企业后，在北京作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应在何种原则下推进》的报告。大来和向坂两次应邀来华作报告，作为谷牧副总理的助手，马老都参与了接待工作。
但是，1979年末，大来出任大平正芳首相第二任内阁的外务大臣，根据日本法律，政府成员不能兼任其他国家的任何职务。于是，大来出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一职已不可能，怎么办？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谷牧副总理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断，成立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方称“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加上“知识”二字，为的是避开右翼的骚扰）。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年会（不包括临时考察），不见记者，不对外，关起门，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展开推心置腹的讨论。
交流会日方成员以从第一线退下的次官级以上（中国的常务副部长，日本官僚的最高层）、当年参与过制订经济高速政策的人员为主，有前经济企划厅局长（日本战后经济政策制定者之一）、日本原子能委员会成员、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向坂正男，国土厅次官下河边淳（田中角荣首相《日本列岛改造论》执笔者，有国土开发之父之称），前经济企划厅次官宫崎勇（日本所得倍增计划执笔者之一，后出任村山富市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前通产省次官福川伸次（大平首相秘书官），前防卫厅局长、罗马俱乐部成员、野村综合研究所会长、著名战略家佐伯喜一，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日苏经济协会会长、小松制作所会长河合良一，日本数量经济学鼻祖前日本亚洲研究所所长篠原三代平，新日本制铁公司社长、日本经济同友会副会长千速晃以及日本银行理事、著名经济学家铃木淑夫等人。大来出任顾问，向坂任代表，秘书处（事务局）设在大来事务所，秘书长浅田源次。
中方成员都是现职官员。有薛暮桥（原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第一任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房维中（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朱镕基（国家经委副主任），李灏（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景昭（国家建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廖季立和高尚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廖生病后高继任），沈觉人（外贸部副部长）等，谷牧副总理任顾问，马洪被任命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交流会中方秘书处设在谷牧副总理主管的建委，秘书长李景昭。
中日经济交流会在马老的具体领导和协调下，成为谷牧副总理推进改革开放的经济试验田，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区问题，经济结构改革问题，政府低息贷款问题，中日经济投资问题，物价问题，企业管理，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以及进出口问题、保税区等等，都在交流会上深入探讨过。
但是，1985年国务院行政改革中，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处所在的建委被拆分，主体部分改为建设部，基本建设投资部分划归计委。于是，发生了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处移到哪个部委的问题。
谷牧副总理找马洪同志商量，提出秘书处移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想法。马老认为很好，但是有一定难度。那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南海办公，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没有外事、财务和车队等等，后勤都是国办统一负责。谷牧副总理说，没有外事机构可以成立，把你我都熟悉的人民日报的小张调过来！
就这样，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处转移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心的外事部门和财务处也很快在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关照下，得到批准。于是，我匆匆忙忙接手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处，出任秘书长，并着手筹备、组建中心外事局。这次奉调，使我真正在马老眷顾下，开始新的工作。
交流会最重要的是遵照谷牧副总理的指示，协调中日间和国家各部委成员的工作。马老在国家计委、经委等单位工作过，对国内各部门很熟悉，协调起来非常轻松，省去了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好多麻烦。交流会年会题目的确定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特别是会议的开幕致辞和闭幕的总结，时间紧，任务重，需要现场赶写。马老每次都不提要求，不定框框，让我主动发挥，充满了浓浓的信任。上送谷牧副总理和国务院的报告也是一样。有时马老出访美国和欧洲的学术讲稿也让我准备，使我在政策把握上得到充分的锻炼。
1998年国务院的行政改革也透着马老的的一份努力。1997年，我请宫崎勇、下河边淳、福川伸次等人出席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举办的《新世纪中日经济合作展望》国际讨论会，马老也出席了。镕基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时，时任桥本首相行政改革代理委员长的宫崎勇向总理回报了日本六大改革的内容，特别是行政改革。改革后，官厅缩减至11个，人员精简1%， 2001年开始实施。
镕基听后，要马老请宫崎勇提供关于行政改革对经济作用的材料。我向宫崎勇说明情况后，宫崎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数据，理论推算行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在一个百分点左右。1998年，宫崎先生再次来京，镕基总理告诉他，中国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行政改革，国务院的机构由70几个减少到29个，人员精简了一半。并且告诉宫崎先生：困难的时候，我就是用你的话鼓励大家，日本能搞，中国也一定行。
日本阪神大地震之后，下河边出任阪神复兴委员会委员长。他提出了阪神地区与中国长江流域经济合作的大构想。作为中日经济交流会的项目，马老任中方牵头人，长江流域各省市非常积极，镕基总理对此也表示关注。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终止了，但马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日经济的深度合作，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于中日关系和中日经济合作，马老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中日两国地理上是移不走的邻居，文化上有着2000年悠久的交往历史，经济上是互补兼容的现实利益，它是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为了中国的振兴，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这个近邻，丽泽兑！
我和马老都属猴，他比我大两旬，是我尊敬的德高望重的师长，他却视我为小弟弟，时时关心照拂我，令我终身难忘……
张云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