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1920年5月13日生，山西定襄人，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作者马雅是马洪的长女】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父亲马洪，1982年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陈云给起的，原是为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而备用。
爸爸小时候天资过人，但因家穷，上不起学。他小小年纪，在村里的学堂扫地，来帮助维持家用。据年长的老乡们回忆，有一次，学堂的先生注意到，几乎每个学生考试的答卷都一样，查问下去，才发现这全出自院中那个扫地的孩子之手。于是，校方允许他当旁听生。这样，爸爸才得到了上小学的机会。而他13岁时，即被该校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并协助当地的著名士绅、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
从那时起，爸爸不但自修中学课程，还阅读了大量书籍，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6年初，他经人介绍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作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曾做过各种铁路员工的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他与现代大工业终身结缘的起点。
马洪入职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时的留影
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每天，她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讯，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里，为牛先生抄抄写写，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了爸爸的注意，可当时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听老家的亲戚们说起，我知道了这段往事，知道了爸爸对我奶奶的感情很深。但是，只有在日后，只有我见证了爸爸历经坎坷而从不离队，才对他当年断然离家投身革命的情怀，有所领悟。
1937年同蒲路总工会成立
1936年，爸爸去了太原同蒲路。当时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1937年，同蒲路总工会成立了，下图中的爸爸是在山西侯马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与阎锡山进行谈判期间的留影。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
马洪摄于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与阎锡山谈判期间
30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因而提起旧事。1937年，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了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正，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份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而死。我记得，我们家常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总是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jūn）。
张闻天（右4）、马洪（右3），黄河渡口，1942年
当时在延安，爸爸入了马列学院二班。同班同学中有红军将领徐海东，有来自北大的邓力群，有来自清华的宋平，甚至还有江青。我爸爸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学历或阅历，可他用功刻苦，还特别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学成后，他成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1942年，爸爸随张闻天，到边区的米脂杨家沟作了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这为他日后作一系列经济社会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我爸爸妈妈在延安结婚。以后，他们同甘共苦几十年，白头到老。
农村调研组，张闻天（右4）、马洪（右5），米脂，1942年
解放东北，是共产党从传统农村走向现代工业的转折点。毛泽东深谋远虑，早早瞄准了帝俄和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巨大工业遗产。所以抗战胜利后，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一半被派往东北，包括陈云、李富春等，准备去建立根据地。而当时共产党进军东北的部队，是从各大抗日部队抽调的，不是来自一个山头；先入关的部队，又收编了大批“伪军”和留用人员。这样，军事斗争的曲折和经济工作的复杂，相互交织。
马洪任热河省平泉县县长(前排中)，1946年
东北工作初期，在固守大城市还是建立农村建立根据地、在怎样对待旧社会留下的遗产和人员等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分歧。加上当时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占领了东北的大城市，大批原被收编的“伪军”又反水了，这给共产党在东北的扎根，造成了重大困难。局势的发展促使领导换了班子，最先担任东北军政首脑的彭真，后来被林彪和高岗所替代。我爸爸在东北工作时，曾在高岗领导下主管工业。这可能是他后来被卷入高饶事件的原因之一。
马洪任热河省宁城县委书记（右2），1947年
东北解放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我刚满1周岁。大概三四岁时，我已大略记得二三事：想来应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有同声翻译，这是一部苏联爱国主义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已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和父母在沈阳时的照片，摄于1949年五一
那时，爸爸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参与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解放初期工业的落后，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使得当时党内第一代主管工业的领导层，急切地要求加快建设速度，恨不得“马到成功”；其“冒进”的程度，让苏联专家们都吃惊。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恐怕也给后来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马洪（右1）随高岗在东北视察工作，1951年
1952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寄宿。当时的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去了，我也想趁机和那些退还的东西，跟父母一起回家。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父母在上海黄浦江畔，高岗事件前夕，1953年
那时的中国，其实是在苏美争霸的孔隙中，艰难地生存。毛泽东试图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可这谈何容易！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对未来发展战略的不同意见，演变成解放后首次的"路线斗争"。有军队背景的干部，批评来自白区的干部“太右”，脱离工农群众而投靠资产阶级。不料，这一次较量的结局是，倾向"左"的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
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有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成两半：里面放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放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好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父母与马雅在北海幼儿园，高岗事件中，1954年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曾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以及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的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好几次。但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咱们中国“50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家庭照（我和父亲母亲，爷爷牛梦月，大妹马怡，小妹马筠，弟弟马佳），摄于北京三里河计委宿舍131号门楼前，1959年10月1日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始终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和从前在东北局以及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一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爸爸请到家里来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场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就一笔一划，认真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可以后当我再问到王叔叔时，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告诉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作者注：此为讹传，罹难的右派是另外一位。王笃九死一生熬了过来，文革后没有接受马洪的邀请，到社科院工经所任职，而是留在家乡如皋当老师。可参阅：李榕：《舅舅的故事》）那些年被爸爸赏识和提携的新秀，有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但后来的第五任国务院总理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位。
20世纪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民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的手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名旦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
家庭照（包括姥姥陈普兰，其时母亲陈伯林已下干校），摄于子女上山下乡和父亲下放外地前，北京，1969年
在北京音乐厅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演奏。起先，我没有兴趣，可爸爸劝说我，去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嘛。没成想，从此我竟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爸爸这种开放的心态，使他不墨守成规，独立思考。早在当年，他已经开始权衡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的利弊。
在同一时期，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后来都在文革中失散了。当时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得15元或20元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的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
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受李富春的委托，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主席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诉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以下厂当工人。而文革中学校都封了，按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2年夏秋之间，在一次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一位曾在东北身居要职的党内领导撞见了我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难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到家里来，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做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
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北京的设计院工作。《企业管理》一书发表后，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该书又分别以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文革来了。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死老虎”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给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填饱了肚子，然后鼓足劲头，两人一同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被关入秦城，一关就是八年。
父亲随单位下放到山西程家，摄于1970年
1970年，我插队时顺路去山西程家探望爸爸，他那会儿正随单位疏散到那里。当时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上，对前途很悲观。记得我俩在干沽的乱石滩上散步，他对我说：“不管谁当政，任何国家都要发展经济。情况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下去。”爸爸的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说，如果他得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眼看着这棵小树长大成材。
马洪与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1978年）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爸爸复出。不久，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且再度受重用，但“高饶事件”并没有解决，成为了党内少有的悬案，爸爸因此没有得到“正名”。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郑重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点事；他还说：“人如果没有压力，就会满天飞了。”
我感到，爸爸草根出身，且历经波折，能够接地气。而他现在又有机会在高层工作，却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可能会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我还觉得，当时国民经济百废待举，他临危受命，是有备而来的。
马洪在中南海办公室，1982年
1984年9月初，爸爸为时任国务院领导草拟了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强调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和它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这句话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此信送交邓小平和陈云以后，得到认可。局外人也许不知，这是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
创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左3）、薛暮桥（左4）等，中南海紫光阁，1985年
就在那个月的下旬，父亲和吴敬琏等一起到上海，做宏观规划的调研。一天深夜，吴敬琏看见父亲的屋里仍然灯光闪亮，于是过来询问，父亲说，现在看到的稿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征求意见稿）上，仍然没有采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他已经分别给胡耀邦和国务院领导写信，要求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进去。
马洪手迹，1984年
父亲给国务院领导的亲笔信中这样写道：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他尖锐地指出：
“我们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看作是互不兼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对立的东西，从理论上说,这往往是经济战线上产生‘左’的一个重要原因。”
父母在黄山
今天，改革开放在人们眼中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是天经地义的治国方针，商品经济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威胁，甚至看成等同于资本主义。然而，在帝国主义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胁的改革初期，中国能否转变发展战略，向西方开放和竞争，就不仅是政治智慧的问题，也是理论创新的问题。因此，当年向历来占统治地位的、过时的教条挑战，提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几乎是离经叛道，本身要冒政治风险，何况是处于父亲的位置。
首先，由于受高岗的牵连，父亲政治上有负担；虽然文革后他被解放了，而且再度被重用，可“高饶集团”成为党内少有的悬案，父亲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得到“正名”，仍算是“戴罪立功”。其次，当年计划经济的主帅是陈云，陈在党内为第二号人物。而早在延安时代，陈云便最早赏识了父亲，为他改名，送他进马列学院深造。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父亲的许多老同志如邓力群、宋平等，都赞同和拥护陈云的“鸟笼经济”（计划经济的形象比喻），视其为共产党人在经济上的底线。
邓力群、马洪等著《访日归来的思索》
所以，父亲力主“商品经济”，使他在原有良好基础的政治营垒里，众叛亲离。多年后，他曾偶议此事：“现在改革成为很时髦的事情了。当初还不知道是否要为此掉脑袋呢。”当时，也有别的干部如安志文、童大林等提倡“商品经济”，但父亲如此做，顶着的政治压力远比其他人大得多。
从早年投身革命起，父亲便组织铁路工运，后来几十年都与中国的大型企业的管理和改造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在改革初期参与决策的层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干部，能理解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优越，以及在改革开放中的局限。所以，尽管备受争议，父亲坚定地维护了“商品经济”的论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马洪（对面左1）首次日本考察，1978年11月
1983年，陈云为编写《辽沈战役回忆录》,召集有关老同志晤谈，父亲也在其中。打辽沈战役时，父亲不在部队工作，而且是在1948年赴承德市委书记任上，才被高岗调入东北局的。显然，这次陈云是破例邀请了父亲参与其事的。
说来自1937年父亲初到延安起，陈云即是他的“伯乐”。陈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发现父亲来自农村，出身贫苦，参加和领导过同蒲路的工人运动，而且工作学习都努力。这和陈云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父亲小时候家穷，村里的族人见他好学上进，才帮助供他读完了农村的高小。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父亲已算是为数不多的“党信得过的知识分子”了。因此，陈云不但将父亲的名字由“牛黄”改为“马洪”，以便日后派回白区做地下和统战工作之用，更进而认为他是可塑之才，应当留在延安中央党校（后来的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进一步培养。
马洪率团去美国考察工商管理学院，哈佛大学，1979年
陈云从延安起就是父亲的恩师。改革开放时，他召见父亲还有另一番考虑。当时，以陈云为首的一些党内元老们，对当时种种政治、经济改革举措，都不甚满意。正当邓要派人接管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的地盘时，陈云设想：如果派马洪去计委，也许能把住“计划经济”这道关。因为父亲不但有在计委、经委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又和正主持计委而要被陈云调去主管中组部的宋平，当时是儿女亲家。于是，在谈“辽沈”时，陈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建议。
父亲对陈云的提议相当意外。因为在他刚刚复出时，曾向上级表示过想回国家计委，“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却遭到婉拒。当时胡乔木对父亲说：“党一贯培养你做理论工作，你还是到社会科学院来吧。”于是，父亲当了社科院的院长。父亲本人则认为自己不能回计委，一定是来自最高层的意见。然而，这次陈云当面提议让他回计委，父亲不能不体会到这提议的分量。
薛暮桥、马洪、吴敬琏等
但是，父亲内心对此非常矛盾。经过几十年的在上层和底层的摸爬滚打，他深深体会到只搞计划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勃勃生机，不能再走老路了，要抓住这个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让国家真正富强起来，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父亲在经过深沉甚至是痛苦的思虑后，终于作出了极不利于自己政治前途的决定：“官不做也罢了，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几天后，当陈云再次召见他时，父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父亲被陆续解除了相对重要的若干职务，包括社科院院长、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等，只在国务院下面主持咨询机构，作经济智库的头头。
参加“中日知识交流会”，与日本前外相大来合影，1985年
在1987年4月的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父亲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提出应当“紧缩”的建议。
那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对通货膨胀问题的争议，具体缘由如下：在“六五”期间，我国曾连续几年出现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尤其在1984年至1986年，增势很猛。“六五”计划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600亿元，可实际完成了5,330亿元，超过计划48%。在1984年至1986年间，全国投资平均每年增加27.5%。到了1985年底，基本建设项目有7万多个，在建规模达5,300亿元，已有1/3以上的缺口。而从1986年1月至6月，新开工的基建项目又有11,000个，缺口更大。消费基金在整个“六五”期间，年增6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7.4%。从1984年至1986年，超分配中靠发票子弥补的分别占92%、61%和44%，货币发行量年增25.7%。因此，这又导致物价增长过猛，都大大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每年13.7%和国民收入每年11%增幅的预期。
父亲对这一情况深感忧虑，于1986年7月18日给时任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分析了过热的表现、原因和危害，并提出了建议。然而，由于最高层的意向集中于大力推进改革，这一建议未得到及时的重视。到了1987年，投资过大、需求失控等不利局面，则愈演愈烈。
同年4月间，国务院开会讨论此事。原来拟定发言的常务副总理姚依林,突然说他不做汇报了，让马洪代其发言。姚的稿子本来就是马洪起草的，马洪便在会上大致讲了以下观点：
1、在国民经济的“助跑期”，应为日后高速度发展准备好基本条件，而不应把重心放到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
2、在打基础的阶段，应适当节制消费增长；
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程中，要经常保持运行中的整体有效性，这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
看到马洪的发言明显与邓的精神相悖，国务院领导不得不打断其发言并介入。他按照既定的口径，强调遇到的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深化改革，就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之后，会议的意见就一边倒了。
马洪在北戴河，1988年
据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一怒之下，打算把爸爸“撸下来”，后来经薛老（薛暮桥）的劝阻，才作罢。我常常纳闷：爸爸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居然左右开弓？是不是他小时候在村里读私塾，中“孔孟之道”的毒太深了，变得愚忠？他怎么就不会看着领导的眼色行事呢？
由于改革开放，国家的生产得到发展，有时候导致经济“过热”，因而几次出现了通货膨胀。根据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爸爸力主冷却、压缩。1984年，他的意见被采纳，帮助稳定了时局。而到了1987年，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爸爸同样的建议，却未被采纳。这对后来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马洪主持“山西的能源调查”，1982年
20世纪80年代，爸爸在国务院研究开发中心，主持了“山西能源的调查”、“上海的宏观规划”、“2000中国”等等国家重大发展项目的论证和制定，开展了持续的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他还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
“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文章，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和内部政策的报告。作为国家经济智囊的主导，他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从政策上和理论上都作出了贡献。我这里便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称之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贵宾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其间，邓小平强调，他与爸爸都是几上几下。
1993年，中央主要领导让父亲主持编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书,并亲自作序，来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接着，中央邀请一些老同志座谈，电视台到场采访。在那次座谈会上，到会的多数人讲了一些拥护当时流行的一个新观点的话，轮到父亲发言时，他却说：“我50多年前加入党，是在镰刀斧头下宣的誓，为工农利益、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根本宗旨。”事后电视台录播座谈会时，父亲的发言被删去了。
事也凑巧，不久，在美国定居的我和儿子，看了有关斯诺当年访问延安的文献片。我挺兴奋地打越洋电话，告诉父亲，他的外孙已经知道延安，知道那是当年姥爷姥姥十几岁时，为了抗日救亡而奔赴的革命根据地。父亲听后，感慨万端，但他因为患帕金森氏病，说话有困难，很久才迸出这么一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听了，却不知该说什么为好，老半天没吭气，父亲遂挂上了电话。事后想起，我一定伤了他老人家的心。
人到晚年，与老朋友相逢往往是在医院。一次，遇见了邓力群，他几近双目失明，而他握住爸爸的手，不住地说：要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又一次，在1989年以后，爸爸则遇见当年国务院的领导。在改革初期，他们听从时代召唤，顺应历史潮流，为中国前途，呼风唤雨，一起战斗；到此时，两人只有拱手致意。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他被洪水冲下来，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事件”落难之后，宋平是极少数保持与爸爸来往的老同志。文革中，虽然爸爸仍未解放，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两人结为亲家。后来因世事纷扰，双方渐渐来往不多了。
记得有一年，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那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就常到那里去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一天夜半醒来，跟医生护士说：“我要找宋平聊聊，有些问题还得同他商议一下。”顶班的护士问我宋平是谁，我一听，就落下泪来。
爸爸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2004年，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马洪考察法国，与长女马雅（时为比利时留学生）于巴黎凯旋门，1980年
2007年，我回国奔丧，见到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从而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创业维艰，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的。
据家里人说，在爸爸弥留之际，北京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是肃杀寒秋罕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北京十几天大雾迷漫。11月7日的追悼会，除亲朋好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该到的都到了。时任中央主要领导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
葬礼后，北京天开云散，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却也但愿这是一种吉兆，会给爸爸和他热爱的祖国带来祥宁。
马洪与赴美前的马雅合影，北太平庄4号，1986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