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8日，是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马洪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是我国决策咨询工作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马洪同志的一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筚路蓝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与时俱进的改革时代，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决策咨询工作者学习的光辉榜样。
马洪同志是信念坚定的革命者。马洪同志生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上世纪20年代初，父母都是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在家庭的勉力支持下，他读完高小，成为小学教员。在做教员期间，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思想逐步得到启蒙。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抗日浪潮，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马洪同志经人介绍到同蒲铁路工作，逐步形成并坚定了追求革命的志向。同年11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参与同蒲铁路总工会筹备工作，并成为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在此期间，他经常到铁路沿线各段站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展开对敌斗争。1937年11月，马洪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他辗转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1939年夏天，他被马列学院评为延安模范青年。1940年冬，马洪同志调到《共产党人》杂志任编辑，1941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1942年，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学习，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贯彻中央的决定，马洪同志被抽调到由张闻天同志率领的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神府地区和米脂县杨家沟以及晋西北村镇，进行了一年半的调查。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安排他到热河省铁路局党委工作。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进犯热河，马洪同志被派到热河的平泉县担任县长兼县委常委，全身心投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同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犯承德，他参加了冀察热辽军区组织的反击战。1947年秋，冀察热辽分局决定组织三个土改工作团，中团由马洪同志负责。约有一年时间，他在热河的宁城、建平领导和参与两县农村土地改革。马洪同志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信念始终如一，不惧风险，不畏牺牲，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洪同志是勤勉务实的新中国建设者。新中国建设任务繁重，虽然有苏联的经验可供学习，但如何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需要做许多艰辛的探索和研究工作。解放初期，马洪同志先后担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2年，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马洪同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期间，他参与编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拟定国家计委、中央财经会议的文件。1956年，马洪同志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研究室负责人，期间主持和参加了10多个省、20多个城市厂矿企业的调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他带领调查组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调研。调研后，他参与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70条”），这一条例是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第一个总章程。1965年8月之后，马洪同志投身于国家化工领域的建设和发展。1977年，中央召开会议号召全国企业学习大庆的经验，马洪同志带队到大庆深入调研，所形成的报告对全国工业生产的整顿、稳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的头30年里，马洪同志虽然事务繁忙，但依然研究不断、笔耕不辍，对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道路问题和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等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全面安排、综合平衡》等文章和著作。
马洪同志是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伟大的体制转型过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体制转变，既需要实践探索，也需要理论创新。在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马洪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提交了一份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报告围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一重大命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报告鲜明地指出，商品经济的对立物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自然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还需要商品经济加以补充，不仅因为还存在着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一般性前提条件，即社会分工，而且还因为还存在具体的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不同经济实体，即存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不同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各种所有制形式内又有不同的企业，这些经济实体之间都需要商品交换。之后，马洪同志又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进一步建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论点，我建议，应当明确地写入决议中。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一建议直接推动了全会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议。
随着改革的深入，马洪同志关于我国改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8年3月，他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我们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用有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马洪同志把他前期的相关研究集结，出版了专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他还主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及读物，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马洪同志是对外开放的深度参与者。他在1984年主持制定上海发展战略时就提出，上海发展要注意外向性，并提出开发浦东新区。1988年马洪同志向国务院提出，“在深圳移植香港经济法规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通过消化、创新，逐步建立起维护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法规体系，不仅对深圳很有必要，而且对全国也是有益的”。改革开放早期，他率团和随团到美日欧等地，围绕先进技术、企业管理制度等，进行深入考察和调研，所撰写的考察报告对扩大开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主持成立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成为中日交流的重要机制。马洪同志在介绍国外经验时，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实行现代化，也要向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学习，但绝不是西方化，我们的现代化将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马洪同志是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他著作等身，在不少领域做了开创性研究。马洪同志长期关注经济结构问题。在东北局工作时，就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工农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大中小企业结构要协调的观点，并提出要产量与质量效益并重。改革开放之初，他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与对策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77年，马洪同志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广泛深入调研，摸清了当时工业部门的情况，及时将问题和对策建议向中央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根据中央要求，马洪同志组织开展经济结构问题调研，调集100多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查直属队。这次调查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他和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中。这本著作成为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开山之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央提出小康目标后，按照中央部署，马洪同志组织动员了几十个部门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展了《2000年的中国》研究，展望了到2000年实现小康目标的情景和路径。这项宏大研究成果对于凝聚共识、谋划发展蓝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马洪同志不仅注重研究宏观和中观问题，而且注重研究微观领域的问题，并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在深入调研和参与起草“工业70条”的过程中，他系统总结了中国企业管理的历史经验，批判地吸收了苏联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主持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1983年，在马洪同志主持下，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组织编写了《中国工业经济管理》，成为改革前期工业经济管理的代表性教材。
凭借这些成就，马洪同志于2005年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词指出：“马洪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
马洪同志是我国决策咨询研究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78年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要进行各种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充满机会同时也充满挑战。搞好第二次革命，必须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上个世纪80年代初，马洪同志受中央领导委托，负责组建国务院直属的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在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做了不少奠基性工作。
1981年5月，马洪同志受托组建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并任常务干事会总干事。他认为经济发展需要技术推动，中国的落后集中在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两大方面，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必须统筹考虑技术和经济。马洪同志注重把经济、技术、工程相结合，他所领导的决策咨询研究突破了条条块块的束缚，跨越了不同的学科。研究中心的决策咨询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组织，联系了一批包括各部委规划院、设计院、研究院在内的协作单位，聘请了各个领域的一批顾问，吸引了一批以青年为主力的研究人员。研究中心开发了一系列经济模型，注重发挥定量分析在决策咨询中的作用。
1985年10月，国务院决定把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由马洪同志任总干事。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问题进行系统、综合研究，有力地支持了中央决策。
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对决策咨询研究社会化、市场化的需求日益强烈。为了推动咨询研究工作的社会化、市场化，必须对市场化新型研究咨询机构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等进行积极探索。为此，1989年2月，马洪同志推动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办民营的决策研究咨询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并亲任第一届理事长。2015年，综合开发研究院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在决策咨询工作中，马洪同志敢于坚持原则，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同时也能够广泛地听取和吸纳不同的意见，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党对决策咨询工作的领导，把党的主张贯彻到政策研究和发展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做出了表率。
今天，我们缅怀马洪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以深厚的学术底蕴、高尚的做人风范，积极投身于国家现代化建设。
缅怀马洪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做一个合格的决策咨询人，首先必须解决好为谁研究的问题，必须站对、站稳立场，必须有理想信念作支撑。马洪同志16岁就参加革命，矢志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在数十年的决策咨询工作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学习马洪同志，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开展决策咨询研究。
缅怀马洪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具有坚强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政策研究不同于学术研究，不能凭个人兴趣，满足于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应因党的事业而研究，因国家需要而研究。马洪同志在工作中始终把服务中央决策作为使命担当，根据中央决策的需要，设置议题、研究问题、提出建议。马洪同志多次指出决策咨询人“要做党和政府的助手”，强调搞好选题的重要性，注重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我们学习马洪同志，就是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坚守为中央决策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缅怀马洪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务实作风。政策研究影响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做政策研究，态度必须严谨，方法必须科学。在政策研究中，他坚持实事求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他曾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总结为，“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论著，在实际中进行调查研究，用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得出自己的认识。然后再用这些认识来指导实践，验证它们是否正确，正确则坚持，错误则改正。”他还曾指出，“做学问，干工作，非进行调查研究不可”“把我60多年的治学体会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脚踏实地求真知’”。我们学习马洪同志，就是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坚持从实际出发，增强研究论证的科学性，不断提高研究质量。
缅怀马洪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谦逊的做人风范。做好政策研究，必须以多方面的知识为支撑。同时，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经常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开展政策研究，必须认识到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必须虚心向他人、向一线工作者请教，不断学习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马洪同志对经济学科发展和决策咨询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却十分谦虚。他曾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许多新知识对于我尚属空白。因此，我认为自己算不上是经济学家，更谈不上什么‘著名’，给一个经济学者的称呼我已觉荣幸。”我们学习马洪同志，就是要时刻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方法，不断提高决策咨询研究的能力。
今年，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在新的征程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体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决策咨询人的精神和风范，坚守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