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洛克在十七世纪就已认识到：＂同一文字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人类理解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5页）十九世纪的黑格尔更指明了，同一句话，从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口中说出，会有深浅不同的含义．当历史跨到了二十世纪之后，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和现代解释学，使得做为思维活动的物质外壳和思想交流的基本工具的语言，不但是语言学的对象，而且成了哲学的对象．按照罗素的＂同构＂理论和＂信念＂理论，任何语言符号系统，虽然可以与客观对象＂同构＂，与主观＂信念＂符合，但都不能做到完满的表达．事实正是如此．试想，几千年来，人们为什么常常为＂下定义＂感到头痛呢？因为＂对象有许多方面＂（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4页），有无穷无尽的属性、联系和关系，用任何语言给客观对象下定义，即使再完备，也不能囊括客观对象的一切，并使一切人满意．人只能依据当时的情势和实践需要，下一个相对完满的定义．也可以说，在语言和客观对象之间，存在着无法完全消除的差距．这样，从历史和现实看，定义总是多种多样的，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这是真理具有相对性这一基本观点，在语言哲学上的重要体现。

（二）按照罗素的朋友、同行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说，同一句话，不但由不同的人说出会有不同的意义，而且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难怪科学哲学家奎因感叹地说：＂句子蕴涵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哲学译丛，1983年第6期第55页）这里还可以补充说：语言一经说出或写出，就有了不同于在人的头脑中原有的意义了，因为这里增加了＂说给听者＂或＂写给读者＂，从而＂影响别人＂或＂作用别人＂的效应因素了．当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指出：＂理解就是对于本来事物的重建＂．用语言来＂解释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再创造＂，（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２４６、174页）对＂文本＂的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有个人主观见解的渗入，都是一定的重建和创造，而不可能是绝对地忠于＂文本＂．即使在不同语言之间所做的准确翻译，也不可能绝对符合＂原文＂，而必然渗透出译者所属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和语言习惯，甚至是译者个人的偏好，从而造成对＂原文＂的丢损或偏离，即人们所说的翻译工作中的＂库恩损失＂．例如毛泽东的诗词，在翻译家精心译成俄文后，专家们和众多读者，总感未尽其意，而这是难以避免的．语言又是具有概括性的，而按列宁的说法，任何概括都具有＂幻想＂的成分．（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1页）这种概括性，既会给使用者的原意带来一定的遮蔽，又能给各种解读提供广阔的空间，使当年的语言学家索绪尔说的＂所指＂与＂能指＂区别开来．这就表明，语言的含义具有某种会超出或遗漏用语本人所占有的资料和见解的特征，使其适用边界在时空上扩张或缩小了，从而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

（三）这种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在对语言的理解、解释乃至运用中，注意弗洛姆曾说过的一段虽显偏激却发人深省的话：“人必须经常注意所说出的词具有危险，┅┅它们都是人的创造；它们是生活中有价值的助手，可是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也都是陷阱。”（《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五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例如，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广大群众咒骂汉奸＂不是人＂，其实，按照人这一概念的本意，汉奸也是人，只不过不是好人，显然，这里的人指的是好人，这里的＂不是人＂，指的是＂不是好人＂，而非指牛马或物件．又如你要在某个木材加工厂里看到一条“抽烟等于放火”的标语，你一定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对，但如你真的在法庭墙壁上看到这样的标语，你便会立即感到这样的标语错了。人们通常讲的＂坏人一定没有好下场＂，＂腐败分子一定会暴露在阳光之下＂，同上述标语一样，皆非科学语言，因为坏人、腐败分子未被揭露出来并受到应有惩处的大有人在．这只是在一定警戒和威慑意义上使用的语言，与真理无关．当然，语言具有确定性的特征是毫无疑义的，这是真理具有绝对性的基本观点在语言哲学上的体现。人们在某种时空背景和人群背景中，理所当然地要求赋予特定语言以某种大多数人认可的特定含义。但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由于在概念理解上的岐义所带来的混乱，是相当普遍的，这就需要人们尤其是执政者记住弗洛姆谈论语言具有某种缺点时的告诫，避免掉进“陷阱”，而这就需要将这里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辩证地统一起来进行理解和运用。例如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有所谓＂游戏规则＂一说，就存在着乱用的情况．有人甚至针对朝鲜半岛一度出现的＂战争边缘＂的危险，郑重其事地要求有关各方遵守＂游戏规则＂，这就把一个十分严肃、严重的问题，弄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了．因为汉语中的游戏，就是＂玩耍＂、＂娱乐活动＂之意，而英语中的Ｇａｍｅ和俄语中的ИГРа，则既可译为＂组织活动＂，又可译为＂游戏＂．两种译法，固然是造成乱用＂游戏规则＂这一概念的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汉语中的“游戏”这一概念，做了不应有的误解，在语言哲学的视角上就是忽视了语言所具有的确定性。又如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就正确地指出过，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我国未能很好地理解和解释过这个概念。在概念不清的情况下，五十年代后期曾把一些在“鸣放”中对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批评的知识分子打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八十年代末曾把一些主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攻击为企图使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这里，“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成了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这一词语，这些做法即使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看，也是极不慎重的。在国外，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也是岐义重重，致使有的国家至今处于所谓“身份混乱”的状态。曾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加尔布雷斯，就把缩小市场系统和计划系统的不均衡状态的主张叫“新社会主义”。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一些美国青年就针对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谈论起“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来，但美国政界和主流媒体都普遍认为自己搞的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至于朝鲜是否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该国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一统天下，又由自信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单独领导政权，便注定是社会主义的，有的则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最高领导人世袭、专权和镇压不同政治言论也不是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深入讨论和在实践中进行继续探索的问题，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来，力求使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越来越准确、全面、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