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学家、思想家陈寅恪先生（1933）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本文结合实际叙述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感悟，四十多年前发源于德国的“接受学”已传入我国，呈风靡之势，而中国语言学却基本处于“视若无睹”的状态。本文对“接受学”有所申解、发挥，并呼吁中国语言学界接受“接受学”，倘能如此，必可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关 键 词：接受美学  接受学  接受史  负接受  语言学

一、先贤遗训

1933年，陈寅恪先生（1890-1969）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①

依我之见，先贤的这一遗训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有如北斗星一样，指引我们沿着正确的学术道路前进。

陈寅恪先生坎坷的一生和辉煌的成就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热点话题，回忆的文章、研究的论著已经以百千计。在此我向语言学界介绍当代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的一段话，因为他讲得有道理，又深刻，而且那文笔时时透发出清新之气，这在语言学园圃里是很少能闻到的。就我的观察，不少中国语言学人，无论老或少，所读的书基本上是在语言学的圈子里所崇信的人物、所引用的书籍无非是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美国的学者，看来有必要提倡，读点其他学科的文章吧，这不会有害，而是大有益的。陈平原教授（2010）说：“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反而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

陈平原教授说，陈寅恪是“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的人物之一，我看，他这句话得做点修正，因为作为“学界”之一的语言学界可不是这样，“波澜誓不起”。在此我愿打破尴尬的局面，怀着“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在上面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箴言。

这一学术观点是陈寅恪先生本人几十年东西寻觅、上下求索的光辉总结，也是中国两千年学术演变、发展、成熟的经典表述。

时到今日，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的文章很多很多，我以为，若论鞭辟入里，无出李慎之先生之右者。当代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1992）说：“尤其是陈先生，更是久仰他是‘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世人都知道陈先生是伟大的史学家，也都知道陈先生是海通百年以来中国唯一遍读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系统的大经大典而能博通综析的人。”“早在1932年，陈先生在对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就已提出，中国的新文化‘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适相成’，因而使世人知道了他力求汇通中西的愿望。”“说实在的，即使以史学家而论，也只有陈先生是真正继承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已经不仅是史学家而同时是思想家了。”

当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1920-2008）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跟李慎之先生若合符契。他认为：“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②

我也读过若干种研究陈寅恪的论著，发现历史学家们对陈寅恪的颂赞多带有局限性，即囿于史学的范围内，而李慎之、王元化这两位非历史学家则超越之，在更高的层级，对陈寅恪做了思想史的评价。

职是之故，我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历史学，而且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亦即具有超出历史学科的更广的意义，其他学科的学人都应该吸收输入，认真理解，好好运用，中国语言学人曷能例外？

二、关于接受学

陈寅恪先生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就“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这是一个全面、辩证的表述，堪称颠扑不破的至理之言。后生如我，顶礼膜拜斯言。在这篇文章里，我仅叙述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这九个字的感悟。

我认为，当今的语言学人，不应该自我画地为牢，也不应该为他人所拘囿，以至于“不越雷池一步”。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语言学者视野应该开阔，学思应该广大，如此或许“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否则只能做一笼中人，或做他人之仆欧耳。

近年来，我在较为广泛的阅读中接触到“接受学”，有所了解之后，我认为这一“外来之学说”值得引进输入，它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学科里生根、开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反观我们的语言学界，却冷冷清清，在此我诚恳地呼吁：语言学接受“接受学”吧！

一种精神产物，如作家的诗词曲文、艺术家的乐舞书画、学者的论文专著，等等，欲实现其价值，产生影响（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就必须具一动态过程，就是“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环节的依次递进。前二者历来为世人所重，我们可以打开近几十年面世的《中国文学史》或《西方文学史》类的书籍，就会发现，其主要内容就是“作家”和“作品”二者，如讲李白、杜甫、歌德、拜伦……文学史书的编著者首先叙述的是时代背景、地望、家世、水平、仕履、交游，讲毕后接着的就是他们的代表作的摘要、抄引、分析和评价，这两大部分肯定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至此，“大功告成”矣。至于其人其作对后世的影响、后世对它们的态度，略述若干字而已，这是礼遇，还是名家才能得到的。至于二三流作家，则一笔带过，甚或“自郐以下无讥焉”。

第三环节即“读者”直至20世纪60年代方受到关注，地位得到提升，这就是德国学者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岗·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接受美学”的崛起，在这个学说里，“读者”这一环节，方才扬眉吐气，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罗伯特·姚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尚未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读者”对“作者”的“作品”的接受是“第三方面军”，于是形成了鼎足而三的态势，自此，研究“读者”对文艺作品的接受成了热门学问，堪称论著蜂起。

接受美学也由西方传入中国，四十多年来，中国介绍、研究“接受美学”的论著，特别是运用“接受美学”的论著，每年呈加速发展，累计已成百上千，好不兴旺发达。

现略列几种标有“接受美学”字样的论文或专著（源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若干大学图书馆所收藏以及中国知网所收录）：《文本分析的接受美学视角》、《从接受美学看受众的接受》、《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从接受美学看汉诗英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地位》、《接受美学方法论与新闻传播学》、《服装接受美学》、《谈景观设计中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建筑创作观刍议》。从后几种论著的名称可知“接受美学”覆盖的范围。

研究者、运用者的热烈欢迎，使得这门新生的学问不再局限于它初起的“美学”领地，“接受”之学已扩展至其他学科，从广大学人赋予它的泛称便可说明问题，这就是“接受学”、“接受理论”、“接受研究”、“接受史”。

以“接受学”（也有称作“接受论”的）命名的论著举例如下：《应建立一门接受学》、《接受学导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比较文学的接受学与传统的影响研究的差异探析》、《接受学视阈下的先锋小说论》、《从接受学角度看钱钟书的韩愈研究》、《方志接受学基础教程》、《引进接受美学走出本文世界建设新闻接受学》、《广告接受学》、《建立舞蹈接受学研究，完善21世纪美育》、《思想教育接受学》。请看后面的这些陌生的名称：“方志接受学”、“新闻接受学”、“广告接受学”、“舞蹈接受学”、“思想教育接受学”，可不可以增加个“语言接受学”或“接受语言学”？

以“接受理论”为名者：《档案接受理论研究》、《从接受理论看郭沫若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性》、《从接受理论看清末民初翻译》、《接受理论视角下的英文广告翻译》、《建筑创作与接受理论》。

以“接受研究”为名者：《魏晋文学楚辞接受研究》、《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王尔德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明代书坛对苏轼书法的接受研究：以“吴门书家”为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当代中国法律接受研究》、《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

以“接受史”为名者，如过江之鲫，请见下文，此处不赘。

于斯可见，“外”之“接受学”已经“来”到了中国，“文学”和“艺术”自然是这一学说的主要根据地，但其他新学科纷纷兴起。

从“接受美学”、“接受学”的东传及其迅速拓张这一个案，即可见陈寅恪先生“吸收输入”的主张的正确，因为这“接受学”确实可以丰富我们中国的学术、强壮我们中国的学术。

三、两类“接受”

所谓“接受”，大别为二：

（一）后时对前时的接受。即使是同时人，“读者”的接受总是后于“作者”的“文本”的，文献记载，无论中外，都有某些作家，在其“文本”（哪怕是草稿）初成后，即读给其妻子儿女或学生听，或让他们抄写，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托尔斯泰娅、翻译家傅雷的夫人朱梅馥，为丈夫抄稿子，是人们熟知的文坛佳话。

后来的读者对前时的文本的接受，如果是多个的、连续的，自然就成为“史”，这就是所谓“接受史”。

举几例于下：《乐工歌妓：唐诗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元好问诗歌接受史》、《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史》、《〈吕氏春秋〉接受史概述》、《〈反对本本主义〉接受史研究》、《从接受史的视阈解读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的意义》、《“五四”接受史和“五四”》、《国外对中国营造学社的接受史——从费慰梅到李约瑟》、《尼采神话的兴衰——“尼采档案”对尼采接受史影响研究》。

这里对《歌德接受史：1773-1945》（高中甫著）一书多叙几句。此书研究的是德国人在1773年-1945年这一时段里对歌德作品的接受状况，读了这本书才知道，歌德这位伟大的诗人，在德国也曾褒贬不一，他的崇高地位的确立也经过了一段曲折艰难的历史。中国人写外国的接受史，迄今为止，这大概是唯一的，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二）此域对彼域的接受。自然也属于后时对前时的接受，此处单立一项，旨在强调异域间的接受和交流。如《朝鲜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以高丽后期至李朝前期朝鲜诗话为中心》、《20世纪〈老子〉的英语译介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接受变异研究》、《〈庄子〉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康德美学在中国60年的接受史研究》、《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史初探》、《接受的升华：弗洛伊德学说中国接受史研究》。两个或多个地区的“交流”或“直流”（类推之词）是人类史上的常例，“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罢了。

四、“接受史”的研究：通史与断代史

纵观以中文为载体的“接受学”研究，以“接受史”最为热门。其实，凡以“接受”为主题的研究大都带有“史”的性质，或即为“史”。

依鄙见，中国著名的日耳曼专家冯至先生为《歌德接受史：1773-1945》一书写的序言，对“接受史”的阐发可谓言简意赅：“用历史的形式对一个伟大的作家在他本国不同时期产生的影响和如何被接受，做全面和系统的考察，是近几十年来的西方文学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领域，这是接受美学中的一个构成部分。”③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读过的《中国文学史》或《西方文学史》之类的书，主要内容是讲述“作者”，评析“文本”（即文学史家常言的“作家”和“作品”），但对其当时或后世的影响，则语焉不详或竟无片语。“接受史”则不然，以“读者”的接受作为专题的研究，对文本“产生的影响”和“如何被接受”，“做全面和系统的考察”，自然形成了“历史的形式”。“全面”、“系统”二词可谓画龙点睛，自别于“蜻蜓点水”、“付诸阙如”。

执此两词以观当今面世的各种“接受史”，可得其要领矣。

凡研习史学者，都知道史书可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类，以中国古代史学为例，司马迁的《史记》为通史类的名著，班固的《汉书》则为断代史。我认为，在对“接受史”做叙述的时候，似亦可分“通史”和“断代史”两目。

例如刘学锴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为这一专题研究的“通史”，而米彦青的《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则为断代史。

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刘中文的《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罗秀美的《宋代陶学研究：一个文学接受史个案的分析》、任燕妮的《近现代陶渊明接受史研究》，四者形成了一个纵贯的系列。

又如张璟的《苏词接受史研究》、仲冬梅的《苏词接受史研究》、周雪梅的《清代苏词接受史研究》三者之中，周作自是断代史研究。

总的来说，接受史通史的撰述需要高瞻远瞩，而断代史则要求绵密工夫。

五、语言学接受“接受学”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说过，20世纪在德国兴起的“接受美学”蓬勃发展，越出了文艺学的疆域，而为很多兄弟学科接受，成了“接受学”，甚至出现了《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这样的博士论文，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作为语言学工作者，环顾我们中国语言学，对“接受学”的态度如何呢？可以说，基本态势是“波澜不惊”，仍是一个“封闭系统”。（也有例外，后述。）

“接受学”值得语言学接受。

语言学接受“接受学”的意义，我以为，至少有下列几点：

（一）可以推动“学术史”、“学派史”和“学术交流史”的研究。

“接受史”研究的都是读者对先于已者的人物、文本的接受情况，只要这个人物、文本超越其前代、高出其同类，必然会受到后世“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从而形成一条“链”，“学术是链”。如果是异时的相接，这就是学术史；如果是异域的相逢，这就是学术交流史。

关于“学术史”和“学术交流史”，人们耳熟能详，毋庸多言。这里略叙几句对“学派史”研究的意义。一般地说，学术到了比较发达甚至繁荣的地步，就可能出现“学派”，如中国的战国时期、民国时期，多种学派“百家争鸣”，异彩纷呈。我们应该鼓励学派，发展学派。从“接受史”的视角研究学派史，撰写《××学派史》显然是大有前景的。

既然在邻居文学界里出现了《司马相如接受史：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清代辛稼轩接受史》，为什么不可以有《王念孙接受史》、《马建忠接受史》、《王力接受史》、《吕叔湘接受史》？

既然有《康德美学在中国60年的接受史研究》，为什么不可以有《高本汉接受史》、《叶斯柏森三品说接受史》、《格式语法接受史》？

我国语言学史上的珠峰人物、乾嘉大师王念孙（1744-1832）的学问和成就，生前即为并世学人所推服，身后崇敬依然不减。例如段玉裁（1735-1815）《广雅疏证序》云：“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与乾嘉考据学处于针锋相对地位的方东树（1772-1851），在其《汉学商兑》中也承认：“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俞樾（1821-1907）《曲园自述诗》：“十年春梦付东流，尚冀名山一席留。此是揅求经义始，瓣香私自奉高邮。”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就是接受王念孙的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的结晶。周祖谟先生（1914-1995）《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王念孙则精于校订，援引该洽，博约简取，而又能疏通诂训，触类旁通，独造自得。”但是到了2001年，美国学者梅祖麟发表了《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却对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持否定态度：“这种‘一声之转’是神话还是语文学？”“‘一声之转’的同源字研究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只有清儒才会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此后华学诚等人发表了《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等等。就像歌德接受史一样，中国学者与外国学人对王念孙的接受也有曲折的道路，这部接受史不值得国人来撰写吗？

又例如“高本汉接受史”（见后述）。

（二）以上讨论的是前代学说、异域学说的接受史。语言本身也有接受史，值得我们研究。

例如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洋传教士的来华，特别是鸦片战争导致的“海通”以来，西洋语言大量词汇不间断地涌入汉语，近三十年又掀起了一个浪潮，这不是“接受史”是什么？随着19世纪末知识界人士大量赴日本留学高潮带来的日语中汉译词的汹涌传入，不也是“接受史”吗？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对日本“名词”的态度即为其中的佳话。前述二者已然受到汉语学界的关注，但是20世纪前半叶，随着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巨大影响，俄语也渗透进汉语，及至今日，汉语书面语的格局仍与此颇有关系，这个接受史至今未得到充分注意，未见什么论著。

（三）接受“接受学”的观念对解决历史上存在的著作权问题不无裨益。

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张民权教授，近年发表了《万光泰古音学述评》等多篇论文，发掘出并表彰了清代古音学家万光泰。万光泰，乾隆初年人，分古音为十九部，支、脂、之三分，真、文、元三分，侯部独立，幽与宵分立等，皆在段玉裁、王念孙之前几十年，张民权颇有为万光泰鸣不平的意思。

发明权的纠纷在历史上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如若具有了“接受学”的观念，将有助于做出判断。万光泰在古音学方面的成就是了不起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张民权“挖掘”出这一笔文化遗产，功不可没。但是从“接受学”的观点出发，万光泰的著作在张民权发现之前一直不为人知，尘封二百年，他的“文本”没有发挥作用，在张民权之前，没有到达第三环节即“读者”手中。而段玉裁、王念孙的著作每一稿成，即为人传抄，刻印以后，洛阳纸贵，广为传播，赞颂者、步尘者、评论者、匡正者、辩诘者、诋呵者接踵相随，形成一股热潮，那是与万光泰不可同日而语的。④

（四）接受“接受学”，对语言学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实际意义。

当今中国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博士、硕士产出国，年产大量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而且几乎每个学校都规定如欲得到博士学位必须发表至少两至三篇论文，硕士要发表一篇论文。请问，有这么多题目可供这么多博士生、硕士生来写吗？另外还有上万的语言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奉命每年要出一定数量的专著和论文。⑤如今形成了“题目荒”，许多博导、硕导为给研究生指定论文题目而发愁。莫谓我危言耸听，只要看看已经面世的这些论文和著作，其中有一定数量题目重复或大同小异。语言学理论可以有多种架构、阐释，而以实际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有如数学，前人已经解出来的，不烦后人再解。重复劳动，用时下的语言说，就是资源浪费。为了解救当下的“题目荒”或“题目危机”，笔者献策：何不开辟一个“新场地”，即“接受史”、“接受学”的研究。做这样的题目，对训练研究生穷尽式地搜集资料、无误地读懂原典、扩大知识面以了解历史背景、提炼学术观点都大有益处。请搜索中国知网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网，就会发现有大量的《×××接受研究》，原来大多是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写的。而语言学的几乎没有。兹建议，众多的语言学教师和学生不必拥挤在一个狭小的场所内讨生活，搞竞争，去开辟“语言学和接受学”研究的新战场吧！那块“北大荒”在向我们招手呢！

要言之，中国语言学人接受了“接受学”，必能促进语言学事业的繁荣。

六、“负接受”

我读过的译介的接受学书籍和中国人撰写的各种接受史的论著都没有“负接受”这个词，本文的“负接受”是我模仿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负增长”而生造出来的词，但可用，特推荐。

“负接受”的例子很多。例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发感慨，惋惜大量书籍不传，历数史上“书籍之厄”多起。这有的由于古代社会条件较差，以致许多著作失传，有的由于统治者严酷的专制政策所致，如秦始皇之焚书、乾隆帝之禁毁、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报审查”，等等。有的由于兵燹殃及池鱼，如梁元帝萧绎（508-554）兵败后自焚其收藏的十四万卷藏书，有的则由于集大成的或创新性的书籍出现，“前此诸书尽废”，如陆法言《切韵》一出，使魏晋南北朝时期“音韵蜂起”的诸多韵书亡佚。以上都是人们熟知的，不赘言。

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科技发达，是不是任何“文本”都能被“接受”，而不出现“负接受”？否，纵使科技再发达，也不能使任何文本都流传下去，尤其是垃圾文本。打个比方，心理学上的“记忆”与“遗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的思考，大脑的记忆能力是异常惊人的，它可以存贮10的15次方比特（byte，字节）的信息，理论上说可以将全世界图书馆的所有图书信息记住，但是实际上连记忆力超常的人也绝不可能如此。不能没有“遗忘”，这是铁律。类此，必然有“负接受”。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说：“古之人以别集自见者多矣，而多不传；传矣，而不能久；传且久矣，而或不著；其传且久，久而著者，数十家而已。”鄙见，段玉裁所持的标准过高，但从中可见古代学者对“负接受”的敏感。当今海量的论著，其中必含有大量垃圾，既污染环境，又贻害精神，应该“不传”！

还有一种“负接受”值得论析，那就是作者存心不欲读者“接受”，陶宗仪作于元代的《南村辍耕录》，其卷十二“园池记”条云，“唐南阳樊宗师”“所撰《绛守居园池记》艰深奇涩”。⑥樊宗师著述宏富，然今仅存散文两篇、诗一首而已，《绛守居园池记》即其一。这篇文章777字，但是不可句读，赖嗜奇之士方得传至今。樊宗师就是“负接受”的典型人物。

当今学坛也不是没有孤芳自赏而实际上存心使读者读不懂的“文本”，亦即现代版的《园池记》，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此我迻录一段吕叔湘先生（1904-1998）的话：“现在有的论文就像隔两层板壁听人谈话，像在百米以外看戏。这样的文章无法公之于众。文章的好懂、难懂或懂不了，责任主要在写的人。不能有‘我懂，你也应该懂’的想法。如有这种想法，必然导致‘我写我的，不管你懂不懂’的做法。”“有些文章我都看不懂，你写给谁看？”⑦

如果吕叔湘先生仍在世，面对当前某些杂志发表的一些长篇大论，他老人家一定会再次说：“我都看不懂，你写给谁看？”

七、说谭书鲁文

就我浅闻，在语言学界首先注意到接受学，并将其引入的是谭学纯教授，他著有《接受修辞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此书的增订本2000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谭学纯教授指出，过去的修辞著作过于重视“修辞信息的表达者”和“修辞信息的物质承担者（话语材料）”，“冷落了接受者”，他特别提出“变换研究视角”（即“从表达到接受”），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修辞理论，而在中国修辞学界独树一帜。谭学纯教授此书接受了“接受美学”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该书书末的“参考文献”列了几本翻译和介绍接受美学的书，也是明证。如果以后有人写《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或《中国语言学学术史》，应该写到谭学纯先生，他率先引进、运用了“接受美学”。

鲁国尧近年先是阅读了一些运用接受美学的文学史专著，如刘学锴教授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张静的《元好问诗歌接受史》、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等，继而接触了一些翻译、介绍接受学的论著，他认为，中国语言学人应该将接受学引进到语言学里，这几年在北大、兰大、浙大、温大等高校做了以“高本汉接受史”为题的演讲，并写成长文《愚鲁庐学思脞录：“智者高本汉”，接受学与“高本汉接受史”》。⑧高本汉（1889-1978）是对中国语言学最有影响的西洋汉学家，其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著于1915-1926年间）影响深远，引进中国后，反对、赞誉、引述、评骘、修正、批驳的论著数以百计，这八十多年的“高本汉接受史”是中国音韵学史、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不可或缺的一章。鲁文介绍、表彰了高本汉的学术方向和高本汉的学术方法，高本汉的高明之处在于，十分重视并充分接受了中国先贤研究汉语的成果，从而将其故乡的比较法与异乡的文献结合起来，卒成大功。鲁文从接受学的视角描述了中国的“高本汉接受史”的概貌。提出：“特向中国语言学界呼吁：我们中国语言学人勇敢地接受‘接受学’吧！”“凭谁问，神州大地，谁着先鞭？”⑨

八、结语

我总感到，语言学比较闭塞，不肯逾越雷池，不肯走下山头，且看兄弟学科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学、政治学，甚至解剖学，引进接受学都已多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语言学仍旧对接受学熟视无睹，不禁令人纳闷，何以至此？值得深思。如果将接受学引进语言学，可改变语言学的落后状态，填补空白，开拓一个新的学术领地，追上其他人文学科。

值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凡有志气的中国语言学人，必然怀抱“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崇高理想！如果能具此理想，那就应该遵循先贤陈寅恪先生的指针，“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笔者愚顽，然亦愿追随诸贤，为中国语言学的崛起尽绵薄之力。此文仅叙述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感悟，呼吁中国语言学接受“接受学”，也对“接受学”有所申解和发挥，如“两类‘接受’”、“负接受”等。至于有关“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一些愚见，见以前发表的拙文《振大汉之天声——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试解“徐通锵难题”——再证“国力学术相应律”》、《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等。⑩我曾经提出的“双‘不’方针”（“不崇洋，不排外”）可谓是另一种表述法，然实质则完全与陈寅恪先生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相同。

注释：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0～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云：“下篇当作于民国二十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4页）。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六八期《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书》。”（中华书局2010年，第152页）。

②李怀宇《为学不作媚时语反思多因切肤痛——王元化访谈》，《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

③见高中甫（1993）。

④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从邵二云孝廉借书，竟为注释，每一部毕，孝廉辄取写其副。”

⑤2009年7月1日某报创刊号载华中地区某名牌大学校长云：该校每年产出3000篇论文、300本书。

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

⑦引自卞觉非《吕叔湘：止于至善，一代宗师》，第6页。

⑧见《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三辑，第54～73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⑨这一观点也见于鲁国尧《“接受‘丁学’”、……、“丁声树谜题”》一文，载《学问人生，大家风范——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420～439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

⑩三文均收入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