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是目前历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和重要前沿，各个方面的"口述史项目"层出不穷，各种形式的"口述史热"也方兴未艾。继我在《湖湘论坛》2012年第3期上发表《关于治史的六点体会》之后，学界有些同仁希望我针对"口述史"的现状，围绕历史研究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借鉴史学前辈的重要论述与成功经验，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历史学习与研究经历，再撰文谈谈"口述史"中的几个问题。
"口述史"分口述史学和口述史料，本文的"口述史"侧重于口述史学，是指主要以口述史料为依据撰写的历史，是采访者与口述者经过对话交流而合作完成的。而口述史料是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并列的三大史料之一，是通过口述方式收集的史料，有录音和文字两种形式。在现代社会，口述史料的文字形式也要有录音作为依据。
一、口述史的源起
口述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源起都很早。在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就是通过无数先辈的口述,为我们后人保存了远古先辈生活、生产、军事、祭祀及治水等各种活动的记录。如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大禹治水、黄帝蚩尤之战等。周朝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不仅通过"读万卷书"搜集文献史料，而且通过"行万里路"搜集口述史料。他将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记·五帝本纪》。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回答有人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刺客列传》最后谈及荆轲刺秦王的史料来源时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史记·李斯列传》开头关于李斯观察和议论"厕中鼠"和"仓中鼠"的生动逼真的描写，《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人物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的栩栩如生的描绘，应该也是司马迁采自当时的口述史料。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凡是没有史料(文献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
在西方，《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都属于口述史书。尤其是《荷马史诗》，作为口述史所要追溯的重要源头,或作为一种古老的可以咏唱的英雄史诗,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口耳相传年代。实际上《荷马史诗》是许多民间行吟歌手的集体口头创作，经过荷马整理，至公元前8世纪后逐渐定型为战争传说，至公元前6世纪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至公元前3世纪后由亚里山大里亚学者编订而成。《荷马史诗》中有关特洛伊木马的传说已为现代的考古研究证实。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量采用口述史料，并运用缜密求真的科学方法，怀疑某些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他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安全。"伏尔泰的著作曾参考了包括个人回忆在内的很多生动形象的口述史料。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引用了来自报刊、白皮书和回忆录的丰富翔实的口述史料。
唐德刚先生被认为是现代最早从事中国口述史的专家,他说：一般学者总以为口述史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文斯先生一人提倡起来的,殊不知它是我国历史学里的老传统。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末期,发生了荆柯刺秦王事件。这一件所谓"图穷匕见"的暗杀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几分钟。当时在场者除荆柯与秦王外,还有一个医生夏无且在侧。数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也都死了。历史学家司马迁要写这段历史,为了发掘历史的真象,他可能请教了夏无且医生的老朋友公孙季功和一位董先生。他俩都听过夏医生亲口说过这件暗杀事件的始末,现在司马公再访问他俩人以明真象。最后他才根据这个访问纪录,写出那比较可靠的惊心动魄的《刺客列传》来，这就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唐德刚先生还当面对内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按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一份报告的说法:"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内文斯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了一套评价口述历史的标准，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和口述历史机构的义务。20世纪80年代，现代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开始介绍进中国。前期主要是译介和评述西方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90年代后开始探索和建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1996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两年一度的国际会议已先后在瑞典、巴西、土耳其、南非、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捷克共和国召开。
有人依据关注点的变化，将现代口述史的六十多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二战"后，回忆文体(作为"人民史"的来源)的复兴。二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对记忆与主体性的"后激进"探索日益发展。三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更关注历史学家的采访者与分析者角色。四是1990年代以来的电子革命。
姚力先生将近年国内口述史著作分为五类：一是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如《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二是立足文学的口述史。如《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三是自传体口述史。如《黄药眠口述自传》等。四是政要人物口述史。如《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等。五是普通民众口述史。如《中国知青口述史》等。
二、口述史的争论
关于口述史的争论主要有三：一是关于口述史定义的争论。内文斯说："口述史是用现代科技产物录音机、录像机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杨立文先生说："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
里奇说："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斯塔尔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王海晨等先生认为，里奇和斯塔尔的界定对口述史的本质特征揭示不够，而过分强调获取口传记忆的录音工具有欠科学，同时界定概念的目的也不明确。唐德刚先生写《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史料只占15％，而剩下的85％是从档案馆、图书馆、报社等处找来的。王书君先生写《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一口述实录》，90万字中张学良的口述不到15％。"如果口述史料只在口述史著作中占15％以下，还有没有必要冠上口述史的名字?如果口述史著作都是这样的，如何理解口述历史的独立性?这就给口述史理论家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如何来定义口述历史?"
程中原先生认为：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虞和平先生认为："口述历史主要是指非亲历者或知情者写作的历史回忆录。"樊洪业先生说:"口述历史是口述史料。推动口述史工作,目的在于推动为科学史研究服务的史料建设,而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王宇英先生反驳说："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有严格区别的。""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研究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简单复原，应该有脚注、旁注、尾注等。'口述历史'是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记录者要熟悉口述历史的通行规则，还要有丰厚的历史知识素养和文学修养。"
杨雁斌先生认为：口述史学是"总体史学"和"新社会史"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口述史学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汤普森认为：口述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王宇英先生说："口述史"概念屡遭滥用和误用，自述、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甚至戏说著作也挂起了"口述史"的幌子，如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40个三国人物的口述历史》。
二是关于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关系的争论。翦伯赞先生指出:"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杨雁斌先生认为：口述史料的最大特点是翔实、完整和生动,因而具有较强的资料互补性和灵活性。通过这些史料，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常建阁先生认为："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赵乃林先生认为："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口述史料，仍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战乱、自然灾害、社会变革，造成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缺失和断档，但是这些历史断档时期仍然有亲临历史者存在，那么，这些人的口述史料无疑是最好的补充。另外，文献史料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文件政策出台不可能详细记载，有些细节，不可能被相信。而一些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则可以对这些历史事件、政策发生和出台的前前后后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描写，这使我们对文献史料能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闫茂旭先生认为："回忆录、访谈录作为补充与辅助,既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搞'二重证据',最大程度地解释历史问题;又可以增加学术研究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如对普通人的采访、对中下层民众的访谈,可以为以笔述为主的历史研究提供大量文献资料中所缺少的社会史资料。当代中国史是一门特殊的历史学,因其当代性而具有关怀现实的落脚点。亲历者的回忆和访谈能够激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感悟。"
19世纪前,口述史料是西方历史著述的重要依据。19世纪中叶后,德国兰克学派将文献记载作为研究历史的唯一依据，认为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从此文献考证成为西方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早期从事现代口述史的学者大都主张:口述史料优于文献史料。因为"在采访中，人们有许多机会来检验口述者的忠诚、能力和知识。但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只能盲目地接受。"
张注洪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史料长期以来纪实多于回忆，近些年口述回忆史料始大量问世……报刊书籍中俯拾皆是，使用时需要加以分析。口述回忆材料所见不少，个别质量不高，利用时要注意鉴别并与文献史料相印证。马威克认为："不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杨雁斌先生也认为：口述史料必须同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和补充,才能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胡晓菁先生认为："要印证某一个学术观点或者历史史实时，是以书面材料为主，还是相信被访者的口述，则需要仔细甄别。口述者的口述和公开出版物不符合时，应转而去查阅相关档案。笔者认为，档案记录的真实性较高。如果现存已解密的档案解决不了，口述工作者也不应单方面以被访者的口述来印证观点，如实列出书面材料和被访者的口述即可。其次，当口述人的叙述掺杂了口述人自身的旗帜鲜明的立场、态度，或是口述时情绪偏激，这时，口述资料可能会和真实的历史有所区别，在没有做进一步调查研究时，不应直接作为还原历史的依据。"
李扬新先生认为：由于口述档案是事后形成并依赖于人的记忆,所以持批评态度者对它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口述资料与档案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不同,两者的作用是不可能等量齐观的。口述档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参考资料性质,这些因素使口述档案起不到凭证作用,不具备与档案同等的合法性、可信性。维护口述档案合理性者认为，虽然人的记忆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导致口述档案出现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总的来说,它由当事人或熟悉情况、了解内幕的人讲述,基本内容应当肯定,是可信的。而且口述档案与文献档案一样,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历史文件所揭示的真实性与口述档案所揭示的真实性一样,其合法有效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或形成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口述档案是一种印证历史事实较为可靠的史料,因为它是在采访某些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领导者或参与者)的活动中形成的,并非矫揉造作之物,而且采访活动是在历史事件发生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后进行的,受访者没有什么顾虑,能够比较客观地陈述事实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档案有时比文献档案更可信,可将被历史歪曲的东西从口中复活。
三是关于口述史如何保证真实的争论。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因素多种多样，有人从口述者、采访者、整理者三个因素分析对口述史真实性的影响。就口述者的动机而言，可分为自我表功型、感恩赞美型、以史明鉴型、历史责任型、维护正义型、公益事业型、获取报酬型、辩诬白谤型等多种。口述者的动机不同，当然会影响口述史的真实和质量。有人认为口述史料比文献史料的失真性更强，甚至还有人认为口述史只是类似民俗、神话一类的资料，只配让热心有余、专业学识不足的业余学者和古董收藏家作参考。《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先生表示，受访者不能提供准确信息有很多原因，如记忆问题、个人考量和环境影响等。有些老人说着说着就像电影情节了，"并不代表着有意说假话，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的记者已经基本上变成专家了，经常纠正他们的话"，"尽可能减少这种误差"。左玉河先生表示，口述访谈中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刘仰先生认为，以往描述历史时宏大叙事比较多，现在口述史关注个体命运的视角越来越多。"一个人单方面去说，会存在失真性。如果多人、多视角的叙述，离真相就会更接近一些。"王海晨等先生认为，"口述历史真实性的源头来自口述者的真话。影响口述者说不说真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口述者的记忆、人格、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及口述者口述时的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心境、情绪、对采访者的信任程度和对口述后果的预判等。""习惯于撒谎的人不会畏惧对面坐的是谁，也不会因为有录音机他就能说真话。历史学家要的是口述内容，至于口述者说的是真是假，历史学家会按照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判断标准作出相应的判断，他不会因为口述者的话是从录音机里出来的而放弃对其真实性的考证。"
唐德刚先生提到《胡适口述自传》时说："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王海晨等先生对此指出："当受访者完全服从于采访者的背景被口述史使用者了解之后，当人们知晓存藏于档案馆里的胡适口述原版录音带，只是胡适在读别人写好的稿子留下来的声音时，不管这部口述史价值如何，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引起人们对更多口述历史客观性的怀疑。"而闫茂旭先生则高度评价唐德刚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注释文字几乎和口述正文相当。这些补充的资料体现了史学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使口述不再是简单的回忆,而成为一种有旁征考证的、细节比较清楚准确的历史记忆。"
王军先生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口述史实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理论界则相对沉默。究其由，则在于过度强调口述史真实与否的资料价值，容易抹杀其参与者的个性，影响其扩展研究空间。"在究竟谁是口述史的作者或权威的问题上，"弗里希提出的'共享权威'是在考察采访者、讲述者的合作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口述史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那样简单，也不仅是采访者、讲述者两人的事情，而是涉及众多因素。"英国学者托什认为: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
关于脱口而出的回忆与深思熟虑的回忆，哪个更真实？程中原先生认为："一般说来,经过深思熟虑的回忆更接近或符合历史的真实。"而王海晨等先生认为："人们往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非正式场合说出来的东西更有价值。"
鉴于生动翔实和众说纷纭是口述史的特点，也是口述史的局限，所以历史学家塔奇曼尖锐地指出：虽然口述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来说却保存了"一大堆废物"。
三、口述史的方法
目前做口述史者很多来自历史学界之外，受访者也遍布各行各业各阶层，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里奇所号召的"大家来做口述史"已成为现实。确实，口述史的访谈对象是不受限制的，但并非只要有兴趣，不经过相关课程和培训班的专业训练，不懂得口述史的规范，每个人都能做出有价值的口述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任何录音都能够成为口述史料，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口述史。尤其是与传统文献史料法不同，口述史方法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这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间的关系。处理好其中的关系，对历史现象的考察与揭示就会变得丰富而接近历史真实；但如果处理不好，则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遗憾，这无疑需要在口述访谈中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从长远看，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和遗憾，纠正缺乏规范的口述史实践，则方兴未艾的当代口述史难以获得良性发展。
王宇英先生认为：在口述史的开展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四点：一是口述史不能满足于留存口述史料，而要借助口述史料，关注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用更多的记忆和细节还原历史和表述历史，将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历史、社会结构相结合，更新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表述方式。二是采用口述方法搜集的史料需要与文献史料进行互证、核实和辨伪。收集口述史料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重观照，因此，从事口述史决不能仅仅停止于对口述者的访谈，还要注意一切与访谈内容有关的文献及物品，如日记、家谱、相册、纪念品等，从而帮助口述者挖掘记忆中的更多信息，提高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三是要重视对当代中国口述史料的二次挖掘与深度利用。口述史料和记忆的不可靠性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蕴含着某些历史含义，根据口述人有意或无意的隐瞒、曲解等行为，可以分析出口述者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发展史与转变史。四是口述历史是人的历史，访谈者和口述对象应该有深层次的精神交流，有信任和直言不讳，也与批评和互相质疑，远非一般的采访的一问一答那么简单。
杨雁斌先生认为：在现代历史科学领域,口述研究是一种为人们所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口述史学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统计方法和模拟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信息学的若干方法也被口述史学家任意挪用。杨雁斌先生提到口述史的具体方法时，尤其强调口述凭证的搜集和口述史料的整理。他认为口述凭证的搜集是口述研究的基础,也是整个工作流程的第一步。口述史学家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研究者应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在整个调研过程中,研究者既要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又要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因此,访谈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所谓访谈,是指口述史学家以现代化的手段(如音像技术)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一般而言,口头调查的对象极为广泛,其成员来自社会各界。在访谈之前,口述史学家往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和选题,制订出较为详尽的调研计划,以确保口述凭证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访谈过程中,口述史学家以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为目的,可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多次调研,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各个方面取证。此外,他们还应尽量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不参与提出新的凭证,这一点类似于社会人类学的调研方式。除了访谈之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形式各异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寻口述凭证的有效方法。而口述史料整理的目的在于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一般而言,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对口述凭证进行分类。口述凭证的特点是生动形象、内容翔实,但系统性不强,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因此,口述史学家必须对其进行分类。在分类过程中,口述史学家既要把握学科分类的原则,又要注意历史资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第二步是对口述史料进行比较分析。在口述凭证的搜集过程中,口述资料出现多次重复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口述史学家根据一定的原则进行综合比较,以筛选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料的查证工作必须同文献史料的考证工作结合起来,以确保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徐承伦先生在《唐德刚教授访问记》中说：唐德刚在写《胡适口述自传》的过程中，遵照胡适的意愿三易其稿,拟定了"自述大纲",经胡适逐条修正确定。从1957年冬初开始,首先由唐德刚带上笨重的录音机到胡适家访问,然后将录音整理出来,用打印出的"样品"稿,送给胡适本人审阅。胡适读后很欣赏,因而确定了他们以后的工作程序。唐德刚先把各章的情节研究一遍,拟出系统的小节目单,并把有关的资料稍加汇编。访问时,唐德刚按这个单子和资料提问,或请胡适自动叙述。胡适根据唐德刚整理的草稿二度口述后,唐德刚再用英文校订一遍,打出初稿,再交胡适核定认可。如此一章一章地做下去，唐德刚与胡适共同进餐60多顿。有时胡适零星地讲,唐德刚就零星地记和问。最后,由唐德刚"仓促中赶编由胡公认可之清稿",即《胡适口述自传》英文稿。1979年，唐德刚又将《胡适口述自传》综合译注成中文出版。
唐德刚先生在写《李宗仁回忆录》时，深感这是他个人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唐德刚先生在4万余字长文《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中说：此书虽是根据李宗仁的意愿下笔的,但李宗仁旅美期间身边无片纸史料,所提供的只是一些含混的"口述史料",至于详尽明晰"著述史料"的搜集、写作计划的拟订、新式史学方法的运用与全部文稿的撰写等,则全部由他一手包办。徐承伦先生在《唐德刚教授访问记》中说：1958年春夏之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邀请李宗仁口述自传。李宗仁答应合作,东亚研究所乃派唐德刚前往,商讨有关合作的一切细节和工作方式。唐德刚第一次访李府时,郭德洁女士开车带路,李宗仁站在门前,含笑与他握手。当李宗仁与唐德刚在客厅谈兴方浓时,郭德洁来请他们吃饭了。这便是唐德刚在李家所吃的有记录的168顿饭的第一顿。他们三人边吃边谈,笑语悠然,开始了长期合作。李宗仁与唐德刚商定,唐德刚每周访问李宗仁3次。每次都是自上午10时直谈到深更半夜。唐德刚每天吃李家两餐饭之外,有时还加一次"宵夜"。原来带录音机,后改用笔记。开始,唐德刚把李宗仁10余小时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李宗仁"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例如,李宗仁回忆他本人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在蒋介石陪同下参观黄埔军校并共进午餐的时间,是1926年4月。唐德刚找到蒋介石日记一查,上面清清楚楚记着是5月11日,当时报纸也登了消息。据此,可以纠正李宗仁的记忆不准。
唐德刚先生在《史学与文学》中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引证补充。""李宗仁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百分之十五是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考证而成。""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自传和传记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自传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传记是史学，是有训练的历史学者的工作。写自传的人，其内容的真实性和保存史料的价值，则是根据作者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定;他要凭自己的记忆力，组织才能、见识和私德来写作，信不信由你。写传记的人则根据他的职业训练和职业道德而执笔。偏信无证，则是训练不足；曲笔厚颜，则是道德有亏。训练不足，是情有可原的；道德有亏，则其著作就是古人所说的'秽史'了。"
里奇认为：无论技术改变多么迅速，有关方法与理论的争论多么激烈，呈现与传播口述历史的方法多么具有创新性，基本的访谈技巧仍然没有本质改变。访谈者需要仔细准备，知道如何使用设备，尊重受访者，建立和睦关系，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认真倾听，对受访者的回答及时作出反应并提出新问题，监督访谈的最后处理工作，是转录还是以音频的形式保存起来。口述历史依赖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相互信任并渴望记录和保存过去的记忆。如果操作得当，访谈将很坦诚并富有启发意义。它们使更加正式的历史记录显得更富深度和历史感，有助于保存那些即将消逝的故事。作为一种由技术驱动的方法，口述历史不断经历变化，但是作为内核的访谈本身仍然保持不变。
钟少华先生指出：口述史工作者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为不管多少钱,都不能够改变历史的真实性。中国传统有一种"刀笔吏",总想把出钱人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只有大优点,顶多再附点小缺点。其实神仙没血没肉,在历史上从没生存过,谁要学习?口述史工作者的头上是悬着真理之剑,责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对人类历史负责的。
四、口述史的价值
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经历了由物传到言传、再到文传、又到音传和像传的不断演进过程：在语言出现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中看历史；语言出现后增加了言传，可从口耳相传中看历史；文字发明后增加了文传，又可从文字记载中看历史；录音和录像设备发明后又增加了音传和像传，还可从录音和录像中看历史。常建阁先生认为：就复原历史的功能而言，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有时也抵不上简单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今人可以确切地了解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的音容笑貌，但对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却不能。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无录音、摄像资料。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之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社会精英和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生活、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则记录较少，有之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
李小沧先生认为：从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后，在表现形式方面没有多大变化。依靠文献的历史研究在史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虽然研究过程中常有实物资料相佐证，但单调而古板的表述形式常造成史学界的沉闷气氛，更无法真实地描绘出过去的历史全貌。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的录音、录像、网络等科学技术则为历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口述史不仅使文字的表述生动化、通俗化，而且能借助口语、音乐、影视、演说等手段完整、真实地保存宝贵的历史材料，让人们直接观察、欣赏和评价，使活生生的历史原貌较为丰满地得到再现。
现代口述史的价值和贡献主要有四:一是口述史方法的广泛应用，方便了各领域专门化历史的研究，在增加史料方面发挥了显著功效，从而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研究方法。二是从口述史过问、展示和探索社会生活的广度而言，也是远胜于传统史学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史则在传统领地旁边开垦出一片展现民众生活的园地。三是现代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理念。实现了"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的结合。形成了历史学界高雅与通俗主复线交叉、社会与个人经历纵横相连的全新格局。四是口述史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参与、探索和考查，广泛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反响，社会各阶层面对口述史的生活化研究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因此拓展了历史学的宣传、教育功能。
郑引等先生认为：真正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文本中，还存在于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中，存在于每个经历者心中。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上层精英转向底层民众，去重新寻访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保存那些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这是口述史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口述史的视角开始转变，从上层转向下层，它适应了整个历史研究的大趋势，同时又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大众取向的口述史研究，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口述，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口述史的价值就在于其丰富的可能性，它摆脱了传统史学的政治借鉴和训诫功能，而是将历史的关怀注入一种更具社会意识、更民主、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中。口述史作为一种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个体或某个特殊群体的回忆和生活经历的记录。通过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史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历史进行阐释。口述史的出现赋予历史研究以崭新的维度，它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都能作为特定的历史材料被加以利用。当一个社会成熟到人民大众都必须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主人时，历史研究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口述史是对传统历史研究中学术精英式垄断的挑战，它使得普通大众也成为了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口述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并开始聚焦于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作为一部"活着"的历史，口述史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在文献史料占据绝对权威的史学研究中异军突起，占有了一席之地。历史研究不能再固守在单一的文本解读的旧传统中战战兢兢，而应该打开大门，在绘声绘色的口述史中寻找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国际口述历史协会《话语与沉默》主编帕布鲁·波齐认为，拉丁美洲口述历史计划更关注社会赋权问题。他说："如果没有口述历史，我们将不能了解摧毁整个文化体系的经济与社会破坏；我们也不能理解诸如庇隆主义所体现的对于文化和政治现象的执著坚持；或者也不能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现实主义的融合中所产生的拉丁美洲左派。"
五、口述史的局限
向充满不确定性的人采访和发掘确定的史实，是口述史的重要局限，也带来了口述史的一些不确定点。王军先生认为：口述史第一个不确定点是："在一个人的讲述中，哪些是私密的话题、哪些是公众的话题，经常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在以私人生活历史为主题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以发现、保留史料为目的的口述史经常是以"回忆录"、"自传"、"实录"等名称出现的原因。
口述史第二个不确定点是讲述者的记忆。第一个问题是谁在回忆什么?经常是讲述者首先被采访者回忆起来，才会被采访者采访。在采访者采访之前，很多讲述者根本不"存在"。第二个问题是记忆不只是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而且是与现在息息相关的。记忆是"真实地存在于一个人精神中的，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发生过的事件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作用或者适应了现在的需要，留下了印象才会被记住，因此"记忆是现在经验的一个维度"。可见，记忆中的过去不是透明的、确定的，相反都已经过了各种变形。个人记忆可能有虚构的成分。第三个问题是遗忘，包括自然遗忘和选择性记忆中被有意留出的空白。讲述者的自然遗忘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性记忆则要复杂得多。讲述者即使在同意讲述之后，他也未必愿意讲出采访者希望得到的一切。有人认为，"所有的人，当他们变老和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们会经历一个生平回顾的心智过程"。凡是讲述者的记忆希图或者实际上已经遮蔽的部分，都需要采访者在采访(对话)中和采访后解决。
口述史第三个不确定点是采访(对话)。对话往往会产生歧义。口述史是把自己的制作过程和结果一同展示出来的历史，它的制作过程主要是对话。讲述有发展成为文学(故事)的倾向--历史上很多口头流传的故事最终都变成了纯粹的文学作品。这是采访者所借助的工具--谈话--本身的问题。在谈话中，采访者和讲述者首先是合作的关系，也不乏斗智斗勇。对话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都会影响最终的口述史的面貌。
张广智先生认为："如何看待受访者的回忆,回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这些都是可以存疑的。造成这种缺憾有很复杂的情况,或由于年深日久致使受访者的记忆失误和不完全,或由于受访者的个人原因而故意歪曲真相(或避重就轻、或自我拔高、或无中生有、或欲言又止),或受访者受到了访谈者的诱导(或暗示、或曲迎等)而使'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如此等等。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可能使回忆失真,从而背离了历史的真相。"钟少华先生指出："现在有些创作者,以老人为居奇可用的材料,编创一些像历史的小说体传记。例如茅以升院士在1985年告诉笔者:现在有一本写他的书,书中的茅以升讲了不少他自己没有讲过的话。"
有的学者指出，最好的口述史工作者应该是学者，他们对某一特定领域有精心准备和深入研究，为采访对象准备了细致的问题纲领。这就准确地指出了采访者的重要性，在口述史逐渐普及而问题多多的今天尤显其深刻。口述史的真实性主要是操作过程中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采访者在采访中要主动出击，以质疑的态度面对讲述者。所谈的虽然是保证口述史真实度的问题，却引出了采访者与讲述者关系的问题--尽管口述史是采述双方合作的产物，但合作中也包含了质疑。1998年末,美国《口述史评论》主编勃鲁斯·斯代夫在北京大学作口述史的讲演,他一开场就说:"在中国,口述史就像'中国的难题'(TheChinesePuzzle,这是勃鲁斯·斯代夫写的一篇文章的篇名)一样,难以寻找到所有的部分。"
实事求是地说，口述史的确无法回避因其强烈的主体参与所导致的主观性而引发一些学者对它的责难。不少学者认为，口述史料是以口述者对其亲身经历的历史作为回忆对象的,受口述者心理因素和社会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口述史不仅不可能完全还原客观真实的过去,而且还可能会掺杂有口述者不同程度的主观成分乃至虚假成分。口述史面临的最大难题或首要问题就是记忆或回忆的"可靠性问题"。因此,如何认识口述史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关系及其科学性,能否确保实现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便成为口述史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口述史的局限，以下举四个例子：
例一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社。当事人在口述史料和回忆文章中对此众说纷纭：如许德珩先生在《毛泽东和九三学社》中说："我们把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后来……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因此有一个时期座谈会是没有名称的。"潘菽先生在《难忘的重庆岁月》中说："我还参加了另外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老曾提议可以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名称也没有向外公开用过。"金善宝先生在《风雨同舟忆当年》中说："由许德珩、税西恒、潘菽、黄国璋、黎锦熙等人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的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初大告先生说："许老一九四五年约我发起九三学社，原定为民主科学社，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签字投降，才定为九三学社。"谢立惠先生在《回忆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一些活动片段》中说："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社，而民主科学社又是由两个座谈会建立起来的，一个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另一个是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雷启汉先生在《关于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几个问题》中说："九三学社是吴藻溪等人发起的。因为当时许德珩同志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以吴藻溪等人邀请许德珩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许德珩同志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后，就将原民主科学社的发起人作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漆文定先生在《关于九三学社前身之说的几点意见》中说："'九三'有个前身之说，1953年就见报了，当时吴藻溪极力反对这种说法。一说什么'民主科学社'是'九三'的前身，奇怪的是40年过去了，始作俑者又把'九三'的前身改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最近'九三'的前身又变成了'九三座谈会'。另一说'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是'九三'的前身。真象变戏法一样，一变为二，再变成三、成四，不断地在变!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在以上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和回忆文章中，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潘菽先生的说法。既然"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则说明大家同意"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名称。既然"这个名称也没有向外公开用过"，则可以解释为什么张小曼先生"先后数次查阅了《新华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解放日报》等当年的报刊杂志，上面没有一个字的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社'的报道。"
例二是周总理给梁希先生回条的内容。1949年9月，梁希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总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梁希先生为林垦部部长。梁希先生感到很不安，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总理："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此后一般的说法是：周总理看后写了一句话回复给梁希先生："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先生看了回条，激动地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交给周总理。或者如此说："散会后，周总理来到梁希的身边，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梁希，梁希坚定地说：'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当我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回复给梁希先生的"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时，就隐约感到这种生硬的口气不符合周总理对梁希先生说话的风格。后来颇费周折，我终于查到了袁敏之执笔的《周慧明教授的回忆》，周慧明教授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副秘书长，林业部林产工业司副司长。她说："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梁希先生出任国家林垦部部长。梁希回答说我年纪大了，还是回学校教书好。周总理闻讯写了一张字条'梁先生：你是认真的人，故临时而惧，我应该向你学习。但当仁不让，你应该向古人学习。'梁希受到很大的感动，立即回一字条'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表达自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的决心。1958年梁希部长去世后，周总理写的这张字条现保存在我这里。"（岳庆平注：周慧明教授去世后，周总理写的这张字条一直未找到，但我在周慧明教授的亲戚家，用相机拍下了周总理写的这张字条的复印件）由此可见，一般说的周总理回复给梁希先生的"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其实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例三是的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最有影响的说法是1979年吴黎平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的回忆，吴黎平当时任右路军作战科副科长，他说1935年9月9日晚接到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吕黎平与机要组组长陈茂生共同译出这份电报后，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把这一密电送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后，马上将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将内容抄下，让叶剑英把电报交回陈昌浩。叶剑英、毛泽东都认可密电的存在，但很多人认为吴黎平的说法有误。红二方面军老战士、曾任昆明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靖曾当面质问和批评吕黎平："你一个作战科的副科长，怎么能看到属于机要科的密电？按纪律规定，你是不能跑到机要科串的。""还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你怎么能看？这是犯纪律的！电报又不是给叶剑英的，你怎么还能给他呢？"结果"吕黎平支支吾吾，无言以对。"1981年12月，王年一先生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文章，提出对吴黎平说法的质疑理由：第一，至今没有找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中，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有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有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都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没有"武力解决"的密电。第二，在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都没有提到此事。也有人提出：密电中"武力解决"的内容来自口述史，并不准确；密电问题迄今仍争论不休，对此不宜炒作。
例四是老舍之死。傅光明先生说："举个简单的例子，老舍尸体8月24日被一个人打捞上岸，这是事实。但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已经有当时的民警、渔民等4人都说自己是尸体打捞者，你让我相信谁？依次类推，老舍的许多死亡因素都是无法确认的。"郑实等先生在《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前言中说：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比如，没有人敢为"老舍之死"承担责任。当然，历史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该由哪一个个人来负，且也是负不了的；有人也许是抱着多亏当初没沾上什么责任的庆幸，来为自己做几十年之后的道德升华，甚至在口述中有意无意间掺杂进小说的演绎，这使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故事化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症结，便是遗留下这样一个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那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下死去？可老舍还是死了。这让我们感到，历史是有人性弱点的，同时，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所以我们绝不敢说，这本书在文字里构成了一部"绝对历史"。历史的叙述者有没有出现事过境迁的记忆模糊？有没有凄风苦雨之后的自我升华？甚至有没有狡黠的睚眦必报，给历史打上人性弱点的烙印？
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们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询。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傅光明先生在现代文学馆《从文学的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讲座中说：口述史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也许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甚至有时我们就愿意听独唱。现在的重要性已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历史的细节真实还原，已不在乎这些人所说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他们都是不同的声部。而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结论中说："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呈现不同声部的"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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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唐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7.李小沧《现代口述史的时代性刍议》，《山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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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口述档案"争议的实质及启示》，《档案》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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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口述史：在"活着"的历史中探寻价值》，《上海教育科研》2009年第4期。
3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17日2版，第1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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