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秦始皇，大家都知道他是千古一帝。在本次讲座的开始，我先给大家概括三点：一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功绩是统一，最大的错误是暴虐；二是秦始皇前期大有作为，后期有时胡作非为；三是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历史，谈到文化一般首先谈孔子，谈到制度一般首先谈秦始皇，谈到疆域一般首先谈汉武帝。
下面，我分四个方面同大家分享我今天讲的内容：一是秦始皇的人治掌控。在秦始皇时期，主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尽管秦律当时还是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皇权至高无上，他主要是靠人治掌控秦朝。二是秦始皇的制度掌控。他创立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一直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三是秦始皇掌控的启示。就是秦始皇一生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现在看来，经验在哪里？有什么启示？四是秦始皇掌控的警示。就是秦始皇一生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现在看来，教训在哪里？有什么警示？总而言之，秦始皇的掌控既有人治掌控，也有制度掌控。在我看来，他的制度掌控更多的是经验和启示，而他的人治掌控更多的是教训和警示。
秦始皇的人治掌控
关于秦始皇的人治掌控，我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
第一、亲理朝政。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死，嬴政只有13岁被立为秦王。当时吕不韦为秦朝宰相，把持国政，大权独揽，不仅是秦朝宰相，还被年少的秦王嬴政尊为仲父。到了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免除了吕不韦的宰相职务，把吕不韦放逐到了巴蜀。吕不韦知道他与秦王嬴政的关系完全破裂，饮毒酒自杀。秦王嬴政开始亲理朝政。
第二、统一六国。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起，到公元前221年灭齐时止，利用十年的时间消灭了六国。公元前219年通过“秦攻百越之战”平定南方百越，从此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结束了贵族王侯专政的王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第三、严刑酷法。《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了一段贾谊的《过秦论》，其中有个观点强调秦王嬴政的严刑酷法和暴虐：“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朝残酷的刑罚分为死刑、肉刑、作刑、财产刑、耻辱刑等几大类，每个大类之下都有各种名目的行刑方法，比如死刑有车裂、具五刑、凿颠、镬烹、枭首、腰斩、囊扑、定杀等行刑方法。秦朝对百姓采取“轻罪重罚”的激进政策，百姓哪怕只有一点罪过，都会遭受严刑酷法的惩罚。比如秦朝末年的陈胜和吴广，只是因为在戍边途中遇上大雨，道路不通，无法按期赶到预定地点，就要面临被斩首的结果，从中可见秦朝严刑酷法的一个侧面。
第四、焚书坑儒。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把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外的书都给烧了，应该说这对中国文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公元前212年，也就是秦始皇当皇帝的第九个年头，他进一步走向了自我禁锢和自以为是，不断加强个人的专制独裁，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非议秦始皇的为人处事执政等，而且徐福把秦始皇求仙的钱也带跑了。所以秦始皇大怒，下令抓获了460个方士儒生全部活埋，这就是坑儒。历史上对焚书坑儒的批判是很多的，毕竟它对我们的文化事业非常不利，而且焚书坑儒也充分体现了秦始皇的人治和专制。但鲁迅对秦始皇焚书有独到的见解：“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第五、筑长城修灵渠。秦始皇修建长城后，长城成为抵御北方胡族侵略的重要防线，并且长期作为中国的国界而存在。秦始皇修建灵渠，进一步加强了秦朝对珠江流域的控制，并且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
第六、击匈奴征百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就着手制定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的计划。公元前214年，蒙恬率军反击匈奴，匈奴被迫北徙十余年。所以贾谊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桑弘羊也说：经蒙恬反击之后，“匈奴势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屠睢和赵佗率军进攻岭南百越各部族。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任嚣和赵佗率军再次进攻岭南百越各部族。秦军很快击败了岭南百越各部族的反抗，整个岭南地区开始划入秦朝的版图。
秦始皇的制度掌控
关于秦始皇的制度掌控，我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
第一、中央集权制。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马上开始把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从秦始皇开始，中国逐渐形成完善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我比较赞同中央集权，但我不太赞同皇帝独裁。在我看来，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应该动态平衡恰当的度。但在中国古代，尤其在秦始皇的时候，中央集权比地方分权更适合当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秦始皇之后的2000多年中，在中央集权制盛行的前提下，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有时处于两难选择和随机应变的状态。比如，直到距秦始皇2000多年后的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到我国访问时，问毛泽东有何治国经验。毛泽东还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中央集权多了，我们就下放一点；地方分权多了，我们就收上来一点。”
第二、皇帝终身制。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下令大臣议论自己的称号。秦始皇前期比较民主，经常和大臣一起在朝廷议论朝政大事。经过一番议论，丞相王绾等人认为，秦始皇“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始皇采用“泰皇”的称号。但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其中一个“皇”字，又自认为功劳已超过“三皇五帝”的总和，所以创造出“皇帝”的称号。此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秦始皇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又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秦始皇想让皇位永远由他们嬴氏继承下去，并且“传之无穷”。皇帝终身制的好处是皇帝很负责任，而任期制的统治者不一定很负责任。等到后来刘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表明不仅他们刘氏要当皇帝，皇帝下面的诸侯王也必须是刘氏，这使家天下的色彩更加浓厚。中国古代的家和国是相似相通的，我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的家与国》，书中从多个层面详细论述了家和国的关系，对大家了解和理解家长终身制和皇帝终身制有参考作用，请大家抽时间浏览一下我那本《中国的家与国》的相关内容。
第三、三公九卿制。秦朝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在中央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即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是世袭的，但是三公九卿制或者说后来的三省六部制等各种官僚制，都是不世袭的。所以到了明末清初，黄宗羲就说中国的皇帝制和官僚制可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皇帝制是终身的世袭的，天下是皇帝的，所以皇帝很负责任。但官僚制是有任期的，不是终身的世袭的，所以官僚需要德才兼备。当然先秦时期的选官制度是世卿世禄制，也是世袭的。比如说祖先是高官，后代就可以世袭高官；祖先的官职比较低，后代就只能世袭较低的官职。秦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征辟制，不再世袭了。到了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改为九品中正制。再到隋朝的公元605年，选官制度又改为科举制。科举制正好延续了1300年，一直到1905年。我认为，凡是长期存在的制度，客观上一定有某些合理因素，所以我对科举制的评价是比较高的。我学习研究历史几十年，觉得对历史制度、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演变、历史规律的评价，既要避免走极端地强调或夸大某个方面，也要避免走极端地遮蔽或缩小某个方面。最好尽量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尽量用长时段、宽视野、深层次、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去客观公正地理解和把握。
第四、全面郡县制。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以前的分封制，改行全面郡县制。即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郡设守、尉、监，郡守掌管政务，郡尉辅佐郡守并掌管兵事，郡监掌管监察。秦始皇先把全国分为36郡，以后又陆续增至41郡。县设令或长，县令（长）领有县丞、县尉及其他属员。县令（长）掌管政务，县丞掌管司法，县尉掌管军事。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非圣人意也，势也。”
第五、书同文行同伦。书同文行同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至关重要的。书同文就是在全国统一文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行同伦是指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信仰等方面的一致，这有助于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伦理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第六、统一货币、车轨、度量衡。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取了两种方式统一货币：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禁私人铸币，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里。二是在全国通行两种货币，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将车轨的宽度确定为六尺，一辆车可以通行全国。秦始皇还采用了原来秦国的度量衡标准，与这个标准不同的各种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货币、车轨和度量衡的统一，巩固了秦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促进了秦朝经济的发展和各地物资的交流。
秦始皇掌控的启示
关于秦始皇掌控的启示，我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
第一、明法度定律令。《史记·李斯列传》有这样一句话：“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说明法度和律令都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发掘，在地下发现了某些简牍，证明秦朝的法度和律令是相当完善的，而且有些也很细化。汉朝的法度和律令主要是继承秦朝的。秦朝比较重视法家，所以尽管秦始皇主要是人治，但有时也比较重视法制。秦始皇的早期，不仅比较重视法制，也比较重视民主。朝政大事经常要求大臣在朝廷上议论，秦始皇不先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能够做到洗耳恭听。比如我们前面说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都是经过大臣在朝廷上议论后，再由秦始皇决定采取的制度。
第二、不拘一格用人。谈到秦始皇不拘一格用人，往往会谈两个人，一是李斯，一是尉缭。这两个人都被秦始皇重用了，后来李斯当了宰相，尉缭当了国尉。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鉴于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试图消耗秦的国力，所以建议秦王嬴政下令驱逐一切客卿，于是秦王嬴政下了一个逐客令。而当时的门客李斯建议秦王嬴政不要逐客，《谏逐客书》就是李斯给秦王嬴政的一个奏章。秦王嬴政读了李斯的奏章，觉得李斯说得有道理，便马上取消了逐客令，而且逐渐信任和重用李斯。尉缭精通相面测心，对秦王嬴政的这段描述入木三分：“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秦王嬴政多次向尉缭求教，但尉缭多次拒绝，并“与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秦王嬴政大怒，本来想杀尉缭。但在李斯的建议下同意将尉缭追回，并任命尉缭为国尉。李斯、尉缭协助秦王嬴政成就了他的帝业。
第三、大一统的局面。根据《公羊传·隐公元年》记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这个大一统的局面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而且从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进程中统一的局面远比分裂的局面长，这是秦始皇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所以我们说秦始皇最大的功绩是统一，尤其是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局面。
第四、百代都行秦政法。从秦始皇之后的2000多年，中国基本上是实行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1973年8月5日，毛泽东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认为，百代都在实行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诗中“事业”属于价值判断，说焚书坑儒是事业，说明毛泽东是肯定秦始皇的。我对郭老有两个基本评价，一是知识渊博并堪称顿悟的大文豪大才子，二是有时不敢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秦始皇是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毛泽东肯定秦始皇后，郭老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后来不再公开批评秦始皇了。
第五、掌控有时比管理重要。管理主要针对具体的个人和事务，一般只需要具体的技能。而掌控主要针对宏观的局面和趋势，更需要高超的智慧。我觉得从秦始皇身上主要不是学习领悟管理，而是学习领悟掌控。秦始皇是掌控大局面、把握大趋势和拥有大格局的人。毛泽东也是掌控大局面、把握大趋势和拥有大格局的人。毛泽东之所以佩服秦始皇，因为毛泽东要打败蒋介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可以从秦始皇身上学习领悟到很多经验和启示。
第六、战略有时比战术重要。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单位，向秦始皇学习领悟战略思考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背后的道理和逻辑是相通的，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举个例子，当前如何正确认识正在发生的中美经贸摩擦，对我们国家和单位来讲都很重要。我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只是表面现象，它的背后是中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和对抗，是美国一直运用霸权心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我认为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看，英国曾经称霸世界200多年。美国称霸世界至今不到80年，美国还能称霸世界多少年？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一点是必然的，就是将来取代美国引领世界的必然是中国。一是因为天佑中华，我们引领世界是替天行道；二是中华文化是讲究和平、和谐、和睦、合作、融合的和合文化，是最符合当今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当今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趋势主要是和平与发展。而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趋势主要是革命与战争，即国内往往出现革命，国际往往发生战争。
秦始皇掌控的警示
关于秦始皇掌控的警示，我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
第一、废王道立私权。《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讲的观点：秦始皇“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有的版本把贾谊说的“立私权”写成“立私爱”。“废王道，立私权”对后世的负面影响很大。就“废王道”来说，既然废了王道，就必然要实行霸道。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是独尊儒术，但实际上是外儒内法，把一部分法家的东西充实到了儒家的内涵里，所以有人说董仲舒所谓独尊的儒术属于新儒家。直到汉元帝时，才逐渐实现了王道和霸道的进一步融合。就“立私权”来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重视私权和人治，不重视公权和法治。我对西方现代法治和中国古代法治的区别有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西方现代法治好像一架飞机起飞，就是一个整体的机身，看起来干净利落，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部分。而中国古代法治好像一列火车出发，火车头拉着法，后面第一节车厢拉着礼，第二节车厢拉着德，第三节车厢拉着理，第四节车厢拉着情，第五节车厢拉着权。这里的理主要是指天理，这里的情主要是指人情，这里的权主要是指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以干预法律，无疑也是秦始皇“立私权”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最大者是皇帝，皇帝可以超越法律，还可以法外施恩。比如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贞观七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唐太宗法外施恩，将“死囚凡三百九十人”都赦免了，在历史上被称为“唐太宗纵囚事件”。
众所周知，唐太宗是可以和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的。但唐太宗比秦始皇更加明智和包容，一是因为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能掌控自己和超越自己，二是因为唐太宗身边有敢于谏诤的忠臣魏征等。而秦始皇在后期既不能掌控自己和超越自己，身边也没有像魏征那样敢于谏诤的忠臣。一般说来，像晚年秦始皇这样的暴君之下必有佞臣，而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之下才有忠臣。唐太宗更加明智和包容之处还在于，他知道魏征敢于谏诤不是为了实现魏征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实现李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是为了避免唐朝重蹈隋朝速亡的覆辙。
第二、去仁恩任刑戮。根据《汉书·吾丘寿王传》记载：秦始皇“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在秦始皇晚年，全国有70多万刑徒被送到郦山修秦始皇陵，有些地方的刑徒数量已达到这些地方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汉书·刑法志》记载秦朝“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意思是穿囚服者塞满了道路，监狱中刑徒多得像集市一样。又据《三辅故事》记载，秦始皇时期有72万人被处以宫刑，“所割男子之势，高积成山”。这些记载都可以说明秦始皇的“去仁恩任刑戮”。
第三、秦亡尤在淫侈。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秦人致败之由，在严酷，尤在其淫侈。用法刻深，拓土不量民力，皆可诿为施政之误，淫侈则不可恕矣。”我很赞同吕思勉的观点，有些行为是可以宽恕的，而淫侈是不可宽恕的，主要因为淫侈是主观故意的。在中国历史上，淫侈不仅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也是很多朝代灭亡和清朝八旗子弟堕落的重要原因。所以晚唐诗人李商隐有句千古名诗：“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第四、晚年自我禁锢。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燕人卢生、韩人侯生等方士，为秦始皇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说“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简单说就是这些方士告诉秦始皇，你要想得到长生不死的丹药，就得住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宫殿里。其实我们现在想想，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但秦始皇到了晚年，竟然连这样的话也深信不疑。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发现皇帝越老越容易被欺骗被忽悠，一是老皇帝往往缺乏理性和智慧，丧失了基本判断能力，分不清楚真假、是非和利害；二是尤其在老皇帝周围没有朋友也没有真话，都是骗子也都是假话的时候，老皇帝更加容易被欺骗被忽悠，很快就异化和扭曲到人性真善美的反面，以致于老皇帝越来越愚蠢暴虐，越来越违背常识常规。所以我在想，秦始皇周围的人在欺骗和忽悠秦始皇时，如果把秦始皇看成是一位亲人友人或正常的人，一定会适当地避免过度的别有用心，也一定会适当地手下留情。秦始皇晚年自我禁锢、自以为是和走向反面，我认为秦始皇本人有责任，但不负主要责任，负主要责任者应是同秦始皇有机会讲话的大臣和朝夕相处的近臣。
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因为秦始皇住在梁山宫里，当时一般人都不会知道。但秦始皇在梁山宫所在的山上，可以看到丞相李斯出行车马很多，前呼后拥，秦始皇很不高兴。后来秦始皇再次看到李斯出行，车马明显减少了，他马上知道有身边人告诉李斯了，但当时身边人都不承认。秦始皇非常粗暴残忍，干脆把当时的身边人都杀死。身边人只有一个是不冤枉的，其余的人都是冤枉的。
第五、暴虐导致暴死。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关于秦始皇暴死沙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多个原因，比如服用丹药中毒，日夜批改奏章太累，异地水土不服，被赵高等人暗害等，我认为这些原因都有合理之处。但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始皇暴虐导致暴死，这属于天道中的自然平衡法则。也是老百姓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是体现了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原理，即金木水火土没有绝对的强弱。秦始皇对弱者暴虐，比秦始皇更强的“天”可以对秦始皇暴虐，让秦始皇暴死。秦始皇出行时前呼后拥，有数万人保驾，确实能够有效地防止刺客刺杀秦始皇。但却防止不了“天”让秦始皇暴死，此正所谓“死生有命”或者“人满则天概之”。“天概之”指“天”能刮平一个人，即“天”能让一个人暴死。
第六、秦人不暇自哀。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郎中令与（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从中可见，秦二世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非常可怜。秦二世是一个既没有能力水平、也没有思想智慧的人，周围还都是骗子和假话，所以秦二世生命生活的质量实在是太低了。赵高为了成功地政变，曾经指鹿为马。开始还有人说是鹿,结果赵高把说是鹿的人都抓起来。后来再指鹿为马，更多的人知道谁再说是鹿，谁也会被抓起来，就都保持冷漠沉默，不敢说实话了。最关键的是：赵高指鹿为马成功之后，宫廷政变很容易就成功了。其实，指鹿为马与国外“国王的新衣”十分相似，表明中外历史确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是鹿是马区别明显，国王穿没穿衣服也区别明显，不论是谁都能看得出来。但绝大多数当事人为了避害，采取了集体无意识的冷漠沉默。只有两种人会说实话，一种人是太真诚又不知道避害的，另一种人就是小孩，因为童言无忌。任何人随着年龄的成长，随着趋利避害的需要，人本性中的真善美都会减少。但我们应该做的是：身上真善美减少的幅度尽量少一点，减少的速度尽量慢一点。这里我借用北京大学季羡林老师的一句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有时可以沉默，不都说真话，但假话一句都不能说。
赵高把秦二世软禁了，让秦二世喝毒酒自杀。所以秦二世死前还有时间，当时只有一个最亲近的宦者在身边。秦二世问：“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意思是我最信任你，别人和我说假话我理解，你为什么也对我假话？这个宦者说，因为不敢说真话我才活着，假使我说真话了，你可能早就把我杀死了。因为在秦二世那里，谁说真话，谁批评他，他就会杀谁。谁都想活着啊！所以宦者这句话很深刻，秦朝有太多的人因为不敢说真话而活着。但历史最好不要重演，黑格尔有句很有哲理的话：“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可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史悲剧有时会不断重演，唐朝人看了秦朝历史以后哭，却不知吸取历史教训，擦干眼泪后犯同样低级的错误。宋朝之后的人看了唐朝历史以后又哭，却又不知吸取历史教训，擦干眼泪后又犯同样低级的错误。等于是说中国不同朝代的人都不知吸取教训，无数次都非常低级地踏入了同一条河流湿了鞋。
从秦始皇开始到1911年王朝灭亡，思想和智慧往往说起来写起来头头是道，和平时期和一般场合风光无限，但关键时期、关键场合或面临关键问题时，思想和智慧经常不给力，甚至掉链子。有时真是可谓思想和智慧毫无用处，刀枪和暴力决定一切。中国王朝的历史一直处在以暴易暴必然循暴的怪圈里，上面是暴君专制独裁，对下面百姓毫不让步，下面百姓只好造反起义和暴力革命。前面的王朝都被后面的王朝用暴力推翻，没有一个王朝是通过改革和非暴力建立的。所以后面的王朝对前面的王朝都是否定的，以证明自己王朝用暴力推翻前面王朝的合理性。汉朝虽然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和法律，但汉朝人仍然把秦朝和秦始皇尽量说得罪过很多。贾谊的《过秦论》是相对客观地分析秦朝和秦始皇功过得失的文章，认为“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亡不亦宜乎？”“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大段引录了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且真诚地感叹：“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贾谊的《过秦论》写得很好，但其中有些观点我并不赞同，因为贾谊代表了汉朝人的观点，给秦朝、秦始皇、秦二世增加了某些不实之词。司马迁和班固也是汉朝人，所以贾谊、司马迁和班固这三个人所讲的内容对秦朝、秦始皇、秦二世都是不利的，也就是说否定的内容太多。但我们现在又找不到能有效推翻贾谊、司马迁和班固某些说法的可靠史料。鲁迅指出：“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
李贽在《藏书》中赞扬秦始皇：“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祖龙是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章太炎在《秦政记》中赞扬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梁启超在《战国载记》中赞扬秦始皇：“秦始皇宁为中国之雄，求诸世界，见亦罕矣。其武功焜耀众所共知不必论，其政治所设施，多有皋牢百代之概。”
毛泽东也赞扬秦始皇：“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谈到秦始皇时代后各个朝代的屯垦戍边，而且高度重视研究和借鉴历史，强调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2014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家渠市主持召开兵团座谈会。他说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时代后的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做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的讲话中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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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5日的《人民政协报》刊登了我的文章《对<大秦帝国>热销和热议的反思》，我认为用很大篇幅描述秦始皇的《大秦帝国》，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写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既具有很高的人气，又具有对历史的鲜活理解和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但历史小说毕竟不是以可靠史实为基础的严肃深刻的历史论著，特别是对可靠史料相对缺乏的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朝来说，要写出500多万字的《大秦帝国》，还要生动好看，凝聚人气，自然免不了要虚构很多吸引人的细节。因此我们不能以严肃深刻的历史论著的标准去衡量《大秦帝国》，也不能要求《大秦帝国》承载过多的宏观审视、理性创造、历史借鉴、文明叩问和哲学反思功能。至于说我们当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历史书，则我认为既需要生动好看的历史小说，也需要严肃深刻的历史论著，还需要其它类型的历史书。大家最好都以宽容和宽厚的态度，善待和尊重各类历史书的"百花齐放"、各种议论的"百家争鸣"和不同人群的多元选择。
与秦始皇密切相关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秦制，一直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有遗留，今后也不会绝迹。有人将此解读为制度基因的作用。对此，我曾提过“选择的强制”观点，即一种制度，人们在刚选择它时有一定的选择自由，但经过若干年的延续，便会产生一种选择的强制，即各种因素将强制后人沿着前人选择的这条轨道一直前行，要改变运行轨道不是不行，但确实非常艰难，而且这种制度延续的年限越长越艰难。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起源早，所以重视历史，崇尚过去，这与历史较短、文明起源晚而重视未来、紧跟时代的美国迥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千万不能陶醉和迷恋于数千年历史和文明的辉煌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我们既要研读《大秦帝国》，展现历史精神，又要走出《大秦帝国》，顺应时代潮流。所谓“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既是历史规律，也是客观真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只有突破历史局限，顺应时代潮流，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来来，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推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发展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本文是作者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举办的“大道知行讲堂”系列讲座中的讲座整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