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苦累，一生心安”的王选老师已驾鹤西行，永远离开了我们！对我这样一个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了20多年的晚辈来说，王选老师始终都是和蔼可亲、绝对值得信赖的杰出长辈，永远都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精神丰碑。
我与王选老师见面的机会较多，但直接请教王选老师而深受教益，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段时间：一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全校开展学习王选精神的活动和宣传北大方正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当时我是北京大学政策研究室主任，在起草相关文件和文章的过程中，我多次直接请教过王选老师；二是1999年下半年我因患过敏性鼻炎，每个周二下午到北京大学校医院看免疫系统专家门诊，王选老师也坐在椅子上排队，因等候时间较长，所以我又有多次机会直接请教王选老师；三是2003年我调入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工作后，更有较多机会直接请教王选老师，特别是当征集王选老师对党和国家某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会议的表态意见时，有时我会直接给王选老师家里打电话请教。
我从王选老师那里多次直接请教的最大感受是：尽管王选老师非常忙，但与我交谈的气氛始终非常自然和轻松，我从未感到有丝毫的紧张。因为王选老师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无论对谁都没有一点架子，即便在2003年他身居国家领导人高位后也是如此。关于这点，在《解放日报》记者陆黛的悼文中也可得到印证：“王选老师，在我的心中的形象，两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等头衔，印象并不深。他就是一位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长辈，他是那样的可亲，我与他聊天，就像家里和父母聊天一样。而他在我心目中形象是那样的高大，他是真正的大科学家。”
王选老师“半生苦累”，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催人泪下、令人叹服的事迹，而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名言。这些名言，只有王选老师才能说得如此真实，也只有王选老师才能做得这般完美。
王选老师主张首先要做个好人，他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以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的就是好人。”他还说：“我常想，一个人，一个好人，他活着，如果能够为社会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他的一生才是有趣味的一生。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人只有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我赞同他的话。”王选老师不仅说到做到，而且做的比说的更加完美。许多熟悉王选老师的人都说：“他心中总是考虑别人，惟独没有自己。”仅以住房为例，王选老师曾住过北京大学佟府园丙八号，在只有11平米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北京大学法学院金瑞林教授与王选老师是40多年的老朋友、老邻居，他感慨地说：王选老师住佟府园丙八号的时候，“已经是教授了，而且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经常看见他在院子里的破木椅上，靠着一个软垫，勤奋地工作。”北京大学法学院程道德教授自1969年搬入北京大学佟府园丙八号，与王选老师交往37年，也可称为王选老师的老朋友、老邻居。据程道德教授回忆：“当时我们住的是连着的平房，大院子古色古香。3间平房住了三户人家。我一个人住8平米。王选和他爱人陈?忆M住11平米的房间。……王选关于汉字激光照排的宏伟构想就是在这11平米的屋中形成的。”王选老师的另一位老邻居在网上回忆说：“王伯伯，三十年前和您同住在北大佟府的一个小院儿里，门挨门。那时我很小，常常到您那只有11平米的小屋去玩儿，缠着您‘变魔术’给我看，缠着您要糖吃，每次您总是笑着满足我的要求，那是我童年时很深刻的一段记忆。”
1988年6月，王选老师搬到北京大学承泽园101楼206室，建筑面积正好70平米。到了1998年，北京大学蓝旗营每套建筑面积145平米的院士楼开始分配。当时我正好是北京大学分房审议委员会主任，但王选老师始终不愿搬入院士楼。我社社员申丹教授对此大惑不解，禁不住探问个中原因，王选老师回答说：“我已退居二线，住这个房子就行了。若有可能，应尽量改善在一线工作的年轻人的居住条件，现在都是在靠他们出成果。”直至如今，王选老师在北京大学的住房还是只有70平米的承泽园101楼206室。据王选老师的助手、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数字媒体研究所所长邹维研究员回忆，2000年前后，王选老师家里还铺着地板革。而当时，北大许多普通教师家里都安上了木地板。想来真是遗憾，我自1995年至2000年担任北京大学分房审议委员会主任，共主持审议了数千套住宅的分配，却竟然未能有缘为我终身景仰的王选老师效劳。
王选老师说：“伏枥的老骥一般都有很强的事业心，总想在晚年继续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心态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把这种雄心更多地落实到扶植新一代的年轻学术带头人上去。所以我认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他在1997年说：“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王选老师认为：“计算机这类新兴学科，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应该重点支持尚未成名的、有才华、有潜力的小人物。”“为他们创造平等、和谐、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好环境。”王选老师自己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而把巨额奖金捐出，设立科研基金，以弥补年轻人科研经费的不足。王选老师55岁时，建议“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想把自己排除在外。王选老师56岁时，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我已退居二线，现在的任务就是扶植年轻人。”“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养出多少年轻人。”他希望年轻人能“超越王选，走向世界”。2003年，王选老师病情加重，但仍躺在病床上看完博士生潘爱民长达100页的毕业论文，并在5天内将修改意见返给潘爱民。潘爱民回忆说，他能看出王选老师仔细阅读了全文，“这对于病人来说是相当辛苦的”。王选老师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学术带头人和年轻工作骨干。
王选老师“一生心安”，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独步天下的科研成果，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因此，王选老师被称为北大方正集团的精神领袖、中关村的精神领袖，也被称为计算机界的精神领袖、科学界的精神领袖。张海棠和宋均营在《王选印象:中关村精神领袖的自谦》一文中指出：“王选的谦逊是出了名的，或许从他自谦的话语中，我们会更多地认识到他‘精神领袖’的风范。”有位网友在悼念王选老师时说：“去年的1月份,国图公司大会上,您百忙之中抵达现场,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您挥手示意多次,掌声仍不能停歇。6分钟的时间,不长,但就在那个时候,您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精神领袖!”
现在，王选老师驾鹤西行已渐行渐远，但他作为我们许多人景仰的“精神领袖”或“精神丰碑”，必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也必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