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2日上午，惊悉罗豪才老师仙逝，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回顾思考自己认识罗老师三十余年来的最大感受，无疑是“道德文章”四字。可以说，撰写“道德的文章”和践行“文章的道德”，全面深刻贯穿于罗老师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的一生。有人认为，文章出于道德，文章传承道德；道德为文章之骨，文章凭道德而立；道德文章内在统一于君子的精神世界。我对此是深表赞同的。所以我借用《中庸》中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这句话，来深切缅怀罗豪才老师。当然，《中庸》这句话后面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也全面深刻贯穿于罗老师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的一生。
我是1982年进入北大读研究生的，至今在北大已学习和工作36年。我最早认识罗老师是研究生期间旁听他讲课。1990年我在北大破格提为副教授。1993年罗老师找我，说他因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所以与韩国行政研究院交流合作较多。韩国行政研究院拟在首尔举办一次小规模高层次的“儒学与官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请罗老师推荐两位中国学者参加，罗老师推荐了楼宇烈老师和我。罗老师嘱咐我一定要认真准备论文，尽量展示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当时我遵照罗老师的嘱咐，认真准备了参会论文，楼老师和我代表中国学者的会议发言也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但我始料未及的是，韩国行政研究院还付给我1500美元的稿费，按当时汇率，相当于12000多元人民币。这是罗老师给我机会，让我瞬间成为“万元户”。
2003年，在我任北大教授的第九个年头，组织上突然安排我“从政”：担任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后来转正为主任）。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当时我到了一个新岗位，一切要从头开始，不免有些诚惶诚恐。为了更快“洗尽书生气味酸”和由“应然性”思维转变为“实然性”思维，为了避免“百无一用是书生”和“坐而论道易，起而行道难，书呆子从政，误事又误身”之议，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首当其冲地当面请教我在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师。主要是经常请教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韩启德老师，还有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王选老师、金开诚老师。
我也多次请教时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罗豪才老师，因为我在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前几年，九三学社中央与致公党中央同在北京蒋宅口的一个办公楼。罗老师对我格外关照和厚爱，告诉我见他无需预约，只要他在办公室，随时可以找他聊天。罗老师身上毫无官气，与罗老师聊天如同亲人拉家常，我极其享受，乐在其中，因为罗老师不仅儒雅慈祥，和蔼可亲，而且娓娓道来，妙语连珠。同时我也请教过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丁石孙老师。正是丁石孙、罗豪才、韩启德、王选、金开诚五位北大老师对我推心置腹、情真意切的谆谆教诲，使我顺利度过了“书生从政”后充满各种新挑战的艰难起步期。
罗老师是交叉党员：既是中共党员，也是致公党党员。他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非常重视政协理论和统战理论的研究。他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非常重视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他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非常重视北京大学的管理服务工作。我曾任过七年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连任过两届十年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还多年兼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和高级职称评委，也多次现场参与每年3月“全国两会”的管理服务工作。还先后任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分房委员会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发展规划部部长，人才研究中心主任，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罗老师是名誉理事长）等。这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接触罗老师的各项工作并听到周围领导和同事对罗老师的极高评价。
谈到全面深刻贯穿于罗老师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一生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无疑涉及许多方面。就我个人体悟而言，目前正在深入思考的是：我研读中外的经典，往往是初读不识书中意，读懂已是书中人；我聆听罗老师的教诲，也往往是初听不知话中意，悟懂已是话中人。以下我仅重点概括四点，这四点是我最心悟神服并受益良多的：
一是恪守修齐治平。在我与罗老师的长期交往中，可以时刻感受到罗老师的修齐治平情怀。罗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君子，极具绅士风度和贵族气质，注重做人、修养、思想和文化。这与某些聪明精致的民主党派领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注重专家有余，注重君子不足；注重做官有余，注重做人不足；注重能力有余，注重修养不足；注重技能有余，注重思想不足；注重知识有余，注重文化不足。尤其是罗老师的治国平天下情怀，真可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国家天下为己任，为千秋万世开太平”。正如罗老师生平中所写：“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进步，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从小在新加坡长大，童年时期正值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先后参加了星洲学生抗日活动和抗英同盟等组织，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51年，他被逮捕监禁，后被驱逐出境。这些坎坷的经历使他由衷地盼望祖国强大。1952年回国后，他一直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老师在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方面经常体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也与罗老师的修齐治平情怀密切相关。据罗老师的学生成协中教授回忆：在任职最高人民法院期间，恩师曾在巨大压力之下，依法公正地审结号称是“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的某行政案件。在该案审结之后，被告方律师不仅攻击法院枉法裁判，还攻击恩师徇私枉法。在面对中纪委的调查时，恩师说，“我不认识吴某某，和他的老婆也没有接触。至于钱的事，他吴某某有多少钱能收买我罗豪才，收买我这个大法官？我生不为钱，且受党的教育多年，绝不会为金钱所动。”此番话语，掷地有声，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在走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时，恩师说：“我对自己签下的案件和批复负责。如果将来因为某些个案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我绝不推卸责任。”罗老师的学生包万超教授认为，“只要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人，拥有罗豪才教授的一部分品格，我们国家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将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二是展现政治智慧。罗老师在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方面所展现的高超政治智慧，是很多学者、官员尤其是不少民主党派主要领导身上所缺乏的。据我所知，个别民主党派主要领导缺乏政治把握能力和政治智慧，长期不理解不认同中共中央强力反腐的决心和举措。若干年前，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公开某贪腐高官姓名后，这位民主党派主要领导还建言献策明确反对这一举措，认为这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最后得到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采纳，他便以此作为民主党派不是花瓶的成功范例到处宣讲。这位民主党派主要领导的政治把握能力和政治智慧，与罗老师相比确实是相形见绌，甚至有天壤之别。
据罗老师的秘书熊万鹏先生回忆：“2004年，罗主席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强同香港法律界的联系，努力就07/08年的普选问题达成最大共识。他先是到访香港，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小律师公会等团体进行充分交流。由于他的学者身份和学术背景，加之又风度翩翩，平易近人，交流起来非常方便，效果很好。后来，他又邀请香港律师界组成一个非常广泛的代表团访问北京，进一步深入交流，体现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罗老师在对某些政治敏感性较强的概念的恰当把握上，也展现了他的高超政治智慧。据罗老师的学生毕洪海教授回忆：“记得我起草中国宪政之路纪念文集的序言中用了两句话‘宪政在中国既有其不可承受之重，亦有其不可承受之轻’，自己一时还颇为得意，以为是点睛之笔。罗老师电话认真问了我这两句话的具体意思，然后说，‘宪政在中国不存在不可承受之重，也不存在不可承受之轻’，就把这两句话删掉了。”
三是坚持学术研究。罗老师经常说自己是一介书生，要保持书生本色。他告诉我，如果有人评价他失去了书生本色，则一定是对他做人做事的一种委婉批评。俞可平教授认为，罗老师“最本质的角色是一名学者、一名教师。他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他开创了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倡导并推动了软法研究，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体系。”罗老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致公党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几乎每周都要抽出时间，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给博士生上课。据罗老师的学生查庆九主任回忆：“我上博士时，罗老师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政务活动十分繁忙，但每个周末给博士生上课的半天时间却是雷打不动，即使偶被公务耽搁，也要另找时间补回来。”罗老师的秘书熊万鹏先生曾问他，您工作这么忙，布置一些作业让博士生独立思考就行了，不一定每周都要亲自去北大授课吧。罗老师总是笑呵呵地说，自己在北大呆了大半辈子，就是一个“教书匠”。当法官、公务员总有退休的一天，但学术研究可以搞一辈子。
罗老师多次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官不长存，学术长存”。这句话一直指导我“从政”后的工作，确实使我受益匪浅，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2003年我到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职时，对北大主要领导提的唯一要求是一直保留我上课和带研究生的工作，北大主要领导答应并做到了；二是我在九三学社中央任职的11年，对九三学社中央主要领导提的唯一要求是始终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只有这个岗位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九三学社中央主要领导答应并做到了。正是因为我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所以当我离开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岗位后，还能撰写自己所从事专业领域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也能胜任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岗位。
四是践行平衡理论。罗老师首先提出和倡导的平衡理论，我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的超越和提升。罗老师认为，自己提出和倡导的平衡理论，是针对学术界“管理论”与“控权论”两者的对立，在实践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讨论总结而形成的。平衡理论的重要内涵和关键环节是机制，包括制约机制、激励机制和协商机制，只有这三种机制合理结合，才能动态平衡恰当的度。罗老师还认为，平衡理论是有重点的，并不是简单的、片面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一味地、无原则地协调。平衡不能违反法律，不能违反合法性、合理性两大原则，实际上，没有原则也无法实现平衡。平衡论也可称之为兼顾论，即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据罗老师的秘书熊万鹏先生回忆：“有人把平衡理论当作一种‘中庸之道’和简单调和。罗主席对此一笑了之，并进一步深入指出，《中庸》探寻的是人的智慧本性，关键在掌握一个‘度’，把握一个‘临界点’”。
罗老师对自己提出的平衡理论身体力行，他在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的实践中，非常恰当地处理和协调了许多重要关系，如做人与做官，政治与学术，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研究，参政与监督，国家与个人，人权与主权，人权与民生，人权与法治，硬法与软法，权力与权利，管理与控权，制约与激励，都真正做到了动态平衡恰当的度。例如，罗老师在自己主编的三本行政法平衡理论的论文集中，不仅收录了多篇赞同平衡理论的论文，而且收录了多篇批评平衡理论的论文。再如，有人认为罗老师是老好人，是好好先生。实际上罗老师为了避免使民主党派成为注重娱乐和交际的俱乐部，并不追求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表面一团和气，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始终都起带头作用。他坚持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原则不讲关系，该批评的就批评，该提醒的就提醒，当然该赞扬的也赞扬。这说明在赞扬与批评方面，罗老师也真正做到了动态平衡恰当的度。
罗老师的一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一生，是爱国奋斗奉献的一生。罗老师的终生职业和身份是大学教师，众所周知，任何大学教师都要自己证明自身价值，而由别人评价是否实现价值。罗老师的为学为师和做人做事，充分并出色证明和实现了自身价值，正如北京大学在校内罗老师灵堂悬挂的挽联中所写的：“为学为师开拓新路一生追寻权利权力再平衡，做人做事浩然坦荡万古留存清风霁月满乾坤”。
罗老师永远值得我们景仰！罗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岳庆平系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