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北宋词因时代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风貌，这一点早在南宋就已有人指出。柴望《凉州鼓吹自序》云：“词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间，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当别家数也。……余不敢望靖康家数，白石衣钵或仿佛焉。”（注：《彊村丛书》。）这里已将周邦彦、康与之生活的宣和、靖康年间的北宋与姜白石的南宋区别开来。并将北宋视为不可企及的范本。明代为词学的中衰期，正统文人视词为“小道”、“鄙体”，习词者多将词作为“娱宾遣兴”的工具，词坛以《草堂诗余》最为流行。《草堂诗余》是南宋人编的一部词集，集中多选晚唐五代北宋的作品，风格独尚婉丽柔靡（注：参阅拙文《试论〈草堂诗余〉在词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意义》，《中国韵文学刊》1995年第2期。）。明人的审美趣味选择了《草堂诗余》，反过来《草堂诗余》又影响了明人的词学观念。明人并未集中讨论南北宋词的优劣和取舍，但明人重北宋、轻南宋的态度还是相当明确的。如杨慎评南宋词人冯艾子词云：“有北宋秦、晁风味，比南宋教督气、酸馅气不侔矣。”（注：《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引。）李元玉《南音三籁•序言》：“赵宋时，黄九、秦七辈竞作新声，字戛金玉；东坡虽有‘铁绰板’之诮，而豪爽之致，时溢笔端。南渡后，争讲理学，间为风云月露之句，遂逊前哲。”皆认为南宋不及北宋。明代末年，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为了改变词坛颓靡的局面，要求端正词人的创作态度，强调词的风骚之旨，明确提出学习南唐、北宋的主张。陈子龙《幽兰草词序》云：“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伦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云间派的另一位词家宋征璧也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蔽”（注：《词苑丛谈》卷四引，上海古籍出版社。）。云间词派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西泠、扬州、柳州、常州等地的词家纷纷步其后尘。学词者取径唐五代北宋，而置南宋于不屑。云间派提倡学习南唐北宋自然流畅风格的主张对萧清明代以来词坛颓靡风气有积极意义，但由于云间派所提倡的南唐、北宋词的婉丽浓艳在时代和风格等方面易与明人的风气相混淆，因而没有起到彻底改变词坛面貌的作用。
继云间词派而起的浙西词派，同样以振衰起弊为目的，其与云间派不同的是提出了取法南宋的主张。朱彝尊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注：《词综•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朱氏又反复指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注：见《水村琴趣序》《鱼计庄词序》等文，《曝书亭集》卷四十。），以引起人们对南宋词的注意。朱彝尊意在用以南宋姜夔、张炎为代表的清雅词风改变词坛柔靡的风气。朱彝尊的主张先后经浙西词派成员如汪森、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麟等人的鼓吹，在适宜的政治气候助动下，很快风靡大江南北，取得了词坛盟主的地位，并历康、雍、乾、嘉数朝而不衰。词坛几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注：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序》，《清名家词》。）。谢章铤曾评述清代前中期词坛风气的变化云：“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至朱竹垞以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陈廷焯亦云：“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三，齐鲁书社。）
嘉、道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忧外患，朝政动荡。词学领域内的反映集中表现在词家逐渐摒弃已走入追求形式技巧的浙派末流，而寻找能够抒发郁结心胸的方式和途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张惠言大张“意内言外”之帜，在《词选序》中将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等七家作为“渊渊乎文有其质”的典范加以推崇。虽然张惠言并未否定浙西派所标榜的姜、张，但他将张、苏、秦、周等北宋词人特意推出，已是对浙西词派独尊南宋的一大反拨。谭献说“（张惠言、张琦）振北宋名家之绪”（注：《复堂词话》。），即是指的这层意思。张惠言之后，周济对南北宋词作了细致的分析，分别指出了南北宋词各自的长短。他对南北宋词有一番著名的评论：“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注：《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氏之论实际上肯定了北宋词的最高地位。因而蔡嵩云说“常州词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注：《柯亭词论》。），也是从这一点上着眼的。
晚清词坛南北宋的争论出现了新局面。有坚持南宋或坚持北宋者，亦有兼容并蓄各取所需者。固守南宋者如浙西词派的后劲“戈顺卿（戈载）《宋七家词选》，标举词家准的，详于南宋者，以词至南宋始极其精也”（注：蒋兆兰《词说》。）。但其影响已如强弩之末。王国维论词不入派别，独树一帜，以境界论词。《人间词话》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他力倡北宋，排斥南宋，但已与云间、常州诸派鼓吹北宋的内涵不同。其时影响最大的“清季四大家”，则以北宋为主，兼取南宋，并以不立门户、不泥时代为号召。谭献论及晚清王鹏运、况周颐的词学特色云：“幼霞洁精，夔生隐秀，将治南北宋而一之，正恐前贤畏后生也。”（注：《复堂词话》。）王鹏运、朱祖谋广泛搜集、校勘、刊刻两宋诸家词集，先后成《四印斋所刻词》和《彊村丛书》，对南北宋并无轩轾。况周颐等人亦能对两宋词人客观分析，无前人意气用事之弊。
二
清代词学理论关于南北宋词的论争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南北宋之争与词坛现实的关系。争论不仅缘于治词者的个人好恶和对南北宋词的不同认识，词学家对现实词坛关注的态度和理论批评意识是争论的主要原因。南北宋之争与清代词风的变化密切相关。清代词学理论与明以前词论多记事闲谈，印象式、随感式的批评不同，理论色彩加重，尤其是理论的针对性加强，有的放矢，有为而发。有关南北宋词的争论成为批评现实的重要手段。话题虽在南北宋，而矛头指向，意在现实词坛。
清初各派无论倡北宋还是主南宋，其主要意图都是为了扭转明代以来的颓靡词风。如朱彝尊大力倡导南宋词，正是针对明以来的词坛现实。朱彝尊《水村琴趣序》云：“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朱彝尊意图用南宋姜夔、张炎的清空、骚雅来医治明代以来的淫亵和颓靡。朱氏还编编了《词综》以取代对明代影响最大的《草堂诗余》，为习词者提供范本。当《词综》编成后，朱彝尊“喜而作词曰：‘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注：《灵芬馆词话》卷一。朱词见《江湖载酒集》《摸鱼子•同青士重访晋贤，时书楼落成，订〈词综〉付雕科，有怀周士季青在吴兴》。）朱氏改变词坛风气的意图由此可见。正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所云：“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人孟浪言词者示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朱彝尊推崇南宋意在医治明词余风，并非小视北宋词。这一点朱彝尊与其追随者是有根本不同的。陈匪石也指出了这一点：
竹垞有言：“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此在竹垞当时，自有两种道理：一则词至明季尽成浮响，皆由高谈《花间》、《尊前》，鄙南宋而不观之过，故以此语矫之；二则竹垞专宗乐笑翁，遂开二百年浙西词派，其得力正在宋季，自言其所致力也。……竹垞此语，实为宗南宋而桃北宋者开其端。（注：《旧时月色斋词谭》，转引自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
此言甚是。事实上朱彝尊尊南宋的主张确曾使词坛发生了很大变化，词家言时代必称南宋，论词人必举姜、张，随之产生了独尊南宋，轻视北宋的风气。一时间北宋词人竟为治词者所不屑一顾。矫枉过正，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浙西词派的影响下，人们的词学观念中，南宋即特指姜夔、张炎为代表的清空、醇雅的风格，并不包括南宋辛弃疾所代表的豪放词风。如杜文澜谈及黄之驯的词学经历是：“初学苏、辛，后改而致力于南宋”（注：《憩园词话》。）。语中透出辛弃疾并不在南宋之列。由此种观念可见浙派之影响之深。谢章铤对浙西派推崇南宋词所带来的弊端有一番评论：
大抵今之揣摩南宋，只求清雅而已，故专以委夷妥帖为上乘。而不知南宋之所以胜人者，清矣而尤贵乎真，真则有至情；雅矣而尤贵乎醇，醇则耐寻味。若徒宇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则亦姜、史之皮毛，周、张之枝叶已。虽不纤靡，亦且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注：《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
谢氏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浙派学南宋词只是取清空醇雅皮毛，而不讲立意，可谓本末倒置。再者，明代及清初轻视南宋，已成弊端；反其道而无视北宋，亦不可取。只要对北宋词人的作品有一定认识，就不会盲从浙派末流极端的崇南宋之论。生活在康熙年间，并已接受浙西派词学的先著针对盲目鼓吹南宋的风气亦表示了不满；“南宋小词，仅能细碎，不能浑化融洽。即工到极处，只是用笔轻耳，于前人一种耀艳深华，失之远矣。读以上诸词（按：指张先、秦观、贺铸之词）自见。今多谓北不逮南，非通论也。”（注：《词洁集评》续编卷一。）上引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在肯定了浙派的积极作用后又说：“苏之大，张之秀，柳之艳，秦之韵，周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苏轼、张先、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北宋词人各具特色，甚至可以说已是词史上的高峰，浙派执意要以南宋词人掩其光辉，实难以服人。由此可见浙派末流尚南宋之论的缺陷已日趋明显。
张惠言的《词选》问世，标志着一个词学新时期的到来。张氏之学生金应珪在《词选后序》中将“逝世为词”的弊端概括为“三蔽”：“淫词”、“鄙词”、“游词”。谢章铤进一步分析“三蔽”所指：“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一）。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所谓“游词”，金应珪分析其表现是“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即貌似清雅，实无真情。“学姜、史之末派”、习“姜、张之词”的“游词”，正指浙西词派。陈廷焯进一步明确地说：“今之假托南宋者，皆游词也。”（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九。）学南宋而堕入“游词”，可见浙派积弊之重。常州词派正是针对浙派积弊，才又重新提出认识北宋词。常州派论词主意格，尊词体。张惠言首开以意内言外说词、讲求词中微言大义的先河，所举之词多为唐五代北宋词，因其合乎意内言外之旨。如将温庭筠的《菩萨蛮》词解为有“《离骚》初服之意”，说苏轼的《卜算子》“与考槃诗极相似”。郑文焯的说法可作为常州派对北宋词认识的概括：
北宋词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灵在神。而意内言外，仍出以幽窈咏叹之情。故耆卿、美成，并以苍浑造端，莫究其托谕之旨。卒令人读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兴可观。有触之当前即是者，正以委曲形容所得感人深也。（注：《大鹤山人词话附录》。）
以意内言外、托喻比兴论北宋词已与云间词派论北宋词为婉丽含蓄不同，因其针对的已不是明末的颓靡，而是浙派的空疏了。
第二，随着争论的深入，各派所说的南北宋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如云间词派的陈子龙持论推崇南唐、北宋，心仪所在是情景交融、意辞并茂、自然流畅、高澹浑厚的特色。到了后期的蒋平阶则独重五代，竟连北宋也否定了：“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注：《支机集•凡例》，《词学》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蒋氏之论旨在“复古”，较之陈子龙所论不仅遗其精华且失之偏狭。再如浙西词派的初期所推崇的南宋，是以姜夔、张炎的清空、醇雅的词风为主要特征的，因而早期浙派往往姜、史（达祖）与姜、张（炎）并提而不注意史达祖与张炎的差异。到了中期的王昶，同样是推崇姜夔、张炎，却注重的是白石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人格气节，以及玉田深挚的家国之思：
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暨于张氏炎、王氏沂孙，故园遗民，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而词之能事毕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而语，且举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此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譬犹名倡妙伎，姿首或有可，以视瑶台之仙、姑射之处子，臭味区别，不可倍蓰矣。（注：《江宾谷梅鹤词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其主旨已转向意格内涵上了。浙西派理论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浙派另一词家凌廷堪则对当时人们言必所称的“南宋”一词加以分析：
填词之道，须取法南宋，然其中亦有两派焉。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前则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诸人，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
凌氏之语说明，人们对南宋词的丰富内涵开始有所认识，并对专主姜、张之清雅表示不满。
三
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代表了词体艺术的最高成就。清代词学家们以“中兴”为己任，势必要把宋词作为学习、研究的对象。在对南北宋词的不断探索之中，清人于南北宋词的各自特色有了逐渐深入的认识，有些见解还相当精辟。当然这些认识和见解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清人的时代烙印和流派色彩。
首先我们来看清人推崇北宋词的认识。一曰尊古。古人论诗、文、词重视正本清源，溯源头又往往带有崇古意识。北宋于南宋之前，自然为源。许多推尊北宋之论含有复古、尊古的意味。杨希闽《词轨序》云：
吾谓词家，亦当从汉魏六朝乐府入，而以温韦为宗，二晏、秦、贺为嫡裔，欧、苏、黄如光武崛起，别为世庙。如此则有祖有祢，而后乃有子有孙。被截从南宋梦窗、玉田入者，不啻生于空桑矣。故阀材近而创意浅。
此论以古今为价值判断标准，主张从古入手，出源而流，虽不无一定道理，但一概论定“阀材近而创意浅”，今不如古，则不免有失武断。相比之下，陈匪石的分析颇有可取之处：“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注：《旧时月色斋词谭》，转引自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北宋距晚唐五代不远，词风也颇为接近。南宋词人求变，有不愿步入后尘，树立自己风格的追求，也有刻意求奇的心理。文学艺术的历史继承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宋词人“刻意求奇”的态度，并不可取。不过北宋词的优长也并不仅仅在于有“古意”，陈匪石的说法也应具体分析。
二曰自然。词兴起于唐五代，至两宋而蔚为大观。北宋之时，尚有唐五代余韵。一方面，文人视词体为“小道”、“卑体”，多以游戏态度为之，无须过于“认真”和“讲究”。另一方面文人又严格诗词之辨，以诗言志，以词言情，因而北宋词显得感情率真，风致自然。南宋以后，在文人不断的“尊体”努力之下，诗词之别已不十分明显。文人开始刻意经营，词体逐渐“精致”起来。清代词论家对南北宋词的这种差异有深刻的认识，如冯煦《蒿庵论词》云：“北宋大家，每从空际盘旋，故无椎凿之迹。至竹坡、无往诸君子出，渐于字句间凝炼求工，而昔贤疏宕之致微矣。此亦南北宋之关键也。”吴尺凫亦云：
临安以降，词不必尽歌。明庭净风，陶咏性灵，其或指称时事，博征典故，不竭其才不止。且其间名辈斐出，敛其精神，镂心雕肝，切切讲求于字句之间。其思泠然，其色荧然，其音铮然，其态亭亭然。至是而极其工，亦极其变。（注：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之二《旨趣》引。）
崇北宋的词论家不仅盛赞北宋的自然，而且批评南宋的雕琢。先著云：“小词之妙如汉魏五言诗，其风骨兴象迥乎不同。苟徒求之色泽字句间，斯末矣。然入崇、宣以后，虽情事较新，而体气已薄，亦风气为之，要不可以强也。”（注：《词洁集评》续编卷一。）文廷式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极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声多啴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注：《云起轩词序》，《清名家词》。）南宋词人讲究形式，在字句的雕琢和色泽的布置上颇用功夫，已失去了北宋词的率真自然。陈洵亦云：“唐五代令词，极有拙致，北宋犹近之。南渡以后，虽极名隽，而气质不逮矣。”（注：《海绡说词•通论》。）所谓“拙致”即指天真自然的情态，此正是北宋词之特点。蒋敦复则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北宋词的这个特点：“清真词抟捖，如狮子搏兔用全力，非南宋诸家徒以谐婉见长。”（注：《芬陀利室词话》卷一。）所谓“用全力”，乃发自内心情感的本性，而没有讲求“谐婉”的人工痕迹。王国维称自己的“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而瓣香北宋，其实也为北宋词的自然。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唐五代北宋之词，所谓生香真色。”又云：
严沧浪《诗话》曰：“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
王国维引《沧浪诗话》之喻形容北宋词，意在说明北宋词无雕凿之痕，极其自然之美。
三曰情真。推崇北宋词者还强调北宋词的感情真挚，毛先舒云：“北宋之盛也，其妙处不在豪块，而在高健；不在艳亵，而在幽咽。”（注：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引。）王国维更以情的真和深称北宋：“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注：《人间词话》。）论者对南宋词的因“社会功能”增加而出现的弊端也加以批评。王士祯、邹祇谟辑《倚声初集》云：“南宋诸词以奉故，未免浅俗取妍。”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把词作为巴结逢迎权势工具的现象在南宋不为少见。王氏此语虽不免有些绝对，但还是相当尖锐的。
其次再来看推崇南宋词者的认识。无论是推北宋还是尊南宋，词论家们都承认南宋词较北宋词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德瀛《词徵》说：“词至北宋，堂庑乃大，至南宋而益极其变。”词体的发展大致为：体裁由小令独擅到长调慢词兼长，风格由花间婉丽一体到豪放、清雅各体皆备，题材内容由花间樽前相思离别到社会历史无不可写。这种种变化都是在南宋时最终完成的。清代词论家尚南宋者往往注意到这些。清初词论者已认识到南宋词的某些特色，如邹祇谟《远志斋词衷》在引朱承爵《存余堂诗话》的“词家意象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之语后，进一步说南宋长于长调慢词的特点：“南宋诸家凡以偏师取胜者无不以此见长。而梅溪、白石、梦窗诸家，丽清密藻，尽态极妍。要其瑰琢处，无不有蛇灰蚓线之妙，则所云一气流贯也。”北宋工于小令，南宋长于慢词，这一点已为词坛所普遍认同。如杜文澜《憩园词话》云：“北宋为小令，重含蓄，继唐诗之后；南宋为慢词，工抒写，开元曲之先。”先著亦云：“南渡以后各家，长词虽极意雕镌，小调不能不敛手。以其工出意外，无可著力也。”（注：《词洁集评》卷一。）二人虽然对南北宋词的态度不同，但所论定两宋词的特点却是一致的。
主南宋者并非都是从形式技巧着眼，有的论者从南北宋时代和社会矛盾的不同入手分析了南北宋词的不同。王昶云：“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注：许宗彦《莲子居词话序》引。）北宋词家所抒之情，多为一己之感受。所谓“北风雨雪之感”，无非个人的进退荣辱。而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压倒一切，半壁江山沦入敌手，失地之痛，亡国之危成为人们心头的重压，“黍离麦秀之悲”实为民族同悲。南宋词人以之作词，极易引起世人的共鸣，无论思想价值，还是艺术价值，称之为“高”，实不为过。持词为小道、小技之见者，往往指斥词的题材不出花间樽前，南宋时表达家国之悲的词作，对此正是一个极好的反驳。沈祥龙《论词随笔》云：“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词至南宋，如稼轩、同甫之慷慨悲凉，碧山、玉田之微婉顿挫，皆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
南宋以后，词的音乐性减弱，文人以之为诗之一体，言志向，咏性情，论时事。诗中所习用的种种修辞亦皆用于词。称南宋词“极其变”是合乎实际的。崇南宋的词论家推誉南宋词的精致，如朱彝尊《词综•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瓣香北宋者往往举北宋词的自然，因其无拘束，无顾忌，词中虐浪之言、俚俗之言多有。南宋词风尚雅，雅亦是精致的一种表现。陈廷焯《词坛丛话》说：“北宋间有俚词，间有伉语，南宋则一归纯正。”陈匪石《声执》云：“宋有俳词、虐词。不涉俳、虐乃为之雅，此种风尚，成于南宋。”南宋词，文人刻意为之，虽失自然之趣，却得精致之雅。
主南宋者还有一层意思，示人学词门径。南宋词便于初学，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一般说来，便于初学者门迳显豁，却难臻高致。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说：“南宋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陈匪石云：“南宋有门径可寻，学之易至。”（注：《旧时月色斋词谭》，转引自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即是此谓。
经历了清代前中期崇南尊北的争论，人们逐渐认识到偏执一端的弊端，开始对南北宋词各自的短长进行客观地分析。从词的作者构成来看，两宋有所不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从词与音乐的关系看，词是音乐文学，词体的许多特点都与音乐有关。宋翔凤《乐府余论》云：“北宋所作，多付筝琶，故啴缓繁促而易流；南渡以后，半归琴笛，故涤荡沈渺而不杂。”北宋以前词体多为小令，伴奏乐器多用琵琶等弦乐器；南宋以后慢词长调浙多，伴奏乐器多用笛子等管乐器（注：《词源•音谱》：“惟慢曲、引、近则不同，名曰小唱，须得声字清圆，以哑筚篥合之，其音甚正。”）。伴奏乐器不同与乐曲的音乐形式不同相联系，词的风格也随之变化。北宋词人多精于词律，故北宋词之音乐性较强；南宋时已有许多词人将词作为诗之一体，不再讲究词的音律。随之而来，词的内容亦发生了变化。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云：“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介存斋论词杂著》云：“北宋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宋词各有优长，也各有其短。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唐五代北宋之词，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所谓“倡优”、“应歌”指词与当筵征歌的妓女的关系，“俗子”、“应社”指词人的庸俗的社会心态。二者皆不可取。陈廷焯云：“北宋间有俚词，南宋则多游词，而伉词则两宋皆不免。”（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十。）谢章铤分析了两宋词人的得和失：“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然二者偏至，终非全才。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滥，黄鲁直失之伧；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吴梦窗失之涩，蒋竹山失之流。”（注：《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南北宋皆有值得肯定的“正宗”，亦有失之偏者，谢氏之论较为公允。
四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词亦如此。唐五代词、北宋词、南宋词皆以时代划分，都带有时代的烙印：既有时代的内容，又有时代的风格。南北宋词各具时代特点是必然的，认识这种特点也是必要的。陈鸿寿《衡梦词序》云：“耆卿骞翮于津门，邦彦厉响于照碧，至北宋而一变。石帚、玉田理定而离藻，梅溪、竹山情密而引词，词至南宋又一变矣。”（注：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引。）田同之《西圃词说》云：“词始于唐，盛于宋，南北历二百余年，畸人代出，分路扬镳，各有其妙。至南宋诸名家，倍极变化。盖文章气运，不能不变，时为之也。”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源和流，北宋词对南宋词产生影响是十分自然的。先著《词洁集评》云：“阅北宋词，须放一线道，往往北宋人一二语，又是南渡以后丹头，故不可轻弃也。”谢章铤云：“词至南宋奥交尽辟，亦其气运使然，但名贵之气颇乏，文工而情浅，理举而趣少。善学者，于北宋导其源，南宋博其流，当兼善，不当孤诣。”（注：《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应该说源有源之价值，流有流之价值，对南北宋词应取的态度是各美其美，各取其长。
王士祯针对云间词派独取南唐、北宋的偏执作法指出：“云间数公……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坐此。”（注：《花草蒙拾》。）陈廷焯《词坛丛话》则具体分析了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认为北宋词多小令，体制短小，尺水兴波，以含蓄蕴藉，饶有韵味见长；南宋词词体声律完备，以精致典雅取胜。用《诗经》中的《风》和《雅》作比是较为恰切的。蔡嵩云《柯亭词论》则从文学的发展、进化着眼，分析了北宋词的自然美和南宋词的雕饰美：
词尚自然固矣，但亦不可一概论。无论何种文艺，其在初期，莫不出乎自然，本无所谓法。渐进则法立，更进则法密。文学技术日进，人工遂多于自然矣。词之进展，亦不外此轨辙。唐五代小令，为词之初期，故花间、后主、正中之词，均自然多于人工。宋初小令，如欧秦二晏之流，所作以精到胜，与唐五代稍异，盖人工甚于自然矣。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如东坡之纯任自然者，殆不多见矣。南宋以降，慢词作法，穷极工巧。稼轩虽接武东坡，而词之组织结构有极精者，则非纯任自然矣。梅溪、梦窗远绍清真，碧山、玉田近宗白石，词法之密均臻绝顶。宋词自此，殆纯乎人工矣。总之，尚自然为初期之词，讲人工为进步之词，词坛上各占地位，学者不妨各就性之所近而习之，必是丹非素，非通论也。
自然与人工、或曰天工与人巧孰优孰劣的争论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都有体现。六朝诗尚人巧而陶渊明诗不为重视，唐诗尚自然而学陶竟成风气。在词中，尚自然者推北宋，好人工者举南宋。从发展的眼光看，由自然到人工是必然趋势。艺术欣赏各有好恶，春兰秋菊各美其美，北宋与南宋、自然与人工亦是如此。以己之好强律他人，甚不可取。
以时代先后分为北宋、南宋，评论南北宋的特点，是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也有一定的缺陷。首先，不仅要看到南北宋之间的差异，还要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如张德瀛云：“两宋词离合张歙疏密，各具面目，其犹禅家之南北宗，书家之南北派乎。然究其所造，则根情苗言，固未尝不交相为用。”（注：《词徵》卷五。）两宋词之优秀之作，皆出于情之真、情之深，风格的差异仅居次要地位。其次，两宋词坛多彩多姿，仅以时代分为北宋、南宋二段，有一定局限性。例如论词学流派，以时代分就不完全合适。冯煦《重刻东坡乐府序》曾举苏、辛的例子云：“词之有南北宋，以世言也，曰秦、柳，曰姜、张，以人言也。若东坡之于北宋，稼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一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豪放派逸出传统的婉约之外，北宋的苏轼、南宋的辛弃疾，前传后承，两宋不衰，不当以时代分。正如陈廷焯所说：
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十。）
清代词坛上的南北宋之争，是词学流派间理论论争的主要内容，龙榆生先生指出：“词以两宋为极则，而或主北宋，或主南宋，此皆域于门户之见，未察风气转变之由，而妄为轩轾也”。“清代论词学者，往往蔽于宗派之见，议论分歧，龂龂于南北宋之争，而恒忽略客观之事实”（注：《两宋词风转变论》，《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清代各词派在论南北宋词时都有意气用事的门户之见。清代中后期潘德舆曾以批评张惠言的《词选》，倡导北宋而闻名词坛，他的“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之语为人传诵。谭献针对潘德舆不论立意宗旨，仅以时代划分的批评方法加以评论：“不求立言宗旨而以迹论，则亦何异明中叶诗人之侈口盛唐耶。”（注：《复堂词话》。）“立言宗旨”应为论词的根本，若以时代为局限，可谓本末倒置。王国维托名樊志厚作《人间词乙稿序》，说明自己心仪北宋的原因：“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特别说明自己偏爱北宋词并非因为体裁形式，而是以“情真”为主要内容的意境。以区别于前此清人的说法，表明了对南北宋之争的清醒认识。争论的结果也促进了人们对南北宋词特点的认识。况周颐《蕙风词话》说：
两宋人宜多读、多看，潜心体会，某家某某等处，或当学，或不当学，默识吾心目中。尤必印证于良师友，庶收取精用闳之益。……善变化者，非必墨守一家之言。思游乎其中，精骛乎其外，得其助而不为所囿，斯为得之。当其致力之初，门迳诚不可误。然必则定一家，奉为金科玉律，亦步亦趋，不敢稍有逾越。填词，智者之事，而顾认筌执象若是乎？吾有吾之性情，吾有吾之襟抱与夫聪明才力。欲得人之似，先失己之真；得其似矣，即已落斯人后，吾词格不稍降乎？
如此精当切要的议论只能出现于经过深入的南北宋之争是非渐明的晚清。况周颐的学生赵尊岳进一步提出：“举花间之闳丽，北宋之清疏，南宋之醇至，要于三者有合焉。”（注：《蕙风词话跋）。）唐五代北南宋各取其长，乃为正确之途径。关于南北宋词的争论，贯穿于整个清代，体现在各个词学流派的理论主张之中。南北宋词的特点愈辩愈清，治学道理愈争愈明，意气之论逐渐为理智分析所取代，正是清代词学理论进步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