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由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清代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时期。为深入理解清代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贡献，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研究员。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底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很早就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统一性始终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主旋律。能否请您结合中国边疆历史的相关情况，谈谈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国家统一？为什么说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李国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华文明历史深处、中国历史深处、中国边疆历史深处寻找答案。
秦朝一统天下，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拉开了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幕。从战国群雄纷争走向秦的统一，从三国鼎立走向西晋的统一，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对峙走向隋的统一，从五代辽宋夏金并立走向元的统一，国家统一的历史可谓波澜壮阔。无数中外历史表明，分与合、合与分是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然而，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由合到分、不断裂变的现象有所不同，古代中国呈现出由分到合、分久必合的总趋向，每一次的多政权并立都孕育着随之而来的国家统一，而且是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更深程度的国家统一。
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这是为无数历史事实所确证的客观规律和发展大势。那么，形成这一规律和大势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这是国家统一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统一的关键条件；民族融合和民族凝聚力的持续加强，这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动力，也是国家统一的不竭之源；家国同构、礼法并用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国家统一的政治前提，也是国家统一的政治保障。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培育了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根深蒂固的信念和矢志不渝追求的品格，它像一双无形的手，推动国家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恪守“华夷一体”“华夷无间”的“大一统”思想，把“九州共贯”“六合同风”视为“大一统”的崇高境界，“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底色。
从秦朝开始，以“大一统”为至高政治目标的国家治理在内地和边疆同步展开。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在全国推行，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隋唐时期，羁縻府州制度的实行丰富了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边疆治理模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进一步巩固。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西藏设宣政院，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在台湾、新疆设府建省，统一多民族国家更趋成熟。通过对国家统一历史的考察，我有两点很深的体会。
一是基于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疆域，展现出边疆地区不断向内凝聚、内地不断向边疆延展双向互动的历史图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持续演进，使边疆不再遥远、内地不再隔膜，在国家统一不断达到新高度的同时，凝聚起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双向奔赴，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写照。
二是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虽然经历了多个政权并立纷争的时期，但统一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值得注意的是，多政权的分立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国版图，都是在中国疆域范围内发生的。换言之，即使出现多政权并立、对峙、纷争，也没有哪个政权脱离中国这个主体，都没有游离于中国之外而建立新的、独立的国家政体。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多政权并立，并不是国家分裂。如果把多政权分立并存的历史现象视为分裂，那么在学理上既不符合严格的“分裂”定义，客观上也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
总之，“大一统”与古代中国相伴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无论民族成分如何、宗教信仰怎样，无论身处内地还是边疆，“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血液中最强大的基因、最显著的精神禀赋。中华民族各民族深知“统一团结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道理，深知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命运所系。因此，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遭遇什么样的重大挫折，中华民族都牢固凝聚在一起，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国家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思想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坚定的政治诉求和共同信念。在您看来，清朝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李国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统辖的疆域版图比清朝更大，也没有哪个王朝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比清朝做得更彻底。康乾时期，中国版图西跨葱岭，西北至巴勒喀什池（今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西南到喜马拉雅山脉，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总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力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如此辽阔的国土面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前所未有；完全实现了中央政府对疆域的有效管辖，也是前所未有的。有清一代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上达到历史新高峰，这样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是我们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
从顺治元年（1644）入关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历经上百年，清朝最终完成了南北一统。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先后平定三藩之乱、噶尔丹叛乱；康熙五十九年（1720）安定西藏后，又先后平定大小金川、罗卜藏丹津、大小和卓等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完成长达近70年的统一准噶尔之战后，又分别击败了廓尔喀对西藏、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等。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有效制止了分裂割据，促进了边疆稳定，实现和维护了国家统一。
为维护国家统一，清朝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比如，以理藩院统辖、盟旗制、满蒙联姻等方式，促成满洲、蒙古、汉族官僚联合统治。通过改土归流、伯克制、军府制、设置伊犁将军和驻藏大臣等措施，在各地设官驻军，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保证中央政令、军事力量能够顺利抵达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此外，强调满汉一体、满蒙一体，通过打破“华夷之辨”思想桎梏，推动满、汉、蒙、藏、回等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通过对国家治理机制的不断调试，边疆民族地区被稳固地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中华大地呈现出南北混一、天下一统的局面。
此外，有两件事是要提到的。一是通过1685年和1686年两次雅克萨战役，迫使沙俄政府以谈判方式解决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问题。二是在边疆地区建省，这是清朝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又一重要举措。1877年后，清朝陆续在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边疆地区建立行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国家统一。
雍正七年（1729）的一道谕旨说：“中国（指内地而言）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姑且不论其是否溢美之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在国家统一方面展现出了以往历朝历代未曾有过的面貌。
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相辅相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有的学者曾经生动地指出：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但唐朝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并且在宋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日趋巩固。中西方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历史现象？
李国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文明，也是唯一以国家形态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我们仍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为例。虽然王朝有更迭、世道有变迁，但“大一统”思想在历朝历代都不曾泯灭。它建构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的精神内核，夯实了中华文明赓续不绝、连绵传承的价值基础，导引中国历史始终行进在多元一体的道路上，谱写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长发展的壮丽诗篇。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建构了“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理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基础、文化基础得以初创。遵循“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的思想理路，因循“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理念，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持续呈现。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昭君出塞，到文成公主进藏；从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到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其他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到了近代，惨遭西方列强侵略，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高举民族正义之旗，为尊严和自由而抗争，彰显了中华民族最深厚的家国情怀。
古代历史的经验深刻表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国家统一相辅相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国家统一，国家统一加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二者互寓其中、互为表里，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走多元一体之路、中国必然要走维护统一之路。
明清两代作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后的两个封建王朝，跨越了五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无论存续时间长短，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历史链条上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有怎样的盛衰流变，都没有因为王朝的转圜造成中华文明的断裂，反而开创了前后接续、迭代传承的气象。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多么高明。说到底，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连续性，才是明清两朝未游离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之外、未偏离中华文脉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根源。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必然。
康雍乾盛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定意义上而言，没有对历代主流意识形态的阐扬，就不可能出现文化昌盛的盛世景象；没有学习和吸收不同文化的包容精神，就不可能出现民族和谐交融的浓厚氛围；没有对历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赓续，就不可能出现政治开明的大千气象；没有稳定有序的统一局面，就不可能出现国力强盛的朗朗乾坤。
如果说中西历史文化有什么不同，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不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道路和民族样貌。我们当然不否认西方文化有其合理元素，但以精致的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所造就的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大相径庭，特别是以国家统一为主流的中国历史，与以分裂为常态的西方历史形成鲜明对比。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代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
清承明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汲取，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优良传统，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清承明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近年来，有些西方学者却无视这一基本史实，反而主张从所谓“内亚”视角看清代历史，强调所谓“内亚”与清朝的关联，从而否定“清承明制”。请问，这种“内亚史观”的逻辑和本质是什么？应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国强：古人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从中可见制度的重要地位。因此，后世继承和沿袭前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清朝而言，包括朝廷和地方的官职设置、行政区划、财税制度等在内的各类制度，几乎全部来自明朝，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制度，所以被称为“清承明制”。
“清承明制”的实践在入关前即已开始。皇太极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广泛吸收，他下令大量翻译各种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在皇太极看来，明朝制度不仅可行而且可用，他反复强调“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天聪五年（1631），仿明制设立六部。天聪十年，仿照明制设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以及仿明制设都察院等。包括科举制、三省六部制、行省制度、地方司属、中央官职称谓、四院二监在内的明朝制度，在清朝入关前被一股脑地继承下来。同时，按照“满汉一体”方针，皇太极因循中国传统思想和统治模式，结合满族社会实际，实行了多项重要改革，比如革新社会习惯和风俗、首开尊孔祭孔之端、敕建关帝庙、推行儒家思想教育等，从而大大加速了满族社会封建化进程。
入关后，清朝一如既往地沿用和效仿明朝制度。比如，设立内阁和大学士、六科给事中、宗人府，实行长子继承制等，都是明制的翻版。顺治亲自为满文版《明洪武宝训》作序并颁行天下，称“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康熙则借鉴明朝典籍《皇明祖训》，创立了清朝祖制。
当然，在继承和沿袭明制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和调整。比如，通过对嫡长子继承制的改革，建立秘密建储制度，解决了储权问题。鉴于明朝六科存在干预朝政的弊端，清朝将其隶属于都察院，称为“台省合一”等。总体上看，“清承明制”保证了清朝政局持续稳定、国家持续安宁、社会持续发展，使中央集权制度建设达到古代历史的新高峰。
大量事实表明，明清两朝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形态有机衔接、井然有序、连续发展的特点。作为古代政治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集大成者，清朝的历史贡献不可否认。
“内亚史观”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它将边疆地区与中国对立起来，人为地割断了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密切互动和历史联系，认为只有“内陆亚洲”（简称“内亚”，主要指我国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资源才是清朝国家建构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美国所谓“新清史”学派继承了“内亚史观”的衣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看来，“内陆亚洲”不是中国的，清朝不是中国的，清朝的疆域当然也不属于中国而属于“内陆亚洲”。由此，各边疆地区从中国被割裂出去，中国成为“内陆亚洲”以外的他者。“新清史”思潮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历史、基本国情视而不见，用“满洲中心”代替“中国中心”、以“内亚性”消解“中国性”，不仅对多元一体的中国历史叙事发起挑战，而且挑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边疆与内地的对立，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对此，我们必须认清其本质，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帝国”“殖民”的标签不宜乱贴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然而，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中却产生了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将清朝称为“清朝帝国”，甚至产生诸如“满洲殖民主义”之类的概念。请问，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类提法？
李国强：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无视“帝国”概念的历史性及其文化内涵的独特性，把“帝国”当作一种国家形态或类型进行抽象归纳，并以此为标准，把世界历史上各具特色的大国统统冠之以“帝国”之名，造成了“帝国”概念在当代的滥用。
“帝国”原本是一个以罗马帝国为参照、具有特定属性的概念，主要指15世纪末西方列强通过扩张建立的海外殖民帝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征服”“扩张”“支配”“垄断”“从属”是其本质属性。
在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主导下，西方学者将“帝国”概念随意套用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反映了西方学术界的话语霸权。显而易见的是，以西方“帝国”概念和“帝国”经验看待中国历史，根本无法合理解释古代中国王朝更替与文明延续问题。比如，西方学术界将清朝视为“帝国”，并与西方近现代殖民帝国相提并论，刻意渲染“满洲殖民主义”“清帝国主义”论调，刻意强调“内亚”“满洲”与“中国”的不同，甚至认为清朝是一个以“满洲”为中心而征服“中国”与“内亚”的“次生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清朝不是由宗主国与广大殖民地构成的，根本不存在通过掠夺和剥削殖民地来满足宗主国各阶层利益的历史事实，何来“殖民帝国”之说呢？乾隆说：“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这表明，“天朝”“中国”和“大清”都是清朝统治者确认的“国号”，而这一国号背后反映的是清朝对自身国体性质的认知。
“大清帝国”一词最早出现于甲午战争时期。1895年1月31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给清朝和谈代表张荫桓、邵友濂的“日本全权姓名通知书”中有“大清帝国”的称谓。即使在当时，张荫桓和邵友濂亦未接受这一名称，他们在给日方的回复中仍然自称“大清钦命出使全权大臣”。可以说，“大清帝国”一词的使用，是在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全球扩张、日本走上“帝国化”的背景下“帝国”话语在东亚流行和影响的结果。近年来，美国“新清史”学派对“清朝帝国”这一论调推波助澜、大肆散播，把研究西方殖民帝国的“新帝国史”理论方法强行套用于清史研究中，完全忽视了清朝是中央集权下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硬生生给清朝戴上“帝国”帽子，其歪曲、污损、撕裂中国历史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显然，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是无据的，在政治上则是有害的。
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书写权、解释权、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一批所谓“东方学家”手中，这是阻碍西方人准确认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您看来，在掌握和增强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书写权、解释权、话语权方面，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应该有何作为？
李国强：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掌握和增强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书写权、解释权、话语权，说到底就是要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努力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加快构建和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历史学的神圣使命，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
历史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世界上从来没有纯而又纯的历史学，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了谁、依靠谁，实现什么目标、达到什么目的等一系列原则性、根本性问题。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标注了我国历史学的方向、道路、任务和目标，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科学阐释中国道路、精准解读中国历史实践、完整建构中国历史理论，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下几个方面，我们需要牢牢把握。
一是必须毫不动摇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中国史学走向未来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做到理论彻底，清晰而响亮地发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正声，才能更好地直面任何错误学术思潮的挑战和冲击，才能更好地辨析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才能更好地捍卫中华民族的历史主权。
二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出发，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价值内核，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把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使命扛在肩上，形成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框架、逻辑结构和表达方式。
三是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做有思想、有灵魂、有风骨的史学研究。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对话和融合，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注重国际视野、国际交流、国际对话，让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成果充分展现在国际舞台上；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强化价值引领，在与国际学术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展开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四是必须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立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使命，努力凝练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在提高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书写权、解释权和话语权上主动作为，奋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学派，以高质量理论成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多史学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