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为南宋著名词人，他的词不仅因其艺术价值引起同时代及后世的激赏，而且在词学批评思想史上亦备受瞩目。在千年词学史上，白石词的隐显往往标志着词坛风尚的转变及人们对词体认识的变化。
一
白石词开始引人注目，是因其音律精严，所以论者常将白石与美成相提并论。如黄昇说姜夔“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注：《题白石词》（《宋六十名家词》））陈模说：“近时作词者，只说周美成、姜尧章等，……或曰：美成、尧章以其晓音律，自能撰词调，故人尤服之。”（注：《论稼轩词》（《怀古录》卷中））然而白石之于美成又同中有异，白石词缺少周词的温软和婉而呈率直、生硬之气，故论者亦不乏批评之辞。如邓牧云：“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注：《山中白云词序》（《西泠词萃》））”沈义父亦云：“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注：《乐府指迷》）
开始从特异风格而欣赏白石词的是柴望，《凉州鼓吹自序》云：
词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间，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当别家数也。大抵词以隽永委婉为上，组织涂泽次之，呼嗥叫啸抑末也。唯白石词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殆与古[西河]、[桂枝香]同风致，视青楼歌红窗曲万万矣。
指出白石词与周邦彦、康与之为代表的北宋词已有了根本的不同，“一洗而更之”，“当别家数”，呈现出新的风格特征，与唐代乐歌[西河]、[桂枝香]（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五谓：“（[西河]）起开元以前，大历间，乐工加减节奏，……《花间集》和凝有[长命女曲]，伪蜀李珣《琼瑶集》亦有之，句读各异。”可知[西河]有古乐歌与今曲子之分。[桂枝香]词调始于北宋王安石。《填词名解》以为出于唐人诗。张炎《词源》卷下云：“王荆公金陵怀古[桂枝香]……清空中有意趣。”）风格近似，而与绮靡的青楼歌红窗曲完全不同。柴望此序已不再将白石词仅作为美成词的相拟词人来看待，而指明其作为一代新词风的开创者，柴望此序对确定白石词在词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柴望之后，张炎进一步将姜夔词推举为唯一的词学典范。《词源》卷下云：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此清空质实之说。
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从此，白石词独特风格和审美意义逐渐为人所认识。
白石词于南宋末及元代初中期，备受推崇，但却在明代冷落下来。明代白石词不被推重，原因约有二端：其一，白石词集全本于明代末始现于世。毛晋《六十名家词》本《白石词》仅录三十四首，而清初人所能见到的《白石乐府》仅存二十余首。（注：朱彝尊《词综•发凡》：“《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阕也。”《黑蝶斋诗余序》：“《白石词》凡五卷，世已无传，传者惟《中兴绝妙词选》所录，仅数十首耳。”）直至乾隆十四年(1749)陶南村手钞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方才见世。（注：张奕枢《白石道人歌曲序》：“壬子春，客都门，与周子耕馀过澹虑汪君邸舍，见案头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系陶南村手钞本，而楼观察敬思所珍藏者。……因共襄录副，加校雠焉。”）《白石词》全书的失传，直接影响到明人对姜夔词及南宋词学发展史的认识。
其二，在明代词坛影响最大的词选本《草堂诗余》（注：毛晋《草堂诗余跋》：“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中未选白石词，这更使明人对姜夔词的认识受到影响。《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选，《直斋书录解题》题为“书坊编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定此书编定于南宋宁宗庆元(1195-1200)以前。由时间推算，《草堂诗余》的编选者应与姜夔同时。然而为何《草堂》不选白石词，前人曾予解释，如宋翔风云：“《草堂诗余》，宋无名氏所选，其人当与尧章同时，尧章自度腔，无一登入者，其时姜名未盛。”（注：《乐府余论》）《草堂诗余》既为书坊编集，谋求利润为目的，必以迎合俗众为标准，白石词未入选，与白石词风格相类的词亦很少入选（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竹屋痴语》：“《草堂诗余》于白石、梅溪概未寓目，《竹屋词》亦止选其[玉蝴蝶]一阙，盖其时方尚甜熟，与风尚相左故也。”），说明白石词风与选者的标准不相合。明代《草堂诗余》兴盛正因为《草堂》的娱乐功能适应了明代社会的需要。由此可见白石词与明代词坛风气不相侔。（注：参阅拙文《试论〈草堂诗余〉在词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意义》，载《中国韵文学刊》1995年2期。）
清代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推南宋，倡清雅，并将白石词推上清雅词派宗主的地位。朱彝尊反复称举白石，“词莫善于姜夔”（注：《黑蝶斋诗余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注：《词综•发凡》），将白石词推为雅词的典范。指出其雅的内涵又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为思想内容的雅正。《词综•发凡》云：
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填词最雅，无过石帚。其二为音韵声律的规范精美。《群雅集序》云：
仁宗于禁中度曲，时则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乐，时则有若周邦彦、曹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宫调，无相夺伦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学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而姜夔审音尤精。
朱彝尊尚南宋、倡清雅、以姜张的词学主张为浙西派的词学理论的核心，白石词成为词学典范，浙派中后期的成员如汪森、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麟等人莫不以此为立论根本。经过浙派的努力，词坛风气为之改观，词坛几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注：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序》（《清名家词》））习词者将白石视为词家之“圣”已为共识。如吴蔚光云：“文极于左，诗极于杜，词极于姜。”（注：《自怡轩词选序》）邓廷桢云：“词家之有白石，犹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注：《双砚斋词话》）宋翔风云：“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注：《乐府余论》）陈廷焯亦云：“词有白石，犹史有马迁，诗有杜陵，书有羲之，画有陆探微也。”（注：《云韶集》卷六）享誉之高为其他唐宋词人所远不可及。
与浙西派一以贯之地标举姜夔相比，常州派对白石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继续加以肯定的。张惠言《词选序》中将姜夔作为“渊渊乎文有其质”的七人之一，’（注：《词选序》：“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仍给予很高的评价。董士锡将姜夔作为“两宋诸家皆不能过焉”的“六子”之一。”（注：见《餐华吟馆词叙》（《齐物论斋文集》卷二））应该指出的是，常州派词人虽亦称许姜夔，但已较浙派产生了变化。第一，已由浙派将白石推为“最为杰出”、“最雅”的独尊，变为群贤之一，已无宗派领袖的光环。第二，与浙派突出白石词清雅风致，音律规范的特征不同，常州派从“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处发掘白石词的优长。如包世臣云：“以云意内，惟白石、玉田耳”（注：《月底修箫谱序》（《艺舟双辑》一））宋翔风则云：
（姜夔）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注：《乐府余论》）
亦有对姜夔词进行反思，重新认识的。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
吾五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余俱据事直书，不过手意近辣耳。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
《词辨•自序》又说：“白石疏放，酝酿不深。”应该说，周济能在词坛上论姜一片称颂之时，对白石词重加审视，提出独见，尤其是指出了白石词在“词圣”光环所掩遮住的缺陷，的确难能可贵。另外的一些批评则属于个人偏好偏恶，未免有失公允。周济之后谢章铤、李慈铭、王国维等人分别对白石词提出批评，如谢氏批评“白石字雕句炼，雕炼太过，故气时不免滞，意时不免晦。”（注：《赌棋山庄词话》卷一）尚能切中弊端，而李氏所云：“石帚名最盛，业最下，实群魔之首出者。”（注：《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四）王氏所云“白石有格而无情”，（注：《人间词话》）则贬斥过于偏激。
二
白石词的独特品格和其在南宋词坛开一代风气的历史作用，使其有别于其他优秀唐宋词人，而在词史和词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首创的清雅词风于婉丽、豪放之外别立一宗，并蔚然成派，成为词家“第三派”。这一成熟的风格流派的形成，丰富了词体风格的内涵，并使词最终能够与传统的诗文并列比肩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流派的认同的过程，也标志着词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明代张綖分词体为二，其说云：“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注：《诗余图谱•凡例》附识）清初王士祯《花草蒙拾》又改张綖之“词体”为“词派”。此后词派二分之说流行。按一般认识，唐宋词人除了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人外，皆属婉约。如清初汪懋麟即将姜夔与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柳永、史达祖、李清照同列一体。”（注：《棠村词序》）如此分派过于简单粗疏。从词史的实际面貌考察，同为豪放派之外词人，姜夔与传统观念上“本色”“当行”的《花间》词人及周邦彦风格颇为不同。如吴淳还论白石词与《花间》的差异：
南宋词至姜氏尧章，如一变《花间》、《草堂》纤秾靡丽之习。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前人称之审矣。（注：《序武唐俞氏白石词钞》（《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引））
再如蒋兆兰论白石与美成之关系：
南渡以后，尧章崛起，清劲逋峭，于美成外别树一帜。张叔夏拟之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可谓善于名状。”（注：《词说》）
因而，论者开始将白石词风单列为一体派，并与其它体派并列对比，以显示其特征和地位。如清初顾咸三云：
宋名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澹秀洁得词之中正。（注：《湖海楼词序》引（《清名家词》））
顾氏将姜派的“冲澹秀洁”与“雄放豪宕”、“妩媚风流”二“格”分开来。蔡宗茂则以“格”、“气”、“情”指明各派的基本特征：
词盛于宋代。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然幽深窅眇，语巧则纤；跌宕纵横，语粗则浅。异曲同工，要在各造其极而已。”（注：《拜石山房词序》（《清名家词》））
王鸣盛则明确以一个新的风格流派目之：
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正宗。”（注：《巏堥山人词集》评语（《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四引））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除了领袖之外，还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风格相同或相似的群体。浙派词人对白石词派的轮廊进行了描绘。朱彝尊云：
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庐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注：《黑蝶斋诗余序》（《曝书亭集》卷四十））
汪森云：
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注：《词综序》）风格相同或相近的词人群的形成，标志着词学流派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流派主体风格已被词坛所认同。浙西派努力鼓吹以姜夔为宗主的清雅词派的规模和影响，意在对清雅词风的肯定。同时浙西词派确认清雅词派也是对自身的词学主张和词学流派渊源有自的充分肯定。且不论朱、厉二人所勾画的白石词派的面貌是否完全精确”（注：关于南宋末部分词人的流派归属尚存分歧。如蔡嵩即把史达祖、吴文英、陈允平、周密等人视为“导源清直”者，而与白石分属二派，见《乐府指迷笺释•引言》），能将白石及清雅词派从《花间》、南唐、晏、柳、周所形成婉丽传统风气中区分出来，已是对词学的一大贡献。
三
白石词之所以能够赢得后世文人雅士的普遍推崇，是与其既保持了词体的音乐特征而又具有诗性的文人词特点分不开的。
所谓诗性是指具有表现文人情志的内容与适应于文人欣赏的清远意韵的艺术品味。词本产生于民间，流行于胡夷里巷、勾栏瓦肆。无论内容意境、节奏韵味还是手法语言都带有民间俗文学的特点，经过五代、北宋文人的改造，词体的俚俗色彩已淡去不少，但与诗相比仍雅俗判然。为提高词的品味，使词体雅化，姜夔做了积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词是音乐文学，改造词体仅从文字上着手是不会完全成功的，白石于词中求雅也是从音乐开始的。白石清通音律，尤其是他既通俗乐又精于雅乐（注：徐养源《拟南宋姜夔传》：“世之论雅乐者，辄耻言俗乐。……其最善乐者，中朝惟有沈括，南渡惟有姜夔。之二人者，深明俗乐，而又能推俗乐之条理，上求合乎雅乐。故其立论悉中窍要，非凭私道臆者可同日道也。”（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使他成为完成这一探索的最佳人选。姜夔以雅乐注入词体，主要有二种方法：一是以古乐府入词。如推演汉乐《饶歌》，作《圣宋饶歌吹曲十四首》，依古《九歌》作《越九歌》，并作《琴曲》。作品的内容以“感藏人心，永念宗德”（注：《圣宋饶歌吹曲十四首•小序》）为宗旨，艺术品味也与俗词俗乐截然不同，“言辞峻洁，意度萧远。”（注：周密《浩然斋雅谈》）再如[琴曲•古怨]，郑文焯品味其风格云：
此曲（[古怨]）则音澹节希，一洗筝琶之耳。曩与李复翁品弦抚之，依慢角调者而歌，极为凄异。其泛音散声，较今谱幽淡绝俗。”（注：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引））
与艳曲的秾丽纷杂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是以唐法曲音乐注入词中，使“清”、“雅”、“淡”的风格”（注：法曲的音乐特点参《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隋炀帝厌其声谈。”）代替胡乐的浓艳急促。如姜夔作[霓裳中序第一]，小序云：“（[霓裳曲]音节闲雅，不类今曲。”[霓裳羽衣曲]是经唐玄宗润色加工定名法曲，白石借其“闲雅”风格来改造“今曲”。清人郑文焯说：“白石以沉忧善歌之士，意在复古。”（注：《大鹤先生论词手简》（《词话从编》））此言得之。白石正是以古乐的雅音来革除“今曲”的淫靡。
音乐的清雅为词的清雅提供了基础，白石又在词的性情、意境上融入清拔绝俗的诗性韵味。我们注意到，词论家已有将姜白石与陶渊明相比者。如陈锐《袌斋词话》有“白石得渊明之性情”说。王国维亦云：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注：《人间词话》）
陶诗在诗史上以高雅脱俗而著称，以姜比陶实是肯定了白石词洗却词体所胎带的俗艳色彩，而具有诗性。刘熙载的比喻是对白石词诗性意味的最好说明：“姜白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曰：藐如冰雪，盖为近之。””（注：《词概》）将在诗中尚称高雅的风格引入词中，词体的雅化在姜夔的努力下向诗迈进了一大步。在词学史上，白石词为文人雅士所心仪，是与其诗性分不开的。
四
白石词于南宋末和清代初年二度显赫于词坛，并于清康、雍、乾、嘉四朝百余年间，一直被奉为词学楷模。即使道光以后常州词派笼罩词坛，白石词仍不时受到推举。纵观词学史，白石词在词学史上的每次突现，皆标志着新旧词风的巨大变革，及对词体认识的重要改变。
让我们先来考察白石初登词坛亦即乾道、淳熙前后的词坛风尚。清人陈撰说：“当乾、淳间俗学充斥。”（注：《自跋白石词刊本》）四库馆臣说“其时方尚甜熟。”（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竹屋痴语》）验之当时的词学文献，此言不谬。
南渡以后，偏安局面已形成数十年，朝野激愤慷慨的情绪亦逐渐平息。社会各阶层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词这种原本即为满足“娱宾遣兴”之需的文体，本以婉媚为本色，在此时则更加绮靡。
如年龄稍长于姜夔的蔡戡谈及当时的词风云：“靡丽之词，狎邪之语，适足劝淫，不可经训。”（注：《芦川居士词序》（《定斋集》卷十二））以词“娱宾”“佐欢”的风气又可以从“坊间”编辑用于歌妓即席应歌的词选本中得到印证。于此时编成的《草堂诗余》和陈元龙注《片玉集》”（注：《草堂诗余》编成于庆元(1995-1200)之前。陈注《片玉集》有嘉定四年辛未(1211)刘肃序本。）皆分类编排，分春、夏、秋、冬，及节序、天文等类，类下又有如春思、春恨、春闺等子目，以使歌妓按类索题，便于选取。此种编选已成为风气。此类为满足声色之娱的需求而选编的词选、词集如此繁盛，可以想见当时娱乐业中词的兴盛，词风之绮靡。
此时的词坛风气，亦可以从姜夔同时代人的论词言语中窥见一斑。如赵师岌称吕渭老词“婉媚深窈，视美成、耆卿伯仲耳。”（注：《吕圣求词序》（《百家词》））刘克庄评杨补之词“不减《花间》、《香奁》及小晏、秦郎得意之作。”（注：《杨补之词话跋》（《适园丛书•后村题跋卷九》））“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注：《翁应星乐府序》（《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七））在北宋中期即被斥为淫靡俚俗的柳词和在南渡之后曾被猛烈抨击的《花间集》，此时又被引作表扬参照的标准，词学风气可以想见。
在词坛的另一端，辛弃疾的“豪气词”，“至刘改之诸公极矣。”亦成风气。正如王炎所概括的当时词坛风气：“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或者欲为豪壮语以矫之。”（注：《双溪诗余自序》（《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无论是溺于淫靡，还是故逞豪壮，其弊端都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种词学风尚的背影下，白石词的清雅才会受到推崇。如汪森所云“宣和君臣，转相矜尚。曲调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长互见，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注：《词综序》）白石词的出现，有矫正词坛弊端的作用。
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明代末年词坛风气竟与南宋乾、淳年间颇为相似，亦是香弱和豪宕两种词风盛行。明末人毛晋谈及当日词坛的现状云：
近来填词家辄故颦柳屯田，作闺帏秽媟之语，无论笔墨劝淫，应坠犁舌地狱，于纸窗、竹屋闻，令人掩鼻而过，不惭惶无地邪！若彼白眼骂坐，臧否人物，自诧辛稼轩后身者，譬如雷大起舞。到了清初，词风沿明末并无大的改观。一是“爨弄俚词，闺襜冶习”（注：陈维崧《词选序》）的淫靡词风依旧；二是康熙间一些人模仿阳羡词人陈维崧的豪宕风格，沦于粗豪。正如后来陈廷焯所批评的：“后人作词，非失之俚，即失之伉；谈闺襜者，失之淫亵；扬湖海者，失之叫嚣。”（注：词坛丛话）针对清初词坛的现状，浙西派词人在批评两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词学理想。朱彝尊从批评明人词入手：“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常之以新腔，难与谱合。”（注：《水村琴趣序》（《曝书亭序》卷四十））曹溶则从正面提出“豪旷不冒苏、辛，秽亵不落周、柳者，词之大家也。”在这种词学思想的指导下，白石词的清雅就成为浙西派的必然选择。
在词学发展史上，强调词的本色，“曲尽其情”者，易流于淫亵；突出词的社会作用，抒不平之气者，易沦为叫嚣。而以白石词为代表的清雅就成为救偏补弊的针砭。词学史上，白石词的每一次被推举，都有剧烈的词学思想的交锋，并预示着词风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