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安传》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也说：“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作《离骚经章句》。”王逸所说的《章句》与班固所说的《离骚传》实际指的是一个东西[1]。这部《离骚传》今已失传，但在班固的《离骚叙》中还保留着部分内容：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采用了刘安的这段话，并加以发挥。到了东汉，先是班固批评了刘安评屈原《离骚》的话，后又有王逸对班固进行反批评，重新肯定了刘安的观点。从此以后，刘安对屈原的分析评价在历代倍受推崇。王逸曾说：“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直到如今，研究者还普遍认为刘安对屈原《离骚》作了精深的分析，刘安对屈原的评价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艺术观，刘安是第一个理解屈原并给予极高评价的人等等。的确，刘安给予屈原《离骚》以很高的评价，但刘安的评价是否完全中肯，刘安是否真正理解了屈原，他的分析评价是否合乎《离骚》的实际，我们认为还值得探讨。我们应该从刘安的思想、方法以及刘安所处的时代等方面入手，揭示刘安评屈骚的内涵，从而进一步认识刘安对屈骚的评价。
一、刘安以儒论骚的目的
刘安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屈原的作品和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的人。就刘安来说，把《离骚》和《诗经》相提并论，确实给了《离骚》以很高的地位，但必须明辨的是，刘安所提到的《诗经》风雅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诗经》并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诗经》是指《诗三百》。这与刘安和其他汉朝人所说的《诗经》和《诗》、《骚》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郭绍虞先生谈到汉人诗说时指出：“要知道：这些诗说的是《六艺略》中的诗说，不是《诗赋略》中的诗说。因为是《六艺略》中的诗说，所以势所不免要涂上一些儒家的思想。说得明白一些，就是用封建的儒家思想来说诗。”[2]汉人所说的《诗经》是儒家经典的《诗经》，认为它作为五经之首，是最能表现儒家教义的经典，是儒家的“圣经”。刘安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谈《诗经》和《离骚》的关系的。我们分析刘安的话首先要明确这一点。
就文学作品的《诗三百》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所谓“淫”、“乱”本是封建礼教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异端思想的工具。诗教者要把《诗三百》推上经的宝座，自然要避开“淫”、“乱”之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诗经》的曲解，责任并不在刘安，这是春秋战国时代《诗经》的特殊作用和地位所造成的，是赋诗言志，以诗为教的必然结果。在汉代，《诗经》已失去了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成了宗教的经典，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圣经”。这从《毛诗》和《三家诗》的解说中看得很清楚。刘安对《诗经》的认识丝毫没有超出汉儒的局限，这一点可以从刘安的《淮南鸿烈》中得到证明：《汜论训》讲了诗的产生：“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泰族训》讲到了《诗》的特点：“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刘安继承了春秋战国时赋诗言志，引诗重言的余风，一部《淮南鸿烈》引《诗》凡十几处，其共同点，就是断章取义，曲解诗的本义。刘安眼中的《诗经》与《诗三百》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刘安所说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就是儒家诗教中的“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而这些正是儒家学说中消极的东西。用这些标准来评价《离骚》，表面上看，是把《离骚》抬高到儒家经典的地位，实际上只能是对《离骚》的歪曲。
如果说曲解《诗经》的责任不在刘安的话，那么曲解《离骚》的责任刘安是不能推卸的，刘安是把屈原的作品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的始作俑者，这一点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如王逸评价《离骚》曰：
《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王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替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王逸正是沿着刘安的道路，把以《骚》附经的观点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在他们眼里，屈原的作品是儒家经典的附庸。纵观《楚辞》研究史，许多学者都陷入了以《骚》附经的泥淖，即使刘勰那样的大家，虽独具慧眼，也免不了要在屈原作品中去寻找合于经典的和不合经典的内容[3]。
本来，随着《诗经》研究的深入，《诗经》本来面貌的揭示，我们应该对《风》、《雅》的文学精神有新的认识，发现以“不淫”“不乱”来说诗的荒谬，进而发现刘安评《离骚》的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仍有研究者受刘安的影响，认为刘安揭示了从《诗经》到《离骚》的优良传统。这显然是把文学作品的《诗》、《骚》与汉人眼里的儒家经典的《诗经》和附经之《离骚》混为一谈了。
刘安何以会用儒家的诗教去分析评价《诗》《骚》的呢？这应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去认识。
刘安作《离骚传》，据《汉书》记载是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正是社会思想比较动荡的西汉前中期。就当时的统治思想来说，则是汉初的黄老思想向汉武帝、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儒家思想逐渐强大，已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刘安的思想可以《淮南鸿烈》为集中体现。这部书据《汉书》说是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著而成。高诱说刘安与苏飞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使“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写成。《西京杂记》则肯定此书是刘安自著，说：“淮南王著《鸿烈》二十一篇。”无论刘安是此书的主编也好，作者也好，这部书集中表现了刘安的思想则是毫无疑问的。就刘安的思想特点来说，《汉书•艺文志》列其书为杂家，并指出其特点为“兼儒墨，合名法”，所以在刘安的思想中有儒家观念也是不足为怪的。
再来看刘安和武帝的关系。刘安的一生一直处在西汉朝廷同诸侯国之间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刘安的父亲刘长“自为法令，拟于太子”，最后走上了反叛的道路，死于流放途中。刘安同其父一样，从与西汉朝廷分庭抗礼到组织反叛，得到了同样的结局。他与其父的不同之处只是他谋反的时间更长，组织得更隐秘罢了。他对武帝的态度是阳奉阴违。就在他给武帝上《离骚传》的前一两天，他还和武安侯田蚡密商接继武帝之嗣的事。但他表面上却“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以讨好武帝。在这种情形下，他受诏作《离骚传》，一半是奉诏，一半是迎合武帝好儒术，“汉武爱骚”的心理。刘安看准了“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于是就投其所好，把《离骚》拉上“温柔敦厚”的轨道，掩盖了屈原对国君的批评指责，好使武帝接受，他这样作出的分析评价很难会有对屈原作品的真知灼见。
二、刘安以道论屈原的实质
刘安称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评价可谓高矣。对此一般认为是刘安对屈原的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的赞扬，是对屈原人格的赞美。这种解释失于浮浅，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深究一下，联系刘安的思想来分析，会发现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这一评价并不是刘安的发明，而是他因袭先秦道家的说法。《庄子•齐物论》云：“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法垢之外。”庄子认为大千世界就是蒙蒙尘垢，圣人能够超脱尘世，优游于外。
我们前面说过，刘安是一个杂家，但就其思想主体来说属于道家。高诱《淮南鸿烈叙》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在《淮南鸿烈》中突出表现了那种“超尘脱俗”“出世静虚”的人生观和处世思想。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书中鼓吹的“真人”，正是一种无欲无念，心与神游的超人。从下面所引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所谓“真人”的特点，由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真人”与刘安眼中的屈原的联系，从而找出刘安对屈原分析评价的思想基础。
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能游冥冥者与日月同光。……犹得肆其志，充其欲，何况怀玮之道，忘肝胆，遗耳目，独游无方之外，不与物相弊杀，中徙倚无形之域，而和以天地乎？若然者……以利害以为尘垢，以死生为昼夜。……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夫贵贱之于身也，犹条风之时利也。毁誉之于己也，犹蚊虻之一过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纯粹而不糅，处玄冥而不暗，休于天钧而不为。
（《淮南鸿烈•俶真训》）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夫至人倚不拔之柱，……学不死之师，无往而不遂，无至而不通，生不足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俯仰，抱命而婉转，祸福利害，千变万紾，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往，忽然入冥，凤凰不能与之俪，而况斥鷃乎？势位爵禄，何足以鷃志也。
（《淮南鸿烈•精神训》）
《淮南鸿烈》中的一些语句与《离骚传》十分相似，这绝非偶然，因为刘安作此二书的思想基础、世界观、人生观是一致的。刘安在《离骚传》中对屈原的分析评价正是他在《淮南鸿烈》中所阐述的理论的运用。我们由《淮南鸿烈》思想观点的研究可以探求刘安作《离骚传》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内涵，可以把《淮南鸿烈》作为《离骚传》的注解来看。
非常清楚，刘安《离骚传》对屈原的赞美之词，正是《淮南鸿烈》所描绘的“真人”、“至人”的形象特征。不难看出，刘安是把屈原当作“真人”、“至人”来赞颂的。
考察刘安的思想来源便会发现，《淮南鸿烈》中所提到的“真人”、“至人”来源于《庄子》。《庄子•大宗师》曰：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土。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翛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庄子所说的“真人”是他理想中的形象，是他鼓吹的最高境界之人。作为天道体现者的“真人”，没有情感，忘记物我，在任何境遇中都无所谓，可生可死，甚至不怕水火，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真人是根本不会存在的，不过是庄子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而幻画出来的罢了。刘安则完全继承了庄子的理论，刘安所说的“真人”与庄子所说的并无两样，在对“真人”的描述上雷同，甚至有些语句都是从《庄子》照抄的。《庄子》里称关尹、老聃为真人，认为此二人最能体现“真人”的精神。刘安则把屈原视为真人，虽然在《淮南鸿烈》中没有提到屈原的名字，但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将其真相揭示出来：《离骚传》称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俶真训》称真人：“与日月同光”；《离骚传》称屈原：“蝉蜕浊秽之中”，《精神训》称真人：“蝉蜕蛇解游于太清”；《离骚传》称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精神训》称真人：“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离骚传》称屈原：“皭然泥而不滓”，《俶真训》称真人：“秉皓白而不冥，行纯粹而不糅”。显而易见，屈原即是“真人”，之所以屈原可与日月争光，是其为“真人”之故也。
在《离骚》的后半部分，屈原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描写了求宓妃、求女和神游的场面，借以表达自己的追求和探索。《淮南鸿烈•俶真训》则描写了真人神游的场面：
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屈原的神游和真人的神游多么相似，足见刘安笔下的真人含着屈原的影子。
在刘安看来，屈原在《离骚》中表现出来的人格之洁之美是“明白太素，无复为朴，体本抱神”；屈原对于生死的态度正是所谓“死生无变于己”，“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以生死为昼夜”；屈原沉湘江而死是为了超脱凡世，游仙升道，是为了“仿佯于尘垢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独浮游于无方之外”。这些正是刘安《离骚传》中对屈《骚》评价的底蕴所在。在刘安之前，贾谊曾写过一篇《吊屈原赋》对屈原表示了同情和赞美，但贾谊对屈原沉江而死却表示不理解。刘安的《离骚传》则是用道家的观点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可以看出，刘安眼中的屈原与我们心目中的屈原的精神和人格相去多么遥远。仅从字面看，刘安对屈《骚》的评价的确很高，但通过我们对刘安思想基础的剖析再来认识刘安的评价，才发现刘安完全歪曲了屈原。朱熹说：屈原的作品“至汉未久，而说者已失其趣”[4]，此话很有见地。汉人论屈原，存在问题颇多，有些已为学者指出，刘安的话因今人出于对屈原的热爱且蔽于刘安的赞美之词，未加深究，今天是澄清的时候了。
三、关于《史记•屈原列传》所引刘安《离骚传》中的话
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太史公曾引用了刘安评屈原的话：“国风好色而不淫……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关于这段引用，学术界存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太史公只引用了这几句——即见于班固《离骚序》的几句；有的学者认为，太史公引刘安的话并不仅此，而应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都是刘安《离骚传》中之语。对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刘安的思想，考察他与司马迁思想上的差异是可以辨析清楚的。
一部《史记》被后人称为“愤书”，这与司马迁的遭遇有直接关系。司马迁的生活经历与屈原有相同之处，他为屈原树碑立传的主旨是要突出“发愤而抒情”的思想。屈原《九章•惜诵》有句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由此抓住了屈原的精神实质。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都曾明确表现过这种思想。《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太史公看来，屈原之所以要写《离骚》，之所以要殉国，是因为他有怨愤要发。所以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说：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之穷则反本。故劳若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段话与太史公的文学思想，与《史记》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些与刘安所认为屈原是超尘绝俗，轻视生死，无欲无念的真人的思想是根本不相同的。一个是主“发愤抒情”；一个是持“浮游”、“蝉蜕”，二人的思想分歧显而易见。《屈原列传》中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到“盖自怨生也”，集中表现了司马迁一贯的“发愤抒情”思想，与刘安的思想大相径庭，所以这一段不可能是刘安《离骚传》中语，而应是司马迁自己的话。
注释：
[1]亦有认为《离骚传》为《离骚经章句》之序或总论的。
[2]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
[3]参见《文心雕龙•辨骚》。
[4]《楚辞集注•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