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为体，本为配合隋唐以来新兴起之宴乐而演唱的歌辞，早期只流行于市井之间，无论是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只要熟悉此种乐曲的音调，都可以依曲调写作歌辞来唱出自己的心声。所以今日所见敦煌曲子词中所收录的歌辞，其内容乃甚为博杂，任二北在其《敦煌曲初探》中，即曾按歌曲之内容将之分为二十多类，以为“文臣、武将、边使、番酋、侠客、医师、工匠、商贾、乐人、伎女、征夫、怨妇……无不有词”〔1〕，其所反映者乃社会多方面之生活情事，与所谓世变原来并无必然之关系。及至五代西蜀赵崇祚之编选《花间集》，则据欧阳炯序文之所叙写，其所选录者固原为当日所传唱之“诗客曲子词”，而其编选之目的，则不过是为了要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2〕，其无关于世变，自亦不待言，因此一般士大夫历来多将词之写作仅视为一种小道末技，以为其所写者不过只是一种歌筵酒席间之艳曲，固全然无与于世道人心，所以历来的词学家们也很少有人论及小词与世变之关系。但清代常州派的词学家周济，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却公然提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叹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渖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3〕周氏这一段话，不仅把词之写作与世变结合上了密切的关系，而且远追温、韦，俨然把五代《花间》的艳词也与世变结合上了密切的关系。这种观念的形成，在词学之发展中当然曾经历了一段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要想对此一段过程加以论述，私意以为必须从两方面来加以探讨：其一是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发展，与外在之世变有着怎样的关系？其二是词学家对于词之美感的反思和认知，又与外在之世变有着怎样的关系？下面就将对这两个问题略加论述。
首先所要讨论的乃是《花间》词所表现的美感特质之问题。五代时所编选的《花间集》，乃是最早的一部文人诗客之词的总集，对后世影响深远，其所形成的美感特质，与以后的词及词学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花间》词之美感特质却并不易说明，这首先因为《花间集》所收录的大多乃是歌筵酒席之艳曲，这自然先在士大夫之间引起了一种是否应写作此种艳歌的困惑。不过士大夫们虽心存困惑，却又耽溺于此种写作，于是遂有意欲将此类艳歌之地位加以提高，而提出了“比兴寄托”之说，竟然欲将此类艳歌与《诗》、《骚》并列，这种牵强比附的做法，当然在词学中又引起了另一种困惑。所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就曾写作过一篇题名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指出了“中国词学之所以长久陷入于困惑之中”，盖“与中国士大夫一直不肯面对小词中对美女与爱情之叙写做出正面的肯定和研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该文中，笔者遂从西方女性文论着手，就小词之形式与内容作出了几点论述。（见《迦陵论词丛稿》）其一，小词之参差错落的形式乃属于一种女性化之语言，此种语言与诗歌之句式整齐的男性化之语言，在美感特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诗歌之整齐的句式，宜于表现一种直接感发的气势之美；小词之参差错落的句式，则宜于表现一种低徊婉转的姿致之美。这是形成了小词之要眇幽微之特质的第一因素。其二，小词中所写之形象不仅多为女性，而且其原型大多乃是取自于当筵侑酒的歌伎与酒女之形象，这不仅与诗歌之大多写男性之形象者有所不同，而且与诗歌中所写的女性形象之或取诸社会伦理现实之女性，或取诸理想中象喻之女性者，也有所不同。小词中之女性，若就其所取材之原型的歌伎酒女而言，自然乃是现实中之女性，而非有心之托喻。但此类歌伎酒女既完全脱离了社会伦理之关系，而只以美色与爱情为其突出显著之特质，因而遂于无意中产生了一种引人生托喻之想的作用，这自然是使得小词特别具含了一种要眇幽微之特美的第二点因素。其三，小词中所叙写者，大多为伤春怨别的一种女性之情思，但小词之作者则原是属于诗人文士一类的男性，因此当此一类男性作者在叙写女性的伤春怨别之情思时，遂往往也于无意中流露了自己内心中的一份失志不偶的哀伤，这自然是使得小词特别具含一种幽微要眇之特美的第三点因素。以上我们对于《花间》词之美感特质及其形成之因素，已有了大概的认识，下面就将对此种词之特美与世变之关系，也略加论述。
谈到词之美感特质与世变之关系，自唐五代迄于晚清之世，真可谓历尽沧桑。词之内容与风格既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和变化，词之美感特质与历史之世变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多重复杂之关系。下面就将依时代之先后，结合词体之演进与历史之世变，对二者之互相作用之关系，略加简单论述。
先从晚唐五代说起，此一时期本属于一个干戈战乱的多难之时代，但若从表面来看，则小词之风格内容与当时的世变之间，其所呈现的却似乎乃是一种相悖逆的关系。即如南宋之诗人陆游在其所写的《跋〈花间集〉》一文中，就曾慨叹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4〕陆氏之言，若就《花间》词表面所写的香艳柔靡之内容来看，与当日之战乱流离的时代，不免有一种悖逆之感。不过值得注意的乃是，在当日大时代之战乱中，在某些小地区却仍能侥幸地保有一种富足安乐的生活，《花间集》既出于西蜀赵崇祚之编选，其所辑录也大多是流行于西蜀的歌辞。而西蜀之地区，若相对于中原而言，则在五代之世确实保有了较为安定的环境，何况根据史书之记载，前蜀之王建与王衍父子，及后蜀之孟知祥与孟昶父子，又都是耽于饮宴及伎乐之生活的君主。近年来考古学者在前蜀王建墓中所发现之乐俑，其所演奏者即多为燕乐之乐器，亦可为证。〔5〕这自然就无怪乎西蜀人所编选的《花间集》，其风格内容之以香艳柔靡为主了。不过此一小地区既然仍处于动乱的大时代之中，则二者之间自不能毫无影响，何况《花间集》中所收录的作者，原也有一些是从中原流寓到西蜀的词人。〔6〕如此则中原之乱离对于这些作者而言，当然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花间集》中的艳词，遂往往在其表面所叙写的伤春怨别之情事以外，更暗含有一种大时代之阴影隐现其间。而也就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之乱离与小环境之安乐的既相悖逆又相重叠的双重关涉中，遂使得小词原有的幽微要眇之特美，更结合上了一种足以触及人内心深处的悱恻难言的情致。而最能表现此种特美的《花间》词人，当推自中原流寓西蜀的韦庄为代表。所以清代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在其所编选的《词选》一书中，就曾说韦庄的《菩萨蛮》词乃是“留蜀后寄意之作”〔7〕。张氏能自韦庄所写的“美人和泪辞”之相思怨别的小词中，看到其底层深处的世变之阴影，当然原不失为一种有见之言，只可惜张氏之说过于字比句附，完全要以有心托喻为说，既不免失之牵强，且不能融会贯通，因此张氏对韦氏的五首《菩萨蛮》词，遂仅只评说了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诸阕，而对其第四首则缺而未论。那是因为第四首词中所写的“劝君今夜须沉醉”的及时行乐之言，使张氏感到难于以字比句附为说的缘故。于是后世之选本遂往往也将韦庄的这五首词任意割裂，而殊不知这五首词所反映的，正是韦庄身经世变以后，其生活与心情的几次重大转折。关于这五首词，早在1967年笔者所写的《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一篇长文中，已曾对之有详细之评说，读者可以参看。总之，我们既不必强相比附，将韦词指说为有心托喻之作，但韦词在其所写的相思怨别的小词中，确实有一层世变的哀感隐现其中，则是决然可信的。至于其他词人，则温庭筠虽未经亡国之变，但其所生活之时代则正值晚唐多事之秋，朝廷之党争，宦竖之专权，文宗时甘露之变与庄恪太子之暴卒，以及温庭筠个人的恃才不遇之身世，凡此种种，既在其诗歌中多有反映，则其词作虽属艳歌，但在其所写的伤春怨别的思妇之情中，其偶尔流露有潜意识中的某些失志之悲，当然也仍是可能的。〔8〕再如后蜀鹿虔扆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一词，其为直写前蜀的亡国之痛，当然更不待言。不过私意以为在《花间》词中更值得注意的，实在还不是这些对世变之背景比较明白可以探求的作品，而是那些全无世变之背景可资探求的，即只以叙写美女与爱情之离别怀思为主的一类作品。以前台湾的一位哲学大师方东美教授，在为辅仁大学讲授“宋明清儒家哲学”的一次讲演中，当论及宋代学术之传承时，就曾特别提到五代小词之重要性，也曾以韦庄为例，云：“再如韦庄，其传意言情，凄婉悱侧，乱世忠荩，可追《离骚》。”又云：“在五代这个堕落的时代，依然有美丽的艺术灵魂在那儿挣扎跃动，所以五代的诗人们以其至情至性，化诗为词，发为新韵，以写象其内心最凄清婉约的意蕴。”〔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词学家万云骏教授，在其所写的《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及发展》一文中，也曾特别指出伤春怨别之感伤情绪在诗词中的重要作用。他曾引述李商隐的《杜司勋》一首中之“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两句诗，说：“伤春，不只是伤春天的逝去，而且是伤华年的凋谢，以至伤封建王室的衰颓。”又说：“伤别，不只是伤男女的离别，也伤离京去国，转徙他乡。”〔10〕方氏与万氏二位教授之说，都是对五代小词深美之意蕴的极为有见之言。而《花间》词之所以具含有此种深美之意蕴，则正是由于这些伤春怨别的小词，虽然产生于听歌看舞的安定的小环境之中，原来却正有一个大环境之世变的流离战乱的哀伤为其底色的缘故。
除去西蜀的作品以外，在五代的世变中还有一个较为安定的地区，那就是建都在金陵的另一个小国南唐。南唐也是处于小地区之安乐与大环境之动乱的两重情境的关涉之中，只不过南唐的小词与世变之关系，却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待。冯延巳与中主李璟之词，所反映的乃是亡国以前的情境；后主的晚期作品所反映的则已是亡国以后的情境了。在前一阶段中，南唐之情境与西蜀之情境颇为相似，都是在大环境之世变中仍能保有小地区之安定，所以冯延巳与中主李璟的词，其表面所写的也同样是伤春怨别之情，而完全看不到世变的影子。宋嘉祐间与冯延巳有着戚族后裔之关系的陈世修，在其为冯氏《阳春集》所写的序文中，就曾说：“南唐相国冯公延巳，乃余外舍祖也……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遣兴也。”〔11〕此外，在马令《南唐书》中，也曾载有中主李璟写作小词之事，说：“王感化，善讴歌。……元宗尝作《浣溪沙》二阕，手写赐王感化，曰‘菡萏香销翠叶残……’云云。”〔12〕可见冯延巳与中主李璟之词，原来也大多是应歌之作，并没有反映世变之用心。但冯氏之词却曾引起了后世读者的不少有关世变之想，即如张惠言在其《词选》中，即曾谓冯氏之词“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13〕。冯煦在其《四印斋刻本〈阳春集〉序》中，更曾推衍张氏之说，谓冯氏“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词，若显若晦，揆之六义，比兴为多”，更曾结合当时之世变云：“周师南侵，国势岌岌……翁负其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烦乱之中，郁不自达者，一于词发之，其忧生念乱，意内而言外，迹之唐五代之交，韩致尧之于诗，翁之于词，其义一也。”王鹏运在其《鹜翁集》中，收录有冯延巳的六首《鹊踏枝》词，前有短序，亦云：“冯正中《鹊踏枝》十四阕郁伊惝怳，义兼比兴。”〔14〕张尔田在其《曼陀罗寱词·序》中，亦曾结合世变而对之加以评说，谓：“正中身仕偏朝，知时不可为，所为《蝶恋花》（按此乃《鹊踏枝》一调之别名）诸阕，幽咽惝怳，如醉如迷，此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所为作也。”〔15〕直至当代，香港之饶宗颐教授，也曾结合世变来评说冯氏之《鹊踏枝》词，谓“‘不辞镜里朱颜瘦’，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又云“‘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则进退亦忧之义”，更云“‘惊残好梦’似悔讨闽兵败之役；‘谁把钿筝移玉柱’则叹旋转乾坤之无人矣”。〔16〕从这些评语来看，则我们纵然不必指说冯氏为有心之托喻，而其词之特美则固在其隐然有一种被世变所笼罩的忧危之感，则是确实可以使读者感受得到的。至于李璟的《摊破浣溪沙》词，虽然从其表面所写的内容来看，原也只不过是写来交付给歌者去演唱的一首相思怨别的思妇之词而已，但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却曾赞美其词之“菡萏香消”两句，以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17〕，夫“众芳芜秽”与“美人迟暮”之句，固原出于屈子之《离骚》。至于《离骚》之作，则太史公以为：“《离骚》者，犹离忧也……以刺世事……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则其隐有感慨世事之意，固是明白可见的。而且中主之词，表面所写虽只是相思怨别之歌曲，但据马令《南唐书·诙谐传》所载歌者王感化之事迹，曾有以下一段记叙，云：“元宗嗣位，宴乐击鞠不辍，尝乘醉命感化奏水调词，感化唯歌‘南朝天子爱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回。元宗辄悟，废杯叹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不当有衔璧之辱也’。”〔18〕由此看来则南唐君臣在歌宴享乐之余，实在也常怀有对世变的忧危之惧，然则中主此词之有世变之阴影隐现其中，当然乃是极有可能的。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可见南唐之词与西蜀之词原来确实有一种共同的美感特质，那就是其词作之佳者，往往在其表面所写的相思怨别之情以外，还同时蕴涵有大时代之世变的一种忧惧与哀伤之感，这一点是我们在探讨早期歌辞之词的美感特质时，所应具有的一点最重要的认识。
至于南唐词之后一阶段的作者，则自应以后主李煜为代表。在此一阶段中，其写作的相关情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后主继位之初，南唐虽已奉赵宋之正朔，但其偏安之情形则尚可苟安一时，而李煜的个性则是一个任性纵情耽于逸乐之人，并不像正中或中主李璟之有一种反思的忧畏，故其早期之作并不常见到世变的阴影。及至南唐灭亡，李煜被虏北上以后，这种及身切肤之痛乃影响其词作之内容与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遂使得词这种文学体式，在作为当筵侑酒之歌辞以外，更展现出了另一种可以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之血泪悲情的作用，所以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乃特别称美后主之词，谓其“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又云：“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19〕早在1988年，我曾写过一篇题名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文稿，在该文中我曾尝试将词之演进划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三种不同的阶段与类型。早期唐五代的歌辞之词的美感特质，其以幽微要眇富含言外之意蕴为美，固已如前文所述。这种美感特质之形成，当然与歌辞之形式的错落参差及内容之多写女子之情思有着密切之关系。但当这些一惯习于写作歌辞的士大夫们一旦果真遭遇到及身切肤之变故时，则他们自然便也会以这种歌辞之性质的文学载体，写作出自我抒情言志的属于诗歌之性质的作品来。王国维谓李煜的后期之作“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其所指者当然正是这种从歌辞之词到诗化之词的一种演变。其实像这种因为国家覆亡之巨大的世变而影响及于歌辞之美感特质之转变的例证，原来并不仅南唐之后主李煜为然，我们在前文所曾叙及的西蜀之作者鹿虔扆之以《临江仙》词写前蜀亡国之痛，就是又一个极好的例证。从以上的叙述，我们足以见到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和转变与世变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了，不仅大多数歌辞之词中所蕴涵的幽微要眇悱恻凄哀的美感特质，与世变之阴影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于五代时少数诗化之词的出现，其直抒哀感的变歌辞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美感特质之转变，则更是与破国亡家之巨大的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对于晚唐五代时期的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演化与世变之关系既已作了简单的叙述，下面就将对两宋时期的词之美感特质之演化与世变之关系，也作一探讨。一般而言，五代时虽然已有诗化之词的出现，但这种内容与风格，在北宋初期却并未被广大的词人们所接受和继承。那是因为北宋统一天下后，提倡偃武修文，歌舞宴乐之风又复盛极一时，因而当时的一般士大夫们所习惯写作的也依然是当筵侑酒的歌辞之词。北宋初期晏、欧诸人所写作的大多仍是此类作品，其要眇幽微之美感特质，与早期的五代之令词相比并无明显之改变，只不过减少了世变之阴影，却增添了作者个人的一些学问修养而已。而真正使北宋词坛发生变化的，则是柳永与苏轼二位作者的出现。柳永的贡献是在形式方面的拓展，写作了大量的长调慢词；苏轼的贡献则是在内容方面的拓展，使得词突破了小道末技之艳歌的局限，而成为了可以抒怀写志的新体诗篇。这两方面的突破，主要是由于柳永个人在音乐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才能，与苏轼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过人禀赋，所以他们的成就可以说乃是颇为个人的一件事，与世变并无必然之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则是他们所开拓出来的路子，在词之美感特质方面却曾引起了后人的不少争议，即如走柳永之途径者，有时乃不免被讥为鄙俗淫靡；而追随苏轼的作者，则有时又不免流入于浮夸叫嚣，这种现象曾在词学中引起不少争议和困惑。其实这种现象与长调慢词之形式的特色原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94年，当笔者撰写《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一文时，对此已曾有所论及。（见《清词丛论》）盖以诗之形式整齐，且多为单式之音节顿挫，因此即使在长篇的平直之铺叙中，也可以表现有一种富于直接感发的诗之特美。但词之形式既不整齐，且往往有双式句之音节顿挫，因此在长篇的散漫之叙写中，并不能形成直接感发的诗之特美；而其平铺直叙的写法也不能表现词之幽微要眇的特美。这正是使得柳词一派之长调易流于浅俗，苏词一派之长调易流于浮夸的主要原因。而使得柳、苏二家之开拓又重新获致了词之特美者，则仍是由于在当时政坛上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世变。首先是北宋之世所发生的新旧党争，不仅苏轼的几篇佳作，如其《水龙吟·咏杨花》及《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其天风海涛之曲中有幽咽怨断之音的一些作品，是由于其中蕴涵有党争的世变之悲慨的缘故；就是由柳永一派所衍生出来的周邦彦的一些佳作，如其《兰陵王》（柳阴直）及《渡江云》（晴岚低楚甸）等作品，其低徊曲折令人寻味之处，也正因其中隐含有一种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我在《唐宋词名家论稿》一书中，对苏轼和周邦彦的这些词曾有较详之论述，读者可以参看。总之，在长调的慢词中，无论是直接抒情写志的诗化之词，或是直接铺陈描述的赋化之词，若欲求其不流于浮薄空疏，都必须在其感情的本质中蕴涵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深致方为佳作。而世变的挫伤则正是造成此种深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只不过在苏轼与周邦彦的词中，这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美感的特殊品质，还不过只是一个发端而已，而真正使得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美感特质发挥到极致的，则是宋代所经历的两次更大的世变。首先是靖康之难——北宋的沦亡，在诗化之词中成就了一个由北入南的英雄豪杰的词人辛弃疾，其盘旋郁结之气把抒情写志的诗化之词的深致的美感，推向了一个高峰。其次则是德祐景炎之变——南宋的覆亡，更在赋化之词中成就了由宋入元身历亡国之痛的王沂孙等一批咏物的词人，其吞吐呜咽之中的微言暗喻，则把铺陈勾勒的赋化之词的深致的美感，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关于这两类词之美感特质，笔者在多年前所撰写的《论辛弃疾词》及《论王沂孙词》诸文中，也已有详细之论述，收入在《唐宋词名家论稿》一书内，读者可以参看。
总之，词之美感特质自唐五代的歌辞之词开始，历经北宋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之拓展，随着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形成及演进，终于在南宋之世都先后各自完成了其所独具的美感特质。其后，元、明、清诸代，虽然也各有不同的风格和成就，但究其美感之特质，则鲜能有超出以上所叙及的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三类以外之开创。不过，尽管词之演进到南宋末期，就已在创作方面完成了以上所论及的三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但后世评词的词学家们却对之一直未曾有清楚明白的反思和认知。直到明代的作者，大多仍只把词体当做一种艳歌俗曲来看待，并未能体悟到词中之佳作主要乃在其具含有一种幽微要眇富含言外之感发的特美，当然更未能思辨出这种幽微要眇的美感特质之形成和演化，会与世变有什么微妙的关系。直到清代的词学家们方才对于此种特美有了逐步深入的体认，而促成他们对此有所体认的，则正是缘于由明入清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又一次重大的世变。下面我们便将对这方面也略加论述。
词学家们对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虽然早期论词的人曾经对词之为体的意义与价值产生过不少困惑，然而精光所在，终不可掩，所以早自北宋之时代，也就已经有人体会出了歌辞之词的一种深蕴的美感。即如李之仪在其《跋吴思道小词》一文中，就曾提出：“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20〕张耒在其《东山词·序》一文中，亦曾称美贺铸之词，谓其“幽深如屈宋，悲壮如苏李”〔21〕。及至南宋之刘克庄，则更在其《题刘叔安感秋八词》一文中，公然提出了喻托之说，谓：“叔安刘君落笔妙天下……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22〕凡此种种，当然可以说都是对于词之幽微要眇富含言外之意蕴之美感特质的一种体认。不过值得注意的乃是，这些说法都只是他们为友人之词作所撰写的一些题跋和序言，其中自不免令人感到或有一些过誉之称美，而并非由思辨而得的客观论述。因之这些说法在过去并未曾获得词学家的普遍重视。所以直到明代末年一些作者仍只是以写作艳歌的游戏心情来写作小词。就连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被龙沐勋称为“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23〕的云间派词人之领袖陈子龙，其早期所写的与同里好友李雯、宋征舆等人唱和的小词，也大抵都不过只是诗酒流连中的风情浪漫之作。直到发生了悲惨的甲申国变，才使得他们的词风有了彻底的转变。而且由于国变后他们三人的遭际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的词作之内容与风格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陈子龙起兵失败，殉节死义；李雯陷身京师，忍辱含悲；宋征舆改事新朝，而不免暗怀愧疚。不过，其遭际与心情虽各不相同，但国变的挫伤却使他们每人的内心都蕴涵了一种深重难言的痛苦。正是这种深重难言的痛苦，才使得他们在后期词作中都表现出了属于词之美感的一种要眇幽微的深致。关于这三位词人的遭际和作品，我于1996年在“中研院”文哲所举行的一次讲演中，已对之做过相当深入细致的讨论，其后且曾经人整理为一篇文稿，题为《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收入《清词名家论集》一书中，读者可以参看。总之，明清的易代之变，乃是使得词之为体，无论就作者而言，或就评者而言，都开始逐渐摆脱了将之只视为艳歌的拘狭之见，而注意到了词之可以反映时代世变之功能的一个转折点。前文所叙及的云间派词人，只不过是当时较早引起人注意的一个小地区的少数作者而已。而事实上则家国破亡之悲慨，乃是普遍存在于当时广大作者之中的。因为明清的易代之悲，乃是异族入主中原，其衣冠制度典章文物之巨变，与一朝一姓之更迭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士大夫间自不免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和痛楚。所以叶恭绰在《广箧中词·序》中就曾特别提出：“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笑啼非假”〔24〕，所以才使得清初的词人，各以其不同之遭际，不同之心情，而写出了“分途奔放，各极所长”的、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反映历史世变的作品。国亡不仕的一批作者如金堡、王夫之等人，自然在词作中充满了遗民志士的悲慨；至于被迫而一度入仕的作者如吴伟业者流，其作品中同样充满了一种抑塞难平之气；甚至于连以神韵相标榜，不愿因文字而影响仕途的诗人王士禛，在其《浣溪沙》的红桥之咏中，也难免有一种历史兴亡之感的流露。于是以英才霸气而著称一时的词人陈维崧，遂在其《今词苑·序》中，公然提出了“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的词论，竟然不仅把词与诗等同视之，更俨然把长短句的词与经史也列在了等同的地位，遂使得诗化一类的词，继苏辛以后，在词之复兴的清代，又掀起了另一个高峰。不过这一类诗化之词，在长调的直白的叙写中，有时或者不免也流入浅率叫嚣，关于此点，我们在前文论诗化之词时，已曾论及。陈氏之作，固亦难免此病。于是朱彝尊在给陈维崧之弟陈维岳的《红盐词》所写的序文中，遂又提出了词之写作的另一种手法与另一种作用，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耳。”这一段话可以说正与前文所曾引述的李之仪、张耒及刘克庄诸人序跋友人之词作时的一些说法遥相呼应。只不过朱氏在《红盐词·序》中还曾叙及陈氏之兄陈维崧，而且还曾将自己与陈氏兄弟并举，说过“三人者坎坷略相似”的话。朱氏此篇序文盖写于康熙十年左右，当时距离明代之覆亡，不过二十余年。而朱氏与陈氏兄弟自明亡后以迄于朱氏写此序文之时，不仅都未曾出仕，且在词作中都还曾写过不少感慨世变之作。所以朱氏之说虽然与宋人序跋有暗合之处，但其对词之可以委曲反映“不得志于时者”的所谓“变雅之义”，则无疑乃是有一种较深之认知，而与宋人一般的称美之言，有着相当差别。如果说，前文所引的陈维崧之《今词苑·序》中的一段话，代表了明清世变以后词人们对于诗化之词的美感特质之一种认知，那么朱氏在《红盐词·序》中所说的这段话，可以说正代表了明清世变以后词人们对于歌辞之词之深致的美感之另一种认知。而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朱氏在另一些序文中还曾提出了他对于另外一类词的一种体认，那就是对于南宋后期的一些长调慢词的特别称美。即如其在《鱼计庄词·序》中，就曾提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又在《水村琴趣·序》中说：“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更在《书〈东田词〉卷后》中说：“窃谓南唐北宋惟小令为工，若慢词至南宋始极其变。”关于朱氏特别称美南宋慢词的缘故，我在多年前所写的一篇题为《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一文中，已曾有所论述。（见《清词丛论》）原来朱氏早年曾从其乡先辈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灺，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曹氏曾“搜辑南宋遗集”，朱氏曾“表而出之”，其后于康熙十七年，其友人汪森曾协助他将所辑词编印成《词综》30卷。〔25〕朱氏在《词综·发凡》中，曾经又一度郑重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26〕可见朱氏对南宋慢词之称美，是原有其多年来对南宋词之搜辑阅读和编辑中所获的一份深切之体会的。而更值得注意的，则是在此同时朱氏还曾自汪氏处获得了一卷抄本的南宋遗民的词集《乐府补题》，适值朱氏被召入京参加博学鸿儒的特考，遂将此一卷《补题》携来京师，而当时聚集在京师的文士们，大多是与朱氏一样曾经历过明清之世变，一度不肯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如今却都应召来京参加鸿儒之特试的人物。因此当他们见到了这一卷充满了遗民之血泪的词集时，都不免深为激赏，当时就有一位与陈维崧同乡的词人蒋景祁，立即将此一卷词集“镂版以传”，一时引起了多人的唱和。朱彝尊曾为此一卷词集写过一篇《序》文，说：“集中作者……大率皆宋末隐君子也。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27〕本来我在前文论及两宋词之发展与世变之关系时，已曾提到过所谓赋化之词正是由于南宋覆亡之世变，才使得一些身历亡国之痛的遗民词人，以其吞吐呜咽之中的微言暗喻，把赋化之词的深致之美感，推向了一个高峰，朱氏后期词论之特别推重南宋慢词，当然与他对于此种美感之体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朱氏在其《词综·发凡》中就曾不仅标举“南宋”，而更提出了“宋季”之说，谓：“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28〕可见，他所特别推重和称美的，正是这些因经历世变而把赋化之词的特美发挥到极致的南宋遗民的血泪之作。
通过以上一些论述，已足见清代词学之发展是与他们所遭遇的明清世变那一段痛苦的经历有着密切之关系的。陈维崧在《今词苑·序》中所提出的“为经为史，曰诗曰词”之说，自然是对明亡以后一些反映世变的诗化之词之多方面成就的体会和肯定；朱彝尊之《红盐词·序》中所提出的“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之说，自然是对明亡以后一些不得志于时者，假儿女子之言以表现《离骚》变雅之义的歌辞之词一类作品的深致之美感的体会和肯定；至于朱氏在《鱼计庄词·序》、《水村琴趣·序》和《书〈东田词〉卷后》与《词综·发凡》诸文中所提出的，“慢词宜师南宋”和“南宋始极其变”与“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诸说，则自然是对于一些曾经历由偏安终于走向覆亡的南宋词人，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吞吐呜咽”“微言暗喻”的一些表现出赋化之词的深致之美感的认知和肯定。而使得朱氏能体会出此种深致之美感的，则应该正是由于他自己也曾经历过一次重大的明清之世变的缘故。所以我在前文才会提出词在创作方面所表现的三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乃是经由五代及两宋的几次世变而完成的。至于论词之人对此三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之体会与认知，则是直到明清之际，他们经历了又一次重大的世变以后，才逐渐有所领悟的。不过尽管陈维崧与朱彝尊等词人，对于词的三种美感特质，都已经有所体悟，但清词在创作和理论方面，却都并没有从此就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而是很快地，这三类词的美感特质就都发生了一种逐渐下滑的现象。至于造成这种下滑之现象的因素，则私意以为其实与当时的另一种世变，也正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另一种世变，这是我个人所提出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之所谓世变，往往都是指时代之由治而乱或由盛而衰，特别是经历了战乱危亡后所发生的一种转变。但私意以为，由治而衰而终至乱亡固然是一种时世之变，但如果从反面来说，由衰而盛或由乱而治又何尝不是一种转变？文学之创作，本来一贯就与其相关情境有着密切之关系，而如果持此观点加以反思，则私意以为康熙十八年实在可以视为另一种世变的一个转捩点。这一年不仅召开了博学鸿儒的特科，造成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局面，网罗了不少明代遗民中的学士才人，甚至于连坚拒征召不肯出山的一代名学者黄宗羲，也从这一年起改变了他自明亡后为文一向只以干支纪年的做法，而改用了康熙年号。于是这个由异族所建立的王朝，遂正式被人们所接受，而形成了一片盛世的气象。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曾附有一篇题为《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的论文，其中论及康熙之世时，就曾说：“那时候的康熙帝，真算得不世出之英主……虽是满洲人，但他同化于中国最早”，又说：“他即位初年虽然有点兵乱，后头四十多年，却是历史上少见的太平时代。”而如我们在前文之所论述，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演变，原来在在都与乱亡之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如今的新朝既已步入太平盛世，这些前代遗民也已经应试出山对新朝表示了接受和认同，在这种情势和心态之下，于是早期由于明清易代之世变所形成的那些词中的美感特质，遂逐渐失去了其所藉以支持的立足之点。在此种情形下，于是所谓歌辞之词遂只剩下了“闺房儿女子之言”，而失去了其“不得志于时者”的“变雅之义”；诗化之词遂亦流于浮薄浅率，而失去了其“穴幽出阴”和“海涵地负”的悲慨和志意；而赋化之词遂只剩下了铺陈勾勒之工巧，而失去了其“吞吐呜咽”、“微言暗喻”的深致的悲情。在此种情形下，于是清代之词学遂又有了另一重要词派的兴起，那就是由张惠言所倡始，而由周济所发扬光大的所谓常州词派。
关于常州派张惠言之词论，我过去曾写过多篇对之加以论述的文稿。约言之，则张氏之论点实在仅见于他为《词选》所写的一篇序文，而据其弟张琦于道光十年所写的《重刻〈词选〉序》之记述，则《词选》之编录盖在嘉庆二年，当时张氏兄弟“同馆歙金氏，金氏诸生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为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张惠言在书前的《序》中，曾提出了他对词之特质的一些重要看法，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29〕我现在之所以要把这一段话完全抄录下来，主要是为了将这段话与前文所举引过的朱彝尊之《红盐词·序》中的一段话作比较，相比之下，不难发现他们二人的说法实在极为相近，他们都是从“男女哀乐”的“儿女子之言”中，体悟出了一种“变风”、“变雅”和“骚人之歌”的言外之意蕴。而如果就时代先后而言，则朱氏之言较之张氏之说实在早了有160年以上之久，但在当年朱氏提出此种说法之时，却似乎丝毫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张氏提出此一说法之后，则在其追随者的发扬光大之下，几乎影响了嘉、道以后以迄清末的整个词坛之写作评论的风气。直至民国时代龙沐勋撰写《论常州词派》一文时，还曾提出：“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翰风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归安朱彊村（祖谋），流风余沫，今尚未全歇。”〔30〕龙氏在文中所提出的曾对常州词派加以“发扬”的“荆溪周止庵”，正是我们在本文开端所举引过的曾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之说，把词之写作与历史世变密切结合的具有卓见之词学家周济。因此，一般论及常州词派者，往往都会以为常州词派之所以能在词学界中造成深远之影响，乃是由于其后继得人之故，这种说法自然不错，即使我们仅从前文所引龙氏之短短的几句话来看，固已可见其后继影响之一斑了。不过，我们如果能对之再作一番更深层的思考和观察，就会发现常州词派之后继及其影响之深远，并非是一些偶然的机缘，而是与清中叶以后以至晚清之世变，有着密切之关系。就以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所提出的说法与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所提出的说法而言，两者虽然极为相近，他们对于词之可以蕴涵一种“变风”和“变雅”的“不得志于时者”的“幽约怨悱”之情思，虽然有共同的体认，但朱氏提出此一说法时，已逐渐进入康熙之盛世，所以朱氏后期之词作与词论不仅对于此类歌辞之词的儿女子之言之可以蕴涵有变雅之义的说法不再提起，就连对于他所写亲自携至京师的那一卷由遗民之血泪所写成的赋化之词《乐府补题》，他虽然知其“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但当他为《乐府补题》写作《序》文时，却也有意地对遗民之悲慨作了淡化处理，而仅称之为“隐君子”。而且当《乐府补题》被蒋景祁所刊刻，引起京师之震动，一时词人群起唱和之时，朱氏之和作也仅只着力于铺陈勾勒之艺术手法，却避免了原作所蕴涵的托喻的主题。盖以当时之朱氏既已在鸿博之特试中，蒙康熙帝亲自拔置一等，又已经入官翰林，而且俨然成了浙派词人之盟主，在此种情势之下，其所倡导的浙派之词遂日渐忘其托喻之深意，而仅剩下了琢饰之工巧，而常州派之兴起，其所倡导者则正是“言外”之“意”。所以当《词选》付诸刊刻之时，张氏的弟子金应珪就曾写了一篇《后序》，指出了此书之编选，其所针对者固正是“近世为词”之“三弊”。关于此“三弊”，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我撰写《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一文时，已曾指出其所针对者正为“阳羡末流”与“浙西末流”之失。而现在则更进一步了解到，阳羡与浙西二派之所以走向末流，正是由于当时已发生了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出的“另一种世变”，因而使得后继之词人逐渐失去了清朝初期由于明清易代之世变的冲击而形成的那种深层的词之美感特质的缘故。至于张惠言之所以看到了“言外之意”的重要性，而且得到了有力之后继者为之发扬光大，更进而影响了嘉、道以后以迄清末民初的整个词坛，使中国之词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创作方面都表现出了过人的成就，这种成就当然绝非张惠言的个人之力，而是有整个时代的世变之背景为其基础的。
关于清代的学术思想与政治之关系，其所牵涉之方面至多且广，此既非本文所讨论之主题，而且也非本文之篇幅及本人之能力所能详述，现在仅就其与世变及词学之关系略加说明。首先我们所论述的自然乃是张惠言之所以重视“言外之意”及“比兴寄托”的一些思想及心理方面的因素。张惠言之为经学家，且精研虞氏《易》学，此为一般人所共知，我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及在90年代所写的《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兼谈传统士人之文化修养与词之美学特质》两篇文稿中，对张氏之治学背景与其词论之关系，曾做过讨论，自不需在此重述。我现在所要谈的，则是张氏治学之趋向与清代之学术思想及世变之关系。清代学术思想之发展，一般而言，大略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清朝初年自顺治入关以迄康熙中叶，其间学术之重镇，可以说主要乃是属于明朝遗老之天下，其间重要之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诸人，都是终身不肯仕清以遗老自居的人物。虽然有人将黄氏归为陆王学派，将顾氏归为程朱学派，将王氏归为关洛闽学派〔31〕，但无论他们所着重传述的为史学、经学或性理之学，却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对于世变都有着普遍的关怀。这种关怀当然与他们亲身经历了亡国之痛以及明清易代之巨大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感情和关怀，自然与清代早期词人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啼非假”的深致之美感，乃是互为表里的。其后至于雍乾之世，则一方面如本文所言，一般士人既已经历了康熙盛世的“另一种世变”，因而在基本观念上，可以说是已经承认了此一政府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当时统治者之文网，则又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在此情形下，他们既失去了对于世变的悲慨，也失去了关怀世变的勇气，于是在学术方面遂纷纷走向了不涉现实的考据之途。而此期的词人之作，遂亦表现出了如金应珪在《词选·后序》所指说的“三弊”之现象。至于嘉、道以后，则此一时期之士人对于满清之朝廷，已不仅是如前一时期的仅在观念上承认了其统治之地位而已，而是在感情上对此一政府及朝廷，已经真正产生了一种关怀和认同的感情，而当士人们开始真正关怀起此一国家朝廷时，满清的政府却已经开始走向了由安而危的日渐衰亡的下坡之路。在此种情况之下，当时之学术界遂又有了注重经世致用的公羊学与史学之兴起。而常州词派之倡导者张惠言，及其后继之发扬者周济则正是在此种风气下的学者及词人。张氏之时代较早，他在《文稿自序》中，曾自叙其为学之经历，云：“余少时学为时文……其后好文选辞赋……已而思古之以文传后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礼乐制度于《礼》郑氏。”从这些叙述可见，张氏之研求《易》、《礼》，其实皆以学道致用为本，我在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兼谈传统士人之文化修养与词之美学特质》一文中，对张氏之家世与为学也曾有所论述，读者可以参看，而且张氏之乡先辈庄存与就是一位重视经世之用的公羊学家。张氏的《茗柯文编》中，收有一篇《答庄卿alt书》，庄卿alt，正是庄存与的孙子庄绶甲。《文编》中还收有一篇《庄先生遗文后序》，直称“先君子既与先生交，有可又辱与予善”，有可正是庄存与之族曾孙，可见张氏与庄氏家族应原有世交之谊，如此则张氏在学术方面之曾受有其乡先辈庄存与之影响，自然乃是极为可能的。〔32〕至于张氏词学之后继发扬者周济，则曾在其所自撰之《词辨·序》中，详叙其学词之经历，云：“余年十六学为词，甲子始识武进董晋卿。”当时的周氏已有23岁，因见董氏之词“缠绵往复，穷高极深，异于平时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遂受法于董氏”〔33〕。而董氏乃张惠言之甥，其为词“师其舅氏”，然则周济之词学自然曾受张氏极大影响，不过周济之时代既较张惠言之时代为晚，其性格为人及治学途径，也与张氏有很多不同之处，张氏仍只不过是一位颇有学道致用之理念的经生与儒士，而周氏则是一位更有豪气壮志，且颇具观览古今成败之志意的史学家。在沈铭石为周氏所写的《本传》中，即曾称其为“卓荦自命，好读史，尤好观古将帅兵略，暇则兼习骑射击刺，艺绝精，隐然负用世意”的人物。当时淮水两岸，盐枭充斥，周氏曾协助当地官府缉私，“以兵法部勒检击，防抚毕当”。时周氏眼见清政府之衰象日呈，弊端百出，其才略志意未能尽展，遂寄意于史学，编有《晋略》一书，周氏尝自言“此书一生精力所聚，实亦一生志略所聚也，不及施诸世，思托之言”〔34〕。以周氏之才略志意，生于清室已日趋衰腐之时代，则时世之巨变纵然一时尚未发生，但世变之来，却已经可以预见，所以周氏在论词之时，乃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之说，以为词之佳者，正由于其有一种忧危念乱之关怀。而如果从本文在前面所述及的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发展与世变的密切关系而言，则周氏之说实在可以说是对词之特质的一种深有体会之言。至于周氏词论与张氏词说之关系，及其发扬与拓展，则早在四年前我已写过一篇《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的文稿，读者可以参看。总之，清代词学之发展确乎与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更值得注意的则是周济的“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提出不久，清室果然就面临了巨大的世变，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事件相继发生。赔款割地、丧权辱国之变层出不穷，于是遂形成了晚清史词的一代成就，虽然昔人论诗早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言，但词之为体，则较之于诗似乎更宜于表达世变之中的一种挫辱屈抑难以具言的哀思。在《词选·续词选校读》一书之前，附有李次九写于“九·一八国难第三次纪念日”的一篇《自序》，曾有一段话说：“因念词兴于晚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此三时代者，皆我历史上民族衰败之时代，而词不幸为此时代之产物。”可见，词之发展及词学之反思，确乎与世变有密切之关系。除去以上所论及的这些发展及反思之历史的因缘外，词较之于诗更适于表现世变之哀感则实在与词之美感特质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本文在开端论及《花间》词之美感特质之所言，词之为体，本属于一种女性化之文体，使用女性化之语言，叙写女性之形象与女性之情思，其形式之特色与情思之特色本是互为表里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曾将社会政治地位以性别化为区分，以为男性化是属于统治者（dominate）的层面与地位，而女性化则是属于附属者（subordinate）的层面与地位，女性本是弱者，是被压抑与被屈辱的，即使是英雄豪杰的词人如辛弃疾，他在词中所表现的意境情思，也同样是一种屈抑的情思。不过屈抑之情思之所以美，还不只是单纯的屈抑而已，还有一种坚持和担荷的力量，所以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写的《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中，就曾对词之美感特质提出过一种“弱德之美”的说法，其后于90年代后期，当我为一位已在“文革”中逝世的生物学家石声汉之《荔尾词存》写作序文时，曾经对我所提出的词之“弱德之美”又曾有所发挥，而现在我更将在此为本文作一结论，那就是词之美感特质之所以每逢遭遇世变，便能提高和加强其深致的美感，而词学家也是要在经历世变以后，方能对词之深致的美感作出反思，这一切的根本原因，皆在于歌辞之为体本是一种女性化之文体，而其美感特质则正是宜于表现一种幽约怨悱的弱德之美的缘故。
2002年12月
注 释
〔1〕任二北：《敦煌曲初探》，页275，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2〕赵崇祚：《花间集》，页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页1630，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陆游：《渭南文集》，第1册，页212，台北：世界书局，1970。
〔5〕参见《仁寿本二十六史》，第33册，页18788；第34册，页19281；第2册，页615，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页113—1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1册，页256，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6〕当时高祖所用多为唐名臣世族，如韦庄、毛文锡、牛峤诸人，皆可为代表。参见《四库全书珍本三集》，第40册，页5；第41册，页11；第44册，页6，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71。
〔7〕张惠言：《词选·续词选校读》，第1册，页38—40，台北：艺文出版社，1959。
〔8〕关于温庭筠词，张惠言在其《词选序》中亦早有喻托之说，参见张惠言：《词选·续词选校读》，页1—13。近年台湾大学张以仁教授曾撰写多篇文稿，对张氏之说加以诠释及讨论，参见《“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温飞卿〈菩萨蛮〉词张惠言说试疏》，页185—197，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词学研讨会论文集·温庭筠〈菩萨蛮〉词的联章性》，页1—26，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6。
〔9〕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页68，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3。
〔10〕万云骏：《词学论稿》，页37，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1〕陈世修：《阳春集·序》，《四部刊要·重校〈阳春集〉》，页2，台北：世界书局。
〔12〕马令：《南唐书·诙谐传》，《丛书集成初编》，第3852册，页166，商务印书馆。
〔13〕张惠言：《词选·续词选校读》，第1册，页1，台北：艺文出版社，1959。
〔14〕《清名家词》，第10册，页14，页1，太平书局，1963。
〔15〕张尔田：《曼陀罗寱词·序》，《彊村遗书·沧海遗音集》，第8册，页1，1932年刻本。
〔16〕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附说》，《文辙——文学史论集》册下，页44，台北：学生书局，1991。
〔17〕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页1630；第5册，页4242，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马令：《南唐书·诙谐传》，《丛书集成初编》，第3852册，页166，商务印书馆。
〔19〕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页1630；第5册，页4242，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唐宋词集序跋汇编》，页36，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1〕《唐宋词集序跋汇编》，页59，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2〕张钧衡：《适园丛书》，卷一，第33册，页14a，民国乌程张氏刊本（未标年月）。
〔23〕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页4，北京：中华书局，1962。
〔24〕叶恭绰：《广箧中词》，页11a，1935年铅印本。
〔25〕朱彝尊：《静惕堂词序》，《清名家词》，第1册，页1，香港：太平书局，1963。
〔26〕朱彝尊：《词综》，第1册，页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7〕以上所引《今词苑》、《红盐词》、《鱼计庄词》、《水村琴趣》分见《四部丛刊》，第91册，卷二，页31；第90册，卷四十，页332—334；第90册，卷五三，页420；第90册，卷三六，页304，商务印书馆，1965。
〔28〕朱彝尊：《词综》，第1册，页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9〕张惠言：《词选》，页1、页5—6，台北：艺文出版社，1959。
〔30〕龙沐勋：《论常州词派》，《龙沐勋词学论文集》，页3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1〕参见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页5、页23、页47，北京：中华书局，1934。
〔32〕以上参见张惠言：《茗柯文编》，页117、页118、页72、页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3〕周济：《词辨·序》，《词话丛编》，第2册，页1637，中华书局1986年版。
〔34〕沈铭石：《周济本传》，《求志堂存稿》，第5册，页1、页2b，光绪十九年（1893），荆溪周氏家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