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号忍寒公。1902年4月26日出生于江西万载，1966年11月8日病逝于上海。龙榆生的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是本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至今仍很少有人对其学术做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本文试作论述，希望引起人们对研究龙氏的注意。
一、 学词经历
学术史上卓然名家大多早慧，龙榆生亦不例外。他自幼在父亲龙赓言督责下熟读经史及《文选》、杜诗。十馀岁时写《苏武牧羊赋》，便有“发馀几何，齿落八九”的警句，为时人所称。1921年赴武昌随黄季刚学习音韵文字。黄氏虽为小学大师，也素喜赋诗填词，曾批点《梦窗四稿》相赠。是为龙榆生学词之始。1923年至1928年，龙榆生因张馥哉的介绍，到厦门集美中学认脚。其间，认识了当时执教于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著名诗人陈石遗，并拜其为师。因为是江西人的缘故，龙榆生诗学王安石、杨万里。在集美时，龙榆生大量阅读了哲学、社会科学、外国文学的著作，并学习日语。这是他一生中除在家乡潜心读书外，又一段极其重要的系统学习时间。1928
年，龙榆生因陈石遗的介绍到上海暨南大学教书，结识了当时蛰居沪滨的陈散原、朱疆村、郑孝胥、王病山、程十发、张元济、高门过旦、李拔可、夏敬观等前辈学人，因其好学不倦而深受赏识。夏敬观特赋《豫章行》长诗相赠，朱疆村更是“一见叹赏。”十几年后，龙榆生回忆那段优游从学的岁月时说：“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疆村二老。……我因为在暨南教词的关系，后来兴趣就渐渐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和疆村先生的关系，也就日见密切起来。……我总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时替他代任校勘之役，俨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替我扬誉，替我指示研究的方针，叫我不致自误误人。这是我终身不敢忘的。”朱疆村是晚清词坛宗匠，所刻《疆村丛书》，享誉学界，以为集千年词学之大成。龙榆生在他的引导之下，学业日益精进，从此走上了专研词学之路，同时也终身服膺疆村词学，堪称朱氏的嫡派传人。
二、词学成就
龙榆生于1934年4月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词学内涵，系统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他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这是当年引导词学界前进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龙榆生本人毕生治词，范围也不出乎此。今从四方面加以评述。
1、 整理词籍，创办词刊
晚清以来，词籍的校勘整理蔚为大观。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朱疆村《疆村丛书
》、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明本词》皆广搜博采，其中尤以《疆村丛书》细大不捐，成就斐然。然《疆村丛书》收罗词籍仅至元代，按照朱疆村的思路，必然是顺着时代而下，校辑整理明清词。当时朱的友人况周颐辑有《历代词人考鉴》，也至元代为止，因明词无多，难以继续。况的门人武进赵尊岳（叔雍）继承其师事业，自1924年起搜辑明词，并立志于明词汇刊。有鉴于此，由叶恭绰提议
、朱疆村任总纂，1929年在上海成立了清词编纂处。龙榆生以最年少的学人得以参与此事，见到了许多清代词籍。因为这层渊源，龙榆生一生校词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从晚清近代词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年12月30
日，朱疆村逝世。卒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并吩咐曰：“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榆生秉承遗命，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仍孜孜不倦，躲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校辑刊印了《疆村遗书》。《遗书》分内外编，内编是朱疆村生前写定者，包括《云谣集杂曲子》一卷，《词薮》一卷，《梦窗词集》(四校定本)一卷，《沧海遗音集》十三卷及《彊村语业》三卷、《彊村弃稿》一卷；外编是龙榆生所辑录者，包括《彊村词剩稿》二卷、《疆村集外词》一卷。此外，还收辑附录有《归安埭溪朱氏世系》、朱彊村《行状》、《墓志铭》及《疆村校词图题咏》一卷，保存了朱彊村及其友人沈曾植、裴韵珊、李孟符、夏孙桐、曾习经、曹元忠、王国维、张尔田、陈洵等词学活动的大量珍贵文献，可与《彊村丛书》相辅相成，前后辉映。
1933年至1936年，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11辑，因抗战爆发不得不停刊。这是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内容分为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等九项，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就作者而言，除已逝的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诸人外，还有吴梅、夏敬观、叶恭绰、冒广生、张尔田、易大厂、邵瑞彭、王易、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詹安泰、卢冀野、缪钺等，几乎囊括当时词学界所有中坚力量。这份刊物，广泛团结词界同仁，促进词学交流，保存词学文献，有力地促进了词学研究的系统性、规模化。而且龙榆生本人必定于每期刊物上撰写一篇论文，倡导风气。叶恭绰称其“主持东南风会”，就是指《词学季刊》所取得的影响而言的。这一阶段，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遍行堂集词》、劳纺《织文词稿》、《彊村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等，皆刊于《词学季刊》。
1940年至1945年，龙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较前稳定，便开始倾全力于词学事业。完成了《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并计划校刻《沧海遗音续集》。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与龙榆生父亲龙赓言同榜进士，所著《云起轩词》规模苏辛，气度豪迈，在清末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其词学理论与龙榆生相仿佛，故龙偷生孜孜为其整理遗稿，不但为学界提供了最佳的词集读本，而且还整理出版了他的其它著作如《纯常子枝语》等，当时钱仲联撰《文廷式年谱》，资料上就得到了龙榆生的大力资助。《沧海遗音续集》是承《彊村遗书》中《沧海遗音集》而来，是将《沧海遗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孟劬、夏闰枝、陈仁先、陈海绡的新作词集辑出版，《续集》后来仅能完成张孟劬《遁庵乐府》，而夏闰枝《悔龛词续》、陈仁先《旧月簃词》续稿、陈洵《海绡词》卷三等未能及时刊行，龙榆生已身陷囹圄。
同时，龙榆生在南京创办了《同声月刊》，编辑体例类同于《词学季刊》，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前。但在龙榆生苦心经营之下，仍有名家如冒广生、俞陛云、夏敬观、张孟劬等坚持为之撰稿，不仅如此，《同声月刊》仍注意联系同仁，开展学术讨论，如组织张孟劬、吴眉孙、夏承煮、施则敬等讨论四声问题，都是至今仍有价值的名篇佳构。《同声月刊》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联系了诗词学界，今天我们要了解40年代前期的诗词界学术状况，基本上要借助于它。
解放后，龙榆生校订了朱敦儒《樵歌》及《苏门四学士词》。《苏门四学土词》1957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分《豫章黄先生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词》四种三册。此集的出版，非但在于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龙榆生调动了自己的词学体验，丰富了对词的标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宋人词在句读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后来订词律的弄得那么死。这里面确有不少养料，惟在读者善于吸收而已。”这是读苏门四学士词，在其它版本上所无法得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词学家对词的深刻理解。
龙榆生校订的词集，除《苏门四学士词》与他本人的词学理论、趣味相关外，其余都在为老辈词家整理遗稿保存文献。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箧中师友遗制，甚至愿意不用任何名义，只求发表。龙榆生的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乃至学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推源溯流，发覆阐微
1933年起，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一改过去评点论词的形式。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有力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这一时期，龙榆生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重点放在唐宋词。撰有《词体之演进》(1933)、《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1935)、《清真词叙论》(1935)、《漱玉词叙论》(1936)、《南唐二主词叙论》(1936)等。
龙榆生自幼喜读《史记•刺客列传》，由于气质相近，故在词中尤嗜苏辛词派，曾先后撰写《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1932)、《苏门四学士词》(1934)、《东坡乐府综论》(1935)等论文。对于苏词风格，他认为应用王鹏运拈出的“清雄”二字来概括，而不应单纯以“豪放”目之。他高度评价苏辛一派在词史上的地位，认为词至苏轼，发生一大转变，其特点则在破除狭隘之观念，与音律之束缚，使内容突趋丰富，体势益见恢张。”而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不可动摇的地位，则至辛弃疾才完成。龙榆生还认为常州词派之所以不能臻于极诣就是因为仅知稼轩沉着痛快，而未理会东坡蕴藉空灵。近世词学不为常州派所囿，是因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都很推重苏词。这些观点是龙榆生对整个词史、韵文史做了综合考察之后得出的(他在1935年出版有《中国韵文史》)，他对苏辛词派的渊源、发展、变化以及每个作家风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1940年以后，龙榆生论词多转向清代。在此之前，他已写有《清季四大词人》(1930)、《村本事词＞(1933)等，以其亲见亲闻记载了晚清诸大家的词学活动，表彰他们的功绩，因资料翔实可靠而至今仍被人称引。30年代中期，龙榆生开始着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编撰，以期世人对清词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词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当代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提供借鉴，二是为保存晚近词学资料。前者撰有《晚近词风之转变》(1941)、《论常州词派》(1941)等，后者撰有《陈海先生之词学》(1942)等。
龙榆生对作品极富感受力，他撰写的词学论述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为出色的，且影响深远。1934年10月，他发表了《两宋词风转变论》，夏承煮读后评道：“榆生一文，论宋词作风转变，甚深而鬯。榆生长于推论，予则用力于考证。”“长于推论”一语确实抓住了龙榆生论词的特色。
3、研求声韵，辨析格调
从1928年起，龙榆生应邀至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在那里陆续结识了萧友梅、李惟宁、黄自等著名音乐家，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词与音乐结合的问题，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歌词创作。在这种氛围中，龙氏写下了《玫瑰三愿》、《秋之礼赞》、《逍遥游》等歌词，由黄自、李惟宁等谱曲，立即传唱大江南北，至今仍被之弦管，成为音乐史上不朽的名曲。龙榆生不但勤于实践，而且埋头于词的音乐性研究，对平仄四声、句度长短、韵位安排等做了极其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从他的早年持续到逝世之前，是龙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部分。
基于创作新体乐歌的原因，龙榆生对声韵在词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视。他说：“诗歌之所以必须有声有色，乃藉以增益形式之美，而与作者内在之情感相应。声韵之美，至词曲已发展至最高峰，而声有轻重长短之差，韵有疏密缓急之别，声之配置在句，韵之配置在篇，不识声韵之各有所宜，殆难构成动人之作品。”反过来说，我们要想了解词的艺术形式，“是该从每个调子的声韵组织上去加以分析，是该从每个句子的平仄四声和整体的平仄四声的配合上去加以分析，是该从长短参差的句法和轻重的韵位上去加以分析。”除此之外，就“很难把‘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界线划分清楚的。”
对于四声，龙榆生认为由于四声的性质不同，关系于表达情感非常重要。入声短促，没有含蓄的余地，所以宜于表达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声舒徐，宜于表达清新绵邈的思想感情；去声劲厉，宜于表达高亢响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两声与人声比较起来，总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叶，适宜表达悲壮郁勃的情趣。”而平仄四声的错综使用与安排，是为了取得和谐与拗怒的矛盾和统一。龙氏尤其重视去声在词中的运用，自清人万树在《词律•发凡》中强调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以后，吴梅在《词学通论》中第二章《论平仄四声》中亦详述去声之重要。龙氏本人则早在《论平仄四声》(1936)一文中提出了去声在歌词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词中转折处之关系。及至晚年，见解益发老到。如论述“平仄平”之仄须用去声，“上去”或“去上”的联用等，都富有启发意义。
龙榆生另外还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词的句法、词的结构、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论词谱》(1936)、《论平厌四声》(1936)、《令词之声韵组织》(1937)、《填词与选调》(1937)及《词学十讲》、《词曲概论》这两部晚年的讲义。他显著的研究成果，使词的音乐本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原。晚清以来，张文虎、陈东塾、郑文焯、陈思、夏承焘、杨荫浏、丘琼荪皆致力于词乐研究，尤其是夏、杨、丘三位对仅存的词乐文献白石词中的十七首旁谱进行了考辨整理今译。但这些工作只能局部恢复姜白石自度曲的音乐面貌，对认识词的音乐本质帮助不大。词本是传唱的，后世词乐失传，但词中乐理藉文字而依然得以存在。龙榆生对词的平仄四声、协韵句读进行系统归纳与整理，演绎出若干法则。这对于理解词的本质和进行词的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4、重视普及，意在提高
龙榆生毕生治词，不仅面广思精，而且深入浅出。况且，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面对青年学子，授业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所以，在大力从事著述的同时，他也在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论，二是选本。前者包括《词学十讲》、《词曲概论》，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故能深入浅出，有系统地启迪后学。详细论述见前一节。后者包括《唐宋名家词选》(1934)、《唐五代宋词选》(1937)、《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深受词学者所爱。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
《唐宋名家词选》初版有龙榆生作于1934年11月的《自序》(解放后被抽掉)，阐述编选词选的宗旨：“予意诗词之有选本，务须从全部作品，抉择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未宜辄以私意，妄为轻轩其间。即如唐宋人词，各因时代关系而异其风格，但求其精英呈露，何妨并蓄兼容。”其实不尽然，词选中仍保持着龙氏本人鲜明的理论倾向。龙氏词学服膺朱祖谋，朱氏词学吴文英，故词选中录吴梦窗词多达38首，居入选诸家之冠；龙氏性喜苏辛，所以选了辛词30首，苏词28首，居入选诸家第二、第三。宋词共选380首，三家已占去四分之一强。
解放后，《唐宋名家词选》发行了新版。受时代影响，选目经过调整，更侧重于反映词史全貌。人选词家由原来的42家489首增至94家708首。起自李白，迄于张炎，删除了作为附录的元好问词19首。同时，对当时评价很低的吴文英词由38首降为10首，史达祖由13首减至7首，周密由9首减至5首。词选丧失了特色，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始撰于1930年，至1956年方才出版。编辑体例同于新版《唐宋名家词选》，也是尽量做到了持论平妥。但这其中毕竟仍蕴含着个人的词学主张。最明显的仍是推重苏辛词派，选陈维崧词达34首，居入选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以谭献《箧中词》、叶恭绰《广箧中词》为蓝本编选成的，谭献以吴伟业居《箧中词》之首，叶恭绰以王夫之为《广箧中词》之首，而龙榆生却标出陈子龙，云：“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显然，龙榆生对词史的理解比谭叶二人更加深刻。
从词学史的角度考察，龙榆生这两部词选的普及有其更深层的意义。自张惠言《词选》出，标举意内言外之旨，周济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之后，大小词选不断。清季朱彊村《宋词三百首》示人学词规范，论者以为太过深奥，读者难于领悟。1931年唐圭漳乃为之作笺，然仍失之过深。至此，词学界已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1934年，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及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路数，沾溉后学甚多。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整个词史的风貌，使读者读后，可以进而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后来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胡云翼《宋词选》等皆属于这一类；后者以具体的文本为单位，进行欣赏，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词释》仍属于这一类。
可见，龙榆生的两部词选是应时代潮流而生。它们因为各自保存着鲜明的特色而得以流传久远。
三、余论：几点思考
龙偷生的治词历程和词学成就已如上述，总结其经验，反思其方法，对今天的词学研究不无稗益。
第一，学养深厚。词虽是专门之学，但治学却不能止于词。我们所研究的词史上的对象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要深入理解他们，就不能不对他们所赖以成就的资源有所掌握，因而对中国学术文化中的许多重要方面都要有一定的涉猎或研究。再者，词之为学，虽可独立，却又有赖于多学科的合成。即如探讨词律，涉及音韵，探讨声调，涉及音乐；探讨词事，涉及史学。……这正如大海上的冰山，浮出海面的仅有十分之一。龙榆生在词学上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和他在传统国学的许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随黄季刚治小学——分不开的。治词如果就词言词，难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整体意识。词学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各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治词者或有专攻，但不容偏废。龙榆生治词，涉猎很广。有词谱、词律、词调研究，有词史研究，有词学批评研究，有词学文献研究，有断代词研究，有专家词研究……”。他几乎穷尽了词学的一切领域，有点有面，点面结合，而又融会贯通，互相补充。这样，就真正突出了词的“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特点，并把这一特性贯串于任何一个部类的探讨之中。在龙榆生笔下，“深”是在“通”的前提下而存在的。后世有些学者治词，往往执其一端，急于掘进，未免隔靴搔痒；而仅仅把词置于文学史的层面，也影响了对其深度和广度的突破。凡此，均可从龙氏治词历程中得到启发。
第三，知行结合。在中国古代，无论从事何种文体的批评，知和行几乎都是密不可分的，理论家断无不会创作之理。理论之提出，乃是理论家通过对前代遗产的把握以及自己创作的体会，才得出的看法。理论家本身的创作和其所提出的意境不一定完全吻合，如严羽即是。但个人的创作经验足以刺激其理论思考，这是肯定的。从词学批评来看，陈廷焯撰《白雨斋词话》，提出“沉郁说”，以为词中最高境界。他不仅广泛探讨词史上的大家、名家之作，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且经常引述自己的词作，或述心得，或谈不足，以见这一境界的末易速达。他是在中国古代词学批评史上，把知和行、理论和创作结合得非常密切、而且表现得非常明确的学者之一。龙榆生也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早年即嗜词，一生不废吟咏，1948年曾刊《忍寒词》行世，今存诗词达一千余首，堪称一代作手。另外，一度致力于歌词创作的经历，也使他对词的音乐本质体会极深，故能深切了解这一音韵格律之学。这些，都在他治词的过程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了。可是，这一传统现在却有中断的趋势，搞理论的人不懂或不会创作，已经成为习见的现象。虽有识之士为之呼吁，但改观不大。反思龙榆生的治词方法，或许会对这一问题能有所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