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与唐宋古文运动

根据目前所能检索到的文献资料，“古文辞”这样一个称名，在北宋已出现，曾巩为其妹夫作《王无咎字序》，谓“补之（无咎字）明经术，为古文辞，其材卓然可畏也”（《曾巩集》卷十四，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7页），或为最早的一个用例。联系曾肇《王补之文集序》所说的，“宋兴百年，文章始盛于天下，自庐陵欧阳文忠公、临川王文公、长乐王公深甫及我伯氏中书公，同时并出。其所矢言，皆所以尊皇极、斥异端、明先王道德之意为主，海内宗之。于是学者能自力以追数公之后，卒成其名者相望，补之一也”（《曲阜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可知此所谓“古文辞”，即指宋初以来绍续韩柳、方兴未艾之“古文”写作。

究其语源，“古文辞”当与“文辞”相对而言，而“文辞”一词，自先秦而汉，已发生由文饰之辞令这样的言语方式，向作为书写性文字之指称的转变，这由《史记》中的用例可以得证，其中又多有指称《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之文者；至于《汉书•地理志下》谓“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5页），则明显指辞赋一类的文学性文字，在这里与“文章”互文（然“文章”的义项，原包括从礼乐制度到文字等，涵摄更广）。此后，“文辞”在书写性文字的意义上各呈其具体不同偏向的指称，然不可否认，与辞赋等文学性文字的关系日益密切，甚而有了“文”“笔”之分。我们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所梳理的“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的历史发展线索，可以看到，在他看来，正是以辞赋为发端，所谓“文辞”，具有讲求语言文字组织构造形式的自觉要求，即“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这种观念当然可溯至《周易•系辞下》于广义的“文”的解释：“物相杂，故曰文。”[2]其依据则是“天文”、“地文”、“人文”构成的宇宙论图式，故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又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校证》，第1页）值得注意的是，人既生于天地之间，其于“文”之取则，是由触物连类所认知的一种同构性自然构造，斯之为“德”，表明人文虽由天、地之文所派生，却是一种平行关系，因而对于“心生文辞”而言，恰是“自然之道”这种“神理”的呈现。因此，无论《释名•释言语》所定义的“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毕沅《释名疏证》卷四，清经训堂丛书本），《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所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还是《文心雕龙•诠赋》曰：“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文心雕龙校证》，第50页）都显示了基于对宇宙之自然构成法则的认识而注重语言文字形文、声文等组织构造形式，是中世文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因此拓展到其他应用性文体，在构成其主流文学观念的同时，成为中世文学的一大特质。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支配下，六朝至唐前期逐渐定型化的骈体文、律赋以及律诗等便是其极致发展之表现。

中唐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直接所针对的，当然可以说是六朝以来至其时代这种经验的唯美文学风尚，如柳宗元所说的，“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河东集》卷三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3页），然显然不仅仅是文体问题，而是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一部分科举出身的新兴士大夫为谋求政治资本，要求文学担当意识形态建设的职责。其时的社会状态，使得他们对于世界以及自我生存方式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有关文学观念也因此而转变。他们可以说是立足于一种高扬的道德主体性，穿越、包容天人之际，目标在“志乎古道”（韩愈《题哀辞后》，《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即韩愈《原道》所谓文、武、周公至孔子再至孟轲而“不得其传”的古圣贤之道。这种“道”，并非前人宇宙论图式下的“自然之道”，而是伦理学意义上以“仁义”为核心、本体化的社会伦常秩序[3]，以“文”或“辞”为代表的文学在承载这种“道”的目的性上才获得自己的位置并仍获得重视。这样，原本天地人文那种同构性的平行关系，被转换成一种内外关系，如同儒学上有人主张外在的礼乐制度不是人文，内在的道德才是人文[4]，在文学上亦倡导从之前关注外在的语言文字组织构造形式的观念中脱离出来，用于内在的体认“道”的思想性表述，韩愈谓“夫所为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五），柳宗元谓“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柳河东集》卷三四，第880页），李翱谓“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寄从弟正辞书》，《李文公集》卷八，四部丛刊本），皆反映了对于“文”的新的认识与要求。尽管如韩、柳所体认的“道”以及构建的道统或尚有差异，但却在方法论上，于似乎平面化的“文”或“辞”外，牵扯出一个关乎个人涵养的“学”的维度，即认为“文”应与“古学”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学”，简括言之，正是以“道”为本，以六经为源。于是，在一种明确内外、本末性质的“文”、“道”关系成为文学关注中心的同时，文学观的重心，发生由关注文学如何表现的形构论，向文学表现什么的价值论的范式转换，这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张籍《祭退之》对韩愈的评价：“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学无不该贯。”（《张司业诗集》卷一，四部丛刊本）即可看作所谓“古文辞”及其内涵在中唐的一种表述。

宋代继起的古文运动，是沿着上述担当儒学建设方向的进一步发展[5]，并在社会政治功能与个人修养的张力中，尝试将这样一种重新与道德政治文化相统一的复古文学理想，融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之中，毕竟这事关文官政治的担当者——士大夫精英的材质。因此，我们在“庆历新政”有关科举制度革新的诸多提案中，常常可以看到，“文辞”一词，作为以诗赋为主的应试文字之指称——这可以看作上述中世文学观念作为一种符号权力，在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中的积滞，被置于与“德行”、“经术”、“政事”等相对立的技艺层面，时时遭遇价值质问。如司马光《上仁宗乞举孝亷及更立明经格式》曰：“臣窃以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尽天下之士也。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皆取文辞而已。”（《宋名臣奏议》卷八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欧阳修自己，则明确将“务通经术，多作古文”视作教育应有的目标与成效（《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卷十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77页）。这便是前举曾巩如此表彰王补之材质的背景，也意味着针对“文辞”而起的所谓“古文辞”或“古文”，申张的是要求体现“德行”、“经术”、“政事”等明体达用的复合的文学观，借用儒者胡瑗概括“圣人之道”的说法，叫做“有体，有用，有文”（《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引其弟子刘彝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页）；而随着理学的兴起，士人也有了诸如“致知”、“存养”等更为具体的为学之道。当然，这种“古文辞”写作仍然存在着制度上的困境，不仅当时公文之类的应用文写作仍以骈文为主要形式，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还是被奉作四六圣手[6]，而且在科举取士上，即便有王安石承之前的诗赋、策论之争，实现罢诗赋而专用经义，获得第一轮制度上较量的胜利，整个南宋诗赋与经义之争依然在不断深化[7]，何况其专用经义所呈现的程式化问题，亦已逗引出与古文所倡“学”的矛盾。与此同时，儒学内部理学的生长，又从他们的立场向古文家的地位与抱负提出挑战，无论程颐以“今之学”分为三，将“趋道”专属“儒者之学”而斥“文章之学”[8]，还是朱熹申诫“然程子犹以为游夏所谓文学，固非秉笔学为词章者”（朱熹释《论语•先进》四科之目，《四书或问》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表明理学家不认可“文章之学”能贯“道”，道学与古文遂而分途，这便是吴子良所说的“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筼窗集续集序》，《筼窗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也因而有叶适等浙东学派自命“合周程、欧苏之裂”（刘埙《隐居通议》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新使命。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倒可发现，“古文辞”恰恰是在上述种种势力不同方向的挤压下，获得其生存发展的空间的。

唐宋古文运动及其相关联的科举制文官政治模式、儒学复兴及向理学转型的思想形态，是近世社会接收的一笔重大文化遗产。由文体革新所反映的士大夫精英之价值观，就要求文章体现“德行”、“经术”、“政事”等明体达用的复合的文学观念而言，显然为近世文学构设了一个基本框架，直至晚清，曾国藩张大桐城派而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的主张，仍由这种模板的文学观所铸造。而其间随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的变动出现的种种文学观念的更新，皆可视作于此框架的冲突、变异，从而带来更为复杂的面向。与之相表里，唐宋文传统的建构、解构及重建，构成了近世文章学领域演变的一条主线，而“古文辞”所承载的内涵，亦随之屡经更化。我们的任务，恐怕应该是在此知识前提下，将“古文辞”这样一个蕴涵着相当丰富的文学思想变复信息的文体、文风概念，还原到其所经历的各阶段具体的文化语境中，通过梳理相关生成关系与结构环节，描述并阐释其实现连续性变化的内在理路。

元明馆阁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其体制化实施

我们看到，自南宋以降，历元而明，“古文辞”被当作一种评价符号，相当频繁地出现在人物传记及相关文献中，这表明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已较为普遍地获得社会认同[9]；与此同时，出于这样的市场需求，以韩、柳、欧、苏、曾、王为核心的唐宋文统亦正在形成过程中，理学家在其中倒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0]。在另一方面，金元北方士大夫精英则努力推动唐宋古文在官方文坛话语权力的塑造，这与其振作“斯文”、“得行儒道”的政治文化诉求自为一体，故而又与他们参与主导的学术、科举的风气之变密切相关。元好问在《闲闲公墓铭》中，已经构建起一个金代以翰苑文臣为主体、传承唐宋文派的脉络：

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

宋有古文，有词赋，有明经，柳、穆、欧、苏诸人，斩伐俗学，力百而功倍，起天圣，迄元祐，而后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虚而无用者，又复见于宣政之季矣。辽则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窃，牵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没世不复，亦无以议为也。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声律则刘郑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本）

同样承北宋以来之话题，在古文以及“学”与科举之词赋、经义的矛盾张力中，描述其生长的空间。有关金初取士制度，据《金史•选举一》，其设科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等，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罢经义、策试，专以词赋取士，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始复经义，可见国初阶段的主导倾向，故被认为其弊如同宋末之无学[11]。大定、明昌间，儒风丕变，文治称盛，始有蔡珪，上接宇文虚中、吴激等宋儒，得传“唐宋文派”之正脉，一时如党怀英、王庭筠、周昂、杨云翼、王若虚、李纯甫、雷渊等，皆赞襄其盛。其实，章宗明昌元年（1190）科举考试出题的改革，即将原“五经、三史正文”之范围，改为“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金史•选举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35-1137页），已经显示知识谱系的扩展以及作为四书学的《语》、《孟》之于士人教育的重要性；而从次年翰林院进呈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等集二十六部，则多少可观察到所谓“唐宋文派”样板的具体构成[12]。在元好问眼中，唯赵秉文在这一古学复兴风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如杨云翼亦认为的，“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谓儒之正理之主尽在是矣”（《滏水文集引》，《滏水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故“直推其继韩欧”（《归潜志》卷九，第106页），而且还因为其对天下学者的引导——令“知所适从”，包括贞祐南渡后，赵秉文与杨云翼主持科举，变易士习，所谓“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亦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归潜志》卷八，第80页）。虽然此间诸大家在古文创作上各有或规模欧、苏之平易，或效法左、庄、韩之简古的探索与实践，然元好问独标出赵氏“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确实显示了是以如同北宋前期儒学氛围的所谓“前道学”立场[13]，推许其对唐宋古文传统的接续。

元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这种古文传统在官方文坛的构建。自世祖中统、至元以来，作为国家政治文化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翰林、集贤两院为主体（文宗天历二年又设奎章阁学士院）的馆阁文学，被赋予发扬儒学、绍续汉唐以来文学传统的重任，“文章与时高下”的“世运”说突出地成为他们阐释自我定位的重要依据。故无论是吴澄《送虞叔常北上序》（《吴文正集》卷二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欧阳玄《潜溪后集序》（《圭斋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还是林泉生为陈旅《安雅堂集》所作序（《安雅堂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构建了一个三代而下，西汉文治称盛，东汉而下，日以衰敝，唐宋盛时，韩柳、欧苏王曾倡言复古再盛，至本朝又兴斯文的文统叙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澄提出了唐宋七家的文统说：

古之文，自虞夏商周，更秦历汉，至后汉而弊，气日卑弱，莫可振起。唐韩柳、宋欧曾王苏七子者作，始复先汉之风，他岂无人，要皆难与七子者并。（《张氏自适集序》，《吴文正集》卷十八）

这可以说是南宋以来终于定型的一个谱系，在这个时代由这样一个儒学名士提出，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此苏又另指老苏，下文更为明确：

唐宋二代之文，可与六经并传者。韩文公自幼专攻古学，既长，人劝之举进士，始以策论、诗赋试有司；欧阳文忠公、王丞相、曾舍人、苏学士，皆由时文转为古文者也；柳刺史初年不脱时体，谪官以后文乃大进；老苏亦于中年弃其少作而趋古。（《遗安集序》，同上卷二二）

皆由他们的经历认证其作为，并以为追踪先汉，千余年“仅见”，其他如唐李翱、宋唐庚、张耒这些在南宋颇被关注的后学翘楚，以“竟未与韩、苏合一”为由（《题何太虚近稿后》，同上卷五八），未被纳入；其《刘尚友文集序》又曰：“叙古文之统，其必曰唐韩、柳二子，宋欧阳、苏、曾、王、苏五子也。”（同上卷二二）亦显示了立此谱系的审慎与斩截，而他们所代表的唐宋文传统，则被提高到“可与六经并传”的地位。应该说，此说的意义更在其从理论上奠立了唐宋文统成立的基调，之后明初朱右汇编名为六先生、实以苏代表三苏的八家集，虽说是“损益东莱吕氏之选”（贝琼《唐宋六家文衡序》，《清江文集》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然并未如《古文关键》以张耒取代王安石，这一点同于吴澄的选择，八大家谱系因告建成[14]。

从儒学发展的情况来看，约自金宣宗末年始，南方理学对北方传统儒学的冲击、渗透已颇显著，然金代士人的接受态度颇为复杂，这从他们对“道学”概念的拒斥可窥一斑；而由郝经《太极书院记》一文所反映的终于接纳“道学”之名及南宋理学“道统”谱系的态度转变[15]，则多少可标记理学逐渐为北方士人所认同的进程。其于文学的意义在于，自此人们遂可基于北宋以来理学家开启的“理与文分为二”及浙东学派要求“合周程、欧苏之裂”的议题范畴，来探讨“文”、“道”及相应的道统、文统之关系。如果说，郝经于中统七年（1266）编成的《原古录》，作为一部“溯流求源，以征斯文之迹”目标下新的文学选本，在申明“道即文”、“文即道”的前提下，将儒者之学、训诂之学、史传之学、经世之学及文章之学等并视为“道”之大用、“经”之枝叶，所谓“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为道之用，而经因之以立也。故文之大端本于太极，而经之法制成于圣人”（《原古录序》，《陵川集》卷二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显示的是已糅合某种“道学”观念的经学家的大文学观，以“道”统“文”，以实为用；那么，如王恽“语性理则以周程张朱为宗，论文章则以韩柳欧苏为法”（王秉彝《秋涧先生大全集后序》，《秋涧集》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可以说是更为直捷地践行“合周程、欧苏之裂”，如同他自己所强调的“文章德业，名为两途，其实一致”（《礼部尚书赵公文集序》，《秋涧集》卷四二），这在元代中后期的馆阁更为普遍，如黄溍所谓“以性理之学，施于台阁之文”（《顺斋文集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3册，第266页上）。与之同步的，是至元皇庆、延祐间恢复科举，以四书学为代表，程朱理学真正与政治权力结合，实现其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此即欧阳玄所说的，“后是四十年，贡举法行，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赵忠简公祠堂记》，《圭斋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旨在“润色鸿业”的台阁制作，作为与政治、道德建设相联结的一种示范文体，在风格内涵上亦日趋和平雅正[16]。

元明馆阁文风的传承，主要通过浙东、福建、江西三个理学传播最盛地域与中央文坛的交叉、互动而得以实现，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浙东如宋濂尝与胡翰从吴莱学，以古文辞为事，又与王祎及柳贯、黄溍之门，得成精博之学、浑雄温雅之文（王祎《宋太史传》，《王忠文公集》卷二一，明嘉靖元年张齐刻本）；而其理学谱系，可溯至宋末师事黄幹的何基、王柏，经金履祥而传许谦，旁衍吴、柳、黄三氏。福建则有陈旅、林泉生、张以宁，所谓“力学不倦，锐志古文辞”（陈琏《翠屏张先生集序》，《翠屏集》卷首，钞明成化刻本），亦皆以文名馆阁；其理学传承自然亦可溯至闽中朱子学，如张以宁少从韩信同学，韩为陈普门人（《宋元学案》卷六四《潜庵学案》“陈氏门人”，清道光刻本）。至于江西，文章更被溯至欧阳修，如晏璧为陈谟作《海桑集序》，赞叹“庐陵文章，为江右之邹鲁，自欧阳文忠公而下，若胡忠简、周文忠、杨文节，俱称文章宗家。宋季，巽斋欧阳公、须溪刘公、中斋邓公、青山赵公，虽不大显，庸卓然文名于世。元氏时，又若麟洲龙公、养吾、申斋、桂隐三刘公，力追古作者，猗与盛哉”（《海桑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何况虞集、范梈、揭傒斯等馆阁大家皆与该地域有关，而陈谟本人，“以经学教授，而尤善古文辞，东南学者多宗师之”（苏伯衡《书龙渊集后》，《苏平仲文集》卷十，四部丛刊本），这也便是杨士奇为首的江西阁臣群体文脉之所在；理学则由黄幹而饶鲁、程若庸、吴澄一脉相传（《宋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这种现象或可表明，随着前述“古文辞”体现的价值观获得较为普遍的社会认同，而差不多共时传播的理学在东南相关辐射区域的深入并形成传统，至这一阶段，至少在理论上，所谓“前道学”的道统、理学家的道统与唐宋古文文统，已被整合成一个理学标准下共享的思想秩序[17]，又通过一定的社会网络汇聚馆阁，成为塑造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

从历史上看，明初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作为以皇权为轴心的中央集权，可谓登峰造极，其以帝力为主导所构建的国家意识形态之控制力，亦空前绝后。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从制度层面上来说，主要通过教育制度、选举制度、高级文官的培养制度以及馆阁制度（包括为抑制相权而建立的内阁制度）等相互衔接的层级，形成完整的链条。虽说除内阁制度之外，这样的制度框架在前代已然成立，但不可否认，其利用制度推行有利于“治术”的程朱学说，有效实现全面的思想统制，如丘浚《会试策问》追述曰：“我朝崇儒重道，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学，教人取士一惟经术是用。太宗文皇帝又取圣经贤传订正归一，使天下学者诵说而持守之，不惑于异端驳杂之说，道德可谓一矣。”（《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八，明天启元年刻本）却是独有很大进展的新成就（永乐时纂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还反映了经学与性理学关系的整合）。如果说，这里所述尚主要涉及教育制度与选举制度，那么，在高级文官的培养制度方面更有其特色，而这又与新的中枢辅政体制——内阁制度密切相关。这一特色，即始于永乐二、三年间的庶吉士培养制度，杨荣《送翰林编修杨廷瑞归松江序》，曾将其建立的背景、动机交代得非常清楚：

洪惟太宗文皇帝，聪明睿智，缉熙圣学，以开万世文明之治。即位之初，深惟古昔圣王作人之盛，必赖培育之深，故于甲科之外，复简其文学之尤者为翰林庶吉士，俾读中秘之书，以资其博洽，学古文辞，日给笔札，膳羞以优异之。盖宸虑深远，以谓三代而下，莫盛于汉唐宋。帝王之治，虽曰有间，至于儒者，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班固，唐之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宋之欧阳修、二苏、王安石、曾子固诸贤，皆能以其文章羽翼六经，鸣于当时，垂诸后世。”（《杨文敏公集》卷十三，明正德十年建安杨氏重刻本）

据此可以看到，“古文辞”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被纳入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当然也是意识形态建设，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要求提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举措。鉴于庶吉士制度实具有为翰苑及内阁储养人才的功能，而内阁制度的建立，虽终未成为朝廷正式的一级行政机构，仍属翰林职，但除代皇帝草拟诏敕（所谓“掌内制”）外，还有参预机要政事与掌握票拟等职权（所谓“预机务”），而成为最高权力构成的参与者与代言人，与前代馆阁之臣相比，其政治权重明显增长，故更被要求是德行、经术、政事以及文章等诸多方面有自觉修养与出色才能的典范，明代特有的、实体现阁臣在皇权专制政体下如何修身自处的“台阁体”文学，亦即是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产生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已被服务现实政治的工具性所全然覆盖的儒家师道传统那种超越政统的目的性外（这也正是朱元璋尝议罢孟子配享并修《孟子节文》的原因吧），唐宋古文运动所表达的政治文化理想，至此算是获得体制上的全面实施，其相关的文学观念与主张，亦在前述重新整合的思想秩序中得到更为彻底的贯彻（当然，其中原有的诸多内在矛盾并未就此解决，又会在新形势下产生新的矛盾）。作为具体标志，至少有以下数端：

其一是科举取士上，终于终结北宋以来考试反复不定的诗赋与经义、策论之争，弃诗赋而用经义、论策，“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洪武三年诏曰：“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申明本朝设科举的原则，“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以上并见《明史•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3、1695页）。这样的格局，虽说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已下诏基本设定，然细加比较，仍有差异：一是初场《四书》义、经义各由元之二问、一道，增至三道、四道，二场以论代元所试古赋，又加判五道，三场策由元之一道增至五道，在体现“一惟经术是用”之旨上确有推进[18]。

其二是公文领域的改革。在儒者的推动下，前代政府虽不断有尚质实、去浮华的呼声，但公文例用四六，即如元代科考，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这种体制仍未能尽变。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在多次提出对政府文风要求后[19]，正式“诏禁四六文辞”：“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庚戌”条）由于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至少在明代前期，效果还是相当明显，“自是词垣秉笔者，多用散文”（黄佐《翰林记》卷一一《撰表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古文终于占领公文这一堡垒，算是取得了全线的胜利，其示范性的影响自然有更为广大的意义。

其三是前面提到的“古文辞”成为庶吉士培养的专门要求，与之相表里，则是读中秘之书，以资博洽，其目标在制度设立之初已很明确——“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黄佐《翰林记》卷四《文渊阁进学》），可与前引胡瑗概括“圣人之道”为“有体，有用，有文”相比照（惟有关性理学方面的内容，为宋前期儒者所未及）。至于具体的馆课教习体制，宣宗时已命学士王直为宣德五年（1430）所选庶吉士之师，然至正统末，始以学士二员任教而成为定制。而据后时的记载，自此以后，真德秀《文章正宗》与高棅《唐诗正声》被用来作为翰林学士教授庶吉士古文辞与诗的范本[20]。作为朱子学的传承者，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集中体现了理学家的文学观念，以“明义理，切世用”为宗旨，在明代前期馆阁或中央文坛很受重视[21]，其后一种选集，则对唐宋文传统的形成颇有影响，尤其表现在承朱熹之说标举欧、曾上（选文数最多）。虽然目前尚无直接的资料证明庶吉士学习古文辞所用《文章正宗》亦包括这部续选[22]，但至少我们可以将之置于前述那种重新整合的思想秩序中来认识其作用。

其四便是“台阁体”的形成。所谓“台阁之文”的概念及其文风特征，前代已有述[23]，馆阁文学当然亦非明代才有，然可以说唯明之“台阁体”，在价值标准上，明确将金元以来韩柳、欧苏为宗、并可上溯至周秦西汉的唐宋古文传统，集约至欧、曾一系[24]，尤其欧阳修，身份既为阁臣，文章更出政事，以其所谓敷腴温润、平易正大之风格，而被定于一尊。这种取向一方面当然应与朱熹以来理学家的导引在这一时代获得更大效应相联系，所以杨士奇从对于道体发明的角度，批评周衰“文学之士各离经立说以为高”，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往往不当于经”，肯定韩愈、欧阳修、曾巩“能反求诸经，概得圣人之旨，遂为学者所宗”（《颐庵文选原序》，《颐庵文选》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我们从元代刘埙阐发吴子良解说叶适“合周程、欧苏之裂”之旨，谓“予详此言，似谓欧曾可以合周程，而苏自成一家，未知然否”（《隐居通议》卷二“理学二”，清海山仙馆丛书本），亦可看到在理学标准下，以欧文之粹、曾文之严，与之更相契合，而导致独被推尊的必然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洪武初出于帝力，改革公文文体，虽由翰林诸臣以当时所尚，进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韩愈《贺雨表》以为表笺法，然其实朱元璋对韩柳文之立意常有不满，故作《辨韩愈讼风伯文》、《驳韩愈颂伯夷文》（《明太祖文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斥其对天道君权之不谨，《谕幼儒敕》又谓柳子《马退山茅亭记》“无益”（同上卷七）。而仁宗为太子时，之所以喜爱欧阳修，命杨士奇、陈济校雠其文集并付内府刊刻，则无非在于人主所重，唯德诚并能致用，如其谓士奇曰：“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欧阳真无忝矣。”（黄佐《翰林记》卷十一）后如戴澳，即由此角度阐扬，谓：“庐陵先辈如欧阳公，不谥曰文忠乎？然天下后世只重欧阳之文，而忘其忠。盖当北宋盛时，犹得以出入风议，毕良臣之忠，而温厚立言，存台阁体，其所遭然也。”（《杜曲集》卷七，明崇祯刻本）这便是黄佐所述“文风三变”中，“永乐中，杨士奇独宗欧阳修，而气焰或不及，一时翕然从之，至于李东阳、程敏政为盛”（《翰林记》卷十九）的背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本经义推之政事”之北宋学术“真源”[25]，加上理学“诚意”、“笃行”工夫，成为“台阁体”作家在极端皇权专制政体下，事君有“体”有“方”的实用政治之处世哲学，发为文章，如应制诸作，自然以颂圣阐道、沨沨雅音为尚，其它被视为“余事”的诸体，亦皆以示清慎之怀为旨[26]，求其冲淡和平。

成化至正德间对于唐宋文传统的离反

“古文辞”在明成化、弘治以来重新成为引人瞻目的话题，伴随着新一轮复古思潮的兴起，其所展现的，恰恰是一个离反唐宋文传统的进程。这样的复古思潮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时代？历年来学界其实已从其时政治、社会、学术以及文学自身等诸多层面与角度，作出有益的探究和各有侧重的解答。作为文学领域的话语权之争，它所反映的当然是相应政治体制下整个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动，那么，其间构成关系如何？又通过哪些内在机制得以实现其结构性之变？我想，如果我们将之置于上述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在明初完成其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官方体制化的框架中，或许亦不失为一个视角。在这个框架中，无论后期台阁体作家，吴中地区士人，还是作为郞署文学势力崛起的前七子一派，实构成相互关联的环节，而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总体上可以说正是在已有变化的社会形态下，对于之前那种高度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反省或挑战。

我们仍从上述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应的制度层面来看。就教育制度、选举制度而言，且不说明初制定的教授、考试内容准诸四书五经这种“道术尚一”（在中央到地方学校又皆习《御制大诰》）的做法，对思想的钳制与文化多样性的排斥；太祖与刘基所定制义之样式，又是北宋末南宋以来经义、论之程式化的继续，按照顾炎武的看法，“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日知录》卷一六《程文》，清乾隆刻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围绕经义与时文进行的功利性应试教育，弊端亦日显，钱福所反省的“后世教者趋于简便，学者竞于躐等”（《百川学海序》，《鹤滩稿》卷三，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是相当简要的概括。因为帖括之学的简便，其但知诵记、不通大义之弊，仍与“学”的理想构成尖锐冲突；因为纯用经术并以制义为进阶，不仅时文这种“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吴宽《旧文稿序》，《匏翁家藏集》卷四一，明正德三年吴氏家刻本）的束缚，与“古文辞”原本作为思想性表述的要求构成内在矛盾，而且在功利的驱动下，“古文辞”反被一般士子弃置，“无事乎所谓古文歌诗”（李东阳《春雨堂稿序》，《怀麓堂稿》文后稿卷三，明正德十三年刻本）。这样的矛盾，恰在理学统摄相对较弱而自有其学术传统的吴中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根据陆粲的梳理，该地域艺文的重新兴盛，即在成、弘间：

其在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于时若杜用嘉、陈孟贤二公，以高年为诸儒倡率，最先有名；继则先生（赵同鲁）与贺美之、都维明、楼仲彝、沈启南、史明古辈，相踵而起。数君子者，虽其造诣或殊，然大抵博雅有文，行义修洁……（《仙华集后序》，《陆子余集》卷一，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鉴于杜琼从陈继学，而陈宽为陈继子，则其渊源又可溯至陈继。继字嗣初，约与三杨同时，仁宗时，由杨士奇荐授国子博士，改翰林院五经博士[27]。其时吴中如沈周伯父贞、父恒，少皆从陈继学，而沈周从陈宽学，故被认为“吴中称经学者，皆宗陈氏”（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陈公子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然陈氏的经学究竟如何？王锜尝记继为国子博士时，“诸生各以经课求改。嗣初惟谙古文，不通经义，数为诸生诋笑。不堪，因往士奇诉曰：‘先生举继，虽爱之，实害之。继于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诉毕大泣不已，士奇特奏改为翰林五经博士，稍进检讨以归。”（《寓圃杂记》卷十，明钞本）这一趣闻颇富戏剧性，然谓“惟谙古文，不通经义”，恐是实情。盖吴中之学，与那种仅为致用之术的经义之学颇异，从陈继学之杜琼，其学实在于“博综古今”，当然，“为文和平醇实，而必本于理。诗尤沉着，古雅有风致”（《杜用嘉琼传》，《国朝献徵录》卷一一二，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陈宽弟陈完记其兄所传学，“凡天人性命之奥、礼乐、名物、度数之详，得于耳提面命”（《仲兄醒庵先生墓志铭》，《吴都文粹续集》卷四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沈周为作挽诗的父执刘溥，“研覃载籍，尤精天文律历之学”（《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刘御医溥》，第209页）；友人徐有贞，“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明史》卷一七一《徐有贞传》，第4561页）；史鉴，“其学于书无所不读，而尤熟于史，……至于时事、钱谷、水利之类，皆知其故”（吴宽《隐士史明古墓表》，《匏翁家藏集》卷七四）；至于沈周本人，“凡经传子史百家，山经地志，医方卜筮，稗官传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华”（王鏊《石田先生墓志铭》，《震泽集》卷二九，明嘉靖刻本）。此即所谓“好古力学”，更何况他们中多有兼擅诗文与书画之艺者[28]，综之而有“博雅”之名。如果说，该地域这种博综经传子史百家及其他种种杂学的学术传统，大大开放了士人的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意味着价值标准的多样化与知识内涵的深化，从而构成其为古文辞的博洽取资；那么，其注重艺能的感受与表现，或许更值得重视，那意味着其价值关怀的重心转向自我个体，至少对士人的某种创造性才性与感官解放大有益处，有学者用“尚趣”所概括的[29]，便是其放诸生活情态的新动向，晚明小品文亦即在此土壤中滋生。

这种学尚与国家教育制度、选举制度的“一惟经术是用”显然格格不入，故该地域有识之士时时强烈感受到来自这种体制的压抑以及与时文的紧张关系，完全是有理由的。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为该地域士人诉求代言的吴宽，提出古文为科举之资，经学与古文辞“二者适相为用”（《容菴集序》，《匏庵家藏集》卷四三）的调剂说法，或尚是已成功之后面向上层的一种策略（王鏊正德二年入阁所上《时事疏》，亦因此建议另设制科或博学宏词科）；若下一辈的文徵明，在投献王鏊之书中，反复申诉对“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的鄙视和在困境中事“古文词”的坚执（《上守谿先生書》，《甫田集》卷二五，明嘉靖刻本），实代表了这个地方士人群体面对上述压抑与自我实现之间矛盾的深层焦虑，“古文辞”益发成为表述他们确认其价值取向之强硬姿态的一种武器。正是针对时文穿凿经术、拘縶格律之弊，吴宽在未仕前所作《送周仲瞻应举诗序》中，已发出“还其文于古”（《匏庵家藏集》卷三）的呼吁，尽管仍标榜欧、苏、曾以期待今人，其取径已由唐宋诸家集而上溯《史记》《汉书》及《文选》（见《旧文稿序》，《匏翁家藏集》卷四一）；文徵明在上书中所列则为“讽读《左氏》、《史记》、两《汉书》及古今人文集”。他们的立足点显然已不再拘执于杨士奇肯定韩、欧、曾“能反求诸经”这种“文”对于道学发明的单一标准上，知识谱系的开放，使得他们对“文”的认知重新向经以外的子、史、集部拓展（至祝允明尤为显著），至少尚关注其纪事功能以及其他言说功能。如吴宽即表彰史鑑“尤熟于史”，“为文纪事有法，醇雅如汉人”（《隐士史明古墓表》，同上卷七四），这确实表现出与后期馆阁同趋，而或更有过之，因为他们中像沈周这样旁及稗官释老一类知识，无疑是此后吴中士人热衷于儒家诸子学以外之异学及稗史别记的滥觞，而自此发端的《文选》热，则在滋长吴中六朝风习的同时，引发人们开始将关注点转到“文”自身的表现功能。在这种形势下，年届而立、屡赴乡试未第，唯与都穆、文徵明、唐寅肆力于古文辞的祝允明，在弘治初已表现出扬左、庄、班、马数子而“下视欧、曾诸公，蔑如也”（《寓园杂记》卷五）的姿态，亦岂偶然哉！其作于成化末年的《浮物》一卷，虽取韩愈之言而命名，却已表现出大悖于儒学的放诞矫激，由其日后一贯的反道学及“学坏于宋”的言论来看，他抵制唐宋文统，斥韩柳欧苏曾王“甚谬误人”（《祝子罪惟录》卷八，明刻本），恰恰是基于对今人重新整合并实现体制化的那种理学标准下的思想秩序反思、批判之上的。

就高级文官培养制度以及相关的馆阁制度而言，庶吉士之选是经由翰苑通向辅政中枢之内阁的一条捷径，正如万历间亓诗教所论，“近可为论思启沃之助，远可为储养台辅之阶”（《神宗实录》卷五八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丙申”条），故是按照最高统治者制订文化政策乃至其他国策的顾问、代言人及施行者之成就目标来培养的，本身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环节，对其要求自然亦相当高，选法上“必德器端方、文词醇正而后可”，教法上“勿徒课诗文也，必讲究经史、涵养德性而后可”（同上），总之是德足以尽其诚，学足以备顾问，文足以应制作的全面人才。然而，这一制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实隐伏了两重矛盾：一是与明初以来其他政府部门所要求的强调道德之体、经济之用的政务型人才不同，馆阁独有其文学方面的职能，除诏诰典章、颂圣应制以及被视作“余事”的应用、赋咏之作外，尚包括直讲经幄、编纂史局之类[30]，正所谓“所听皆清要”、“所与皆文字”（程敏政《乐清轩记》，《篁墩程先生集》卷十三，明正德二年刻本），李东阳是以概括为“有记载之文，有讲读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赋咏之文”（《倪文毅公集序》，《李东阳续集》文卷四，第187页），这也意味着“文归台阁”这一垄断性特权的获得。问题在于，即便理论上设立“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的目标，在具体多样的“文”用与执一的“道”体之间，其实始终存在着内在矛盾。其二与之相关，是在实施教习的过程中，目标与手段之间同样无法真正统一，此即前引李翱“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所谓“性”与“习”的矛盾，理论上二者“犹诚明之必相依尔”，但实际操作上恐怕无法跨越“习”的途径。郭绍虞先生认为前者是宋人论文的见解，后者是唐人论文的见解，而宋人所讥为倒学者[31]；然即使宋代古文家，恐亦难以做到“由仁义而后文”之正学，要么如其所启宋儒“道至则文自工”之说，干脆取消“文”的独立存在。成化间如罗伦等重提这一话题，认为“夫圣贤之学，心乎道非心乎文也，道成于己而文自显也。文人之学，心乎文非心乎道也，学文而因窥乎道也。道成而文自显者，文与道一也；因文而窥乎道者，道与文为二也”（《南丰文集序》，《一峰先生集》卷二，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实可看作在地方理学思潮重又兴起的背景下，从他们的立场对台阁所据文统尚不尽纯粹与合理的质疑与批判。正是由担当馆阁文学职能出发，对于庶吉士的“古文辞”训练，其所针对的，主要已不是唐宋古文运动反拨的“文辞”那种书写性文字的技巧问题，那已被视作接受了的题中之义，而是整个文官政治因提倡经术、政事而被普遍抑制的文学才能，要求在其职责范围内，将分途的经济、文章统合起来，同时，应该也是对“一惟经术是用”的教育、科举制度的一种补足。原本已被划出才能鉴定范围的诗赋一类创作，亦重又在习“古文辞”的名义下，与之构成某种亲缘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获得某种合法地位。当然，在庶吉士制度设立之初，于“学”及其体用目的的强调，具体落实于“俾读中秘之书，以资其博洽”，已显示对可能出现的偏于习“文”之倾向的防范，然这种“博洽”的要求，因中秘藏书庞杂而致知识谱系拓展，其实亦是滋生像吴中士人那样突破“道术尚一”之单一、狭隘思域的温床；而当庶吉士教习在正统末成为定制前，其进学场所已由原来的东阁，改为翰林院外公署（《词林典故》卷三据《明会典》所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那意味着不再有读中秘书的便利条件，于是，“学”的一端自然减弱，相反，馆课教习一旦成为定制，以文用为目的的“习”便为必然之手段，因而出现黄佐所描述的，正统以来读书、考试“大都从事词章”，“舍大纲而先末艺，以诗文记诵为学，而道德、政学则忽弃焉”的现象（《翰林记》卷四“公署教习”）。这也正是万历中管志道奏疏所指责的：“自正统以后，抡选多非出自圣意，而从阁臣议请举行。亦不得读中秘书，而以《唐诗正声》、《文章正宗》为日课，不知将来所以备顾问、赞机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春明梦余录》卷三二“庶吉士”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当然，即便是“从事词章”，其所习泛函诸多应用文体，官方的导向仍在经世致用。不过，这种文用的制度化训练，确会导致人们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形下之器——具体而言是文的体制、作法，而非形上之道（此即所谓“舍大纲而先末艺”）。在此情形下，原本以“文”、“道”之紧密关系维系的文统及宗尚，便可能随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而教习中馆师、范本的好尚，亦会潜移默化地对习者的取径发生影响。在这方面，真德秀《文章正宗》或许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无论该选是否确然于正统末馆课教习定制后，正式成为庶吉士习“古文辞”的范本，以其在仁宗以来包括馆阁在内的中央文坛被推重的程度，具有的影响不容忽视。馆阁之所以重视此选，当然是取其理学家的选文宗旨，《四库》馆臣即由此阐述其划时代意义：“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总序）然即便是这样一种完全合乎官方意旨的选本，在具体“文”用或“习”的过程中，亦会产生出乎预料的效应。该选体分有四：辞命、议论、叙事、诗赋，以下再分具体小类，文例范围取自《春秋》内外传至韩柳，“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纲目》，《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首，明刻本），确是理想的习文之具。重古体的诗赋这一块且不论，就文章而言，将属经部的《春秋》内外传纳入总集之选而以为源，亦为该选所首创[32]，这不能不让我们将之与此间馆阁倡“左传体”的风气相联系。王鏊《〈春秋〉词命引》谓“予读《左传》，爱其文，而尤爱其词命”（《震泽集》卷十三），与《文章正宗》同出“切世用”之旨，以其馆阁之职掌，关注词命之体，原未必有特别用意处，然此《〈春秋〉词命》乃其正德间专门汇编，以法其“善于词”，应该受到真氏此选的启示。议论之体，“大抵以六经、《语》、《孟》为祖”，有“发明义理”、“敷析治道”诸功用（《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纲目》），原为明初以来馆阁所重，惟真选溯至《春秋》内外传及先汉以后诸臣，同样可拓展取法的途径。至于叙事之体，“独取《左传》、《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同上），于效习者开放对“文”的认知应有推助作用。明初如王祎，虽亦承认文章之用“有纪事之文，有载道之文”，但却强调“史者，纪事之文，于道则末也”（《文训》，《王忠文公集》卷一五）。而此际如谢铎提出，“六经之文，若《易》若《礼》，明道之文也，而未尝不著于事；若《书》若《春秋》，纪事之文也，而未尝不本于道”，“后世若濂、洛、关、闽则明道之文”，“司马迁、班固则纪事之文”，要在“有益于实用，而不可缺焉耳”（《愚得先生文集序》，《桃溪净稿》文卷三，明正德十六年刻本）；李东阳序《篁墩文集》提出：“文之见于世者，惟经与史，经主道，史主事，……若序论策议之属，皆经之余；碑表铭志传状之属，皆史之余也。二者分殊而体异，盖惟韩、欧能兼之，吾朱子则集其大成。”（《篁墩程先生文集》卷首）论调却有了微妙的转变，文的纪事功能得以与发明道学相提并论，且成为考量、阐释韩、欧乃至朱熹文章成就（如朱亦有《通鉴纲目》一类编纂）的另一重标尺。这种变化，由其体制内潜滋暗长，却是实“文”而虚“道”的一个重要信号。故其时有王云凤辈，即以体用“歧而二之”为由，辩驳真德秀“不能自拔于文词，陷溺之中，反又从而文之”，认为其“号为大儒”，所选比《文选》、《唐文粹》等文家之选更具有迷惑性——“似是而非，有误后学”（《书德华〈文章正宗辩〉后》，《博趣斋稿》卷十二，明刻本），也因而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前七子的崛起，首先是郞署文学向台阁夺取文柄，强调这一体制上的背景，有助于我们从他们的动机理解其主张。明人多有从这一角度来叙述的，如万历间郭正域即以馆阁之立场，论评此一事件之因果：

唐宋，文章之柄尽在词臣；高皇、文皇，尽罗一时才俊之士，教之中秘，亲自品评，如家人子弟，而天下文章尽归台阁。嗣是选不尽才，才不尽选，而雄俊奥博之士或逸于别署，于是乎文章之柄岐而为两。外署以其偏锋选胜，与词林角，而卒不胜，何也？不中于绳墨，不宜于廊庙也。词林亦以其堂堂正正，与外署角，而亦卒不胜，何也？不新于耳目，不耸于观听也。（《敖先生文集序》，《合并黄离草》卷十八，明万历四年刻本）

他以“选不尽才，才不尽选”解释七子等代表的台阁外势力的出现，冠冕堂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其实明初于文官政治强调道德、经济之政务型人才，出于帝力，唯我所用，与北宋以来由士大夫主体出发，提倡“有体、有用、有文”的淑世精神传统，立场有异。台阁算是独自担当了文学方面的职能，尽管仍服从于君权，然于广大其他政府部门的文官来说，对于社会的价值关怀及其相关精神表述，不是其分内事，因而与士大夫自身的传统构成矛盾。当社会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士大夫自身的意识有所高扬，这种矛盾便愈发突显出来，这是前七子一派崛起的深层原因。其实，在李东阳的时代，已经有意识地通过所谓“以文章饰政事”，尝试在台阁之外倡言恢复传统“士”应有的文学职能[33]，李梦阳辈的脱颖而出，与阁臣李、杨个人的奖掖提携亦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附庸状态，而有意针对台阁，展开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所谓《凌谿先生墓志铭》事件便可视为注脚。

正因为如此，他们于台阁体文学是公然批判，不仅姿态矫激，而且必须提出一套“新于耳目、耸于观听”的主张以取而代之。如文章方面，王九思纠结于馆阁的“文体萎弱”（《渼陂集》卷首自序，明嘉靖刻崇祯补修本），按照王鏊为邵宝序已有的反省：“至欧苏可谓畅矣，其末也，流而为弱，甚则熟烂萎薾，冗长而不足观。”（《容春堂文集序》，《震泽集》卷十四）其指目台阁体的宗欧是明确的，这也就是此际活跃于刑曹文学群体中的林俊在正德间所批评的，“至东里杨公又学欧，而近嗣是，学步徒跼，致远则泥，而徐疾周折，殊乖故武”（《东白集序》，《见素文集》卷四，明万历十三年刻本）。而前七子一派的做法，是断数百年之公案：“文自韩、欧来，学者无所师承，迷昧显则。我明既兴，隆本虽切，然要奥未闻也。”（李梦阳《凌谿先生墓志铭》，《空同子集》卷四七，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卷三二，明嘉靖十年刻本）谓古文传统自韩、欧以来已经断失，意在喝破后人构建唐宋文统之虚妄，这与后期馆阁及其他文官通过突出标举韩及其他唐宋诸家与《左传》、《史记》等的传承关系，悄然变异宗尚相比，取径未尝不同，然在表明与台阁所奉唐宋文统的决裂上，态度要坚决得多。不仅如此，在比较系统提出“的古”理论之同时，如李梦阳又力图对这种理学标准下的唐宋文统之立论依据予以否决——这与吴中祝允明所表现的是一致的倾向。所谓“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关键的一点，在于“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论学上》，《空同子集》卷六六），此“道”即康海所说的“至有宋以来，执一以为道”（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张太微诗集》后集卷四，明嘉靖刻本），亦即宋儒所言形上之“理”，以为今人那些纪事志人之文皆以此“道”相衡相套，根本不能展现人的真实性，以及相辅相成的记叙之具体、丰富性，是谓之“无人”、“无文”。总之，是执持“渠尚知性行有不必合邪”这样一个对真实人性的基本认识，指斥“宋儒言理，不烂然欤”（《论学上》），从而将对“文”的要求与理学家这种超越一切经验现象的执一之“道”剥离开来，其于学古的关注点，亦完全转到探讨以“法式”为中心的文学自身表现问题。

李梦阳自己对于“道”的认识，是将之还原到经验现象的世界，认为“流行天地间即道，人之日为不悖即理，随发而验之即学”（同上）。这种认识及取径，由杂学所赋予，可以看作经由早期理学家的“气”为本体论，而向汉以前的宇宙论延展，所谓“三代之学，必论天人之际，以消长倚伏，非斩然而来也”（同上），强调的是“形化”“气化”之实在、变化、感性的宇宙生成观，故“气”“象”成为其间比较关注的概念。其对“文”的认识，亦与之相联系，“夫文者，随事变化，错理以成章也”（同上），重视为理学家所昧的“理外之事”（《物理》，《空同子集》卷六五），且“贵意象具”，这种认识基于与“经”“体殊”的“史”而得，却与诗主“比兴”有着同样的意义，回归《周易》“物相杂，故曰文”的素朴观念，成为他阐释“法式古人”“实物之自则”（《答周子书》，同上卷六二）的依据。于是，从黄省曾为李梦阳所序文集阐述的文学观：“夫文者，所以发阐性灵、叙诏伦则、形写人纪、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声谐而节会，乃玄黄之英华，而神理之自然也。”（《李先生文集序》，《五岳山人集》卷二六，明嘉靖黄氏家刻本）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刘勰的影子。当然，在这里仍要求文有“叙诏伦则、形写人纪”之担当（然与那种截然对立于感性欲求的伦常本体应已不同），这是士大夫的精神传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刘勰也不例外。不过，当李梦阳辈在文学上重又热衷于探求这种“神理之自然”的文之“法式”，并由传统物感说出发，进而在“理欲同行而异情”（《论学下》）之人性论认识上推进其主情论，便意味着为瓦解唐宋古文传统所建立的以“文”、“道”关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范式开启了方便之门，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一种的证明。

结语

“古文辞”以及所代表的复古文学传统，构成文学史上涵摄广泛且具有自我衍生能力的一种符号体系，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它在不同时代被标举，往往反映文学观念上的重大变化，虽然看上去人们运用的是同一个符号体系，却可能出现完全对立的主张，故有必要对其来历、背景及其演化作一长时段的探察，以上所描述的，大而言之，不过是其内部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如所谓唐宋派，在明代理学有新的发展的前提下，又对前七子一派进行反拨，重建唐宋文传统；后七子一派则再振前七子“复古”之旗帜，“修复西京、大历以上之诗文”（《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尚书世贞》，第436页），所关注的更多在文学自身的表现功能；而晚明更为广大的低级功名或自由职业阶层，多有以“古文辞”为安身立命之处者，愈加推进了其中“道”与文、学术与文艺的剥离。所谓“小品文”，同样应当置于“古文辞”符号体系中加以考量，四库馆臣曰：“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弊。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矩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集部•别集类”《尧峰文钞》提要）虽据唐宋文传统的立场予以抨击，却显然将七子、三袁皆视作古文一脉的变异。至此，若衡之以今人惯习的文学标准，或可认为，“古文辞”由唐宋古文运动倡言之初所具有的某种“反文学”倾向，实现了实际担当纯粹文学职能的转变，前七子一派在此中的转关作用显然不容忽视。清代的文学观念，虽在前代的基础上又经过相当曲折、复杂的演变历程，但围绕“古文辞”，最终亦建立起一种广包并蓄的实践的文章类型学，并且至晚清，诸如《古文辞通义》之类，成为最初与西学观念相对接的文学概论著作的滥觞。

[作者简介]陈广宏，1962年生。1990年复旦大学古籍所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暨古籍所教授。发表过专著《竟陵派研究》等。

注释：

[1]王深甫，即王回。晁说之《题王深甫书传后》曰：“王深甫布衣之友曰曾子固、常彝甫（秩）；其名宦已显，而忘年汲汲求友深甫于布衣中者，曰刘原甫（敞）、王介甫；是五人者，皆欧阳公客也。”（《嵩山文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本）可见嘉祐间欧阳修周围以古文名者之谱系。

[2]有关“物”之本义，可参看王国维《释物》：“古者谓杂帛为物，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帛。”（《观堂集林》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页）“杂”，据《说文•衣部》，从衣集声，本义为衣服之“五采相合”（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395页下）。

[3]李泽厚论述宋明理学的体系核心，曾揭示其由汉儒宇宙观、认识论到伦理学、人性论的发展变化，可参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232页。这种变化，自以中唐的儒学复兴为发端。

[4]参见副岛一郎《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及其背景》一文中对柳宗元盟友吕温《人文化成论》的征引与相关阐释，载《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与背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00页。

[5]如柳开、孙复、石介等所建韩愈至孟子接续圣人的道统，虽其间如荀子、董仲舒、王通或有出入，然皆属儒家诸子学范畴。

[6]可参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熹《晦庵别集》卷五《方若水（壬）》（四部丛刊本）、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一“辞学指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的相关论述。

[7]参详祝尚书《宋代进士科考试的诗赋经义之争》，《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209页。

[8]程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舎儒者之学不可。”“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二程遗书》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程伊川集二十卷”条谓程颐：“专务谈经明道，深斥辞章之学。”（四部丛刊本）

[9]如果说，孙觌于绍兴二十四年所作《和州含山县学记》，谓“今诸生读古书，作古文词，师慕古人于千岁之上”（《鸿庆居士集》巻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戴表元述自己青壮年以文学掾游金陵时，“性喜攻古文辞，毎出难义䇿诸生以观其能占对与否，而鼓舞抑扬之”（《送谢仲潜序》，《剡源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已显示对诸生阶层这方面价值取向的引导与肯定；那么，如宋濂褒扬郑东于元末“弃去”科举，“大肆其力于古文辞”（《郑氏联璧集序》，《宋学士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则表述了在“古文辞”与科举目标分裂的情形下，地方士子对古文理想的坚执。

[10]可参看高津孝《论唐宋八大家的形成》，载《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1页。其中朱熹的影响，尚可补充如王柏《跋昌黎文粹》、《跋欧曾文粹》，皆言“得于考亭门人，谓朱子所选”（《鲁斋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这些古文大家中，韩与柳之间，欧曾与苏门或三苏之间，自北宋后期至南宋的接受情况比较复杂，王安石则因政治上的作为，地位升沉亦颇特殊，相对构成内部多元的板块。

[11]如刘祁即指出：“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归潜志》卷八，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0页）。赵孟頫则反省南宋以来诗赋、经义两科分立所出现的弊病：“宋之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第一山人文集叙》，《松雪斋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12]以上材料的发掘，见三浦秀一《中国心学の稜線——元朝の知識人と儒道仏三教》，研文出版2003年版，第48-49页。

[13]此为包弼德所论，他认为元好问在赵秉文墓铭中，试图以“前道学”（Pre-TaoHsue）的标准来描述金代文化。见ChaoPing-wen,”Foundations for Literati Learning”,in H.C.Tillman & Stephen H. Westeds.,China under Jurchen Rule,p.124.转引自邱轶皓《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注90，《新史学》第20卷第4期，第84页。

[14]当然，其后之明人对于苏洵或苏辙是否入这个唐宋文统，亦有不同的意见。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七大家”条所记（清嘉庆刻本），成化间李绍序《苏忠文公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共以之名天下者，唯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七大家。”不入老苏。而万历间孙鑛于唐宋文统重建之际，仍坚持“大家唐二人，宋欧、曾、王、苏氏父子共五人，栾城不与”（《与余君房论文书》，《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清嘉庆刻本）。

[15]有关郝经此文具体写作时间的考证及其意义的阐释，参见上引邱轶皓文，第101-107页。

[16]参详陈基《孟待制文集序》所述“国朝之文凡三变”，《夷白斋稿》卷二二（四部丛刊本）。

[17]如张以宁《经世明道集序》曰：“故尝谓今之为文，宜仿乎韩愈氏有本，以经传子史之文，发孔孟、周程之奥。”（《翠屏集》卷三）宋濂以下的说法似乎更为激进：“自是以来，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明始。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华川书舍记》，《潜溪集》卷五，明嘉靖刻本）

[18]参详《元史•选举一》、《明史•选举二》。

[19]如《太祖实录》卷二二“吴元年正月辛丑”条，载其谓中书省臣：“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毋以虚辞为美也。”同上卷四0“洪武二年三月戊申”条，载其谓詹同曰：“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毋事浮藻。”

[20]参详拙作《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中的相关介绍，《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第74-75页。又，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对此一问题以及庶吉士阁试与馆课体制，有更为详细的考察，可以参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7、165-1181页。

[21]仁宗为太子监国时，已表现出对《文章正宗》的欣赏，谓“真德秀学识甚正，选辑此书，有益学者”，杨士奇则导之以真氏《大学衍义》（杨士奇《圣谕录中》，《东里别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士奇所撰《文章正宗三集》、《续文章正宗》题跋，对真氏“非明理切用、源流之正者不与”之“谨严”极为赞扬，而于其续选录宋文“欧苏曾王之作为多”，不录《太极图说》、《西铭》、《易》《春秋》传序等“论理之大者”，特作“岂尊之而不以混与文章家耶”的辩解（《东里续集》卷十八）；正统间吴讷编《文章辩体》，叶盛题跋谓其“固主《文章正宗》”（《书文章辩体后》，《菉竹堂稿》卷八，清初钞本），而叶盛自己亦于《水东日记》卷二八全文抄录《文章正宗纲目》，并议其选之严。

[22]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曾提出这一问题并有相关讨论，第154-155页。

[23]参详拙作《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所引宋吴处厚、元吴海之论，第63页注1。

[24]用李东阳的表述，是“言必濂洛，文必欧曾”（《明故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穆傅公神道碑铭》，《李东阳续集》文卷七，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18页）。

[25]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北宋学术特征的相关论述，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页。

[26]杨荣《清慎堂箴》（《杨文敏公集》卷十六）实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精神表述，“清”或可理解作居敬示诚的自觉心性修养工夫，“慎”则可理解作时时保持不失的自我防检机制，如此自然可获“性情之正”，而又始终合乎君命之所要求。

[27]参见焦竑《熙朝名臣实录》卷十据《县笥琐探》所记（明末刻本）。又同卷据《苏谈》记杨士奇所荐苏郡名士，尚有尚书杨翥、都御史吴讷。

[28]可参看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第三章中所列吴中城区书画领域闻名者一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2页。

[29]参见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第三章《苏州文苑》，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156-163页。

[30]可参看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第一章中于馆阁职分的相关探讨与引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31]参见氏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146页。

[32]四库馆臣因曰：“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集部•总集类”《文章正宗》提要）

[33]可参看黄卓越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第一章中的相关论述与引证，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