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认为“尊王攘夷”乃韩愈古文改革的“中心思想”①，是一场振兴儒学的运动，其终极目的是排除佛教、维护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由此，韩愈以儒家向来所坚持的“夷狄”之辨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将“佛”划为“夷狄”②而加以猛烈攻击。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以鼓扬华夏正宗的“道”统思想，而时下流行的骈文，其辞藻的绮丽和艺术层面对仗的严格要求不足以担负起宣传道统的职责。因此，韩愈首先从文章形式的改革入手，要求废除骈文，恢复先秦、两汉之古文。在韩愈的大力倡导实践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伴随韩愈的离世，古文运动旋即式微。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唐一代，韩愈故后，佛教依然畅行不衰，骈文依然风行于世，人们信手拈出的依然是读之琅琅上口、阅之绚烂多姿的骈体文章。韩愈的古文运动，“一时颇有声势，但未能取得代替骈文的优势。整个中晚唐时代，骈文仍占主导地位”③，“晚唐五代，骈文仍然盛行，古文不振”④。不仅如此，从实际创作情况看，“唐代中后期的文章代表乃是擅长骈文的白居易、元稹而非韩愈”⑤。清人姜宸英甚至认为，韩愈之后，“其徒从之者亦寡。历五代之乱，几没不传”⑥。韩愈的古文运动经历五代之乱几乎爝火熄灭，骈文依然是“唐代最发达”⑦的文体。既然韩愈的复古精神乃华夏正统，攘夷又是最强大的哲学和理论依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由导致这一伟大行动的失败？而从另一方面考虑：是什么原因使得骈文历经责难而生命不息？几经波折而终于不倒？
一
韩愈古文改革的失败固然有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种种原因，如政治上，李唐王朝本身即属“夷狄”身份，皇帝崇佛，对于韩愈的排佛，帝王本身即持消极态度，这是韩愈古文改革失败的直接政治因素。哲学方面，佛教信徒的众多，尤其是许多高级政府官员的信佛成为排佛的主要障碍。上述两条乃韩愈古文改革失败的外部因素，而在学术史研究中，更多的笔墨集中于对韩愈自身方面原因的探讨，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即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学力不至”。韩愈倡导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其文章化为儒学的布道工具而缺少文采，难以流通，这直接影响到其古文的传播和接受。这固然可为一说，但“学力不至”要成为古文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却是有些勉为其难的。其二，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之“道”乃是孔子的“仁义道德”，极力提倡一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并试图以此挽救已经变化离散了的世道人心和失堕的政治权威及其思想秩序，这显然是“软弱无力，又迂腐不实的”⑧行为。因为韩愈所宣扬的“道”已远离了现实社会和当时的受众群体，“道”的超现实性又扼制了古文的传播价值和受众数量，因而清末学者夏曾佑将韩愈古文喻为“俳优”⑨。其三，韩愈“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根四教为宗师”⑩。韩愈所作古文，旨在明道，他认为，宣扬道德，是自己的神圣天职。由于过分强调文章“载道”的道德功能而导致文章“空言义理”(11)，情感枯涩。由此，他的古文正如其人，保持了清醒的理性，却忽略了文学之所以为“文”的抒情和社会公用性。所以，韩愈古文“不足以振奋人心”(12)，由此古文改革必遭失败。上述情况说明，学界在努力探求古文改革失败的种种原因。固然，每一说皆可自圆。关于此，诸本文学史和专门文体史已多有论述，于此不再赘言。
就我的研究来看，上述结论并没有抓住根本和要害，古文改革失败的本质原因在于骈文文体的无可替代性和应用的广泛性，以至于成为几乎所有文化人都不能脱离的一种文化生活。其影响之大，即使韩愈本身亦不能完全脱离，他自己的许多创作也是精美并至的骈文，至少是骈散结合之作。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化现象，也许能见证骈文和古文之间的诸多微妙之处。
韩愈反对六朝已达巅峰的骈文，其《寄李翱书》有引其友人裴度所言，“观弟（李翱）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致，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学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李翱为韩愈门生，在其师极力反对骈文之时，他却大力创作骈文，以至于韩愈友人裴度也深表不满，故对李翱提出严厉批评。但我们却也看出，韩愈排斥骈文的行动有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倡导古文，但他自己却未为表率，他无意识地利用骈文形式反对骈文，而且其几乎所有的应用文都是骈文。韩愈反佛的上疏，也多为骈体。这就说明，在韩愈的时代，骈文始终是主流文体。
中国文章，自先秦时起，即以奇句单行的散体文为主，到汉代，由于辞赋风靡，散体文为了自身的“生存”和自己的文体地位，不得不与时俱进，改变自己的风格。因而，汉代的散体文吸收辞赋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开始讲究对偶，骈文规模初具。两晋，骈文正式成体，以陆机成就最高，他许多骈文都精彩富艳，对仗工整。不少篇章成为经典，为后世学人反复模仿。旨在推扬骈文的萧统《文选》即以陆机的选文为最多。南朝，琅琅上口的骈文取代了枯燥乏味的玄言诗，骈文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形式上也逐渐制定了许多创作规则，如“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句的字数必须是骈四俪六，“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要求平仄配合，而用典、比喻、夸饰、物色等也有严格要求。除四六对仗、韵律流畅、辞藻华美的审美感受外，骈文严格要求用典。典故并非骈文才用，散文、诗歌的运作中适当用典能增加美感和可读性，但用典并非散文和诗歌的必然要求，而骈文则几乎非用不可，而且以多取胜，以巧擅长。公文中的大量用典，从作者方面讲，其钩贯经史、熔铸古今、闳丽渊雅，既可显示作者学识渊博，亦可使文章风格典雅、词句精工，增强艺术感染力，同时还可以使文章语气委婉含蓄、意味深长，不致因言语过于急切而触怒皇帝。由此，最大程度地发挥“达意明事”的文体功用。而从读者方面讲，情境贴切的典故，能够激发内心的共鸣，从而产生审美的愉悦；典故还可以引发更多的联想，而这正是古文所不具备的特质。徐陵、庾信作为时代骈文高手，其为数众多的经典篇目，辞意委婉、造语精妙、动人至深，书表制诰、朋友间的书信均多用骈体，出现了一批隽永的山水小简。即使学术著作，亦并用骈体。南朝后期，骈体的应用范围不仅“庙廷之上，敷陈圣德，典丽博大，有厚德载物之致，则此体为宜”(13)，而且扩大到历史论文和哲学论辩之中，更专注于辞藻之美，“争一韵之奇，竟一句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14)。骈文的形式美感为其他任何文体所不能取代。
骈文这种便于逞才使气的优势，同时也给创作带来了不便。而由于梁陈宫体诗的崛起，对普通的骈文创作造成巨大冲击，骈文开始脱离比兴寄托的主旨而只追求艺术形式的典雅华美。骈文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走向，而专意于“淫靡”的描写。不仅如此，用典剧增，导致晦涩、雕琢之风畅行。一方面是语言华美、风格纤细、技巧高超，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功能的“衰颓”，骈文开始受到责难，隋朝李谔建议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要求取消公文中的修饰雕琢。但事实上，骈文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畅行不衰，仍然是公文中的固有程式。初唐、盛唐时期，主流文体仍是骈文，唐初官修各史，论赞俱用骈体，初唐四杰即以骈文知名。同时，从初唐陈子昂开始，一批有识之士公然挑战骈文，倡导古文。要求文道不仅统一，宣传儒学，而且要求“文”要发挥救世劝俗之功能。因此，初期的反对骈文者强调文章复古，主要是要求文章内容的充实雅正，他们并不反对骈文文体，而且他们的主要创作也是骈体，如倡导古文的李华，其《吊古战场文》即是一篇声情并茂、激动人心的骈文。然而，孤鹤一鸣，陈子昂的呐喊并未得到及时回应。直到中唐韩愈的出现，才发出了遥远的和声。与韩愈同时的骈文大家陆贽鉴于韩愈排击骈文的宏阔声势，从文体形式到思想内容对骈文作了极大改革：将散文的句法引入到骈体之中，使骈文成为一种不用典、不征事而平易自然、驱使自如的文体，有行云流水之致，而无堆砌板滞之疵，又摆脱了绮罗香泽之态，极大地提升了骈文的表现功能。陆贽之前，骈文多吟咏哀思，摇荡性灵；陆贽之后，骈体既可描摹风景，可畅怀写情，而且可以议论说理，情文并茂，华实相扶。可以说，至此，骈文已经完全具备了古文的表现功能。而韩愈的古文改革则因势单力孤而走向式微。骈散不仅并存，而且可以互补，于是许多古文家开始将古文的笔法引入骈文的写作中，使骈文的散化倾向进一步得到加强。韩愈自己的古文也未能摆脱骈文的艺术影响，即使与韩愈同倡古文的柳宗元也“以古文之笔，而炉鞲于对仗声偶间”，“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15)。因此，韩愈一方面大力抨击骈文的“绮丽浮艳，华而不实”；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大量创作情文并致的骈文。较之于古文，韩愈骈文更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流露了其“明知故犯”的矛盾。晚唐，由于古文载道不合都市繁荣的文化精神之需，时代需要“缘情”，而布道的古文显然不合时宜，骈文再度复兴，而且出现了婉约柔靡、文辞缛丽的“三十六体”，影响极为深远，其中李商隐被誉为“晚唐骈文第一作手”(16)。从文体的视角看，韩愈所倡导的“古文”显然是—种新的文体形式，是他努力实现的一个学术目标，还没有成为散文领域的主要样式。而骈文在公文中占有绝对优势，无论何朝何代，骈体文一直作为官方通用文体。加之古文家们尚奇出新的艺术追求，使得某些古文在文字游戏方面比骈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就接受的角度而言，与其读那些怪僻晦涩、毫无感情的古文，还不如读那些虽熟滥华丽却动人心魄的骈文。
整个唐代社会，从政府团体到诗人个体，都处在一种与骈文相伴相生的时代，骈文已经转化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已经上升到了“文化”的价值高度。文化，由于其约定俗成的特性，一旦形成便惧有相当的稳固性。所以，初唐陈子昂的古文尝试仅属孤鹤一鸣，而陈子昂自己的公文写作仍坚持骈四俪六。韩愈所掀起的文化改革运动，在举朝钟情于骈文的前提下，焉能不败？从审美的角度看，文士们自然喜好骈文；从实用的角度看，全社会都需要骈文。骈文的文体优势超越古文，即抛开政治哲学等因素的影响外，仅就文体的优势，古文亦难以抗衡。
二
纵观唐朝，国家公文、诗赋取士，皆以骈文为本。在唐人心目中，骈文才是文章正宗。可以说，诗赋取士的制度促进了骈文文体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公文通用的骈体形式为骈文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唐代的吏部考试，分宏辞、拔萃二科，“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17)。试判成为通向仕途最后最关键的一步，而判文则要求统一使用骈体。因此，为了高举得中，举子们大量的模拟创作判辞成为科考之风。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载，白居易用骈体写作的一部分应试赋和101道判文称名一时，被许多士人奉为学习写作判文的范本而竟相传写。白居易《与元九书》亦曰：“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元稹亦云：“（白乐天）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18)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骈文的发展。另一方面，官府所用公文皆用骈文写成，如皇帝发布的制诰、臣僚上奏的章奏等多用骈体。唐代擅长制诰的张说、苏颋，擅长奏议的陆贽，都是骈文名家。所谓“语必骈俪，文必四六”即指唐代公文。这对全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骈文讲究四六对仗、辞丰藻丽、多用典故等艺术形式不仅给通过考试入仕的官员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而且使得宣读官在公堂上宣读时，气势雄壮、音韵铿锵，有利于营造法律的神圣气氛，体现出官府的庄重与威严，赋予官员们以极大的成就感。科举试赋客观上推扬了骈体文的发展，而选官试判则直接促进了骈体公文的繁荣。上自帝王、政府官员，下至各级官吏，所有公文通行骈体，这极大地激发了公文撰写者的创作热情。为了博得皇帝和上级官吏的好感和奖赏，公文撰制者们努力在文章的言辞、声韵方面精雕细琢、刻意求工，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骈体文章的发展。相对于政治报告，挥洒自如、情文并茂的骈体公文更易动人心魄，更易达到作者的目的。因此，从社会需要方面看，韩愈古文运动必然不敌骈文的强大优势。
即使韩愈自己的作品中，仍存在着大量的骈体成分。《韩愈全集校注》收韩文318篇（含收入诗中的4篇长序），“其中，骈文成分较浓的有68篇，占21%；骈文成分很淡或纯为散体的188篇，占59%；虽云散文颇近诗体的62篇，占20%”(19)，其中有22篇表状，1篇是代皇帝起草的公文，2篇祭文，1篇书信。由此可知，几乎韩愈所有的应用文仍然遵循传统，用骈体写作。韩愈晚年官做得越来越大，向皇帝进言的机会也就越多，22篇表状和1篇制文即成于这一政治背景。韩愈第一篇骈文成分较浓的古文是25岁时在省试考场所作的《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可以知道，韩愈为了中举，作文当然不能脱离时流，否则，他就永远没有中举的可能。而“从 25岁到33岁的9年间，这类文章共13篇（含7书、3序、1论、1记和1状）。这13篇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向贵人求官或颂德的书状，一是向晚辈阐明其文学或道学思想的论道文。前者需要向贵人表明自己的文采，就不能不用当时人们认为最能见才的骈体来实现这一意图；后者需要向晚辈呈示一种雍容气象，也要借助偶句、排句和非表意语来达到这一效果”(20)。尽管此际韩愈已经开始倡导古文，但由于举国充斥的骈文气息，所以，他“还需要用人们易于接受的若干骈文形式来达到推翻这种形势的目的”(21)，如韩愈讨伐骈文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即是典范的骈体。而“从34岁到39岁的6年间，韩愈骈文成分较浓的创作达到了27篇的最高峰，这些文章又不是不得不用骈体的表状之类，而大多是韩愈成名后气盛言宜的论道书”(22)。因此，韩愈在倡导古文最力的6年时间，反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喜欢写作骈文成分极浓的古文，他并没有坚持古文的创作实践，这导致了其学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不相统一。究其原因可知，此际韩愈名气大振，信心大增，以周公、孔子、孟轲、扬雄之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雄心，使得他在写作论道书时有意模仿圣贤口气，而要造成雍容纡舒的圣贤口气，就要借助偶句、骈句等。韩愈晚年所作，骈文成分日渐减少，但其晚年作品除了碑志和表状外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纵观韩愈一生创作，其全部的精华和被后世所传者乃其骈散相合之作。韩愈倡导古文，但其自己的创作却大量穿插骈体，既可炫才，又可固位。因此他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成了一座无法触及的空中楼阁。即使韩愈自视为“不平则鸣”的“古文”，我们“以为散文则可，以为古文则不可；以为学古复古则可，径以为古文则不可”(23)，已经不能视作纯正的汉魏古文。也就是说，韩愈古文因缺少“文学”的价值而未得流传，其古文并不为时代所认同。
基于骈文强大的文体优势，韩愈之后的陆贽汲取韩愈失败的教训。他并不公开反对骈文，而是非常巧妙地加以改造，吸收散文笔法入骈体。因而，他的骈文意到笔随，自然浑成，既有骈文之整齐和谐，又有散文之自由奔放，“为数朝一直沿用了四五百年的骈体章表开辟了一条新路，从而延续了公牍骈文的生命”(24)。到晚唐，骈文卷土重来，李商隐甚至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樊南四六》，直接打出四六文体的旗号。由此可知，整个有唐一代，古文运动前，骈文是文坛的“主流”；古文运动中，骈文是时下文章的“前导”；古文运动后，骈文仍是当时文章的“主体”。宋初作家多追宗西昆体，沿袭四六骈偶，“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追踪六朝”(25)。欧阳修、苏轼遥接韩愈，重扬复古旗纛，但仍以失败告终，似乎并未动摇骈文根基，“台阁之制，例用骈体”(26)，“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27)，即使倡导古文的欧阳修、苏轼本身亦是四六高手，大量创作骈散结合的骈体。“绍兴以来，增至十二体，曰制、诰、诏书、表、露布、箴、铭、记、赞、颂、序”(28)。由此，两宋骈文风行一世，“终宋之世不废”(29)。古文运动的结果是骈文并未退位给古文，反而骈文更提升了“身份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应用视域，“施之于朝廷，则有诏、诰、册、祝之文；行之师旅，则有露布、符、檄之文；托之国史，则有记、表、志、传之文。他如序、记、铭、箴、赞、颂、歌、吟之属，发之于性情，接之于事物，随其洪纤，称其美恶，察其伦品之详，尽其弥纶之变，如此者，要不可一日而无也”(30)。清代《四六丛话》作者孙梅即十分推崇欧、苏骈文，曰：“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于是六朝三唐格调寝远。”(31)视欧公古文为脱离了正途的邪支。评苏轼云：“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脱隋唐五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32)认为苏轼骈文工丽绝伦，独辟蹊径，高度论定欧、苏骈体。
总之，唐代文化和政治精神对骈文的依赖，使唐代古文运动遭遇政治阻扼；骈文自身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使得唐代古文捉襟见肘。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骈文终究是形式受约束的文体，骈文作为一种“难学而易工”（王国维语）的押韵文体，其自身的缺憾显而易见。因此，尽管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遭遇失败，但韩愈的“声音”却一直得到后世的响应。此后，中国散文史即体现为古文与骈文此消彼长的历史。但这里也不得不指出，骈文所以在其中仍然居于某种“主导”的地位，当与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性及汉文化的某些根本特征息息相关。
进入元明，骈文迅速衰弱：元代的异族统治者对骈文这种汉民族艺术积淀极深的文体自然难以认同，但政府公文仍并用骈体；明代，由于整个文坛始终贯穿着复古的声音，同时理学盛行，骈文创作趋于衰弱，古文居于主导地位。而明季天启、崇祯以后，由于江南文社的兴起，配合救国的政治形势，骈文重振雄风，又回归了文坛的主权地位。晚明风起云涌的文人社团，“时文”创作乃其社事的主要内容，而“时文”与骈文则骨肉相连。云间幾社仿《昭明》所作《壬申文选》即云间文士研摩时文与诗词的结集。他们认为，较之古文，骈文更有资格绍续正统，“能继大雅，修微言，绍明古绪，意在斯乎！”(33)在时代文运中，云间派诗词之外几乎所有需要表达的内容都付诸骈文。他们大量地运用骈体鼓动人心，呼唤民族精神，以图救亡，由此引发了清代的骈文中兴，致使整个清代骈文畅行不衰。清末民初，以推翻清廷、提倡民族气节为宗旨的革命文学社团——南社再铸骈文辉煌。南社网罗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文学精英和革命政党成员，《南社丛刻》所选之“文”除了少数古文讲“道”外，概以骈体。宣传革命真理，慷慨激昂，热情充沛。骈文同革命诗词一样，在清末民初的世纪之交，为鼓舞民族精神，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起到了鼓动、号召、团结的巨大作用。直到“五四”前后，骈文才同古文一起被白话文所取代，从而结束了自己流行了“一千多年”(34)的生命旅程。
注释：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第3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②韩愈：《韩昌黎先生集•谏迎佛骨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9年（1920年）铅印本。
③④⑤王运熙：《关于唐代骈文、古文的几个问题》，河南，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1)。
⑥姜宸英：《唐贤三味集序》，见王士祯《唐贤三味集》，清渊古斋石印本。
⑦徐培均：《中华爱国文学史》，第12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⑧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⑨(11)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载《复旦大学学报》，1980(1)。
⑩姚铉：《唐文粹序》，见《唐文粹》，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1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3)吴育：《骈体文钞序》，见李兆洛编：《骈体文钞》，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
(14)《隋书•李谔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
(15)孙梅：《四六丛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6)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第619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17)《新唐书•选举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
(18)《元稹诗文选•白氏长庆集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9)(20)(21)(22)付琼：《韩愈“古文”中的“骈文成分”》，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3)。
(23)陈衍：《散体文正名》，见《中国文学研究》，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 59，“文学类”。
(24)姜书阁：《骈文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5)(27)洪迈，《容斋随笔》，卷八，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26)李兆洛：《骈体文钞•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28)谢无量：《骈文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3。
(29)刘壎：《骈俪一•总论》，见《隐居通议》，卷21，《四库全书•子部》。
(30)宋濂：《曾助教文集序》，见《宋文宪公全集》，卷21，《四部备要•集部》。
(31)(32)孙梅：《四六丛话》。
(33)陈子龙：《七录斋集序》，见《陈忠裕公全集》，卷7，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4)赵义山：《中国分体文学史》，第4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