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人提倡古文，是在文必须有益于世用的儒家传统思想指导下，改革文风文体的一种努力。这种改革，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很长的发展过程，几乎贯穿于整个唐代，虽然前后参加的人很多，但是当时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运动”，称之为运动，是近人的事。现在就暂且沿用这一说法，称之为运动吧！
这一次文体文风改革的出现与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是非功过，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不易论定的问题。中国的散文，从一开始便是重实用的，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散文并没有出现，在表现形式上是散体，虽杂有骈句，而骈体并没有得到发展。随着文学慢慢地与经、史、子学分离，它的抒情特质，它的辞采和声韵之美，也便不断被认识和加以有意识地发展。铺排描写，极尽刻画之能事，汉大赋开始显露出来辞采的魅力。建安、正始间，通篇骈体开始出现，如应璩书信，辞采之外，加上偶句，带来一种节奏之美。此后，骈文和骈赋便都逐步走向成熟。偶句、辞采、用典和声韵，无疑给骈文带来一种纯文学技巧的追求，实用的意义退居次要地位，审美的意义突出出来了。从这一点说，骈文的发展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中是意义巨大的。它不仅留下了许多千古不朽的名篇，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均《与宋元思书》等抒情散文，而且给理论文章也带来了美的意味，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仅理论体系博大精深，而且充满辞采和节奏之美，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骈文为中国散文技巧和表现方法创造的新的经验是应该肯定的。它是文学独立成科的产物，反映着散文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理论上便表现为文。笔之分，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对文、笔的区分，意味着从理论上对文学特质的一种认识，即使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但我们应该承认这是文学观念上的一种进步。
问题是骈文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内容的社会现实意义，正像魏晋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放出来，寻找背离经世致用的玄学作为理论归宿，而注定运命短促一样，骈文由于它不注重现实的内容而注定自己不可能更好地发展下去。加之它过于追求琐细的技巧，使形式趋向僵化，它便为否定自己创造了条件。于是又有散体文的重新兴起。
其实，骈文占踞散文文坛领导地位的时候，散体也并未中断。不过有意识地提倡复兴古文，是从西魏的宇文泰、苏绰开始的，以后是隋文帝和李谔。一从文体，一从文风着眼，而目的都是政治教化。苏绰欲返归于大诰的文体，目的显然在敦教化；李谔的提倡去除华艳辞藻，归于实录，目的也在政治。虽然这两次提倡古文，收效甚微，但却一开始就有力地表明，文体文风的问题，散体骈体的问题，或者说提倡恢复古文的问题，一开始便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一下就反到了骈体文的要害上去，但同时却也就忽略了骈文在探求文学特质上的巨大成就。
文体和文风改革得到顺利发展的，是唐代。初唐重臣的奏疏章表不仅文风趋向质实，而且已多有散体，如魏征、张元素、褚遂良。但是对文风的改变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陈子昂，他明确地提出以雅易郑的主张。他的朋友卢藏用说：自从他的主张出来后，“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这说法虽略有夸张，但唐人以至宋人，对于陈子昂的推崇却普遍如此。陈子昂之后，散体的写作逐渐增加了。以开元为例。开元共二十九年，登进士第者，据《登科记考》所录共七十七人（其中柳芳重见，实七十六人）。这七十六人中，有四十四人在《全唐文》中保存有作品共七百六十一篇，这些作品当然不全写于开元年间，开元之前之后都有，但就这个大体的时间范围来说，还是有说明问题的价值的。这七百六十一篇作品，除九十五篇赋之外，骈体文四百二十三篇，散体二百一十一篇，骈散间行三十二篇。骈体文中，制诏二百一十五篇，颂赞三十八篇，共二百五十三篇，这两种文体，是习惯于用骈体写的，即使古文大家如韩愈，他留下的唯一的一篇制文，也是骈体。元稹以古文写制，但并未流行开来。除去制诏颂赞，骈文仅有一百七十篇，比散体还要少些。可注意的是，一些常用骈体写的文体，如表、祭文，以至敕和册文，这时竟也有用散体写的了。贾至用散体写敕文，颜真卿的十一篇表，只有一篇骈体，余皆散体。六朝以来，碑志用骈体，而颜真卿写的三十三篇碑志，除一篇间有骈句外，其余都是很漂亮的散体。这些都说明，古文的写作，慢慢地多起来了。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粱肃、权德舆、柳冕，文体上由骈而散的转变实际上在他们手里已经完成。唐代科举考试，骈文是通行文体，而建中元年（780）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策问，制策和对策开始用散体。自此以后，历年策问，皆散多而骈少。这说明，文体的转变已成事实，为朝野所共同接受。
与散体文写作增多的同时，是骈体的改造。去赘典繁辞，而保留辞采、节奏之美，保留骈文特有的抒情气质。李白、王维的序，陆贽的奏疏，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子。改造了的骈文流畅而又抑扬顿挫，差不多可与散体合流了。
写作实践中文体文风的转变至韩愈、柳宗元登上文坛前夕，已经完成，文体的转变是由骈而散，文风的转变是返归质朴。二者实际上都是复秦汉散体文之古，除元结在技巧上有所创新外，大体没有超越汉前散体文的成就。
这样一个极为简略的回顾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文体文风的改革是一个漫长的缓慢的发展过程，历时百年以上，非一场“运动”之功；它事实上是一种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物。二是如果文体文风的改革到此为止，那么它就不可能对后代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大体上只是复秦汉之古。
二
幸而有韩愈、柳宗元出来，开了全新的局面，从单纯的复古走向事实上的创新。
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本乎道，以五经为源泉，重政教之用的主张，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文体文风改革的功利主义倾向。但由于他们自身并不是革新家，他们的明道说并没有加进任何与当时现实生活、与当时政局有关的内容。他们的创作，带着空言明道的性质，文字形式上既复秦汉之古，思想内容上也给人陈旧之感。让人读来无所动乎心。韩愈、柳宗元就不同了。他们都是深深介入当时现实政治的杰出人物，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和许多看法，本身已经激动人心，把这些在现实中十分敏感的动人心魄的思想感情宣泄于文章中，这就给文章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让人读来不得不动容。读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未尝不为其为民请命的恳切之情而动心；读其《论佛骨表》，至“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未尝不为其匡救政俗弊害而义无返顾的坚强决心所感动。读《原道》和《张中丞传后叙》，可感受到那种在方镇割据中维护中央政权的强烈愿望，那种忠义之心。他的论、说、书、序，也大多论说世态，干预社会现实。柳宗元之参预政局，更是人所周知的事。他是唐代作家中罕见的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也是一位没有好的机遇而又过于执著因之悲剧色彩很浓的人。他的散文，便都处处反映着他对现实生活、对政治和人生的种种见解。读《封建论》，可感到他对历史的思索是那样清醒；《时令论》、《断刑论》、《六逆论》、《驳复仇议》、《桐叶封弟辩》则反映出来他对现实政治充满了求实精神。他的最精采的文章，是那些对社会黑暗施加抨击的愤懑之作，《捕蛇者说》、《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哀溺文》等等，愤慨、冷峻、侧目而视，而又充满浓烈的对于人生的执著之情。研究者往往从文字上着眼，指出他受佛教影响的一面，其实，他对人生的执著，到了无法排解的程度，却正说明他事实上距佛教教义有多么遥远。即使他那些被当作美文学的山水游记，也无不表现出他的无可排遣的愤慨与悲哀。虽入深林，穷回溪，对佳树好石，偶得一笑，但亦无法消弭心中的悲愤抑郁，“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柳河东集》卷三十，《与李翰林建书》）这些对现实充满执著情怀的散文，正是柳文的最成功、最动人的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韩、柳古文的最大成就，就是从空言明道走向参预政治、参预现实生活。有了这一点，才使“古文”活起来了，走向了发展的更为广阔的天地；才使它与六朝骈文不仅在文体上、而且在文风上真正区别开来。
韩、柳古文的另一成就，是艺术上的创新。汲取各家之所长，而成就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貌。韩、柳都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的表现能力。他们熟练掌握的文体之多，使人叹为观止。韩愈除了论、说、碑志写得极好外，书、序、祭文亦写得非常精采。他的文章，往往有儒家谆谆说理之长，又有法家如韩非之善辩，有庄子的想像变幻，又有楚骚之激越抒情；他甚至使用骈句，使行文更富于变化。他汲收各家之长，而又“惟陈言之务去”，自出己辞。韩文语言的表现力，在中国散文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他创造了许多富于生命力的语言，丰富了汉语。一篇《进学解》，就留下了多少不朽的辞语，“细大不捐”，“寻坠绪之茫茫”，“回狂澜于既倒”，“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动辄得咎”等等，至今还活在汉语里。他不同于散文史上的任何一家。他的独特散文风格是无法代替的，有壮大的气势，变幻怪奇的一面。“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怪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皇甫湜《韩文公墓铭》）“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苏洵《嘉祐集》卷十一，《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韩文壮大怪奇一面的这些评价，是非常形象贴切的。但韩文又有质实的一面，文从字顺，感情浓郁，很少道学气，如《师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诸篇。韩文的风格是独特的而又是丰富的多色彩的，表现出一位艺术大师的深厚素养与他那五彩缤纷的艺术天地之广阔。柳宗元也是这样的大师，不过他能熟练运用的文体还要多些。他的论说文除了说理严密见长之外，往往犀利有力，取譬常直接进入论旨而使思想深化；寓言以形象生动、嘲讽辛辣、思想深刻而又极其简洁著称；成就最大的还要数山水游记，创造了一种蕴含着悲愤情怀、明秀中透出清冷、凄神寒骨的意境，如寂寞的一池清碧，如冷落的万树琼枝，在中国散文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韩、柳文在艺术上集前人之成就而又加以融化创新，既汲收秦汉古文的特点，又汲收六朝骈文的有益的表现手法，为散文艺术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天地。这或者正是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在中国散文史上成为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的标志的原因之一。
韩、柳文的再一个成就，是给原先属于“笔”一类的文体，如论、说、议、对以至记、传等丰富了表现力，使这些文体增加了文学色彩，使这些原本不属于文学散文的文体也有了成为文学散文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中国散文的发展史上也是意义重大的，虽然它同时也使散文史上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增加了复杂性。
和韩、柳同时而在散体文创作上建树卓著的人，还有李观、欧阳詹、皇甫湜、李翱、吕温、刘禹锡等等，他们不仅形成了古文创作上的巨大声势，而且和韩、柳一起，标志着文体文风改革的高潮到来。
三
文体文风的改革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在理论上也出现相应的探讨与表述。天宝后期起，形成了一种论文的风气，李华、萧颖士、贾至；李华周围还有独孤及、韩云卿、韩会、李纾、崔祐甫等人；在独孤及周围，有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等人，他们切磋文章，讨论文理。柳冕更多次与人论文。李华《萧颖士文集序》引萧颖士的一段话，说明他主张宗经，而且不取魏晋以下。李华宗经之外，还强调文章和作者品德的关系，而且连屈原、宋玉也加以否定。之后，永泰二年（766），独孤及在宗经之外，对“骊偶章句”施加抨击。他还从以五经为源泉进而接触到载道的问题。他曾教导他的学生梁肃：“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梁肃《祭独孤常州文》）大历八年前后，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提到文的主要内容是叙治乱、陈道义、广劝戒、颂美功。柳冕论文，在韩、柳之前，是最多和最系统的一个。他论文的宗旨，就是本于教化，文经一体。可以说，宗经复古明道的理论主张，韩、柳之前已经完备了。韩、柳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们给明道说以全新的解释，并且在艺术上主张创新。
韩愈第一次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是在贞元八年写的《争臣论》中。贞元十三年，提出了道统说。贞元十八年，《答李秀才书》提到“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贞元末年，韩愈的文以明道的思想已相当完整。他要明的道，就是在《原道》中说的仁义，就是要用儒家道统重建儒学的权威，具体的目的，就是反对释老、反对藩镇割据。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的提出，比韩愈晚得多。元和四年（809）《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他原先是“以辅时及物为道”的，借辅时及物以行道，待到改革失败，辅时及物之志不行，才想到要把这种辅时及物之道陈之于文章，留之于后世。他的明道说，显然比韩愈的明道即明仁义说要广泛得多。总之，他们两人所要明的道，都有现实政治的具体内容。
明道说之外，韩愈还提出“不平则鸣”说。“不平则鸣”既对诗言，亦对文言。不平有动于心，发为文章，这事实上又为明道说加进了更多现实的因素，使它更具积极的意义。
韩、柳古文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主张创新。他们两人，都主张兼收并蓄。韩愈《进学解》：“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荀》《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都是主张集众家之所长的。同时，他们又都并不以集众家之所长为满足，而是求自树立。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谈到去陈言的三个阶段，事实上便是由学古到创新的过程。《答刘正夫书》更明确地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柳宗元强烈反对剽贼前作，他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复杜温夫书》）他们的这些理论主张，已经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不仅在当时具有巨大的价值，而且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中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存在着一些疑问。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学”这样一个理论范畴似乎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形态。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常常是一种文章学，特别是对于散文这种文体来说尤其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注意到了不同文体的区别，这种注意是和对文学的特质的认识同时到来的。区分文、笔，讨论文、笔的差别，萧统甚至明确地将子、史摒弃于他的《文选》之外，不列入“文”。文、笔的区分和对文、笔差异的认识，当然还不能认为是对文学的特质的一种成熟的认识，但至少是一个开端，是“文学”观念正在发展的标志。这种发展如果能继续下去，“文学”这样一个理论范畴在我国或者能够发展到一种更成熟的形态。可惜的是，唐代古文运动起来，这种发展也就中止了。古文家以“笔”为“文”，重新混文、笔为一。这虽然为原属于“笔”的文体也有可能成为文学作品提供一种机会，但从此也就使文、笔之分纷如理丝，而且也就使散文理论一直停留在文章学的水平上。
就文章学而言，明道说局限也是很大的。它常常是一种束缚，与发愤抒情说之便于反映现实不同，它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使文章缺乏真情，充满道学气。诗缘情说发展起来了，在创作实践中实际上取代了传统的诗教说，因此才有唐诗的辉煌成就。传统的文以明道说并没有如诗教说之被取代，它却发展起来了。虽然韩、柳成就巨大，但唐文比起唐诗来，称得上大家的实在寥寥可数，不像唐诗那样名家如林，辉煌璀灿。这不能不说与它的发展方向有关。
韩、柳的成就，有他们个人条件上的种种原因（他们的气质、文学修养、才气、机遇等等），而他们的同时人就逊色多了。例如，皇甫湜和樊宗师都学韩愈的怪奇，却都走向了绝路，发展不下去。皇甫湜的《公是》，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滞涩造作，难以卒读，在这类作品里，要求得文学的美感，恐怕是很难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