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学”自隋唐兴起之后，在宋代经历了一个由大盛而渐趋式微的过程。关于其兴衰状况，陆游《老学庵笔记》与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所载两组文献显得特别重要，也屡屡为许多“《选》学”学者如骆鸿凯、屈守元、林聪明、冈村繁等所关注与评论。其所评论，虽不乏启人深思的真知灼见，但大多为一带而过式的零玑碎玉，未见有作专题或全景式的深入研究。本文试从陆游、王应麟等的记载入手，结合其它相关文献，对宋代“《文选》学”衰落的原因进行全面地考索分析，并认为：自庆历、熙丰以后，宋代“《文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其衰落的原因很复杂，是合力作用的结果。首先，在北宋，“庆历新政”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熙、丰变法”与王安石科举罢诗赋给予“《选》学”以双重打击，使其由盛而衰；其次，南渡后，元祐学术解禁，“苏文熟，吃羊肉”之替代“文选烂，秀才半”及各类兔园册子、总集选本对《文选》的颠覆，使得南宋的“《选》学”衰落与北宋有了不同的特征和规律；此外，苏轼讥贬《文选》，也是“《选》学”衰落的重要因素。其它因素如“崇陶潜，尚平淡”的审美风尚之于“《选》学”“偶丽翰藻”风格的转变，宋人“师唐宗宋”风气对《文选》的疏远等也不容忽视。最后简述宋代“《文选》学”之不绝如缕，依然有它的一席之地。

一　庆历新政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对“《选》学”的当头一击

陆游《老学庵笔记》曰：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①

“陆游此说，昭示出宋代选学由大盛而渐趋式微之大略轨迹”。②其兴盛，是由于“宋初承唐积习，《选》学之风未沫。盖宋亦以辞科取士，是书之见重艺林，犹之唐也。”③其衰落，则是因为“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关于“至庆历后…”，屈守元祐：“庆历以后，即指欧阳修极力提倡写作的文风要‘容与简易’、‘平淡造理’的时代。”④

日本学者冈村繁云：

文中的“庆历”指的是这样一个时期：北宋中期庆历四年（一○四四）三月癸亥（十三日），因当时任知制诰的欧阳修（一○○七—一○七二）的提议，并由欧阳修亲手作成的改革科举制度的诏书正式公布，进士科的科目随之大幅度变更；以此为契机，当时的文坛开始由崇尚六朝以来精巧丽雅的诗赋骈文转而趋向于重视明快达意的古文。根据陆游的这段记载，从两宋时代科举制的角度概观当时文坛趋势的话，可以说北宋前期的八十多年间，大体继承了隋唐以来的崇尚文选的传统，文选所代表的精巧丽雅之形式和风格一直被视为理想；而自北宋中期的庆历年间以后，以科举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为契机，以往的《文选》被视为“陈腐”作风的代表受到唾弃，特别是进入南宋时代以后，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们全然转向倾心投入学习苏轼古文一面。⑤

可以看出，“庆历新政”下的“《选》学”衰落与“改革科举制度”有关系，我们把它放在下节“熙丰变法”中与“科举罢诗赋”一并来谈。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屈守元提到的“欧阳修”与冈村繁提到的“古文”——它们揭示出了，“庆历新政”下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无疑是宋代“《选》学”由盛而衰的首要因素。那么，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是如何促使宋初“《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的呢？清代阮元可以给我们一个初步的答案。他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云：

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合于班孟坚《两都赋序》所谓文章者鲜矣。……其不合之处，盖分于奇偶之间。经、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选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⑥

也就是说，通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唐宋古文八大家”分别以其奇偶相生之“古文”逐弃当时风行文坛的四六骈文，从而冲垮了“多偶而少奇”之《文选》的统治地位。这也正与其在《与友人论文书》中所说“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⑦同一个意思。那么，从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之革新骈文四六的角度，我们换一个说法，称“永叔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也应是顺理成章了。

进一步来讲，我们知道，欧阳修“古文运动”是从打击“浮华陈腐”的“西昆体”发起的，这不禁令人想到：“西昆体”与“尚《文选》”有关系吗？欧阳修“古文运动”打击“西昆体”从而使“西昆体”由盛而衰，是否便是打击“《文选》学”从而令“《文选》学”由盛而衰的过程呢？如果确实如此，则“庆历新政”中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促使宋初“《选》学”由盛而衰的过程便会落到实处，也便摸得着、看得见了。以下我们便来求证“西昆体”与“《文选》学”的密切关系。

首先，时人争效“杨、刘”之时文以致“能者取科第”是“国初尚《文选》”、“《文选》烂，秀才半”的写照。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云：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⑧

其自道“以礼部诗赋为事”及“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正说明了“宋代亦以辞科取士，《选》学之风犹盛。”⑨的局面与原因。所谓“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无疑是“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的真实反映。方智范先生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杨亿及西昆体再认识》一文中说：“当然，西昆之流行，不仅缘于杨、刘诸人的个人喜好，又与宋初科举尚蹈袭唐代旧制有关。太宗、真宗朝，朝廷省试仍为诗赋、帖经、对策三场，而实以首场诗赋定其取舍，于是律诗、辞赋、骈文风靡一时。”⑩就是说，“西昆体”之兴盛与宋初科举沿唐制“试诗赋”有关，而宋初“《选》学”兴盛亦与“宋初承唐积习”而“试诗赋”有关。那么，“西昆体”与“《文选》学”之关系可想而知了。

其次，西昆体之“缀风月，弄花草”是陆游“草、梅、月、山、水”之说的释文。石介《怪说》中抨击“西昆体”云：“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剠?ト酥???扑槭ト酥?裕?胛鍪ト酥?猓?忌耸ト酥?馈！�(11)又如欧阳修云：“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盖其（子仪）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12)石介严厉指摘杨亿“缀风月，弄花草”，不免偏激；而欧阳修则着眼于“西昆”后学之“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乃“学者之弊”，更见公正。陆游所谓“国初尚《文选》，故草必王孙，月必望舒，梅必驿使，山水必清晖”，一则指“尚《文选》”者如“西昆体”一样“多用故事”，而李商隐“号獭祭鱼”，元好问曾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这正如“《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一理；一则指“尚《文选》”者之诗赋大多描写“草、月、梅、山、水”等景物，而《西昆酬唱集》中“草、月、梅、山、水”分别出现达“26、61、12、32、46”次之多，这说明了“西昆体”作家与“尚《文选》”者之文学好尚乃出同一机杼。

第三，“恶其陈腐”即西昆体之“陈腐”，“西昆体”风行时代亦称“国初”。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学诗者当深领此。陈腐之语固不必涉笔，然求去陈腐为怪奇，不可致诘之语以欺人自欺，学者之大病。”(13)所谓“求去陈腐为怪奇，…学者之大病”指的是石介为首的“太学体”之矫“西昆”“陈腐”而入于“怪奇”，后为欧阳修一并廓清，也即陈宗礼《南丰先贤祠记》所云“宋以文治，一兴涤凡革腐。…欧阳文忠公以古道倡，南丰之曾，眉山之苏，胥起而应。”之意。(14)故陆游“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正为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打击“西昆”之“陈腐”而言的。

“国初尚《文选》”之“国初”主要是指杨、刘“西昆”风行之四十年。关于宋初“《文选》学”之兴盛，冈村繁云：“可以说北宋前期的八十多年间，大体继承了隋唐以来的崇尚《文选》的传统，《文选》所代表的精巧丽雅之形式和风格一直被视为理想。”若从陆游的记载（国初960-庆历1041）来推算宋初“《选》学”兴盛为八十年，冈村繁所言不无道理。但若从宋初文学流派与“《选》学”的实际关系及“国初”所指来看，则又有欠准确。一方面，“国初”是一个宽泛而不确指的概念，正如《宋史.文苑传》所说：“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文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15)显然，这里的“国初”是指“西昆”风行之后四十年的。那么，所谓“国初尚《文选》”之“国初”，当主要指“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另一方面，宋初文学流派众多，从散文来说，可分五代派与复古派、时文与古文的对垒相埒(16)；从诗歌来说，有“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目。其中“五代派”作家因均由五代入宋而得名，并且大多在故国便已中科入仕；“白体”则效白居易之通俗直白；“晚唐体”以九僧为代表，与仕宦断绝；“复古派”与“古文派”是以“骈文、时文”为《选》学特征的大敌。很明显，上述几派均不太符合陆游所言宋初“《选》学”兴盛的条件。相反，“西昆体”之杨亿、刘筠、晏殊等均为新进进士，且曾知贡举，因而也应是国初进士科的典范。

第四，从师承来看，“西昆体”之学李义山，而“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子美又言“熟精《文选》理”与“续儿诵《文选》”；从学问博洽、用典宏富来看，子美“读书破万卷”、“无一字无来处”，义山“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堆积，时号獭祭鱼”，(17)《文选》则有《苕溪渔隐丛话》云：“雪浪斋日记云：昔人有言‘《文选》烂，秀才半’，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余谓欲知文章之要，当熟看《文选》，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魏晋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苕溪渔隐曰：少陵《宗武生日》诗‘熟精《文选》理’盖为是也。”(18)；从“西昆体”作家与四六文及《文选》的关系来看，李商隐有文集《樊南四六》，“西昆体”作家之时文亦指昆体四六，且宋祁（按：方回《送罗寿可诗序》及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等列其为昆体作家）小名“选哥”，曾手抄《文选》三过，而“作诗赋四六，此（指《文选》）其大法”等等，虽非从逻辑上由此及彼地严格推理而得出的结论，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杜甫、李商隐与《文选》、“西昆体”及四六文之间的交叉立体关系中，看出“西昆体”与宋代《文选》的关系。

总之，所谓“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是指庆历新政中，欧阳修等领导的古文运动给予宋初曾兴盛的“《选》学”致命一击。而古文运动是因反对“西昆体”发起的，我们又从多方面论述了“西昆体”是“国初尚《文选》”的代表和主要时期。这样一来，宋初“《选》学”之由盛而衰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打击“西昆体”而使“西昆体”由盛而衰的过程。那么，“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这一“《选》学”衰落的含义和原因便清晰又易于理解了。

当然，我们论述古文运动对“《选》学”衰落的影响，仅仅从庆历新政中欧阳修打击“西昆体”来谈是不全面的，因为“古文运动”以欧阳修和苏轼先后为其领袖，而欧阳修于熙宁四年去世，其后苏轼执文坛牛耳。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中两位核心人物的王安石和苏轼，无疑从古文运动这个层面上延续着它的作用。不过，由于王安石和苏轼在其后的“《选》学”衰落中扮演着他们各自更为重要而不同的角色（下文论述），故而他们二人在延续古文运动打击“《选》学”的作用时，已然没有欧阳修之于“西昆体”那样鲜明有力了，这也与这一作用已退隐于其后王安石、苏轼各自独立地打击“《选》学”而令其衰落的幕后，因而显得不太突出有关。

二　熙、丰变法与王安石

“科举罢诗赋”对“《选》学”的彻底摧毁

王应麟《困学纪闻》曰：

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19)

对此，骆鸿凯解释道：

宋初承唐积习，《选》学之风未沫。盖宋亦以辞科取士，是书之见重艺林，犹之唐也。……王氏（应麟）谓熙丰以后，《选》学遂废，殆谓自荆公以新经试士后，帖括代兴，学者趋义疏之空疏，弃辞章于弗问矣。(20)

嗣后大多“《选》学”学者如林聪明、穆克宏等均如是看，这几成学术界的共识。也就是说，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牢固的观点：宋代“《选》学”的兴衰以熙、丰变法之“科举罢诗赋”为分水岭，截然分成两段——此前近百年，由于承唐积习，以辞科取士，故而是“国初尚《文选》”、“《文选》烂，秀才半”的兴盛时期；此后终宋达二百年的时间，则因为科举“罢诗赋”，故而“选学遂废”的衰落时期。如果单从纵向上兴衰的时间段落来这样大体划分的话，应该是不错的，而且具有提纲挈领、俯看全局的味道。然而，事实上是，有宋三百年间，“诗赋”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试诗赋”和“罢诗赋”的具体时段、内容等情况，一直是处于变动不居、复杂多端的状态。所以，仅仅以熙、丰为界，认为宋代“《选》学”因为之前“试诗赋，故兴”、之后“罢诗赋，遂废”是不准确的。下面我们仍以“熙、丰”为界，以“诗赋”与科举之关系为纽带，来看无论是“《选》学”“一百年兴盛”，还是“二百年衰落”，均不能简单地以科举“试诗赋”和“罢诗赋”来概括。

（一）宋初——熙丰之前，以“试诗赋”为主要特征，近一百年的兴盛期与过渡期

宋初近百年的“《选》学”兴盛时期，依照“诗赋”在科举中的地位，以真宗为界，又可分为两期，即“真宗以前，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时虽也规定考策论，但并不重要，形同虚设。真宗以降，诗赋、策论之争有激化之势。”(21)需要指出的是，庆历四年——熙宁四年按王应麟的说法为兴盛期，而据陆游的记载，这已属“《选》学”的衰落期。我们姑且称其为由盛而衰的过渡期，放在这里来谈。

(1)宋初(960)——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祝尚书云：

李觏(1009-1059)曾在《上叶学士书》中引少时听“乡先生”说：“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曰论，姑以备数。”……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癸未，“冯拯曰：比来自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望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上然之。”(22)

这样，若以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界，依照王应麟、骆鸿凯等以“试诗赋、罢诗赋”与否来定“《选》学”兴衰的标准和年代，可以说，宋初这近五十年时间当是“《选》学”兴盛不折不扣的时代。

(2)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庆历四年(1044)。祝尚书云：

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鲁宗道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真宗谓辅臣曰：“前已降诏，进士兼取策论……可申明之。”仁宗时，进一步提高策论在进士录取中的分量，如叶清臣“天圣二年(1024)举进士，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宋进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天圣五年(1027)正月六日，仁宗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所谓“兼改”或“参考”，就是用策论定等第高下，提高两科在考试中的地位。欧阳修进一步主张“先试以策”进行淘汰。李淑又提出进士考试“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上言，称“近准敕详定贡举条制”，其“详定”后的主要内容，有“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等内容（后因“庆历新政”失败而未施行）。他们都看到了专以诗赋取士的不足，在“庆历新政”的大背景下，欲提高策论的地位以矫弊。(23)

可以看出，在这三十余年间，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不断有大臣上书要求提高策论以抑诗赋的独霸地位，真宗、仁宗也曾降诏然之，且有叶清臣以策擢高第的例子。其后，庆历新政中，欧阳修、宋祁的上言改制，更成为陆游“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的依据出处。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单以用“试诗赋取士”来证实这时期“《选》学”之兴盛是不够的。当然，尽管这时期“诗赋”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受到质疑与削弱，但还不足以动摇其主导地位，这可以上引欧阳修“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为据，而欧阳修是(1030)天圣二年中的进士。所以，称这三十余年因科举试诗赋而为“《选》学”兴盛期尚为合理。

(3)庆历四年(1044)——熙宁四年(1071)

需要澄清的是，“至庆历后”，陆游认为已是“《选》学”的衰落期。我们暂且把其放在这里作为“《选》学”由盛而衰的“过渡期”来探讨。称其为过渡期，我们是有理由的。作为庆历新政(1043-1044)的一项重要举措，宋祁、欧阳修上言“精贡举”终以“庆历新政”失败而未施行。虽然失败了，但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便开始的诗赋、策论之争，终因这次著名的政治运动而愈见突出。后经司马光、吕公著等重臣上书论“罢诗赋”的努力，最终于熙宁四年王安石变法中彻底施行“罢诗赋”，从而结束了“《选》学”兴盛的历史。

当然，作为过渡期，这段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因为从这时开始，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便介入“《选》学”衰落的因子中，并与科举改制相伴而行，同起作用，直至北宋末年。

（二）熙丰之后——宋朝灭亡，以“罢诗赋”为主要特征，达二百年的衰落期

正如骆鸿凯对陆、王记载的阐释，宋代“《选》学”由于王荆公“以新经试士”、“罢诗赋”而衰落，这基本成为学术界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从北宋中叶熙、丰到宋末约二百年间，科举完全罢诗赋只有四十五年左右，更多的时候是与经义“时罢时复”、“或合或分”的。故而简单地用“以新经试士”、“罢诗赋”来概括宋代“《选》学”的衰落有欠准确和全面。

关于熙丰以后宋代进士科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祝尚书先生总结道：“要之，宋初沿唐五代之旧，试之以诗赋。熙宁时，改为经义而罢诗赋。历元祐诗赋、经义兼收之制，再到绍圣罢诗赋而用经义的反复，于南宋初才敲定为诗赋、经义两科分立，得到近乎‘双赢’的结果。”(24)据此，我们把这二百年衰落期化分为两段：其一是熙宁四年(1071)——北宋末年(1125)，其二是南渡初年(1127)——宋亡(1278)。前者是“罢诗赋”时期（其中，为了清晰起见，元祐九年时间诗赋、经义兼收略去不计）约45年；后者是诗赋、经义两科分立时期，约150年。对于前者，即熙宁四年——北宋末年约四十五年时间，因罢诗赋、以新经试士而“《选》学遂废”，容易理解，不必置喙。但对于整个南宋之诗赋、经义两科分立，即仍试诗赋而“《选》学”依然衰落，当作何解释呢？这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南渡以后，“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于是，“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近世论诗，未有令人学《选》诗。”也就是“苏文熟，吃羊肉”及兔园册子和总集选本替代并颠覆了《文选》的地位。这在后面有专节详论。

其次，诗赋与经义两科分立之制，无疑削弱了诗赋在科举中的分量。况且有“稍损诗赋而优经义”、“适当向经义倾斜的政策”(25)这正与宋初“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曰论，姑以备数。”而令“《选》学”兴盛的情形相反，那么，这时《文选》的衰落便不难理解了。

总之，宋初“《选》学”兴盛是因“承唐积习，以辞科取士”。熙丰之后，王安石变法而“以新经试士”、“罢诗赋”，“《选》学遂衰”。虽然南宋一百五十年间“试诗赋”而“《选》学”依旧衰落，有其自身不同于北宋的特点和原因，但熙宁至北宋末约四十五年“罢诗赋”给予“《选》学”沉重而致命地打击，无疑把这种余威贯穿到了整个南宋，自然会对南宋“《选》学”的衰落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南宋“《选》学”之衰落因苏轼这个关键人物而又出现了新的契机。

三　元祐学术解禁、苏轼其人其文、“兔园册子”及总集选本对“《选》学”的替代和颠覆

曾季貍《艇斋诗话》云：“东湖（徐俯）尝与予言‘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近世论诗，未有令人学《选》诗。”(26)这与陆游所谓“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一样，简明道出了南渡后“《选》学”的衰落，是因为元祐学术解禁及统治者的提倡，学人士子遂以“苏、黄”为楷模、程式，从而冷落了“《选》学”。其实，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把“苏文熟，吃羊肉”与“《文选》烂，秀才半”对举，已隐然把建炎以来“《选》学”的衰落归于“苏氏文章”对《文选》的替代，我们也因此注意到，除了“苏文”本身“应举士子的敲门砖”作用，其他品类繁多的“兔园册子”（应试指南）与总集选本亦如雨后春笋，共同为颠覆《文选》的独尊地位推波助澜。从此，《文选》为科举士子所情有独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此外，苏轼轻贬《文选》，也是南宋“《选》学”衰落的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如“崇陶潜，尚平淡”的审美风尚之于“《选》学”“偶丽翰藻”风格的转变，以及宋人“师唐宗宋”风气对《文选》的疏远也不容忽视。以下详论之。

（一）“苏文熟，吃羊肉”之替代“《文选》烂，秀才半”与兔园册子、总集选本对“《选》学”的颠覆

(1)南渡后，元祐学术解禁，加上累朝圣主知遇，苏氏文章风行一世。祝尚书先生《宋人总集叙录》对此论之颇详。他在《坡门酬唱集》中云：“因孝宗喜三苏诗文，朝野一时成风，与三苏有关的各种图书盛行，故是书之编，亦风会所致也。”(27)在《三苏先生文粹》中录傅增湘《经眼录》之按语云：“南渡以后苏文解禁，上自九重，下迄士庶，咸嗜其文，风行一世。”(28)又在《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录《宝礼堂宋本书录》云：“盖南渡之后，文禁大开，苏氏父子文字为一时所矜尚，坊肆争相编刻以谋锥刀之利。”(29)再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引朱熹语曰：“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太师，学者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30)陈岩肖《庚溪诗话》亦载：

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钦仰，而累朝圣主，宠遇皆厚。……崇观间，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乏。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辞墨迹。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今上皇帝尤爱其文。……至乾道末，上遂为轼御制文集叙赞，命有司与集同刊之。……呜呼！今东坡诗文，乃蒙当代累朝神圣之主知遇如此！(31)

南宋以来，在上述苏文极“火”的形势下，苏文遂一举替代《文选》而“成为应举士子的敲门砖”（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三），各种文集也乘机大量刊行。据祝尚书先生《宋人总集叙录》所收便有如下集子：《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三苏先生文粹》，《标题三苏文》，《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苏门六君子文粹》等。如此之

多，正是“苏文熟，吃羊肉”之“应举士子的敲门砖”效应为其营造了繁荣的市场。择捡几例，略见一斑。如《苏门六君子文粹》之《四库提要》云：

观其所取，大抵议论之文居多，盖坊肆所刊，以备程试之用也。陆游《老学庵笔记》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云云。盖风会所趋，并其从游之士亦为当代所摹拟矣。(32)

(2)与“苏文熟，吃羊肉”之替代“《文选》烂，秀才半”一样，各类兔园册子、总集选本在南宋也大量编行，与“苏氏文章”一道令《文选》之范文、程文功能在学人、士子的眼中淡化或消失，可谓在“《选》学”衰落中“功”不可没。

从诸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等大型《文选》类总集来看，其入选诗文大多包罗唐宋名家名作。宋代学人更以“师唐宗宋”为主，所以这类大型《文选》类总集之取代《文选》而令其衰落的作用不言自明。并且在宋代理学思潮影响下，许多总集选本更以“续文选”、“超轶《文选》”、“扫去《文选》”而令《文选》束之高阁等明确的编选目的，直接参与促使“《选》学”衰落的队伍中来，取而代之的目的甚明。如《直斋书录解题》之《名贤集选》云：“大略欲续《文选》，故亦及于庾信、何逊、阴铿诸人。”(33)又如刘克庄《迂斋标注古文序》云：

《迂斋标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变万态，不主一体，……惟其学之博，心之平，故所采掇尊先秦而不陋汉、唐，尚欧、曾而并取伊洛，矫诸儒相反之论，萃历代能言之作，可以扫去《粹》、《选》而与《文鉴》并行矣。(34)

又如刘克庄《文章正宗跋》云：

……曰《文章正宗》者，最为全书。……是书行，《选》、《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阁。(35)

又宋赵汝腾《题妙绝古今》云：

昔余为江东宪，公余屈致馆舍，论辩终日，因得是编，皆诸老之绪言也。铢两之较，毫发之不差，轶梁统之《选》而过之，精矣。(36)

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卷首云：

“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堙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由今视之，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37)

以上虽多为理学家之见，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选》学”的衰落乃与宋代理学的兴盛有关。这也说明了在时代风会所趋下，宋代理学家的总集选本由质疑《文选》非源流之正而欲“超轶”、“扫去”《文选》，终令《文选》“束之高阁”，无安身用武之地。

从科举考试的层面上来看，名目繁多、便捷适用的“兔园册子”更令《文选》一落千丈。“《文选》烂，秀才半”由“神话”而为“笑话”，陆游、王应麟等遂将其作为文坛掌故永久地载入历史文献之中。这类“免园册子”从诗赋、论策到奏议、判文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如《万宝诗山》、《赋林衡鉴》、《论学绳尺》、《策学绳尺》、《文章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等等，其名称的科举含义便已一目了然。兹举数例，见其“场屋之用”，“程式之用”。《论学绳尺》之明何乔新《序》云：

《论学绳尺》凡十卷，宋乡贡进士魏天应编选南渡以降场屋得隽之文，而笔峰林子长为之笺释，以遗后学者也。……若此书所载，则皆南宋科举之士所作者也。(38)

其《四库提要》述之云：

是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当日省试中选之文，多见于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39)

以场屋“得隽之文”，“冠以《论诀》”，再施以“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进行详细地讲解，《文选》与之相比，显然相形见绌。可以想见，热衷于举业的士子们有谁还愿再理会过时的《文选》呢？《文选》之衰“亦其宜矣”。他如叶景达掇拾《选编省监新奇万宝诗山》之陆心源《跋》曰：

宋省监皆试五言六韵诗，建阳书贾叶景达汇为此书，以备场屋之用。凡分四百数十类，约一万六千余首。(40)

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亦述之曰：

（是集）悉取宋代省监所试五言六韵诗分类编录，如今坊间《褒珍试律大观》之比。……惜不载作者姓名，遂无资于考核，徒成兔园册子已。(41)

明王守仁《文章轨范序》曰：

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42)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

南渡后，东坡于《选》学衰落可谓至关重要，不但“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致使“苏文熟，吃羊肉”替代了“《文选》烂，秀才半”，而且作为文坛领袖，其轻贬《文选》致使“近时士大夫”“遂不复留意”此书，为“《选》学”的衰落雪上加霜。张戒《岁寒堂诗话》云：

杜子美云“续儿诵《文选》”，又云“熟精《文选》理”，然则子美教子以《文选》欤？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43)

所谓“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是指苏轼评论《文选》的三篇文字。今撮录于下：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序斯可见矣。如李陵书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辨；今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多矣。渊明作《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注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诸如此类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五臣注《文选》盖荒陋愚儒也。……其他浅妄可笑者极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举此，使后之学者勿凭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于萧统，亦其流尔。……其余谬陋不一，亦聊举其一耳。(44)

我们对苏轼之评语正确与否姑置不论，但其寥寥数言以讥《文选》去取之谬，便足以令“近时士大夫”“遂不复留意”此书，这一方面反映了苏轼在南宋士子、学人中地位之重、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也道出了“《选》学”在南宋确已衰落，不复为人所留意，而苏轼其人其文当然“难辞其咎”。

此外，我们简要谈谈宋代文学“崇陶潜，尚平淡”的审美风尚对《选》学“偶丽翰藻”风格的转向。这也首先由苏轼、陈仁子评《文选》录陶潜诗文不公引起。苏轼“舟中读《文选》”云：“今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陈仁子《文选补遗原序》中云：“渊明诗家冠冕，十不存一二。”(45)

我们知道，宋代自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起，均崇尚平淡之美，也因此陶潜在宋人的心目中地位大增。这尤以苏轼为最，其晚年曾遍和陶诗。而《文选》的风格是以“偶丽翰藻”为主的，这表明仅从审美风格上，《文选》之“偶丽藻饰”已与宋代之“冲淡老成”背道而驰。这样，苏轼因赏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故而讥《文选》去取失当，录陶诗过少，便整体上迎合了宋人“崇陶潜，尚平淡”的审美趣味。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苏轼尽管寥寥数语讥《文选》去取失当，但由于引起了“近时士大夫”的共鸣，故而“遂不复留意”此书。

还有一点，唐宋文学所取得的极大成就，使得宋人或师唐，或宗宋，无暇或不屑顾及《文选》，“《选》学”遂衰。宋人师唐，是宋代文学的一大景观。如李义山之于“西昆体”，白居易之于“白体”，贾岛、姚合之于“晚唐体”，韩柳之于北宋中叶“古文运动”，杜甫之于“江西派”，晚唐之于“江湖”、“四灵”，盛唐之于严羽等；宋人宗宋则有：欧、曾、王、苏或师友相传，或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苏轼之于“苏门弟子”，苏黄、“江西派”之于南宋文坛等。汪习波先生在《宋代〈文选〉的流传与〈文选〉学》一文中曾对此问题有所申述，摘录如下，聊备一说：(46)

唐朝文章史学，直承六代而有新创，与《文选》时代相距无多；宋代则相去已远，唐代诗文又有很大造就，为宋人提供了更多的参照文本，《文选》在上层文人中，固远不及唐时风光。

要而言之，宋代自欧、王、苏、黄以来，诗文自具典则，宋调已成。对前代诗文的学习虽是宋代文人的一大课题，“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更是江西派宗师的著名标榜，但与其说他们模《选》师唐，不如说他们是要换杜韩筋骨，希彭泽平淡。标格既高，自不会屑于萧统的别裁功夫。(47)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南宋“《选》学”衰落具有了与北宋迥然不同的规律和特征——如果说北宋“《选》学”衰落是因为外力（如古文运动、科举改制等）冲击的结果的话，那么南宋“《选》学”衰落则主要是由于《文选》自身功能上已然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环境、科举制度的需要，从而为苏氏文章、“兔园册子”及总集选本所取代。此外，苏轼作为文坛宗主、古文大家，其讥贬《文选》更为“《选》学”的衰落雪上加霜。同时，在宋代理学思潮影响下，理学家编行的一些总集选本亦为扫去《文选》，使之“束之高阁”、走向衰落出了一份力量。还有，宋代“崇陶潜，尚平淡”的审美风尚因与《文选》的“偶丽藻饰”风格相背离，这样苏轼称《文选》录陶潜诗不公便为其讥《文选》去取之谬，使得近时士大夫“遂不复留意”的效果更显著。

四　宋代“《文选》学”之不绝如缕

自庆历后，宋代“《选》学”走向衰落，但并不是说它自此便从人们的视线里彻底消失，而是不绝如缕。尽管不再像从前那样引人注目，却仍以各种方式昭示着它的存在。象宋祁小名“选哥”，曾手抄《文选》三过；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文选》刻本颇多，促进了《文选》的传播；宋世所著《文选》学专书也达十余种等等，均曾为一些“选学”学者所注意，兹不赘述。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简述《文选》在宋代仍有它的一席之地。

（一）宋代一些《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大多参照《文选》。如明胡维新《重刻文苑英华序》云：

坟经义貌，词华郁蔓，延刘汉而接萧梁，昭明之《选》备矣。《苑》之集，始于梁，而部系类分，悉宗《选》例，非嗣文以承统乎？(48)

《四库全书总目》之《文苑英华》提要云：

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繁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49)

姚铉《唐文粹序》云：

岂唐贤之文，迹两汉，肩三代，而反无类次，以嗣于《文选》乎？铉不揆昧懵，遍阅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撷华，十年于兹，始就厥志。……以类相从，各分首第门目，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50)吕祖谦《缴进文鉴札子》云：

寻将秘书省集库所藏本朝诸家文集及于士大夫家宛转假借，旁采传记它书，虽不知名氏，择其文可录者，用《文选•古诗十九首》例，并行编纂。(51)

真德秀《文章正宗序》云：

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堙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由今视之，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52)

以上宋代四大文章总集的编纂中，有三部依仿承继《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标新立异，但仍以《文选》为参照系，则《文选》在宋代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二）一些著名作家、批评家、学者仍然青睐《文选》——或以《文选》为圭臬，或为《文选》鸣不平；有平心而论，有意气之争。如徐俯（东湖）。曾季貍《艇斋诗话》云：

东湖喜言黄庭坚及《文选》诗。

东湖尝与予言：“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诗人，皆无人窥见。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輗，小车无。”东湖尝书此以遗予，且多劝读《选》诗。近世论诗，未有令人学《选》诗，惟东湖独然，此所以高妙。

山谷论诗多取《楚词》，东湖论诗多取《选》诗。(53)

其它云某某诗赋“出《选》诗，用《选》诗，似《选》诗”者俯拾皆是，难以枚举。

如张戒。张戒《岁寒堂诗话》云：

杜子美云“续儿诵《文选》”，又云“熟精《文选》理”，然则子美教子以《文选》与？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殊不知《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之文尽在，所失虽多，所得不少。作诗赋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从《战国策》、《陆宣公奏议》中来，长于议论而欠宏丽，故虽扬雄亦薄之……《文选》中求议论则无，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自《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

王雾云：“作文字易，识文字难。删诗定书，须仲尼乃可。”萧统《文选》之有不当，又何怪也。(54)

如严羽。其《沧浪诗话》“诗体”条有“《选》体”，许多诗体、诗句均以《选》诗为例。

如朱熹。《朱子语类》屡言《选》诗，如“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苏子由爱选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55)

如苏轼。上举张戒、严羽均反对“苏、黄”诗风，而苏轼又轻贬《文选》，故而他们之视《文选》不免有对立抵触、意气用事的成份。但也可看出，《文选》在宋代的得失及重要与否，曾一度引起过某些作家的争论，声音尽管很微弱，但也证明了《文选》未如想象中的销声匿迹。

颇富意味的是，苏轼虽然轻诋《文选》，讥其去取之谬，但从他评“李善注之详备，五臣注之愚陋，萧统之卑弱”的辨析毫芒、无微不至上，可见其于《文选》之诵读之熟、钻研之深，这从“舟中读《文选》”的生活细节中也能看出。苏轼对待《文选》的这种矛盾，或如陈平原先生所言：“或许，就象毛子水在追忆傅斯年时所说的，只因当初十分崇拜，用力较深，知其利也知其弊，日后提及时反而可能出言不逊。”(56)

（三）与科举设“博学宏词科”相关，南宋“四六”复兴，出现了许多成就斐然的四六作手，如汪藻、孙觌、韩驹、程俱、徐俯、三洪、陆游、真德秀等等。四六别集、总集也大量涌现。(57)因为“作诗赋四六，此（《文选》）其大法。”（张戒《岁寒堂诗话》）故一些四六总集、别集多以《文选》示学者以途径。下以《辞学指南》为例，以见大概。

王应麟《辞学指南》专为士子应博学宏词科而作。其“编题”云：“集则《文选》、《文粹》、《韩柳文》、《文苑英华》、《古文苑》、《皇朝文鉴》。虽无甚题，然可以引用处亦合编录，皆当遍阅搜寻，如前法编类，不可缺略。”“诵书”云：“东莱先生曰：‘先择《史记》、《汉书》、《文选》、韩、柳、欧、苏、曾、王、陈、张文，虽不能遍读，且择其易见世人所爱者诵之。”其后列有二十二篇《文选》范文。“合诵”云：“自书、诗、左氏传、国语、史记、两汉书、两汉诏令、文选、文粹、文鉴等。”“编文”云：“东莱先生曰：左氏、两汉、文选、韩、柳、欧、苏、曾子固、陈无己、张文潜、秦少游、文粹，皆须分门节。”(58)可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文选》。

总之，《文选》作为一部重要的文章总集，在宋代仍以涓涓细流滋润着一些学人士子，提醒着它的黯淡的存在。不过总体来说，自庆历后，宋代“《选》学”之衰已是崩岳狂澜，非三五学人所能力挽。

文章最后，我们对宋代“《选》学”衰落的特征和规律作一个简要的概括总结。通观全文，我们发现宋代“《选》学”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运动、文学思潮、新旧党争、科举制度、宋代理学、统治者的好恶、文学家政治家的个人力量、文章选本、审美风尚等均参与其中并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大体可概括为两条主线（科举改制为明线，古文运动为暗线），三次事件（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元祐学术解禁），三个关键人物（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两个时段（北宋、南宋），三种文本（苏轼文章、兔园册子、总集选本），一种哲学（宋代理学），一种审美风尚（崇陶潜，尚平淡）等。如此多方强力的夹攻，宋代“《选》学”之衰落，“亦其宜矣”！

注释：

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页。

②许逸民《论隋唐“〈文选〉学”兴起之原因》，《文学遗产》，2006(2)。

③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4页。

④屈守元《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页。

⑤冈村繁《文选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⑥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7页。

⑦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上，第107页。

⑧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⑨林聪明《昭明文选研究》，文史哲出版社“中华民国”75年版，第134页。

⑩王水照等编《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11)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第69页。

(12)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0页。

(13)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下册，第483页。

(14)转引自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15)脱脱《宋史》卷43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参见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第77-125页。

(17)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杨文公谈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8)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9)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骆鸿凯《文选学》，第74页。

(21)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22)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192页。

(23)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192页。

(24)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190页。

(25)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205页。

(26)曾季貍《艇斋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6页。

(27)参见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9页。

(28)参见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89页。

(29)参见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140页。

(30)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甲编卷2，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页。

(31)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上册，第170页。

(32)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04页。

(3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3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6，四部丛刊本。

(35)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0。

(36)转引自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301页。

(37)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第378页。

(38)转引自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366页。

(3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702页。

(40)转引自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391页。

(41)转引自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391页。

(42)转引自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408页。

(43)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上册，第456页。

(44)苏轼《东坡志林》卷1—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陈仁子《文选补遗》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47)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第292页。

(48)李昉等《文苑英华》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691页。

(50)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第36页。

(51)转引自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113页。

(52)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第378页。

(53)曾季貍《艇斋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上册，第296页。

(54)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上册，第464页。

(55)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4-3326页。

(56)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57)详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398-401页。

(58)王应麟《辞学指南》，《玉海》卷20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