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此文发表于六十年前，当时先生才三十岁出头，而今日读来仍饶有兴味。该文就唐传奇和古文运动的关系，与陈寅恪、郑振铎二位先生进行商榷。郑先生说古文写作的发达，为唐传奇提供了一种新的文体，从而促进了传奇的发展。王先生则认为唐传奇的文体，不但非受古文之赐，而且恰与古文家所追求者相左。陈先生说古文家用古文试作传奇小说，是古文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王先生则从古文运动的宗旨及其重要作品的写作年代两方面提出异议。本文的写作，得力于作者对各种文体的感性具体、透彻的了解，体现了独立思考、求真求是的精神。
——杨明
唐传奇发达于中唐时代，韩、柳古文运动也兴起于中唐；传奇与古文的文体又相类似，都是散体文而非骈体文。这种现象使许多文学史研究者都肯定传奇与古文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传奇是在古文运动开展的背景下发达起来的。对此问题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在这里提出来跟大家商榷。
一
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十九章《传奇文的兴起》中称：“传奇文是古文运动的一支附庸，由附庸而蔚成大国。”其理由如下：
传奇文的开始，当推原于隋、唐之际，但其生命的长成则允当在大历、元和之时无疑。在隋、唐之际的传奇文,只是萌芽而已；大历、元和之间才是开花结果的时代。而促成其生长者，则古文运动“与有大力焉”。盖古文运动开始打倒不便于叙事状物的骈俪文，同时，更使朴质无华的古文，增加了一种文学的姿态，俾得尽量的向美的标的走去。传奇文便这样的产生于古文运动的鼎盛的时代，其间的消息当然很明白的可知的，传奇文便这样的产生于古文运动的鼎盛的时代，其间的消息当然很明白的可知的。传奇文的著名作者沈既济乃是受萧颖士的影响的；又沈亚之也是韩愈的门徒；韩愈他自己也写着游戏文章《毛颖传》之类。其他元稹、陈鸿、白行简、李公佐诸人，皆是与古文运动有直接间接之关系的。故传奇文的运动，我们自当视为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
郑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解放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是很有分量的作品；这里对于唐传奇与古文运动关系的看法，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郑先生确定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主要根据有二：其一，传奇与古文文体的类同；其二，不少传奇的作者与古文运动有关系，古文运动的主将也写了游戏文章。底下就试从文体与作者这两个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
先谈文体。首先必须指出，唐传奇的文体跟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是有密切的继承关系的。魏晋南北朝骈文昌盛，但当时小说仍用散文体写作。干宝的《晋纪总论》（见《昭明文选》），是骈俪语句很多的论文，但他的《搜神记》却是用散文写的。吴均的《与宋元思书》（见《六朝文絜》），是脍炙人口的写景骈文，但他的《续齐谐记》也是用散文写的。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志，可知我们现在的所谓汉魏六朝小说，有的属于子部小说家类，而更大多数则属于史部杂史、杂传记等类。这种记事之文，一般不讲究文辞之藻饰，故当时人习惯以散体文写小说，即使善写骈体的作家如吴均也不例外。唐传奇自初期的《古镜记》、《白猿传》以至后来的作品，其语言基本上跟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是很相类似的。它们的语句都比较简短凝练，多四字句，风格与骈文比较相近，而与《战国策》、《史记》及唐宋八大家的语句，参差错落，往往故意避免复笔者，距离反远。由此可见，唐传奇使用的文体，自有它的直系祖先，无待借助于古文运动。而且自六朝志怪中经唐初的《古镜记》、《白猿传》而至中唐以后的传奇，源流分明，未曾中断。
这里必须提一下《游仙窟》，它是初唐武后时代张鷟的作品。《游仙窟》是用骈体文写的，人们可能会有这样一种错觉：《游仙窟》的文体是初唐小说的通行文体，后来在中唐古文运动蓬勃开展的影响下，唐传奇文辞才趋向散文化。但这种看法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唐初产生了像《古镜记》、《白猿传》那样的散文体小说，而《燕山外史》式的《游仙窟》，无从证明是当时文坛上小说的通行文体。
我们说唐传奇的语言基本上与汉魏六朝小说很相类似，它当然还有发展，就是更为细腻生动、通俗化。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就是这个意思。“文辞华艳”是唐中期及以后传奇的一大特色，“文辞华艳”的表现之一是使用了不少骈俪文句。像《枕中记》中的骈句，还可说是主要见于卢生的奏疏，系受当时应用文体的影响。若《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长恨传》中的不少骈句，就见于作者的叙述文字中。试举例如下：
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馀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柳毅传》)
虽生之书题竞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霍小玉传》)
复问生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见家之僮仆拥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馀樽尚湛于东牖。(《南柯太守传》)
上面这些传奇中的骈语虽不少，比重还不多，若郭湜的《高力士外传》、袁郊的《红线传》，骈语的分量就几乎超过散体了。《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高力士外传》都是中唐时代的产品，前二者又是传奇的代表作品。由此可见，与古文运动同时发展的中唐传奇，文辞不但不向古朴的方向发展，反而向华艳的骈俪方向发展。这种华艳的骈句，不但与古文的风格相对立，而且是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以至唐初的《古镜记》、《白猿传》所没有的。中晚唐传奇骈俪文句的增多，是受到了当时变文、俗曲等民间文学的影响，变文、俗曲中的骈句是极多的。中晚唐的传奇，较之过去的小说更为通俗，与市民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骈句的增多，正是它的通俗性的一个标志。我们认为，《游仙窟》是刻意摹仿变文、俗曲的作品，所以通体是骈文；《霍小玉传》等则深受变文、俗曲等民间文学的影响，所以基本上是散文体，但骈句相当多。
不错，唐代与古文运动有关的作家也写了小说，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和柳宗元自己也写了近于小说的作品（姑且也称为小说）。韩愈写了《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有人把他的《圬者王承福传》也给算上了。柳宗元写了《河间传》，有人把他的《种树郭橐驼传》也给算上了。这些文章当然跟传奇是比较接近的。但仔细考察起来，古文作家所写的小说，毕竟与一般传奇作品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古文家的小说主旨在垂示教训、发表感想，语言务求雅洁；一般传奇主旨在讲述富有趣味的故事，通过故事来感动读者，语言注意华艳生动。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对此有很好的说明：
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等，而无涉于传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
根据这种区别来看，《圬者王承福传》、《种树郭橐驼传》固然不能算小说，《毛颖传》、《河间传》毕竟也以寓意为主，不能与一般传奇等量齐观。
底下让我再引用一些例子来证明传奇与古文的这种区别，李肇《国史补》卷下“韩沈良史才”条说：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子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枕中记》在中唐传奇中着重寓意，文字亦比较朴素简洁，风格与韩、柳古文比较接近，所以得到李肇的推许。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主题与《枕中记》相同，但写得更宛曲华艳，更能显示传奇的特色。《国史补》也提到《南柯太守传》，但于其文辞并未推许。沈既济的另一传奇作品《任氏传》，描写离奇的故事，文笔也宛曲华艳，也不如《枕中记》获得重视。
上文说过中唐传奇颇多骈句，这种体制是与古文的要求相违背的。《陈后山诗话》说：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这里的传奇当泛指唐人小说，而不是裴铡的专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间一段写景文字，多用骈对，且大抵为四字句，体制确与唐传奇非常接近，所以遭到古文家尹洙的藐视。古文要求雅洁，像《岳阳楼记》这样铺张的描写景物，是他们所反对的。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就没有这样铺张的写法。中唐传奇中，沈亚之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文字比较简约而少铺叙，或许正因他是韩愈的门徒，受到古文影响的缘故。
二
对于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有一些独特的看法。他不像郑先生那样强调古文运动对于传奇的影响，而是强调了传奇在古文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陈先生的意见散见于他的《韩愈与唐代小说》、《长恨歌笺证》、《读莺莺传》、《新乐府笺证》、《论韩愈》等文章中，现在撮录其中的重要论点如下：
1.“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近年所发现唐代小说如敦煌之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游仙窟》等，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张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长恨歌笺证》）
2.对此种衰弊至极的叙事文，“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描写人生之已僵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然碑志传记为叙述真实人事之文，其体尊严，实不合于尝试之条件。而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长恨歌笺证》）。韩愈之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传之小说，欲借之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论韩愈》）。“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也。”（《长恨歌笺证》）
3.当时此种新兴的小说，如赵彦卫《云麓漫钞》所云，往往“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钞》卷八）。“韩集中颇多类似小说之作。《石鼎联句诗并叙》及《毛颖传》皆其最佳例证。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韩愈与唐代小说》）
4.当时与韩愈共同尝试以古文体作小说者，尚有元稹、白居易等。“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自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长恨歌笺证》）“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读莺莺传》）“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新乐府笺证》）
陈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等论著，是功力很深的著作，中间有不少精彩的见解，对文学史研究工作极有裨益。他说白居易“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也能揭示白居易新乐府融会古今的创作特色。但这里对于古文运动与传奇关系的看法，是我所无法赞同的。黄云眉先生对这种看法，曾经提出中肯的批评，这里拟略述我个人的不同意见。
陈先生最重要的论点是认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事实上这一论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从古文运动的主要理论和记叙文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来看。韩愈固然擅长写碑志，集中碑志文章也很多，但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在建立道统，排斥佛老，因此，他的《原道》、《原毁》、《原性》、《谏迎佛骨表》等论说文，对于古文运动来说，毋宁是更为重要的宣传文字。《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说：“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着重提出《原道》等论说文是正确的。显然，这种论说文是无法以试作小说来做准备工作的。又《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可见注重以论文宣扬理道，乃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的传统。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所以波澜壮阔，获得许多人的拥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写作理论，因而对许多儒家思想浓厚的人士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张籍在《遗韩愈第一书》中说：“愿执事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弘广以接天下士，嗣孟轲、扬雄之作，辩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岂不尚哉！”这种意见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拥护者对于他们的领袖在这方面的期望的恳切。张籍要韩愈抛弃的“驳杂无实之说”，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肯定它即是指小说，但韩愈想以试作小说来兴起古文运动，那他一定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乃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柳宗元的《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就说到有人提到《毛颖传》就“大笑以为怪”的。
其次，从韩愈所作小说的写作年代看。陈先生仅举出《石鼎联句诗并序》和《毛颖传》两文，前者据陈先生说是文备众体的佳作（其实《石鼎联句诗并序》只有叙事、诗歌，并无议论）。但《石鼎联句诗序》作于元和七年（本文载明写作年月），这时韩愈已有四十多岁，他已是一个古文大师，而不是一个新文体的尝试者了。举例说，他的重要文章如《答李翊书》作于贞元十七年，《祭十二郎文》作于贞元十九年，《张中丞传后序》作于元和二年，均在其前（参考东雅堂本《韩昌黎集》），《毛颖传》没有载明写作年月。案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中说：“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又《与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与杨诲之书》作于元和五年。案柳宗元于永贞元年九月由礼部员外郎贬谪南荒，他在朝时尚未获睹《毛颖传》，则《毛颖传》之作，当在永贞元年至元和五年中间这几年内，即元和开头的几年内，其时间也不早了（参考吕大防《韩文类谱》）。很显然，从时间上讲，韩愈是不可能以这两篇文章为试验来兴起古文运动的。陈先生在《韩愈与唐代小说》中说：“愈于小说，先有深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坚强有力的证据。我认为韩愈早年如有《毛颖传》一类的足以兴起古文运动的作品，它们一定不会不被编入他的集子中去的。
唐中叶以后传奇因受变文影响，往往有散文与诗歌配合在一起的体制，但也并不是经常这样，赵彦卫之说其概括性是不大的。此点黄云眉先生谈得很多，这里不赘。陈先生根据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并序》与《长恨歌》及《传》、《莺莺歌》及《传》在韵散配合方面类同，遂谓元、白与韩愈同时以试作小说兴起古文运动，甚至称元稹为“古文运动巨子”，这是很不妥当的。元、白的制诰公文，文辞古雅是事实，但与韩愈的提倡“文以明道”的古文，根本是两回事。故《新唐书》竭力推崇韩文，而评白居易却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卷一一九《白居易传赞》）陈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元、白主张与韩愈“宗尚稍不同”。但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元、白与韩愈虽都作韵散合体的小说，但其风格迥不相同。韩愈的《毛颖传》，文辞确很简古，有些像《史记》笔法。《长恨歌》及《传》、《莺莺传》就不同，铺叙细腻，文辞浓艳。《长恨歌》及《传》中均有不少骈句，《莺莺传》中的“会真诗三十韵”全部是律体。韩愈的《毛颖传》真是以古文作小说，元、白的《歌》、《传》却是与当时一般传奇风格相类的通俗化的作品。陈先生认为元稹以《左氏春秋》的文体写《莺莺传》，诚然，《莺莺传》的少许语句特别是莺莺责备张生的一段话很像《左传》（《左传》文体本与骈文较接近）。但这只是一小部分的现象，从整个来说，《莺莺传》是很通俗化的传奇，不能与《毛颖传》相提并论。文辞写得细腻、通俗化，内容多述情爱，是元、白诗文（包括《长恨歌》、《莺莺传》在内）的特色，这种特色是为韩、柳古文派所反对的。高彦休《唐阙史》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皇甫湜）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韩门高弟子对白居易的文章评价如是。陈先生认为元、白与韩愈同时以试作小说兴起古文运动，把两种很不相同的文派牵合在一起，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的。
唐代的民间文学变文、俗曲等骈偶文句固极多，有些地方念起来使人感到不自然，妨碍了表现能力，但也不至于如陈先生所说那样“僵腐化”，它毕竟与贵族文人所写的雕琢堆砌的骈文不同，还是富有生气的作品。如前所述，中唐的传奇，虽然承袭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基本上还是散文，但因受到民间文学的深厚影响，骈偶成分加多，文辞更趋通俗化，《长恨歌》及《传》、《莺莺传》就是这样的作品，而并不是如陈先生所说，“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传的小说”。真正以先秦两汉之文体作小说的只有韩愈，但他的这类作品不重故事情节，着重寓意和表现文才，在中唐的小说中，显然不能算代表作品。陈先生在考察中唐传奇的文体时，显然也是忽略了唐传奇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关系，因而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刘开荣先生的《唐代小说研究》一书，受陈寅恪先生见解的影响很深。书中有专节论述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刘先生除在不少地方采用了陈先生的见解，还有一些奇怪的议论。如说韩愈与柳宗元是“传奇小说早期的大作家”（一章三节）；“骈文词简而抽象，散文词繁而具体，二者相较，当然后者是最宜于描写现实生活的文体了”（二章一节）。事实并不如此，事实是韩、柳的小说并非传奇的代表作品；变文、俗曲多骈句，辞繁而具体，韩、柳的散文辞简而抽象。刘先生又说韩愈的小说也有载道功用。“所载的道，是反映时代的、有教育意义的现实生活‘大道’。在中国小说刚刚萌芽的时候，便走上现实主义的路径，使始具雏形的短篇小说，负起了艺术的真正使命。”（二章一节）把韩愈所提倡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道统跟现实主义混淆起来，是极大胆而毫无根据的议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错误，用不着在这里仔细辩驳了。
三
本文的结论是：
唐传奇的文体是在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基本上是散文，但到中唐时代，由于接受了民间变文、俗曲的影响，骈偶成分增多，文辞更趋通俗化。
中唐时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并不成为促进传奇发展的一种动力，传奇不是古文运动的支流。古文运动也不可能依靠试作传奇成功而兴起。
中唐时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和少数跟古文运动有关的人士也作小说，只是说明这时代写小说成为一种风尚，韩、柳在此风尚影响下，也不免染指一番。一般说来，他们的小说着重寓意，文辞简古，不能成为传奇的代表作品。因为传奇重故事情节，文辞细腻浓艳，它与古文的风格是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