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文化的特点：和人精神有关，是传播的，无对错，先进落后的区别；第二部分谈中国传统文化，其特点是：“对，也不对”。文中使用了几个数学上的概念，可以跳过去看，我认为数学思想是一切“判断”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必要争论。

什么是文化

“文化”这一概念是十分笼统的，不容易解释清楚，《现代汉语词典》从三方面解释，一是“精神财富”；二是用于考古；三是驾驭文字的能力和一般知识。依然没有勾画出“文化”的清晰界线。对于一个“概念”不容易讲清楚它的内涵，我们没必要去“定义”，拿来使用，在相互交流中就可以达到一种“默契”，“文化”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交流”，也就不会有什么“文化”。这里对“文化”概括三个特点：一是离不开客观实物或现象，也就是“文化”依然遵循“物质是第一性”的；二是离不开“人”，是人的“精神”与“物质”的“混合”，或者讲“文化”是“人”对客观实际的“升华”。三是“文化”不是“物质”，不遵守“物质不灭定律”，有极强的传播（被复制）特性，不是独立存在的，对人的行为有控制作用。

从人类也是自然界中的生物这一本质上去看，“文化”是不直接为了人肉身的生存和繁衍，而是为了一种思维的愉快，一种精神上的兴奋、刺激或抑制，不少是被“语言”而控制所从事的活动。“文化”最常见的是将现实和人们的想法“升华”为语言文字，用来记忆、交流。“文化”也和“语言文字”建立紧密联系，“书”的出现是最典型的文化现象。“书”看成是被印刷后装订整齐的“纸张”，是“物”，则与“文化”无关，但它的“印刷符号”引起人精神的“亢奋”，这就是“文化”了。再例如一位画家创造了一幅作品，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观看，得到别人的赞许，或是自己内心的愉悦，而不是画本身的物质性，这是“文化”；如果只是看到纸张和颜料，则又与“文化”无关了。体育比赛的运动本身并不是目的，由运动带来的兴奋和“胜利感”才是目的。就是通常的体育锻炼也是为了促进身体血液的循环，并不是为运动而运动。性交在动物界不过是自身繁衍的一个过程，而人类将此过程升华甚至异化为“爱情”、“性文化”。再如“吃饭”是作为生物体的人必须按时去做的事情，但从中想象出更多的“愉快”，这就变成了“食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和“精神”相联系，是“人”独有的；二是“传输性”，都有在“时间”和“位置”上的“转移”，没有封闭和独自存在的意义。就像水会向低处流一样，任何文化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会自然传播的。这两点是文化的主要特点，也是我们评论文化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易于传播的文化常被视为优秀的文化。文化是“交流”的，它的意义和双方都有关系，任何对语言文字的流通制造“障碍”都是直接反文化的现象。“书”在文盲手里只能是“装订的纸张”，不懂外语，你在外文书前也是“文盲”，对“文盲”而言，书没有“文化”意义。但“文化”离不开客观世界，需要“物质”做“载体”；真实的世界是“文化”的基础和源泉。

“文化”是有关“人”的，一个人的行为常和他的“文化”有联系，但人的行为和“文化”要区别开来。人的行为无论从人伦道德或是法律上是有“先进”、“落后”，“正确”、“错误”，“违法”、“守法”的区别，而不能由此判断“文化”也有这类区别，“文化”是和人的“精神”有关，是一个多元“函数”，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物，对不确定的“东西”进行比较，得出“判断”是不符合逻辑的。《红楼梦》讲了一个贾瑞因看“风月宝鉴”而丧命的故事，家人决定烧毁这个“宝鉴”，被“高人”嘲笑并收回宝鉴。这个故事其实就明确说明“文化”和“现实”完全是两回事，同样一个“文化”产生完全不同的实际效果是普遍的，一个人受某种文化影响，我们没理由依据他的行为来评判“文化”的好坏。

人类社会发展多种多样，说成五彩缤纷也好，说成光怪陆离也好，如果我们追究“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一定会追究到是文化的不同造成的。把“现实”看成是由“文化”决定的，是人们对“现实”成因的思考，“文化”只是一种“思考”。“现实”是具体的，单一的，而“思考”是多元的。同一历史事件，但“记录”和“评论”是多样的。人们普遍希望社会是和谐有序的，也就有了追求“先进文化”的努力，于是有了文化的“名分”，有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等等概念。但这些不再是具体“人”的文化，而转为“群体”文化的问题，如何扩充“文化”这个概念呢？这里借用数学上的概念来说明。个人的文化是社会的“微分”，而“群体”的文化是社会的“积分”，前者是“无穷小量”，后者是无穷小量的“和”。前者是原始的、具体的文化现象；而后者是需要归纳计算的，是抽象的。由于人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内容更是复杂多样，“群体”文化的“积分”是一个“n重积分”，是个很难得出结果的，也就是说“群体”的文化是存在的，但我们不可能“叙述”出来，而“说不出来”和没有必要给“群体”文化立“名分”是等价的。王国维先生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学”是高级的文化，如果把这段话中的“学”替换为“文化”，这段话也是准确说明了“文化”的属性。“文化”都是有关“人”的，当把“人”撇开时，也就把相关“文化”丢掉了。所以王国维先生指出（文化）“无东西也”是十分准确的认知。国家发展不同，区域之间差别很大，我们把原因归结为“文化”的不同也体现了人对问题的“思考”，而不是“现实”。人们所提到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等等仅仅是某些“人”叙述的，是这些人对计算不出来的结果的“估值”。也就是“群体”的文化只有“某人”叙述的“某某文化”，要注意“某人叙述的某某文化”和“某某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我们有议论和比较的意义，而去掉定语的后者只是一个“概念”，没有议论的意义。如果某个人对“某某文化”的论述形成了体系，符合逻辑，或用通俗的语言进行了概括，那么他的“论述”就形成了他的“某某文化”，而文化一定是传播的，很可能形成对“某某文化”的“评论”的“再评论”，甚至没有穷尽。而这评论的“好、坏”是看能否得到更多人的认可，看能否持续传播而自然去得到结果。孔子没了，他记述的《论语》只是一部著作，是“书”，不再有“孔子文化”；朱熹解释补充了《论语》，是“朱熹的论语”；今天不少人讲述《论语》，都是“现代论语”，一定说自己的是最经典的，是原汁原味的，则正是王国维先生指出的“不学之徒”。但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对“群文化”的评述没有被“验证”的意义，如同用“现实”的任何情况证明“神、鬼”的存在或是不存在都是非逻辑的，“神、鬼”只是一种文化现象。例如有人总结出“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论断有理或者没理。它的价值不是“真”、“伪”，而是有名人（柏杨）说的，并被相当多的人认可。

谈到“文化”这一概念常有两种所指，一是具体的“文化”现象；二是抽象、笼统的泛“文化”的概念。这也是使用语言概念常有的现象。这个区别也如同数学上的“集合中的元素”和“集合”，我们说“偶数可以被2整除”，这里的“偶数”是指“集合中的元素”，“偶数”（集合）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个性质。人们对“文化”方面的争论十分多，相当多的争论基本上都是拿一个“概念”的两种意义相互“搅局”的结果，使大家达不到“共识”。例如我们要“发扬先进文化”，如果这里的“文化”是指第一所指的，这句话就是“废话”，也是没有争议的话；如果“文化”是第二种意义的，则文化就不存在“先进”、“落后”，这句话就不符合逻辑了。“我们要提倡回归传统文化”，如果这里“传统文化”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则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你是指哪一方面呢？如果是第二方面，则这句话漫无边际不知所云；如果是指“取精华、去糟粕”，这又是废话了，成了大实话。下面我所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只是我对“积分结果”的认识，也是我吸收了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同时相信会有不少人同意我的看法，主要观点不过是“抄袭”了学者们的总结，总之下面谈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个人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要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找到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看问题的方法，在全国为中国文化“树碑”的概括性话语中，老子《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被雕刻最多。这富有哲理的话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精髓。这句话用白话讲出来就是：“道”你讲出来了，就不是恒常说的“道”；“名”也一样。这句话所强调的是这样两点：一是社会和自然现象是受“道”控制的，是有规律的，人必须要受“道”的制约，要敬畏“道”的存在。二是语言不可能表述出“道”，非但“道”不可表述，任何具体的现实，无论自然界或是人类社会，都不可能和语言准确“对接”。这些观点在两千年前提出来，并广泛传播，是具有超前意识的，这种意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调。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当我们确定一个“概念”之后，是不可能确定它所对应的“实在”。也就是我们确定一个“集合”（概念）后，里面一定有些“元素”（实际）符合也不符合“集合”（概念）定义的要求；反过来也一样，我们对众多、繁杂的现实是不可能找到语言给予准确叙述的。也可以说“群文化”是“积分的结果”，而这个“结果”肯定是计算不出来的，你说出来的，则一定是错的，这个思维也就是俗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会”只能是个人的事情，也说明了“文化”只能是个人的，只有“微分”。历史和现实的存在与语言对它们的叙述是两回事。任何现实的“存在”瞬间就消失了，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而用语言符号记录的“历史”是长存的，我们围绕现实的所有“文化”不过是现实的表象，“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实在是高级超前的哲学认知。

传统文化的这一基调引出种种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产生的后果。“天之大道”是人类一定要探求的事情，现实（历史）也需要我们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时空”中传播，而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否定了语言文字可以表现出“道”来，现实也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述。于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特点：一是不信任“语言”；二是对“道”的崇拜和恐惧又常转化成对“话语”的迷信。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矛盾现象造成对所有问题（包括任何理论、认识、观点、判断）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对，也不对”；“是，也不是”。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特色”，是对所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中“特色”的解释。

中国有句俗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文化的这一超前认知导致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减缓，成了“龟兔赛跑”中的失败者。语言不能准确表述现实，但我们可以通过规范语言的使用来尽可能做到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被誉为科学的真正“始祖”，就是因为他创造的形式逻辑为解决“现实”和“语言”的对接奠定了基础。有了语言记录现实的“共识”，或者说制定了“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规则”。有了使用“话语”的规则，才能使语言在人类社会中发挥全部应有的作用。人类文明社会说到底是“契约”社会，而要尊重、遵守“契约”，必须要建立在尊重、遵守“语言对现实的记述”的“规则”的基础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超前认识，使我们知道任何“契约”、“法律条文”都有“空子可钻”，都有狡辩的余地，这一传统文化的特点造成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重视过任何“契约”类的文字记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从古代到今天几乎从来都没有赞扬过与争执对方签订的和约，尤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没有一个不受到指责，都是不平等的，就是开一个通商口岸也倍受谴责。同时所有去签订“和约”的大臣没有不指责为“卖国贼”的。现代是签订了不少条约，但很少主动受其约束，定了友好条约，依然是该“骂”照“骂”。不仅如此，就是法律条文（包括宪法）也很少认真用语言罗列出来，甚至皇帝的传位方式也没有认真用语言记录下来。中国很早就有“指鹿为马”的典故，这个历史事件的真伪无需考证，能流传这样的“故事”足以说明中国人的“聪明”。“语言文字”不过是些“符号”，它的意义是不存在证实的，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科学思想交集的部分是很有限的，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也一定可以在西方哲学中找到“同伴”。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西方哲学流派中并不是太受重视的，但通过马克思的著作传到中国被迅速吸收，“矛盾论”、“一分为二”、“辩证法”等思维方式被人们广泛认同，甚至被列为唯一正确的哲学观点，认为是传入中国的优秀西方文化，其实这只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拍即合”。“是，也不是”的思维方法，一切事物都要辩证去看，作为一种哲学观点是有合理的一面，它是基于“语言”和“实在”不能完全对接，在认识“群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认识只是停留在此，就不会有科学的产生。科学是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一种思维方式，不承认“是”和“不是”共存的，显示了人的思维智慧，并不是被动去“记录”现实。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大大加强了驾驭自然的能力，可以准确预测天体的运行，但无法预测每天社会发生的突发事件。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是由于“人”的复杂，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又“沉湎”在这“是也不是”的哲学中，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方面是很薄弱的。

“语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对语言文字表现出“不信任”，“不认真对待”之外，又表现出对“语言文字”的一种“崇拜”和“迷信”。中国语言中“辱骂”和“赞扬”的内容非常多，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被“辱骂”而丧命的故事，足见“语言文字”对人的“杀伤力”。古代一个文化人或者拥有财富和权势的人，除去姓名之外，有“字”，有“号”，有“封号”等等，足以让人眼花缭乱。而一个普通人，一个“下等人”，名字是极简单的，这些都说明人们十分重视所谓的“说法”。以至于有学者称中国人也有宗教信仰，这个“宗教”就是“语言教”，也就是所谓的“名教”。中国百年来重视“意识形态”，也受“意识形态”控制，至今也如此，而这些现象的实质就是“名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字的迷信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是对文学的重视，中国古代诗词赋是很发达的，出了不少诗人。也善于用散文的形式来说理，涌现不少散文大师。这些只能归于语言“艺术”的发达，而不是人类发明语言的真正目的，是语言的畸形发展。唐朝杜牧有篇《阿房宫赋》，被认为对秦王朝灭亡原因有深刻的揭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几乎是千古绝唱，但他引用的证据是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传说”，一件表面事件，但杜牧的话所以成为人们重要的“认知”，仅仅是因为作者的“文笔”，是“说得好听”。这个现象是中国认识问题中普遍存在的，即一个观点的得出，不是对依赖历史事件严肃的考证和思考，而是来自文学家们谁“说得好”。甚至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成为“伟人”，其理由来自文艺对他的赞赏的“话语”。这种“认知”实际功效（文化对现实的控制作用）是极差的，甚至可能得到错误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思想家，而多有文学家，甚至今天在政治协商的“精英”人群中，文艺工作者也占很大比重，这都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色”。

“是，也不是”这种态度适用于从整体上去看问题，现实的复杂性使得语言无法准确去描述，所以用“是，也不是”回答整体上的问题是合理的。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中国一位官员讲：你们西方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西医的方法，头疼治头，脚痛治脚；而我们采用的是中医的方法，一揽子解决问题，是从整体上根治。政治家们预言最后结果到底如何我们不去管它，但至今“金融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中国也如此。但他提到的“中医”的确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样本。喜好从“整体”、“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自然延伸。用“阴、阳”平衡，照顾各方利益，不偏激，讲中庸，这些的确是处理问题的不错方法。但这都只能是一种“原则”，依然只是游走在“概念”上，并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问题。从整体去看问题，给说空话、大话留下极大的空间，中国社会普遍缺少的负责精神，刻苦认真的精神，都可以追溯到这种文化的特点。

小结：文化现象是与人的精神世界有关，是属于“个人”的。由此引申出的“群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都只能是“概念”。“是，也不是”，“对，也不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概括，而任何脱开实际的所谓“群文化”，用这种思维而不确定的态度去回答是睿智的。它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文化离不开“语言”，“语言”和“现实”存在不可能完全填平的鸿沟。西方文化从规整说话规则的基础上得到了持续发展。而中国落后了。这“是，也不是”的文化特色使中国不注重“契约”，缺少科学创造力，习惯说“空话”、“大话”、“假话”，缺少认真和做出点滴努力的精神。中国百年来惨烈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停止是有联系的，今天我们要实现改革开放，建设法治社会，不认真检讨中国传统文化，一切只能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