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夏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传播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是因为她始终坚持将“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作为自己的初心，一方面求索中华文化何以延续五千年的传播学原理，一方面展望人类和平共处的传播学机制，永恒将“心怀天下"作为华夏传播理论的特质，在与西方文明对话中不断发展中国传播理论。

关键词：华夏传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理论

作者简介：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华夏传播研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这一神圣时刻，重温作为传播学中国化核心成果之一的华夏传播学，其意义特别突出。华夏传播学以中华文化立场为自己的学科立足点，以全球传播视野为自己的参照系，立足中国文化传统，根植中国社会现实，回应“共生交传"关切，其目标是构建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力量的华夏传播学学科体系。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梦想，依托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而成立的华夏传播研究会正团结海内外有志于建构传播学“中华学派"的学者，以建构华夏传播学为初心，以融合中西对话为求索，以阐释中华文明可久可大的传播原理与机制和为世界文明共生共荣提供“中国思考”为方向，为夯实中国播学的底基不断努力。

传播学于20世纪年代末传入台湾，直至60年代中期才开始被应用于研究；传播学进入香港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应用于研究始于70年代。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始于70年代末，其应用于研究直至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1]。上述中国各区域在开展传播学研究的历程中，大多经历了一段以欧美为师的时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上述三个区域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传播学中国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传播学的创新研究已成为学界共识，学界开始反思与批判施拉姆开创的美国经验传播学派，走上了一条传播学多元探索的道路。在此期间，学界普遍增强了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意识，力争围绕中国现实与问题，探讨传播学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伟大实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

在注重提升“文化自信"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新时代背景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已成为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基本思路，构建以 “中华文化立场"为底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已成为学界共识，缔造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学者的使命与担当。在此新形势下，以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学研究、建构传播学“中华学派”为目标的华夏传播研究越发引起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到这个跨学科特质异常明显的古老而常新的领域。

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华夏传播研究的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

黄星民2002年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的《华夏传播研究刍议》一文标志着华夏传播研究领域的确立，是该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文中他首先辨析了“华夏传播研究"概念的由来，进而郑重地对其进行了定义： “华夏传播研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2]并指出了华夏传播研究"的价值与意义：（1 )其学术意义即熔铸西方传播科学理论和华夏传播学说精华于一炉，共同解释、指导和总结今天中国的传播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形成传播学“中华学派"；（2）发扬时代色彩。华夏传播研究在华夏文化与信息传播两方面保持着灵动的张力，如此既有助于发扬中华文化的魅力，又有助于培育、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能够阐释中国实践的信息传播学说；（3）提供世界启示。华夏技术与传播道德的结合，是中华文明延续的内在原理。这些内在原理对于世界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启迪意义。翻阅《华夏传播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等当时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见解代表和凝结着余也鲁、徐佳士、郑学檬、孙旭培等华夏传播研究第一代学者的共识。

进入新时代以来，一批青年学者一方面继承前辈们的研究方向与思路；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前辈学者心目中的“华夏传播研究"的对象是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向后看"，侧重研究传统社会积淀的传播智慧，而其实，“华夏传播研究"还应当有另一个可取的“向前看"的研究方向，即探讨中华优秀文化在现当代社会传承与发展的问题。这一方向既事关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发扬，也事关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因为只有能够回应时代问题的研究，才是有学术生命力的研究。邵培仁与姚锦云曾专门撰文论证了“以历史为对象的华夏传播研究能够发展为关于现实的知识。” [3]因此，新时代的学者努力拓展“华夏传播研究”的范围，并将建构“华夏传播学”确立为 “华夏传播研究”的目标。学者们认为，“华夏传播学"是在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规律和思想方法的学说，亦是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对中华文明这一绵延五千年的独特传播现象进行诠释，对中国社会传播问题进行解析，并运用中华术语建构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4]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围贯通华夏古今，其内涵既包括诠释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的传播原理，又包括展望中华文明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多元路径；其精神要义是在返本中开新，在开新中返本，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的思路建构和发展华夏传播研究；其核心范式是传递中国文化知识（传递中国历史与现实信息），洋溢中国沟通智慧（建构中国和谐共生关系），体现中国精神（共享中华文明意义），建构中国“传播之网”。“华夏传播学"应该具备这样一些特征：贯通古今，以传统为主，以现实为辅；以现实为导向，以传统为着力点；通过对中国传播史论与西方传播史论的双重观照，寻找传统与现实的逻辑起点，营造中西交融对话的氛围；围绕中国社会运作与信息传播的内在互动为主线，剖析华夏文明演进的传播逻辑，增强华夏文明传播的理论自觉与道路自信，从而为中华民族圆“中国梦"贡献华夏传播学的理论解释力。[5]

总而言之，华夏传播研究以整个中华文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提炼中华文明在社会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与信息传播互动中所积淀的经验和反省其中的教训为着力点，致力于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思路"与“中国方案"。其问题意识是“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即努力在全球化进程中理解中华文明的过程，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阐释和建构出中华文明是一种能沟通、善沟通的文明，以提升“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为建构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中国经验”乃至“中国方案”，并在这两方面的互动中生成能够与“文明冲突论"相对话的“文明共生论”。

习近平同志有关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系列论述表明，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华新文明主义包含有一种含摄西方文明成果而熔铸出的具有世界品格的 “共生交往"旨趣。[注释1]“文明共生论"洋溢着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共生交往（传播）观"，是华夏传播研究积极破解中国社会永续发展与世界持续发展的历史难题，为建构“幸福人生，和谐社会，美好世界"的人类沟通共同体奉献的一个理论方案。[6]

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华夏传播研究走向世界的沉思

作为学科意义的传播学形成于西方，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国化一样，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也存在一个自身主体性建构的过程。这一部分着力从学理上对作为中国传播学核心研究领域之一的华夏传播学发生发展的脉络做一个整体把握。

2.1在西方传播学中国化进程中思考华夏传播学

华夏传播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缘于中国学者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自信。就像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发展出西方传播学一样，中国的传播学者也会自然而然地为传播学中国化寻找文化土壤。

施拉姆在《传学概论》新订本序中说：“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肃然起散。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和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和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7]显然，施拉姆是希望用中国的传播智慧来丰富西方的传播理论，但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思考，我们学习西方的传播学，自然也是为了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建构中国的传播学，让传播学说中国语，讲中国理，述中国情，成中国梦。

2.2在亚洲传播理论的崛起中发展华夏传播学

回顾历史，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亚洲同行也在思考传播学的在地化问题，也在努力彰显自身的传播主体性。来自斯里兰卡的学者维莫尔·迪萨纳亚克认为中印日韩等亚洲国家创造的文明必当依赖于积极有力的传播体系，而“传播学要想在亚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变成一种更有意义的研究，就必须与相关的知识本源、情境信息及本地思维模式相联系。因此亟须发展亚洲的传播学理论、概念、方法和模式。"[8]日本的三池贤孝将“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定义为“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他认为这种研究是“为了拓展和丰富目前以欧美为中心的人类传播理论，非西方的传播领域学者应当从本土和比较研究的视角，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本质。"他归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尤其是受儒家文化辐射的亚洲国家所形成的相近的文化特性一一“互惠性、他人导向性及和谐性"。[9]重内向、重集体、重关系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传播的重要特点。华夏传播学的使命，就是在参考亚洲同行经验的基础上，整理中国传统的传播理念、传播理论、传播制度，为理解当下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提供依据，为构建未来和谐社会积累传播资源，同时不断丰富世界传播理论。

2.3建构能够阐发中华文明何来何往的华夏传播学

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虽然不存在用现代传播学话语表达的传播学理论，但是其包含有用中国话语（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直接或间接表达出来的传播学理论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华夏传播研究的终极指向，华夏传播学可以这样表述：华夏传播学是在对中国文化传播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能够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机理和思想方法的学说。她以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传播问题为重点观照对象，从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国实践出发，用中国传播话语体系，表述华人交往、交流及其关系建构与意义共享的传播理论，进而与世界传播学进行对话，从而不断丰富人类的传播理论与经验。[10]

中国传播学能否行稳致远，关键在于能否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立足中国历史与文化。借鉴凯瑞的 “作为文化的传播"这一命题来观照华夏传播研究，我们的华夏传播研究不能只局限在传播的传递观上打转，而应将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融合起来，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观照中国社会信息的传递过程与媒介的运作方式，感悟中国社会是如何运用默会知识、仪式（包括日常化的运作程式）来建构中国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不能离开这一点，否则研究就只能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翻板，更不可能实现建构可沟通的“中国理论，中国经验"模式、为人类传播学提供“中国思考"这一终极目标。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不可能离开西方来孤立地建构中国传播学，但是我们始终要有自己的传播学主体意识，要有中华文化立场，要有中国心与中国情，要把传播学的个性即“中国性"探讨出来。西方传播学始终只能作为中国传播学建构的他者和参照系。根据杜威社会即传播的观念，崇尚“民主政治"的西方与推行“尚贤政治"的中国在传播观念、传播方式、传播体制上存在显著差别，努力探讨两种社会形态中传播理论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才是建构华夏传播学的主要旨趣。

传播学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的主张与中国重关系、重人伦、重自然、求和谐的人文传统在内在精神上有着高度的契合，可以断言，未来华夏传播研究必将在这方面与西方传播思想展开深层对话，并在对话中提炼中国传播概念，形成中国传播观念，建构中国传播理论。单波认为中国学者可以基于“交流如何可能"这一世界共同的问题展开思考。“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需要面向人类的交流自我，体悟人类传播实践的’体’，。其基础性工作就是理论祛魅，把各种传播学还原到人类传播实践语境，以交流自我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使之转化为一种可理解、可对话的他者交流经验，发现在自我的视野内看不见的交流问题。” [11]

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华夏传播研究未来方向的思考

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其实就在当下，就在于把握近百年的学术史。[注释2]最近数十载，中国传播学研究学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见解为我们思考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指明了方向，铺就了道路。

3.1起点：建构基于本土经验的华夏传播学

华夏传播研究的拓荒者余也鲁以意见领袖和说服理论提出的过程为例认为，“许多传播形式或观念早已存在实际生活、习惯与行为中，它们在那里，历史悠久，世代相传，是指导我们传的活动的原则，要下功夫找寻、整理、加以组织，才能形成有系统的理论。应用这些又可以生发新的理论。”加之，不同文化与传统也会产生不同的传播观念与原则、形式，因此，“在中国的文化、实际中应该可以找到中国的传播理论。"[12]颜建军《关于建立中国沟通学的构想》一文承继了余也鲁的见解，其基本观点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创立、规定并制约本民族人民的沟通方式，中国的沟通方式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他认为中国沟通（传播）学可分一般理论和分支理论。前者阐述中国传播理论的基本范畴，包括信息理论、符号理论和意义理论。后者是具体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包括：其一，内向沟通。主要内容是内圣外王；其二，人际沟通。主要内容是基于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际关系；其三环境沟通。主要内容是自然环境、社会情境以及语境对沟通的影响；其四，组织沟通。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员选任制度与通讯工具一体化传播情境中所形成的超稳定性结构。其五，民间沟通。主要内容是民谣、谚语、山歌、女书等独特的沟通媒介；其六，情感沟通。传统文化是情感型文化，情感影响着沟通；其七，劝服与宣传。主要内容是传统修辞史论、合纵连横的说服以及喉舌观念。其八，娱乐传播。娱乐与人际沟通；其九，大众传播。主要内容是造纸术与印刷术产生之后形成的大众传播事业；其十，口语沟通。主要内容是中国的言语特点是持“慎言"态度，讲究说话得体，顾大局；其十一，非言语沟通。人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其十二，中西沟通方法。中国沟通注重情境关系的把握，而西方沟通讲究对对象属性的把握。[13]

3.2目标：建构基于中西对话的华夏传播学

孙旭培在《华夏传播论》一书中提出“传播研究中国化也是一个过程，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间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14]黄星民也期待华夏传播研究最终将促成与欧洲学派和美洲学派相媲美的“传播学中华学派” 。[15]陈国明也认为：“正是华人传播学者，如何对中华文化诠释再诠释，创新再创新，建构出一个独立与特殊的所谓的 ’中华传播学’，或'华夏传播学’，然后经由谈判与策珞性的联系与互动，投射到全球脉络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无疑地，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大量尚待开发的宝贵知识。这种具有文化认同色彩的知识贡献，是未来人类全球化社会之所需。"[16]他进而主张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形上论等方面严格构建华夏传播学的学科体系。赵晶晶教授在其编译的《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的前言中强调：“作为一个既成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壮大和成熟，尽管该学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但影响已经开始形成。其视角之叠加多重，立意之新颖，分析之透辟明澈，触角之延伸多元，内涵之深沉丰富，理论之廓落大气，胸怀之开放宽容，对西方现有相关理论必将有所触动……"[17]剑桥大学文学博士维莫尔•迪萨纳亚克认为中印日韩等亚洲国家创造的文明必当依赖于积极有力的传播体系，对于学术研究，则必须采取在地化方式，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从自己当下的社会实践中生发出可与欧美对话的传播观念和传播理论，以此自觉推动本国各项传播事业的发展。“传播学要想在亚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变成一种更有意义的研究，就必须与相关的知识本源、情境信息及本地思维模式相联系。因此亟须发展亚洲的传播学理论、概念、方法和模式。"[18]在传播学者看来，传播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加强传播意识，培养传播能力，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一环，欧美的强势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欧美人民拥有优良的传播素养。邵培仁《亚洲传播理论一一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主张》呼唤加强对本国人民传播素养的培养。

3.3路径：在理论化过程中建构华夏传播学

构建华夏传播学的重要一环是在本土化研究过程中进行理论提升。陈韬文先生认为华人传播学者研究华人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早已完成，但“现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可否从华人社会的研究中产生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 [19]丰富深厚的中国社会实践理应诞生伟大的理论。李彬教授认为本土化研究应当包括：（1）本土化的分层，包括理论的本土化，方法的本土化，实践的本土化；（2）本土化的资源，主要有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意识与传播手段，近代新闻事业的丰富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传播现象；（3）本土化的意义，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为现实的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方法，探讨本土化的可能，等等。李彬进而提出三个可以提升传播经验并与世界展开学术对话的研究取向：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传播技术；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传播规律；从人文科学角度追寻传播意义。[20]邵邵培仁也认为：“传播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或思考方式、文字与传受行为不同于外国人；中国的尊 '长’ 贵 '和’ 、崇 ’礼' 尚 '忍' 等观念也是'本土化’的。中国的传播学者、宗教信仰、文化积淀、知识传承、社会背景等均是'中国化’的。"[21]

一些在欧洲受过传播学教育的学者也积极为中国传播学的走向把脉，著名传播环境学专家林文刚曾撰文建议筹建“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谋划一套大型、系统而宏观的“中国传媒生态文化史"，从前文字、文字、印刷与图像和电子传媒四个传媒生态时代，围绕中华传媒的发展、符号和传播特点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22] 香港的陈韬文也曾撰文指出“理论是本土研究与国际学术的纽带"，在他看来再小的问题，再本土化的议题，都应当提升到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学界开展对话。他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便是将香港的媒介发展研究理论化表达为“社会权力结构更替下，权力结构与媒介的互动关系"。[23]

3.4原则：打造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的华夏传播学

学理研究应当有明确的社会问题意识，建构华夏传播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着眼于向世界说明一个可沟通、善沟通有担当的中国。“有鉴于此，传播学研究要扣紧中华文化的主题，并不是单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化或传统文化中有关传播思想、传播经验的总结与研究，也不是以此考据论征传播学理论中的某些理论、模式和观点，而是以民族性和时代性为支点，以中国现代、当代文化为重点，同时观照传统文化的继承，全面展开传播学的理论探索。”[24]笔者很认同这一思想。华夏传播研究虽然依据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实践，但是应更注意以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作为着力点，探讨解释中华民族过去的路，理解当下所走的路，更要看清未来应走的路，这条路即是华夏文明传播之路。王怡红也说，“倡导’本土化’，有利于在传播学'地方性’，研究中，建立`主义’和’流派’，借以扩大传播学的知识体系。相对'本土化' 而言，我们还应该提倡传播学研究的'世界化’， 将'世界化'也作为一种学术立场加以坚持。这样，我们的研究可以变得立体化。在这两种趋向之间形成必要的张力，以使我们的学术目光更加开放自由，并有足够的空间来吸取最新的学术成果，丰富对本土经验的研究。"[25]笔者直接将此思想表述为“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总之，如同邵培仁所思考的那样：“我们要客观、冷静、全面地看待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既不要自高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在虚心吸收、消化西方传播学知识的同时，要潜心探究，搜索中国文化宝库中关于传播原理与理念的珍藏，努力向世界展示和返送中国人 特有的传播思想和智慧，进而完全有可能开辟一个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新天地。”[26唯有此举，华夏传播研究，才能行稳致远。

注释

1参阅谢清果：《文明共生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一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 思想体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谢清果：《天下一家：新时代人类 文明交往观的中国气派》《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谢清果：《共生交往观的阐扬— 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谢清果：《中华新文明主义 的共生交往特质》，《今传媒》2019年第1期。

2 朱希祖：《道家与法家对于交通机关相反之意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5年第3卷第2期。此文可视为开创华夏传播研究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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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山风

文章来源：《华夏文明传播研究》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