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同志的新作《先秦诗文史》使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有看到过国内出版的印刷、装帧如此精美的断代文学史。仅书中一百多帧彩色图版就令人目不暇接，值得反复观览。许多插图是新出土的文物，而且极少见，作者把它拿来附在书中，再加上一段小品文式的说明，既赏心悦目，又开阔眼界，真是双美。

例如论《庄子》内篇《齐物论》引证丽姬故事时，附“提梁虎形铜灶”图。说明：“春秋时器。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出土。全器由灶体、四节烟筒以及釜与甑组合而成。为便搪泥，灶的内壁特地做出许多小刺。此灶既可以拆卸，则也不妨用于行旅。晋卿的炊爨之具精巧如此，丽姬之‘与王同匡床，食豢雏’，宜乎悔其当初之泣也。”熟悉名物（特别是先秦名物）是扬之水同志的专长，这一点我们从她的另一部著作《诗经名物新证》中可以体会到。不过在“新证”中，作者是用地下出土和地上流传的器物来证实《诗经》中所出现的各类有实体可指的“名词”，而此书中的插图则是用以展示先秦诗文产生时代文化氛围和社会面貌，使读者对先秦社会文化有个具体的感受。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界就讨论重写文学史的问题，那时学术界特别关注20世纪这一百年的文学史。其实我认为更应关注的是先秦文学史，因为先秦不仅是中国文学长河的上游，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的渊源。我们常说我们中华民族不是靠血缘、也不是靠宗教凝聚的，而是靠文化凝聚的。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元吴莱《与傅嘉父书论杞》）。这种文化认同，对于今人似乎很难理解，但这确是历史事实，中华民族特别是其中人口最多的汉族形成正是由不同血缘的宗族、部族、种族逐步文化认同的结果。而这个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先秦就已经基本形成，以后只是损益而已。所以说先秦文化是后世民族整合的出发点。

对于这一点《先秦诗文史》中有明确的意识。在第二章《郁郁乎文》中引钱穆的话说：“要考察到中国古代人的家族道德与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详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诗经》和一部《左传》。《诗经》保留了当时人的内心情感，《左传》则保留了当时人的具体生活。”虽然《左传》申述的道德观念已经与《诗经》有了距离（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但《左传》作为叙述性质的作品其所展示的社会生活（也就是礼乐文化）自然与道德评价不同。作者指出“由西周而春秋，是礼乐制度由制定而发展而成熟而衰落的时期。《左传》或录其当时，礼与政治，礼与生活，礼与人的命运，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便一一表现得尽致”。这是生活基础，以后的两千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儒道两家思想文化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后世。所以清理这些就决不是什么区分“精华糟粕”等简单的贴标签法就能说清楚的了。

扬之水在谈到儒道的代表人物孔子庄子对后世文学（实际上不止于文学）的影响时说：“孔子是把个人放在一个历史社会的秩序里，庄子则是把个人放在宇宙的生命的秩序里。孔子系心于日用伦常中的人生，庄子关怀着天地大化中的人生。孔子是为人之道，庄子乃为生之道。孔子奠定根基，所以是深厚。庄子拓展了视野，所以特别有着精神的伟大。”这段话概括了儒道两家思想的主要趋向，它们分别关注人生两个重要问题，而且都给了比较完满的解答（只是在农业文明下的完满解答），使得生命有所依托。因此，能够为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

对于先秦诗文的分析，本书也摆脱了历来文学史家叙述和评价古代作品时内容、思想性、艺术性、影响等四大块的做法，更多的是忠实记录下自己读这些作品的感受和想法。例如书中在论及《庄子•齐物论》时，说“它却能够凭着流水一样的语言，把枯劲之辩思来随文生情，汩汩滔滔依水势而起伏流淌，因此谈理灵活，笔致波峭，行文则显隐缓急，各臻其妙。”在概括《诗经》时书中说道：“以内容论，大致可以说《风》多写个人，《雅》《颂》多关国事；《风》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前者是抒写情意，后者是讲道理。抒写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动，而道理讲得好，清朗透彻的智思，同样感发志意，令人移情，何况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别。”从中可以看出扬之水对于自西周以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风习及其评价都有自己的意见，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在这方面加以展开（这本来也是传统文学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许在这方面她考虑的还不太成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