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扬之水君，她还在《读书》月刊做编辑。承她介绍，为我出版了拙著《书廊信步》，这样便从只有编务往来的泛泛之交进而成为可以坐而论道的朋友。这中间还有一条友谊的纽带，即蒙她不弃，我也属于她第一部专著《诗经名物新证》（后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在结集出版前得以先睹为快其初稿的人之一。接着她又出版了《诗经别裁》。这两部谈《诗》之作，尽管前者偏于名物考证，后者属于文学鉴赏，其主旨则一：主要是提示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的本来面目。作者几次希望我写文章谈谈对这两本书的看法，我一直逊谢不遑。盖作者撰写这两本著作的终始过程，我是略有所知的。其用力之劬勤，读书之精博，思想之邃密，都远非某些急功近利、陵轹浮躁的时贤所得比拟；要让我写评价文章，至少也须下一番心潜神玩、旁搜远绍的功夫才敢动笔。而我自七十岁以后，日感神疲体惫，已无力认真读书，当然更难专心致志，写稍具含金量的文章了。犹忆1948年为纪念朱佩弦先生逝世，在写定拙文《读〈诗言志辨〉》时，举凡佩弦师书中所引述的古今典籍，我都一一检读原文，有的还通读全书，然后写成文字，才感到心里踏实。间有一得之见，说出话来也比较有底气。而今天若想为扬之水君大著写出书面评价，显然已力不从心，惟有向作者致歉而已。最近她的《先秦诗文史》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4月第一次印刷），又承惠赠一册，并附小柬云：“小书一册呈上，虽心中盼望它能够在五彩笔中稍现身影，但又深恐不入法眼，而不敢为请也。”细玩其言，实是在自谦与捧人的字里行间隐含着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如我再无反应，则未免太不近人情，且将贻人以“倚老卖老”、“恃才傲物”之讥了。

说良心话，这部《先秦诗文史》可读性很强，一编到手，快速读完，且印象清晰。这样就使我减少畏难情绪，终于敢贸然动笔。况且此书论点，诚“于我心有戚戚焉”。盖不佞自启蒙受书，开始接触《论》、《孟》、《左》、《国》时，便立意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后来入大学教书，对先秦古籍，亦试图只“论”其“文”，从“文章”视角切入，然后再考虑其“内容”如何决定“形式”，更进而研求其“艺术形式”是如何体现其“思想内容”的。其实以这种立场观点来研读群经诸子也是“古已有之”，金圣叹的《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便是典型的先例。然而圣叹才思聪慧有余，学养根柢不足，所言终不免浮泛纤巧。而扬之水君却有上承乾嘉余绪的一面，基本上做到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而有之。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如说《战国策》富有“平民趣味”，其文风与《左》、《国》迥异。这实际是证明先秦文化自“王宫”之学转入“士庶人”之后的关捩所在。又如说《老子道德经》与《周易》文风有传承关系，而不把它与《论语》的语录体相提并论（前人每以为《论语》和《老子》皆篇幅短小，故往往并论），亦独具卓识。作者是研究《诗经》的专家，故此书谈《诗》部分尤为精彩。“五四”以来，时贤论《诗》大都扬“国风”而抑“雅”、“颂”。而扬之水君独能抉出“雅”、“颂”诸诗的文心诗旨，使读者在感到耳目一新的同时体会出其持论之公允平实。作者《后记》中说：“把此书放在文学史之列，实在很觉得不像。”鄙意亦云然。倘许易名，不如径改为《论先秦古籍的文章美》，乃更为贴切也。

书中有个别论点似可商榷或补充。一是关于“左史”、“右史”问题，我倾向同意《礼记·玉藻》之说，认为应作“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盖“左史”之“左”，即《春秋左氏传》之“左”也。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历史系讲授《左传》，当时研究生张辛同志（今张君在北大考古系任教）同意鄙说，曾撰专文考证之。后来经我推荐，论文在《文献》杂志上发表。扬之水君似未读到此文。书中仅据《汉书·艺文志》及金毓黻先生说，疑《玉藻》之文“左”、“右”误倒，理由恐不充分。二是关于韩非子思想的负面作用（或曰反动性），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反思录》和《思辨随笔》中均有精辟论述。如扬之水君加以检读并参考之，则可补其所论之不足也。

原载：《文汇报》2002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