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写在历史的边上》（东方出版社2017-01）一书，系先生生前读史笔记的合集。
“罪己诏”是中国传统中极富特色、独家专有的政治现象。
“罪己诏”是皇帝在国家出现了严重问题或者施政犯了重大错误时向皇天，也是向老百姓做的书面检讨。它源自君王对于自己责任和失责的确认，这件事儿在上古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国家小，社会风气淳朴，君民相隔尚不太远，君主的职责相对较为明确，出了问题，人们都在看着，想赖也赖不掉。推诿责任则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最高统治者做了坏事赖账，上天示警也视而不见，这在民众之中就丧失合法性，是很容易倒台的。《左传》中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把赖不赖账、认不认错视作政治优劣的指标，这逐渐成为一种机制，作为君主专权的补充。
萧瀚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显示，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遗留下诏书全文的大约有二三百篇。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退回来又想继续当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为此还下了一份《罪己诏》，这是历史上最后一份。它以喜剧方式为《罪己诏》划上了句号。
过去史评认为第一位下罪己诏的是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因“水旱疾疫之灾”连年歉收，文帝下诏自责（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这被认为是传世的第一篇罪己诏。其实，史籍中并没有说这是罪己诏，《全汉文》称此文为《求言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颁下诏书有二三十篇，多有自责之意，包括他的遗诏，风格大类相似。如果不是循名求实的话，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秦誓》才是第一篇完整的《罪己诏》。
感情深挚的检讨文字——《秦誓》
史书说“禹、汤罪己”，但没有具体文字传世，而《秦誓》收在《尚书》之中，而且是“今文本”中，没有造伪的嫌疑，事情的前因后果在《左传》中也有很翔实的记载。
秦国本来是西方边陲小国，被视为野蛮，不得参与中原诸侯朝聘。经秦襄公、文公、武公、德公等数百年的经营，秦国日益强大。为了改变秦的身份地位，秦穆公继位后特别重视与相邻的晋国交好。
春秋中叶，晋是诸侯中的老大，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为妻，目的在于挤入“世界文明体系”。然而晋献公身后，晋国内乱，秦积极插手，可惜里外不讨好，两国甚至发生战争。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去世，他是在秦穆公支持下返晋为诸侯的，后晋文称霸，秦晋关系貌合神离。秦想乘晋有丧事之机偷袭郑国，挑战晋霸主地位。
秦国元老蹇叔反对，秦穆公不听。当部队出发时，蹇叔到军前哭送其子，断定他们必败死于殽山。穆公大怒，痛骂蹇叔。结果蹇叔预料成真，晋在殽大败秦军，孟明、西乞、白乙三帅被俘。后晋襄公听文公遗孀文嬴（秦女）劝告，释放了三帅。秦穆公亲自到城郊迎接这些残军败将，但并未责备他们，而是深刻自责，表示认错、忏悔。这便是《秦誓》的背景。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犹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崇怀，亦尚一人之庆。”
《秦誓》行文自然平实，读者感到这是一篇真心实意的检讨。文章开门见山，痛陈决策的错误。他从人性说起，“责备别人不是难事，难的是，像流水那样顺畅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此时秦穆公已经执政三十余年，年龄约近花甲，他的打入中原的理想还未实现，又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我的忧虑很多，光阴白白流逝，再也不会回来）。
秦穆公的“罪己”不单纯因为损兵折将，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初即位时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精神（蹇叔就是百里奚推荐、从宋国请来的）。“我垂询老成的谋士，他们不肯迁就，我不高兴；而一些顺着我的想法提供意见的谋士，我便觉得亲近”。他进一步检讨说“对于那些巧言如簧，善于谗毁，使正人君子陷入困境的，我却能与他们相处。”都知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从感情上人还是爱听奉迎话。然而有作为的政治人物就不能这样。
秦穆公说，我经过深思，体察各种不同的臣下。有这样一个臣子，他精诚专一、没有其他技能，但却胸怀宽广而能容人；别人的能力，他视为己有；喜爱优良之士，这种喜爱发自内心，超越了他的口头称道。用这样的人主政，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为他们造福。与此相反，嫉妒、厌恶有能力的人，心胸狭窄、阻挠哲人贤士，使其不能为君王所用。用这种人主政，不能保护子孙、黎民，还会带来无穷祸患。最后秦穆公总结出来：国家的危险不安，因为用了这个坏人；国家的繁荣安定，是由于善人之赐！
秦穆公的“罪己”有两点，一是听取不同意见问题，二是用人问题。专制制度是人治，在“人治”之下，这两点是永恒的问题，也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人”是有弱点的，诗云“具曰予圣”，其实没有全知全懂、永不犯错的圣人。把治理寄托在明君贤臣上现在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但中国人就这样幻想了两三千年。
秦穆公的“罪己”与禹汤等古人有很大区别。禹、汤罪己，是因为职责有亏，首领必须承担罪责，而秦穆公检讨的是错误耽误了自己的大计。
汉武帝政策转向的标志——《轮台罪己诏》
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有两个，一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一是唐德宗的《兴元罪己诏》。
随着电视历史剧的热播，汉武帝成为荧屏名人，《轮台罪己诏》也广为人知。微博上有些小青年还认真地讨论，并提问：你若是汉武帝会下此诏吗？大多回答“不会”。
汉武帝青年继位，力图超越乃祖乃父的“文景之治”。他在位五十余年，扩大了朝廷的影响力，使“汉”成了“大汉”。对外，汉武帝攻打匈奴、开通西域，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在内，出游封禅，祀神求仙，造宫殿、苑囿，挥霍无度，糜费无算。为此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大大削弱了国力。
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汉武帝肆行暴政，滥杀朝臣名将。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汉武帝又重新捡起，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农令颜异因对币制有异议，未敢言，只是嘴唇嚅动，就被指为“腹诽”（内心不满），处死。汉武为人多疑，诛杀无度，动辄诛灭三族、九族，血流成河，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株连者有数万人。汉武晚年，下有百姓造反，内有摆不平矛盾，再加上李广利远征失败，十六万大军全军覆没，举国愤怒到极点。老谋深算的汉武帝悲哀、悔恨、恐惧交加，感到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不行了，于是有了这篇《轮台罪己诏》。
这篇“罪己诏”也不像后世写作规范的诏书，大体上是个皇帝口头检讨的笔录：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皇帝高高在上对群臣讲，既像在作检讨，又像发出最高指示。表示以后要改变政策，改弦更张。以前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不可追悔”，意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不再伤害百姓也就是了。除了这段以外，《汉书》所载诏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就事论事。如第一部分讲，有司请求派人远戍轮台（乌鲁木齐西南600公里），为此全国每人加税30钱，汉武帝不同意，因为当年打车师的军队给养跟不上，死了许多人，何况轮台还在车师以西千余里。第二部分讲李广利北征匈奴的决策过程与失败原因。其中既有无可奈何的悲哀，也不乏自我辩护之词。最后是公布政策“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清除横征暴敛，鼓励百姓努力务农，搞好民间养马替代赋税徭役，以解决马匹短缺（意为不必再到西域弄马了）。
《轮台罪己诏》的出笼意味着汉武帝武力扩张和暴力施政方针的转变，原来的方针推行不下去了，祖宗积累下的钱花光了，老百姓被搜刮得活不下去，也起来造反了，因此只有改变政策，国家才不会出大乱子。对此，英雄过、风光过的汉武帝也只能唤奈何！《轮台罪己诏》的基调就是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