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安排，让我在二三十年前认识了一位身材短小、名副其实的小女子：扬之水。

我那时在三联书店工作，具体负责《读书》杂志的编务。《读书》是出版界名流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创办的。我进去后发现，编这杂志的都是大人物，而且都是刚挨过大整恢复名誉未久的著名人士。

首先是陈翰伯找来的冯亦代。冯先生那时已年过六十，过去是外文出版局的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专长是美国文学，是党外的著名外国文学专家。但是他更出名的是大量的社会活动。他在文化界号称“冯二哥”，以善于排难解纷著称。一九五七年，他耿直敢言，祸从口出，因而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又被打成“美蒋特务”，“二流堂黑干将”，“死不悔改的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后多年劳役摧残。现在他刚恢复名誉，复出任职，自然干劲十足。陈翰伯可谓识人。

另一个副主编倪子明，是范用多年的老战友，出版总署的一位老处长。他是老党员，在党内挨过整，说他是“胡风分子”，因为他认识胡风。这是位少说话多干事的老实人。连他这样的人，过去也要挨整，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奇怪。他党龄很长，因此在编辑部地位较高。

另外就是史枚。他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按“编龄”说，他最长。他曾是老共产党员，据说胡绳当年都还是他介绍入党的。范用聘他担任执行主编，让我十分惊讶。因为范用当年是人民出版社反右办公室主任，史老就在他手里划上“右派”的。现在作此安排，可见改革开放那些年头思想解放的深度和范用他们的胆略。

因冯亦代的关系，又引进了画家丁聪来做版面。丁老又是一位著名的“大右派”。他同冯亦代一样，为人“四海”，广交朋友。冯同他又都是老上海，都同我特别谈得来。

三联书店名义上是家有几十年悠久进步历史的著名出版社，那时却落得个“房没一间、地没一垅”的悲惨境地。我们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租些平房、地下室办公。编《读书》的都是经过浩劫复出工作的大牌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其忙无比。因此，编辑部内十分需要操作具体编务的助手。那时能找到的都是刚返城的知青，只能在他们中间找对书本和知识感兴趣的年轻人。好在我们这些行政上的所谓“领导”，普遍学历都是初中。当时的实际负责人董秀玉，是五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我本人更加特别一点：正式学历是初中一年级。而最早我们聘用的一位同事，是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北京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吴彬。还有一位当今的大学者，王焱，进《读书》工作以前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也是初中一年级学生。那些老前辈觉得这么一些中学生当他们的助手，也还得心应手。因此，我们对这些“知青”，一点不歧视。

于是，一九八六年某天有位朋友欲介绍一位女士加入编辑部。她过去为《读书》投过稿，不算陌生。一看简历，颇不简单：读过初中，插过队，做过售货员，开过卡车……卡车司机居然对文字工作感兴趣，而且确实在《读书》发表过文章，令人惊讶。大家觉得合适，于是录用。

这样就同这位女士成为同事了。工作之余，也聊天，可大小姐却往往“讷于言”，让我探听不到多少底细。只记得，某日，我忽然请她背诵党纲，她居然交白卷。我于是觉得这位部下水平不高。我过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编政治读物，所以我只会这样考核部下。

她年轻，肯走路，于是经常派她出去取稿，实际上是做“交通”。这方面她效率挺高。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她所交往的作家学者，对她反映奇佳，因而效果也十分特出。最早是金克木先生。我同金先生也熟，知道他老人家博学，所以访行以前必作充分准备。可是金老同扬之水更谈得来。某次去取稿一篇。金老交来五篇，都请她代为处理，他对扬之水在文化上的信任，竟如此。此外谷林、张中行、徐梵澄，等等，都对她极有好评。张中行先生对扬之水有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三年他写了一篇谈扬女士的专文，居然说：“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没有离开书，可是谈到勤和快，与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作者和编辑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实为我毕生所仅见。

我到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她是把同作者的联络当作一种“师从众师”，所以十分得益。她说过，“我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到了《读书》，一直到一九九六年。这十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读书》认识的作者都是顶尖人物。这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开阔了。那种帮助是一种影响，等于是在他们中间熏陶出来。我和徐梵澄先生的交往，在这方面受益就特别多。他特喜欢陈散原的诗，我帮他借，借完以后我自个儿又抄了好多，全都是营养。”

一九九六年，扬之水与我同时离开三联书店。我是退休，她是转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以后她著述迭出，恕我不一一列举。我不大能看懂她的论著，于是人们问起她，我往往回答说：她现在在开文化卡车。她在文化大道上驶行不休，畅通无已，委实高兴。

《读书》杂志在前辈的带领下，在吴彬、王焱、扬之水这么一些中学生的实际操作下，何以成功。保守如沈昌文之流，何以在老前辈的带领下，一大批初中生们的促进帮助下，慢慢地、不得已地蹒跚前进。而扬之水这位卡车司机，怎么能在《读书》杂志打工若干年后，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如此熟练地驰骋在文化学术的大道上，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些谜。要知道谜底，请一读扬之水女士的这本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