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这一辈子是非常倒霉的一辈子，所以我现在特别羡慕年轻人，如果我从年轻再活一遍，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因为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耽搁了。
我五四年上初中，五七年上高中。五七年开始实际学校不是学校了，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单位，因为五七年反右，然后就搞教改。教改是什么？有两条，第一条就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二条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说学校就变成一个基本上不是读书的地方。当然当时还没有说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单位，要无产阶级专政单位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说的，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所以，应该说我的学习基本上是到了五七年也就结束了。五八年之后的学校，干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读书，稍微读点书就是“白专”，就会受到批判，这个过程大家听起来都感觉到很奇怪。我经常说我们这一代是不读书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是最为无知的一代，因为学校形成了一种不让你看书的风气，而且很多书你根本得不到。
到了困难时期——1960年，开始让读点书了，因为大家伙没有饭吃了，那会儿老让躺在床上，校长就告诉我们要保持热量，要是起来都得成问题，所以思想活跃了两年多。
等到1963年初学习雷锋运动，政治上又突然紧张起来了。为什么紧张？经济条件好了，1962年秋收以后经济好转，所以才有1963年强调阶级斗争。学习雷锋首先学习他学毛著中的阶级斗争精神，对待错误思想如秋风扫落叶，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于是大专学校中大搞清理思想运动，许多学生被打成反动学生，有的戴上帽子，有的内部控制。
中国这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耽误了很多事，作为学生也是如此。自己想学的东西没有学到，例如当年想当个专家学者，能够独立思考一些问题，结果泡汤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最后我还坐了几年监狱，所以写了一本书叫做《监狱琐记》，作为这段生活的纪念。
二
我这个人学术爱好常常变化，总的说来我喜欢历史，但我从事又是文学研究，但这文学是古典文学，与历史相距不远。把两者勾连在一起研究，这就是搭界研究，有时波及社会，有时波及文化。我真正的专业是诗歌史，我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退休之前，我在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平常从事诗歌史研究。原来我曾在一个学术刊物做编辑，看稿子也是看与诗歌史有关的。今天见到的这本《清词丽句细评量》就是我研究诗歌史过程中一些零碎的体会。另外我还写过两本书叫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上下），那是80年代写的，其内容是读中国古典诗歌笔记，介绍并评点中国1000多本有关古典诗歌的典籍。
这本书头三分之一是谈现代人写的古体诗，现代人写古体诗越来越少了，但在网上看似乎还有些，有的写得还不错。但是在研究上还是一个空白，我们研究所研究当代文学也好，研究古代文学也好，没有人专门研究当代人所写的古体诗的，古代的三四流的诗人都有研究的，但是像聂绀弩这么重要的，能够把古体诗运用的如此纯熟、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如此广阔的作家可以说跟古代的一流诗人比毫不逊色的却没有人研究。
文学界一提起聂绀弩想起的还是他的杂文，他的杂文虽然很出色，但绝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写的。如果学界谈到聂绀弩，大家想起的主要是他对古典小说的研究，他对《水浒传》《聊斋》等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聂绀弩写作中最精彩的还是他的旧体诗，却很少有人从诗歌研究角度去关注。我这本书前面三分之一谈当代人写的旧体诗，包括邵燕祥先生写的旧体诗。
我说我是读邵先生新诗长大的，这不是瞎说，当时在青年人中间叫的最响的诗人包括邵燕祥先生、公刘、闻捷这些青年诗人，当然邵燕祥先生、公刘先生都在反右当中倒霉了，邵燕祥先生倒霉因为写了一个关于北大荒女青年（《贾桂香》）的故事倒霉了，反右斗争之后他写了大量的古体诗，这方面很少见，他出版的旧体诗集就以打油诗命名。所谓打油的风格，就是幽默，这与人的性格有关。有的人天生幽默就是不偏向打油、甚至写得很正经的诗、甚至带有悲情色彩的诗现在我们读起来有时也笑，这与诗人个性有关。聂绀弩就是天生幽默的诗人，这本书中写聂绀弩的大约有4万字。
现在写作和发表古体诗是个平常事了，可是文革以前不是这样，如果能在报刊上发表古体诗是一个人的政治地位的一种标志，或者说是个政治待遇问题。
1957年毛主席的旧体诗初次发表，许多人觉得毛主席的旧体诗写的真好。同时有许多有旧学底子老先生也能写旧体诗，但不一定能发表。能发表出来大约有以下几种人，一个是国家领导干部，比如说朱德、陈毅、叶剑英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另外还有一些党外高级民主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苏步青，苏步青是复旦大学校长班，他是数学家，但他旧体诗写得不错，文史界的如夏承焘先生是搞词学的，高亨先生是山东大学来搞先秦思想史的。这些学者的诗在艺术上一般较高。高亨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文革当中被误认为是毛主席未发表的的词。
文化大革命之初朱德总司令一度被某些人揪斗，其“罪状”最重要的有三条其中一条就是文革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诗集叫《朱德诗集》，当时许多人很奇怪，为什么出了一本诗集就成了“罪状”了呢？一些诗人包括邵燕祥他们都出了诗集，如果说诗集出问题，主要应该指诗集中作品思想有问题构成所谓“罪状”，如果诗集本身没有问题，出本诗集则不能算“罪状”，而朱德就因为出了这本诗集成了他的“罪状”，为什么？你竟然敢跟毛主席出一个规格的诗词集，那时候有《毛主席诗词17首》，你也出了一本，而且装帧与毛主席诗词集差不多，与毛主席分庭抗礼，这就成为了“罪状”。
为什么本来是写新诗的，像邵燕祥先生也好，聂绀弩也好，最初都是写新诗的，为什么后来改写旧体诗了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些感情、情绪、思想是新诗难于表达的，可是用旧的诗表达就比较习惯与顺畅。
孔夫子说诗歌的作用有四种，即“兴观群怨”。实际上当代人写的旧体诗体现了“诗可以怨”，他们在极“左”文艺思想统治时期，许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许多篇章与当代知识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聂绀弩也好，杨宪益也好，包括台湾的柏杨，全都以诗记录了他们奇特的一生。
台湾的柏杨，抗战期间共产党这边认为是他是国民党派到东北大学的特务学生，到了台湾又被当作“共产党匪谍”差点判处死刑，最后判了12年，后来坐了九年的监狱。他也写旧体诗，有的诗写的还不错，柏杨以《邻室有女》一首古体诗荣获1992年美国凤凰城国际诗人联合会“国际桂冠”奖。诗中所写是柏杨在监狱中看到的一个年轻的女犯人每天从他的牢房门口过，每天看到她的背影，她提着木桶要洗东西，穿着木屐鞋在狱中往来，诗人从她的背影推想这人究竟怎么回事。其内容非常的简单，但感情特别深切，无怪其因此而获奖。中国人凭着旧体诗在国际上获奖的大概只有柏杨一个人。
这本书中还包括了一些关于古代诗词的研究，在诗歌研究中我更关心诗歌创作与诗人命运的关系，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许多篇章里涉及到诗歌本事，古人称之为“诗本事”。清代诗人宋琬三度入狱，经历非常的曲折，他坐监狱时间很长，他的监狱诗写的非常的精彩，在北京坐刑部监狱时，监狱关了一只羊，那只羊不是谁带进去的，也不是谁养的，而是作为犯“人”去的，每天还有囚粮，与正式犯人定量一样。像这些现象我想史书上绝对不会记载，但是诗歌里的本事补史书之不足。
古人说，诗歌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吃不饱饭的人就要歌唱无食的痛苦和对吃饱饭的梦想，我们现在是吃得太饱了，所以才歌唱“舌尖上的中国”什么的。“劳者歌其事”，劳者太累了，通过诗歌来舒缓他的筋骨，现在如果我们吃了这个饱还在歌其食，难怪“三高”病老下不来。
中国的古代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传统文化许多领域的成就不及诗歌。当然并不是说那些文化不重要，我只是想说中国的传统诗歌把中国的人性优美部分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了。
三
聂绀弩诗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两年闲着没有事的时候读点轻松的书，就把聂绀弩的全集都读了，以及柏杨的全集都读了，我觉得这两个人真有相同性，一个是在台湾一个是在大陆。他们两个人的遭遇奇特，又有点类似。聂绀弩是比柏杨大一些，一个跟了国民党，一个加入了共产党。
柏杨跟国民党也非常的偶然，本来抗战期间有一个朋友让他到延安去，当时他也动了心了，后来那朋友消失了，不知道被抓了还是怎么着，他就没有去成延安。后来他加入国民党一个三青团的训练班，等于跟着国民党走了。
聂绀弩要比柏杨早些，20年代就走上了跟共产党去苏联留学，当他回来的时候是与康泽一起的，康泽是国民党战犯被抓住了，三青团的头子。聂与康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是解放前写的，康说我不反对共产主义，但是现在的共产主义不行了。
柏杨生平也很奇特，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都上过，但没有一个是正式毕业的。小学没有毕业上了初中，初中没有毕业上了高中，高中又没有毕业上了大学，结果几次都快毕业了，最后取消了学籍。抗战期间他到了大后方，在教育部谋了个差事，负责分配从沦陷区来大学生到后方各高校。一次他想起来：我给那么多人分配到大学，干嘛不把自己分配到一个学校上大学呢？抗战初期，他本来考上了大学，因为他是假造的高中毕业文凭考的，那个大学发现他是假文凭后开除了他。在重庆，他弄了一个中央大学政治系的介绍信把自己发到东北大学上学。东北大学的学生中的地下党特别多，支持国民党学生与共产党学生、支持共产党学生，斗争特别激烈。双方互相宣传，国民党一派讲爱国主义，讲抗日；共产党一派讲国际主义，讲拥护苏联之类的。双方都写互相攻击的墙报，夜里互相撕对方的墙报。
我认识一位当年地下党东北大学的学生，他说柏杨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学生。其实他真不是国民党分配去的，他冒充南京中央大学政治学的学生，那个人正好也姓郭，叫做郭衣洞，连名字都不是柏杨的，柏杨原名郭定生。毕业后柏杨分配到东北沈阳。抗战胜利以后教育部回到南京了，一查郭衣洞另有其人，柏杨是冒名顶替，所以通报全国说柏杨的毕业证书作废，永远不许他再考大学。
我那位朋友是徐放，他是东北大学地下党，坚持与国民党斗，对柏杨非常反感。1980年代柏杨在大陆因为《丑陋的中国人》出版非常有名，徐放是《人民日报》群工部的负责人。他说有一次坐着火车从河南辉县过，看到车站有“柏杨故里”大字招牌。他说，我特别的生气，下车训这个站站长一顿，告诉他柏杨是国民党特务学生。那会儿《人民日报》群工部非常有影响力，车站赶紧把那个牌子拆了。
其实徐放遭遇也很不幸，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坐了好几年监狱。出来后，给他一个“党内管教”证明，连一个判决书都没有。后来发回老家去了，在老家放了十多年羊，文化大革命之后平反了之后调回《人民日报》工作。
柏杨到了台湾，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他的野性不能适应，写杂文议论时政。后来因为发表一幅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而触怒当局。其实漫画本身没有政治色彩，可是那一次的稿件画的是波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在开场称呼时，波派说：“Fellows......”柏杨没有直译成“伙伴们”，而是借用当时蒋氏政权惯用口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最初抓柏杨是因为他讽刺当局，但是后来考虑这种文字狱在现代拿不出手，后来抓他的在大陆“被俘”和“加入叛乱组织”问题。终于屈打成招，被判十二年徒刑。
四
这书前面的三分之一，论述的都是当代人写的古体诗，有些人与大事件关系不大，如启功先生就是。他的主要是写生活中的幽默，许多作品还是自嘲。他认为他最能传世的一组诗词是《鹧鸪天•乘公共交通车》八首，他说“我最得意的八篇是‘挤车’”。他以一个衰弱老头的挤车体会写这市井风习，因为这等小事其他人很少写，如果你用散文或小说体，其内容可能比这组词更丰富，但读者未必能记住。而这八首词中有许多精炼、生动又搞笑名句，如“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挤进车门勇难当，前呼后拥甚堂皇。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下不去，莫慌张，再呆两站又何妨。这回好比笼中鸟，暂作番邦杨四郎”。读者一读不仅能记住，而且会忍俊不禁。这些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是很难体会的，如果100年后的研究者想了解100年前北京老人怎么出行的，启功先生这八首词肯定是非常好的教材。
书中所提到写旧体诗的还有广东的熊鉴先生，本来熊先生是位公务员，但他的遭遇特别悲惨，五七成为右派，后来又被带上地主反革命帽子在湖南老家监管，湖南文革中斗的特别的厉害，北京也斗，但有几个省是斗的特别厉害，像广西、湖南等。他的诗很平易，有的就如老人慢斯条理说故事。有一首《吊贫农唐满》（记大跃进时一个小故事）写道：
红枣荔枝糖，煮成鸡蛋汤。担担田中泼，精肥育壮秧。贫农号唐满，见之长叹息。如此贵东西，平生我未食。用来做大肥，可惜真可惜！院长闻之怒，拔枪指唐说：破坏高产田，理应遭枪决！叭的一声响，唐满心胆裂。颓然倒田中，与世长辞别。
诗的小注注明了这位沅江法院院长的名字，并说明院长的枪是朝天打的，仅仅是想吓唬唐满一下，不料竟被吓死了。解放初的时候政法干部下乡都是有枪的。
我在农村也见过，大跃进时搞高产田，把羊杀了煮成羊肉汤浇灌到地里去，我第一次倒霉也与下乡深翻土地搞试验田有关。
熊鉴还有一组诗写两个青年男女，一个是贫农出身一个是地主出身，两个人恋爱结不了婚，双双殉情而死。诗人想到马克思“当年公亦侯门婿，‘异己’如何作导师”？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娶一个贵族小姐？这个熊鉴写了许多文革当中的细事，但的确反应那个时代的情况。现在的婚姻问题主要是金钱问题了，那会儿是出身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