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封刀”之作，这是一部与传统武侠小说根本不同的反武侠小说。传统武侠小说是以塑造武艺高强的武侠为中心的，他们行侠仗义、解危扶困、铲尽天下不平事。这些作品突出正邪之争，宏扬正义，鞭挞邪恶，给生活于黑暗现实中的读者一个虚幻而又十分确定的希望。所以社会革命家说这些作品是民众的“精神鸦片”，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而《鹿鼎记》中是没有“武”没有“情”的（金庸武侠小说也很注重写激烈的“情”，作为“武”的陪衬和“义”的延伸），有的只是以邪恶战胜邪恶，其所凭借的不过是些流氓手段。这本应引起人们的许多思考，可是由于《鹿鼎记》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和公开张扬了许多人的隐秘的愿望，从而得到许多读者的爱好，其他的反而退到次要地位了。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塑造了为数众多的正面和反面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中给读者印象最深、也最有争议的大概就是《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了。
一
《鹿鼎记》中主人公韦小宝是个既不“武”也不“侠”的小流氓，他是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所塑造的阿Q之后又一个游民的典型。他确实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游民，他的妈妈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不知其父为谁。当韦小宝向他娘问及这个问题时，娘颇有点自豪地告诉他说：“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而且，不局限于汉人，汉、满、蒙、回、藏都有，真是有些“五族共和”之意。只是其娘颇有些气节，从不接待外国鬼子，因此，韦小宝为纯粹之“中华种”，这是绝无疑义的。
韦小宝生活的社会是宗法社会，他本应受到那个社会思想意识的规范；然而，与其同龄人不同的是：自幼他不是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而是在扬州妓院里长大成人。妓院是当时罪恶的渊薮，妓女是游民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其早年著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分析五种游民的谋生方法时说：“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为‘媚’，”也就是自觉自愿地取悦于人、没有自尊心、奴性，并藉此获得生活资料。这种天生的“讨好狂”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最为需要的性格；如果说兵匪盗丐等游民以其进击性的性格还令封建统治者感到恐惧的话，而“媚”则是绝对受欢迎的。
韦小宝是个游民，除了具备游民性格的四大特征——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强烈的帮派意识和不加任何掩饰的反文明的个性之外——他是在一片媚气中长大成人，因而，他更加没有自尊、习惯于吃残羹剩饭；他能逆来顺受、善于唾面自干；他没有文化、不识字、不学无术，但却擅长歌功颂德，溜须拍马，工于说谎，几乎没有实话，在这方面仿佛是个不学而能的天才；他混迹于扬州市井，直接目睹三教九流，乃至流氓无赖种种的下三滥的手段，所接受的精神文化也是评书场、戏院里江湖艺人所传播的游民意识。除了求生本能和个人的短浅利益之外，在韦小宝的灵魂深处没有任何精神性约束和规范。从江湖艺人那里学来的似懂非懂的江湖“义气”偶尔还会在他的头脑里闪现一下，但是他决不会去认真遵守，除非通过反复权衡之后觉得“遵守”对他有利。具备了这些性格便有了最富于打击力的进攻手段，并消除了妨碍“进取”的种种心理障碍。于是，他便能无往而不胜，能够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攀上人生“事业”的高峰。有的评论者说他不是英雄，其实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他是英雄中的“英雄”。
二
由于偶然机遇，韦小宝被任命为天地会青木堂香主，成为游民秘密组织的第二级领导。他是一个福将，一生无往而不通。他打入清宫，受到康熙小皇帝的青睐，被封为一等公；被掳到邪教——神龙教的巢穴，反而被拔擢为地位仅次于教主与第一夫人的白龙使；后来到少林寺出家，又成为辈分最高的长老。这个单枪匹马的小流氓因为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和外在的规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干，也可以随着机缘而变，因此，他的成功率极高（他的偶然失手多是因为好色和贪心）。韦小宝独自办成功过许多大事，仅对老百姓有利的就有：手刃满州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吴三桂的叛乱；打败罗刹入侵者；多次帮助江湖好汉摆脱困境等等。他还为康熙皇帝建立了许多功勋，而那些严谨遵守儒家的价值观念甚至是江湖组织道义的人们却一事无成，哪怕他们有出众的武功和严密的组织团体。历史上所表彰的一切具有模范性的，如顾炎武的民族气节、满腹经纶，陈近南的赤胆忠心、文武双绝，前明公主九难师太的卧薪尝胆、锲而不舍……都在强大的清朝统治机器和自己内部你争我夺面前败绩了下来。这是对汉民族奉行了近两千年的价值理想的否定。它也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在封建主义体系内部与封建制度和封建专制对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则的立场与手段。原则与规范只能带来失败。
从历史真实的角度来说，天地会也不过是个游民的秘密组织，既然形成了组织必然会有规范，如果我们从天地会所遗留下来的内部文件来考察，其规范还特别严格与琐细；但是从天地会产生以后二百余年的作为和他们屡起屡败的现实来看，由于其会众多是游民，他们在遵守规范方面不会多么严格。《鹿鼎记》中的天地会是经过作者美化的，作者赋予它许多文人士大夫色彩。其总舵主陈近南受到许多原则的束缚，既有儒家伦理，也有江湖道义。他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这种戴着镣铐的奋斗最终不免要以失败的命运告终；韦小宝生在妓院，长在皇宫，用作者的话说：
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要生存必须有超常的生存技巧，这包括体力和智力两个方面。连父亲也不知道是谁、自小就生活在江湖底层，长而混迹于宫廷斗争、秘密会社的奋争、秘密教门的活动中的韦小宝，把游民的生存技巧用于政治斗争。他的毫无自尊的个性使他成为一把“无厚”（没有厚度）的刀刃，在“有间”的封建专制的人际关系和政治体制中游刃有余。我们在《鹿鼎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政治斗争中，还是人情世故中，韦小宝早已熟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扬，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密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的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这些类似事情的“度”是很难把握的。有些则是失之厘毫，谬以千里的，而韦小宝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裕如。
当然，这些技巧的运用是建立在对封建社会、官场黑幕和人主心态的深入了解上的，可是这些都是处在黑箱操作状态，要了解主要靠自己根据种种迹象来揣摩。韦小宝还擅长揣摩术，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关系的一门艺术。
揣摩术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它是封建主义政治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韦小宝对此无师自通。他对康熙皇帝、皇太后、洪教主、洪夫人乃至他的恩师陈近南、九难等人的喜怒好恶，都揣摩得特别透彻，因此，他根据所揣摩到的对方心态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往往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的。
先秦诸子里的韩非子就感慨过说动君主的难度之大，并为此写了《说难》和《难言》。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君主的内心很难揣摩，如其?所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学理）以应付。那样重视揣摩术的韩非，实际上，也是纸上谈兵，其术赶不上“大人虎变”，最终也因对秦始皇和他周围权臣的内心揣摩得不够到家，而惨死在监狱之中。
毫无学问的韦小宝却能一路成功。其关键在于他的揣摩术没有确定的路数。他抛弃了羞耻之心，从而杜绝了羞耻可能给他在使用某些方法上造成的障碍。他能随机应变，并善于利用他人的弱点和对方罅隙，反败为胜。这些写得最精彩的是第三十五回《曾随东西南北路，独结冰霜雨雪缘》。此回写韦小宝带领清军去神龙岛剿灭神龙教，被洪教主发现并将其诱捕。陆高轩、胖头陀这些被派到韦小宝身边去监视他的人们已经发现韦不是神龙教的人，可是他们在洪教主面前与小宝对质时，韦小宝利用洪教主及其夫人的极端专制手段和极爱听奉承而听不得一点非议的性格，使得陆高轩等人明明掌握着真实情况而不得尽言，甚至因此而得罪。韦顺口编了许多谎话，每编出一段就要察看一下洪教主和夫人的态度，如果前一段谎话有了正面效果则继续编下去，否则马上随风转舵。陆高轩等人只知道向洪教主汇报真实情况，不管这些情况是否为洪教主等所喜闻乐见。尽管了解这些真实情况有利于洪教主对现实作出准确判断，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保护神龙教和发展神龙教。然而洪教主也是普通人，甚至可以说专制独裁者往往比普通人有着更多的弱点，他们更容不得耳目之前的任何拂逆行为，哪怕这些符合他们的长远或根本的利益。他们更关心的还是眼前的耳目的愉悦。如隋炀帝那种“其辩足以拒谏，其才足以饰非”的皇帝，难道不懂得他那种穷奢极欲的种种享乐活动是亡国的根本?难道他不知道拒绝高颖那些忠臣的诤谏又杀戮他们是不利于隋朝稳定的?以杨广的智力水平来看，他是完全懂得的。促使他们干出荒唐行为的只是眼前利益和个人面子。因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韦小宝们是无往而不胜的。那些认为自己是一片忠诚，就拼命纠缠着“反映真实”，而不顾人主面子的人们大多数是悲剧下场的。
韦小宝还抓住洪教主宠爱年轻貌美娇妻的弱点，在敬祝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时，加上了“和夫人”三个字。陆高轩等人“虽然也想讨好洪夫人，但这一句话向来说惯了的，毕竟老不起脸皮，加上‘和夫人’三字”。这就是说陆等人还有一点点普通人的羞耻之心，也就不免有心理障碍，而韦小宝是彻底打碎了羞耻之心的，没有了耻辱感。无耻是专制高压最顺畅的承受面，使其产生如水之就下的顺畅感；而有耻者对于高压就不免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阻抗，使施压者感到阻力，从而产生不愉快感。因此，在洪教主面前，韦小宝必胜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清初学者阎若璩在评论西汉丞相公孙弘布衣蔬食时，就说过“勤俭易，有耻难”。因为“有耻”就要敢于抵制高压，这往往要以生命为代价。
游民一无所有，韦小宝也是如此。因而，他性格上另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包括他人的武功，为自己创造一切。这些包括皇帝的权威（这种权威只通行于主流社会）和金钱；天地会盟主陈近南的权威（这种权威通行于秘密社会）和武功；神龙教洪教主的权威（这种权威只风行于邪教）和咒语等等。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从而攫取游民朝思暮想的人间种种乐事，如功名富贵、娇妻美妾、放纵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义和朋友们的信任。
金庸先生还设计了一套只属于韦小宝的武功——“神行百变”，这是逃跑功，也是他的处世术。虽然书中说他还没有学精、学好，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存在一份良知的缘故。
《鹿鼎记》的结尾有点令人扫兴，韦小宝没有爬上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种向往是离游民太远了，真有点士大夫气了。书中曾写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劝韦小宝抛开清统治者，自己做皇帝，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韦小宝听了黄、顾等人的劝告之后，大吃一惊说：
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气的。
这也许是韦小宝最初听到此议时所引起的心理震动。实际上自汉代以来，许多朝代的开国创业之君都是游民出身的。刘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们都属于带有流氓气的游民。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介绍了，自秦朝以后的在中国疆域内所建立的三十余个朝代与国家中。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左右。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作者没有以韦小宝登上皇帝宝座来作为小说的结局，也许是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因为在清代康熙皇帝之后，很难嵌入一个“韦氏王朝”；也许这也正是韦小宝性格发展的结果。与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而想过一下皇帝瘾的游民不同，他出入皇宫数载，又与皇帝十分接近，一度甚至不分彼此，从生活实践他感受到“皇上时时不快活。皇帝虽然威风厉害，当真做上了也没有什么好玩”。除了没做成皇帝外，韦小宝确实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物质上的只有皇帝才可比拟的享受（如七个老婆之类），精神上做到显性社会的最高爵位（韦小宝封“鹿鼎公”，在封爵中属于第一级），隐性社会天地会的总舵主；正教——少林寺中辈分极高的长老，邪教——神龙教中地位仅次于教主和教主夫人的白龙使（后来还把教主夫人掳为自己的老婆）。这些许多是做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当然，作者把韦小宝的成功写得太容易了一些。封建社会中的主流社会和隐性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斗争是十分复杂的。现实中的康熙皇帝绝不会对韦小宝那么信任，一任他借用皇权的力量，为自己或其他势力服务；现实中的显性社会和隐性社会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会都那么傻头傻脑，一任韦小宝去发挥自己的“天才”。《鹿鼎记》是武侠小说，作者还要照顾读者们的阅读习惯，要把各种类型的人物具有特征性的一面写得特别突出，这样才更吸引人。然而，这种写法更抬高了韦小宝，突出了其“英雄”的一面。
韦小宝藉以克敌致胜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坚持江湖英雄道义，团结了一批生死兄弟（韦小宝有用金钱收买仆从的习惯，并拉起了一股势力），形成了强大的群体势力，可以一呼而百诺；他靠的是诸如欺骗说谎、窃听盗窃、哄骗讹诈、撒泼耍赖、溜须拍马、出乎反尔等等流氓手段。这些看似下流，但是它们也如煌煌典籍一样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社会传统政治文化中最黑暗、最腐朽的一部分。当然，它们出现时还是顶着各种美名的。只要这种文化背景存在，韦小宝们还会一代代繁殖生长，而且，无往而不通；只要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现代社会，韦小宝们还会在许多领域得手，攫取到无比丰厚的利益，他们甚至成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追星族们”爱戴、崇拜。
三
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镜子”（见《侠之大者——金庸评传》）。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和阿Q一样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果阿Q精神是具有国民性的话，韦小宝精神也是带有国民意识的某些特点的。如缺少原则性、见风使舵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等。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向读者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韦小宝这个形象所宣扬的却是中国人的成功的一面，虽然这种成功缺少现代性，也不值得今人赞美。然而，也应该指出由于韦小宝在生活中的处处成功，满足了人性隐秘之处（特别是男性）许多见不得人的追求，因而，韦小宝也为很多人羡慕，甚至垂涎。
我们还应该看到金庸先生在塑造这个形象时突出了其“可爱”的一面，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等人，给人的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其“可憎”的一面。为什么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与我们通常人的感受不同呢?这反映了作者对韦小宝的偏爱，因为他的许多“特长”和由此导致的“成功”恰恰是传统文士所缺乏的。即使在社会动乱秩序重组时，传统文士也缺少成功，要想成功常常是依附游民行动。正是这个原因，有些文士或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游民成功和他们一些品质的羡慕。
自春秋时期封建解体，士无恒产，没有了立身的根本，自然就有软弱的一面。此时无论从政还是做人，都有不太硬气的时候，这在先秦的士人身上就有表现。一些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的学派都在激励士人要有勇敢的献身精神，墨家坚韧不拔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儒家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精神，都要落实在“勇”字上。儒墨等学派的大师把它作为士人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作为贯彻其政治主张时的精神支柱。当时的“士”也是才兼文武的，他们的“勇”可以表现得很具体。可是，儒者，柔也。士人还是一天一天地“柔”了下去，特别是宋代以后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政策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更使得士人弱化。此时从宗法网络中游离出的游民已经作为一个阶层走上了历史舞台，并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宋代的士人已经不“武”，而“武”的风气下移，移到了民间，不断增多的游民则更需要有“武”，他们要藉助武功闯荡江湖，保护自己，求得生存；有的人也藉助武功武力去谋生（其中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游民的成功不仅震惊了社会上其他阶层，也使得一些文士羡慕。自宋代以来的许多文艺作品表达了文士这种羡慕之情。特别是通俗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多是不得志的、下层文士的产物。他们的生活地位和情绪更与游民接近，《水浒传》可以说是典范。这些充斥着游民意识，并在不同程度上表达文士对游民艳羡的通俗文艺作品，传播面很广，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是超过了主流社会的“五经四书”和释道两教。不仅平民百姓受其熏陶，就是文人士大夫也概莫能外。
近代中国人口激增，宗法制度逐渐解体，西方资本主义传入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游民聚集在大小城市，对各个阶层都有影响。统治阶级有些怕他们，但是又看到游民的唯利是图，有容易利用的一面；接近游民的城市下层民众直接受到他们的欺侮，但是，当看到他们敢于对抗更强大的有组织力量——政府时，又不免有些赞叹；文士（包括新形成的知识分子）虽然鄙视游民的粗俗，但更多的还是看到他们勇敢和成功的一面，而且认为这是中国其他阶层的人们和自己所缺少的，因此，除了少数特别有见识的分子以外，对游民是赞赏多于批评的。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们——特别是热心社会变革的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游民确实是存在几分欣羡，甚至要加以依靠的。所以知识阶层也有一个游民化的问题，特别是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知识分子。
在对待游民的问题上，也许只有鲁迅是清醒的。他一生不断地与游民和游民意识作斗争（他往往称之为“流氓”）。他写了《阿Q正传》，揭示了游民的“革命”本质，他们只热衷三大目标——抢东西、抢人（即封建统治者所争夺的“玉帛子女”）、报仇。因此，作者也不指望阿Q们“革命”的成功，而且，毫不惋惜地把他送上断头台。《阿Q正传》和阿Q这个典型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有些尚未被人们认识。有些学者分析韦小宝典型意义时，把他与阿Q相提并论，这种说法忽略了作者对于两个成功的文学形象的不同的态度。鲁迅还为我们描写了许多带有游民习气的新旧知识分子类型，揭示了他们的特征，有些还成为典型，为人们所熟知。例如他笔下“洋场恶少”、“才子加流氓”、“奴隶总管”和故意装出凶恶面孔的“左派”批评家等等形象，不仅可笑，而且深刻。这些绰号多是赠予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这使许多人感到不解，以为鲁迅偏激。其实鲁迅是从维护革命的纯洁性出发的。他感到越是主张变革、主张革命的人们，越要不断清除游民文化的影响。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我们从韦小宝的成功，可以看出，即使像金庸这样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现代知识分子，其心灵深处也有对游民艳羡的一面。当然，这种局限不是金庸先生一个人的，辛亥革命前后产生的新型知识分子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因此知识分子的疲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深深感受到所属群体的懦弱性，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感受较之尤深。从而看到游民对于主流社会的叛逆乃至于反抗，由钦佩到羡慕，甚至有鼓励其他人群起而仿效之意。金庸只从韦小宝对于正统和非正统专制权威的亵渎中汲取快感（其中有些是不该亵渎的），作者对于一切神圣的否定，也反映游民对盲目破坏的热衷，实际上这种亵渎是缺少正面意义的，它给人民带来不了任何利益，也无助于历史的进步。而且，韦小宝亵渎神圣和攫取个人利益的手段是从其个性中引申出来，可以说积历史腐败和黑暗之大成。金庸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破坏社会权威和争取个人利益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