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饶宗颐先生治学逾七十年，著作等身，历年刊布的专著、论文众多，学者想一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记得1994年，蒙饶先生寄赐郑炜明编《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翻读之下，竟发现至少有一半是我不曾知见的。因此，那时听说在南方有出版社准备出饶先生的文集，预计共十卷二十册，心中十分高兴，一直在期待着。然而这个计划没有顺利实现，到2003年，才由台湾的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了十四卷二十册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由于这部书于台北出版，内地能见的人还是不多，现在终于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我想学术界的同人一定都和我一样感觉欣幸。
所有看到这部《文集》的人，其对饶先生学术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博大。十四卷巨著，上起远古传说、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宗教、史学、中外关系、敦煌学、潮学、目录学，以及楚辞、文学、艺术等等，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无不融会贯通。这样的学术，从学科分类来说应当称为什么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词就是“国学”。这部文集的问世，是对国学的重大贡献，而且我还要说，目前“国学热”中各家不断讨论的几个中心问题，都可以从饶先生这部书得到回答或者启示。
从文集涉及领域的博大，可以看到国学整体综合的特点。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之处正在于这种综合性，不是现行的文、史、哲等任何一个学科所能包容。日前看到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的文章，讲到现代中国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全是国际化的产物，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从欧美或日本移植过来的。即使像语言学、历史学等，古代中国就有，但完整地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也经历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但是中国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与国际化的学科分类究竟有无法消除的凿枘之处;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怎样打破这样的障碍，是必须探讨的课题。
在二十世纪，学科的不断细化是国际上的主流趋势，中国学者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把这种趋势也移植过来，而实际上，学科细化分割带来的副作用，早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指出过了。特别是近年，连西方的科技界也有“回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观”的呼吁。在讨论这方面问题时，有些学者质疑，像今天这样学术“信息爆炸”的条件下，还能够有国学要求的博精兼备的大家吗?请大家体认一下饶宗颐先生怎样于辽阔无垠的学海之中“得大自在”，便不难明白。
饶先生学术的博大，一个最突出的实例是他在中国古史研究方法上提出的“五重证据法”。如大家熟知，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以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共同论证的“二重证据法”，在学术界有深远影响。饶先生为强调出土古文字材料的重要，补充王说为“三重证据法”，最后扩展为“五重证据法”。五重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首先是“文献”，“文献”又分为“经典材料”和“甲骨金文材料”，其次是“实物”即“考古学资料”;间接证据则是“民族学资料”与“异邦古史资料”。只计直接证据，是三重，加上间接证据，就是五重。如果说“民族学资料”的意义曾有杨向奎等先生提倡过的话，特别强调“异邦古史资料”，也便是比较研究方法，乃是饶先生多年来倡导的，他的许多有关古代历史文化的论作，都具体应用了这样的方法。
《文集》充分展示了饶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由于久居香港的特殊条件，他与国际汉学界有极为密切的交往。实则他不仅通谙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还曾以很长时间精习印度文化即梵学。如此兼通梁漱溟先生所讲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也只能再推不久前辞世的季羡林先生了。社会上有“南饶北季”的说法，确实不是偶然的。
有人在这里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饶先生与国际汉学界经常交流沟通，受到外国汉学界的高度尊重，他和汉学家一样力图在国际视野背景中考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那么饶先生的学术何以是国学，与国际上的汉学有什么不同?
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引姜伯勤先生最近在《中国学术》总第25辑发表的《中流自在心: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一文里的一段话，姜先生说饶先生“长期游学于东西南洋国际汉学界，但是，他的根却牢牢扎在祖国传统学术的故土中。先生在《华学》杂志的题辞中写道‘确立学术的自尊心’，这，就是贯穿在先生毕生学术工作中的一种坚强信念。”我很赞同这段话，确立中国学术的自尊心，这才是国学。
1996年在香港出版的胡晓明《饶宗颐学记》也说，饶先生“虽学贯中西，却灵根自植，反对强中学以就西学”。正由于如此，饶先生的研究范围虽极广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怀抱着真实热炽的感情，这使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及其价值能有准确的把握。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广博精深，所谓三教九流，然而儒学实占主流地位，而儒学的核心乃是经学。饶宗颐先生一直主张考史必须研经，研经须明其大义，不同意“六经皆史”之说。《饶宗颐学记》载有他下列一段谈话:“章学诚是‘夷经为史’，是很不对的。‘经’应是‘史’的升华与提炼，是更高级的产品。‘史’是事实的原本，‘文’是事实的记录，‘经’是由事实中提炼而出的思想。……现代人多立新义，有甚么贡献?有甚么价值?应‘不负如来西来意’，应顺着中国文化的脉络讲清楚。我并不疑古，相反我很爱惜敬惜古义。”细味这些话，对于饶先生收入《文集》的《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一文的要旨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能从这部《文集》学到的太多了，希望以上几点对大家读这部书有一些帮助。
饶宗颐，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字固庵，号选堂。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早岁以《楚辞地理考》一书名动天下。先后执教于无锡国专、华南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期间曾担任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退休，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聘为荣誉教授。纵横经史子集，兼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近东古史，精通诗词、书画、古乐，通晓梵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六种外语，已出版专著60余种，发表论文400余篇，长期引领国际汉学研究的潮流，因所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荣获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