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古文字学的。古文字学本来是比较冷僻的学科，虽然出了一些大家，学的人还是很少。这些年随着整个学术界形势的发展，古文字学也“热”起来了。学科本身进步很快，四个分支——甲骨学、青铜器学、战国文字和简帛研究，都提出许多新问题，有了较大的成绩。古文字学的论文，由于排印要大量刻字，发表不易，但刊出的数量仍然很多。新人辈出，更是可喜的现象。有些青年学者，目光犀利，见解新颖，很值得学习。
科学的进展有一条规律。经过一段时期的迅速发展之后，原来作为这一学科基础的若干概念已为新的成果所动摇，这时便需要回顾，需要反省，要重新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把新的材料、新的眼光引导进来。这样，学科的基础得到加强和巩固，又会取得更迅速的进展，获得更丰硕的成果。我常常想，中国古文字学现在是到了这么一个时候了。所以我想在这里建议，大家多做这个学科的基础方面的研究，使古文字学能有一番新气象、新局面。
基础性的研究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方面的课题每每影响学科的全局，至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基础性研究之所以困难，理由也正在于此。既重要又困难，就更需要我们投入力量去做。
古文字学有哪些基础性的课题值得探索呢?我所知有限，只能试举一二：
在甲骨学方面，卜法本身的研究，我看就是这样一个课题。殷墟甲骨的发现已经八十多年。，早期的甲骨著录，受金石学传统影响，只拓文字，看不出甲骨的原形。甲骨又是珍贵文物，没有一定条件，很难接触到实物。由于这两种原因，长期以来研究甲骨限于观察拓本，和甲骨实物相脱离。甲骨是古代占卜的遗物，一部分甲骨上有文字，都是有关卜法的记录。文字的内容、性质和位置，与占卜过程密不可分。不知道怎样占卜，不联系甲骨的形制等项，就不能彻底理解卜辞，连卜辞的行款走向、卜辞间的关系等等，也不能掌握。文字考释的是非，同样无法加以验证。而要研究卜法，便不限于有字甲骨，没有文字的卜用甲骨也很有价值。过去不少无字甲骨被抛弃，很堪痛惜。
联系甲骨实物的卜法进行研究，已有一些有识学者做过。陈梦家同志《殷虚卜辞综述》第一章《总论》用了较大篇幅概括前人对实物的鉴定和研究，叙述了各地出土的无字甲骨。有的读者以为与甲骨学关系不大，是不对的。最近出版的著录，如日本学者松丸道雄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印有大量甲骨照片，对研究很有帮助。
探讨卜法，还应联系传世文献。董作宾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中的《商代龟卜之推测》，结合古书记载和实物，颇有贡献。类似著作，还有沈启无等的《龟卜通考》。这个工作，有必要根据甲骨学的新知识重新做过。
西周甲骨上多见的成组数字，学术界多认为是八卦。《易》的起源问题，近来在国内外引起热烈讨论。因此，筮法的研究也成为必要的了。用蓍草的筮法怎样产生由一到九的计数?筮法的结果为什么记录在作为卜法工具的甲骨，以至陶器、青铜器上?不解决像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对这种材料的认识便不能完备。
甲骨卜辞的内容，祭祀占大多数，因此祭祀卜辞的研究也是一个有基础意义的课题。《殷历谱》排比了五种祀典，是很重要的创获，但其余许多种祭祀还没有人综合研究。卜辞里的大量祭名，仅仅知道是祭祀是不够的，应该仔细分析，考释辞义，了解其间仪注的详情。这不但对甲骨学，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探索也很有裨益。
卜辞文例也很重要。据我所知，《殷虚卜辞综述》原计划有《文例》一章。所谓文例，包括一条卜辞自身的结构，同版或同组卜辞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有规律性可寻。例如卜辞最常见的“贞”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何在辞中使用?很多人以为早已定论。可是近年又有学者提出疑问，并且牵涉到卜辞是不是问句的问题。卜辞有的是一正一反，即所谓对贞的，有的则不然，要看一版上各辞的联系如何。由此可见，整版甲骨对了解文例特别有用。1972年，香港出版李达良《龟版文例研究》，对《殷虚文字丙编》所列整龟作了整理。这些龟甲多是宾组的，宾组的整骨则很难得。我们曾指出，宾组卜骨侧边上的卜辞和骨扇部分的长辞往往有对照关系，举现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金璋》699为证。可是侧边能保存与骨扇相连的卜骨实在太少了，《金璋》这一块简直成了孤例。
分期对于甲骨和青铜器研究都是最基本的工作，而且目前都有迫切需加解决的问题，希望有更多学者共同努力。
学甲骨，不重视分期是不行的。比如讲一个字的演变，不能正确地分期，必然导致结论的错误。讲制度、战争、人物、地理……也是一样。把占时二百多年的甲骨卜辞混同在一起，就像将周平王东迁时的事同孔子时期混为一谈。我常觉得，殷墟甲骨的分期比青铜器的分期更难，因为甲骨大多数不是发掘品，那些科学发掘的甲骨，资料又没有全部发表。不过，甲骨分期上正在争论的几个问题，根据已有材料是能够解决的。四五十年代讨论的“文武丁辞卜”问题，现在大部分学者已经有了一致意见。当前还有分歧的，如历组卜辞问题，相信不久也会有趋于一致的结论。
青铜器的分期研究，西周器物的分期以往做得较多，其他时期相对说比较薄弱，许多局部性的成果还有待综合。和研究甲骨一样，青铜器的研究不能限于铭文，即使专攻文字，也应对器物的其他方面有所了解。在判断器物的时代时，有时形制、纹饰比铭文更重要。单考虑铭文，不免失于误解，如近年还有学者坚持毛公鼎是周成王时器，就是忽略了鼎的形制、纹饰特征的缘故。宝鸡出土的何尊，大家都主张作于成王五年，我个人总以为是康王，也是因为它的形制、字体与成王初年有别。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
关于青铜器，有一项关系重大的工作，就是定名。容庚同志曾用很大工夫考定青铜器名称。他所著《商周彝器通考》，对礼乐器的器名，对各种纹饰的名称，作了仔细的分类考订，至今为学术界奉为圭臬。《通考》出版于1941年，此后的四十多年又有许许多多新材料发现，特别是若干铭文包含有器物自名。制定一套青铜器学的通用名词，条件业已具备(附带说一下，考古学上的陶器定名多来自与青铜器对照，所以青铜器的定名工作还有更多的作用)。
青铜器不像甲骨那样集中出于一定地点，而是从各地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因此，青铜器有地域的差异。不仅东周器物有显著的地域性，商和西周青铜器也有这种差别。研究青铜器，包括金文，既要分期，也要分域。
研究战国文字，尤其需要注意分域的问题。许慎《说文》叙说七国“文字异形”，究竟怎样歧异，长期是个谜。近三十年，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成长发展，逐渐把这个谜揭开了。我认为，现在很需要对能区别的各国文字，进行分别搜集、整理，编一部尽可能分困的战国文字汇编。这项工作，可以为深入的综合研究奠定基础。
简牍帛书的文字汇编，也是当前十分需要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秦代和汉初的简牍帛书不断发现，真可谓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福。以前的学者，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字，只有很少金文、石刻材料，用毛笔书写的完全没有见过，哪里想到今天能有这样丰富的古人手迹?秦到汉初，是汉字发展的转捩点，汉人所云“古”“今”文交替的时期。有了这一大批珍贵材料，古文字学的研究大有用武之地。由于简牍帛书整理费时，材料须陆续公布，建议分种编制文字汇编。这个工作固然繁难，但做成后意义很是重大。
文字和语词的考释，对古文字学各个分支都极重要。我们应当着重研究那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字和词，突破释读铭文的障碍。释字方面的积累已经很多，然而有些前人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例如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林义光的《文源》，都有不少值得吸取的好见解。还有很多成果包含在许多论文里，更不易传布。这说明，在考释文字时，广泛阅读前人的论著是必不可少的。
研究古文字的词，应兼顾实词、虚词。特别是虚词，每每关系铭文的涵义和语气，值得专门讨论。前些时，我写了一篇小文《研究古文字语辞的必要》，见《语文杂志》第ll期，这里就不再重复。
以上谈的带基础性质的工作，只是举例，前面已经说过了。
听说有些研究古文字学的青年同志，感觉这门学科的大课题已经被前人做尽了，好像一桌筵席，只剩下了觳核残羹。这是对学科现状还没有完全了解的表现。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经验，50年代末，出版了一本甲骨方面的小书，觉得甲骨似无可为。等到多读了一点书，才知道学科的范围辽阔，不知有多少基础性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希望有志于古文字学的青年朋友把精力投到这些牵涉学科大局的重要课题上来，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能起更大的作用。
（原载于《文史哲》198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