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非常特别，我常常说是不足为训，因为很少人有我这样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可能与你们学的有点不太一样。我讲课有个习惯，就是欢迎你们随时和我讲话，如果我讲得不对或者你觉得没有兴趣，你们可以跟我说。
我今天打算讲四个问题，每个问题都会提我的一个看法与大家商榷，我讲的也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原籍在江南，不是北方人，可是我生在北京，我是在北京读的书。我们那时候读书的环境、各方面的条件都和现在在座的各位不太一样。
我从中学时代开始说吧。我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汇文中学是北京早期的近代中学之一，到今年为止已有152年的历史，不过它不是北京最早的中学。当初成立时它不是单纯的中学，其实是一个书院。它是非常著名的，包括了小学、中学乃至现在的大学。汇文中学的大学部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我父亲就是汇文中学的学生，所以我也就读汇文中学。我是1945年入学，1951年毕业的。
毕业后我就考到了清华大学，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希望学数理逻辑，所以我就找了北京最好，也是全国最好的数理逻辑大师金岳霖先生。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湖南长沙人，包括有些文献都这么说。他确实在湖南长大，可他实际上不是湖南人，他应该是浙江绍兴人。1951年我入学，想跟着金岳霖先生学数理逻辑。我入学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2年，全国有一个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运动。院系调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清华就开始变成了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所以清华不但没有了文学院，连理学院也没有了。清华当时有六个学院，其中有一个后来变成了航空学院，那就是现在的北航，它就是清华的航空学院分出去的。所以说按照当时的调整，我应该到北大。可是我没有去北大，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学了甲骨文，学甲骨文后我自己做了一些工作。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将一个特殊工作交给了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就是做殷墟甲骨的缀合。原来，上海的郭若愚先生编了一部殷墟甲骨缀合的书，把稿子送给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而郭沫若又将稿子交给了考古研究所。那时的考古研究所刚成立不久（是1950年成立的），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先生问陈梦家先生：“你看看这稿子。”陈梦家先生一看完稿子，就向郑所长报告，说：“这个工作还可以继续做一做，里面有些还不全面，也有的需要纠正，我知道有一老一少，可以做这个工作。”郑所长就对陈梦家先生说：“好啊，那你就帮我把这两个人请来吧！”老的这位就是曾毅公先生，少的就是我。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到了考古研究所，这就是我参加学术研究的开始，那时我是19岁，也就是1952年开始工作。
我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到1953年完成了《殷虚文字缀合》。正好那时科学院决定成立历史研究所，我就转到了历史研究所。我在历史研究所一直工作到2003年，然后调回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我从1952年开始工作，今年是2012年，我一共工作了60年。清华校长蒋南翔先生提出“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这个我完成了，而且现在我还健康地活着。
一、夯实基础，视野开阔
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希望你们在学术道路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既坚实又广阔的基础。
说实话，我对当前的教育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不赞成在中学进行文理分科。此外我特别不赞成一件事，就是把数理化合编成一个“科学”课程。当时有人征求我意见，我就认为这个特别的不好。因为任何现代的科学，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它们的最基本的特点，其实就是两条，一条是它逻辑的严密性，一条是它的实验性。这两条就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如果你学了物理、化学，却没有了解它原本的逻辑结构，那你就不能体会到科学的真理。
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强调文理分科，缩小你基础教育的知识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不利于学术发展的。这恰好与现在国际化教育的方向相反。国际教育的学科越分越细，所谓细化。那么越细化的话，就越需要一个坚实而广阔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形成的最好时间，在我看来，应该是高中时期。如果高中这个基础还没开始形成，那么至少也应该在大一开始，就是你的知识面不能那么窄。
以我自己为例吧，汇文中学本来是一个美国的教会学校，但是在1945年后它已经很少有外国人了。可是这个学校的英语还是很好的，这所学校的老师包括中国老师都是一流的。其中有一个教过我父亲的老师叫陈福田，他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大书特书，因为他居然发现了英文字母E在标准英文中的一个音，这个音在韦氏音标系统里居然没有，他因此一举成名。他把这个告诉了韦伯斯特大词典，后来在英国出版了一个小册子说这个事，所以他的英语是很好的。在那个反饥饿、成天搞学生运动的年代，虽然我没有太多时间研究英语，但我的英语还是过关的。后来我在入清华考试的时候考了98分，因此英语免修。后来我到了哲学系，我要求读德语，因为学哲学需要读德文的，可是我学德文没几天又被改学俄文。所以英语要学好，要有个比较好的基础。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出国，到英国参加青年汉学家会议，当时已经准备好了，可是这个计划后来撤销了，没有出去。我的第一次出国是在1979年，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跟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当时我说我自己不会英语。到了澳洲之后，我虽然一时说不上来，但我听是没问题的。按我的经历说，好像在中学时期学英语没什么用，可是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底子好，发音比较准确，听力也比较好。
其实学其他东西也是如此。汇文中学的物理、生物等理科都很不错，都是由著名老师来教的，虽然当时我认为自己学得马马虎虎，可是基本常识我还是知道的，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科学普及刊物。看起来科学知识好像对学历史没什么用，但实际上很有用。1996年国家办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因为涉及10个左右的学科，有200多位专家参加，而我是专家组的组长，我依靠中学所学的科学知识来做，如数学、函数等等，虽然我不是全部方面的专家，但我都懂一点，要不然工作无法开展。
所以结合我的经历，我给你们提的建议是一开始在走你的学习道路的时候，不管你将来要做什么工作，那些基本的常识你都应该懂点，而不是说我想学什么就只学那么一点东西，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一生中你不知道要碰到什么，人的一生是很复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学术道路一开始时有一个比较坚实而广阔的知识基础。不能只知道一点点，要不然不足以应付。
二、专业学习：读必要的书与泛读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这里引申出第二点来。因为大家都是学历史的，这个讲座也标明是学史入门，那么我从广义的历史学科来谈。大家知道，历史学本来在国务院的学科分类表里面是一个门类，也是一个一级学科。过去一个一级学科下面有八个二级学科，现在呢，经过我们多年的呼吁，一级学科变成三个了，中国史算一个，世界史算一个，考古学算一个。三个一级学科，可是门类还是历史学。所以，在座的所有同学们都是在历史学的门类里面，在这里开始你的学术生涯。
我们上大学了，我想这个至少应该算我们读书的开始，你就应该读书了，要不然怎么念大学呢。不管你走不走这样的道路，你的学术道路、读书的生活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劝大家，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在专业阅读方面让自己有一个坚实、广阔的基础，这是我说的第二点。第一点是从整个的生活来说，下面的话专门从史学角度来说。
我不知道我跟大家谈了这么几分钟，大家对我印象如何，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在小时候是非常狂妄无知的，真是非常自信，非常狂妄，这是说真心话。但是这也可能有一个好处，好处就是有闯劲，就是什么都不在乎，初生牛犊什么都不在乎。比如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要把我能见到的书都读了。当时觉得什么书都可以读，所以就不选择，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可能我有一点经历是跟大家不同的，我除了买书还卖书。经常卖书，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虽然家里有饭吃，家境还是很困难。那个时候要买一本书是很不容易的，没有能力随便买书，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买旧书，到旧书摊上去。那时的北京不像现在，现在几乎就没有什么旧书店。现在旧书店都变成珍本书店了，那个中国书店也不像过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我跟中国书店的关系。
我从八、九岁以后就经常买书了，就是到旧书摊上去买，买几本回来看。看完后或者我不要看了，就再卖给他，卖回去，他给我点钱，所以我对他们常常有一点内心的仇恨。我跟那些书摊关系都很好，可是内心就是有点仇恨，因为他给我钱给太少了，没有一次给我的钱使我满意的。有一次我真是发了大火了，我买一本书，这本书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是世界上有名的一本名著，日本的学者、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资本论解说》，这本书在那个时期是非常有名的。我买了一本，是三面开金的，就是书缝上都是金色的，假皮革的面，非常漂亮。他跟我要的价格非常高，我就非常生气，说“我还不知道，你这书都是论斤称来的，你卖我这么多钱！”真急了，结果他就对半价卖我了。所以，那时候买书看书是很难的。
可是我有一个野心——想把什么书都看了。当然我怎么能把什么书都看了呢？那时候又小，所以我就给自己又立一标准——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全部都看了。这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想法。我有个发现，所有的那个时期的商务印书馆的书，从清朝末年它建馆开始，书的版权页边上都有一个很神秘的编号，这编号很复杂的。我就想，我可以经常买商务印书馆的书来破译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到底怎么编的？怎么回事？我没有弄明白，但是可以想见一个小孩子对读书有怎样的幻想。
我说的这些事情差不多都是七十年前的事了，从小时候就有这个想法，都六七十年了。六七十年以后的我跟大家说，一个人呐，到我这个年龄了可以如实跟大家说了，即使最爱读书的人，你一生能读的也很有限，读不了多少。特别是在你离开了学校踏入社会，工作之后，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读书啊。你社会上的生活，社会上的、家庭内的，有多少多少事，即使你是最勤勉的人，你也读不了多少书。
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希望每个星期能读一本书，常常做不到，完不成。每当这个星期开始，有时在星期天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我这个星期读本什么书，常常读不了。我选的书有时候是那些很薄的很小的，可是还是读不了，没有时间，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好多很需要的东西没读过，想读你没读过，再想去读没时间了，真做不到了。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压在你的身上，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那个书了。特别是真正去读书，很细致地去读书，做不到了。所以啊，趁着我们风华正茂，大学时最好的时候，我们读书啊。
我劝大家一定要有所选择地读，不能像我小时候那么狂妄。那个时候什么书我都读，很奇怪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诗人叫邵燕祥，他是非常有名的诗人了，曾经当过《诗刊》的副主编，跟我在小学是同桌，至少有一个学期我俩是坐一个课桌。他的父亲是一位留德的医生，我父亲的工作也跟医学有关，两家有点相似。小时候我们就一起到市场去买书，有件事我早就忘了，是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的，他买的书跟他后来的学习工作非常对口。你猜我买的是什么呢，我买了一本养兔子的书。不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要买这样一本书，那时候就觉得什么都看。实际上这样做是很无意义的，还是应该按部就班的，要读一些最必要的书。
我们学中国历史的人，学世界史也是一样，最糟糕的是我们需要读的书太多。过去有一个很流行的传说，说清华的张荫麟通读过二十四史，说实话我到今天也不相信这个，因为张荫麟死的时候才37岁，而且他的著作很多，整天讲课整天演讲，他哪有时间通读二十四史，这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把书分成两类，一类是最基本的那些书，过去说是经史，经史是最基本的。当然经史也要区分的，不是说二十四史要求你全读。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学，最基本的书一定要精读。这个精读，不是说简单地把它从头翻到尾。当然从头翻到尾已经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不能从头翻到尾就完，而是要反复精读。很多书都要反复精读，《史记》一百三十卷从头读到尾读一遍需要多少时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前些时候我都问过我的一些研究生，我要求他们读《左传》，他们把《左传》读一遍，就是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把它从头读一遍的话也要三个月。可是我们学历史的人要看的东西太多，有很多东西就没有时间读，那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有所区分，给大家一个重要的劝告就是，把精读的书和浏览的书区别开来。有些书就浏览翻翻而已。翻一翻的目的是什么呢，以后你需要的时候你会用它即可。需要的时候你会用，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十三经，大家不但能看到“十三经注疏”（那是古注），还有清朝时的“十三经注疏”，这里面只有《礼记》这部书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新注疏本。清朝人做了那么多经学的工作，可是《礼记》没有一个好注本，现在一般还用朱彬的《礼记训纂》，那部书并不行。但是，这些书都要翻翻，要学会用。
前人做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可是只翻翻还不够，你要想研究什么问题，首先要读常见书。常见书是那些基本的书，而不是发现什么珍本秘籍。有些人喜欢走偏锋，偶然发现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了不得了，然后就拿这本书做文章。可是为了研究这本书，那些个最常见的书没读，那怎么行呢。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是我们现在做的出土文献，比如我们正在做的竹简帛书，这里面有许多古书。可是，整理是一回事，研究是另外一回事，对它做深入的研究，在今天看起来，相当地困难。比方说，我们清华大学的清华简，这是2008年我们收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它的书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多年的样子。这批简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尚书》，有很多篇，今年我们要发表的有《说命》三篇。怎么研究呢？要深入地研究像《说命》这样的内容，《尚书》学的一些最基本的著作必须要通晓，你才知道《说命》这么一篇古文《尚书》会牵涉到什么问题，会涉及到哪些内容。所以，你没有一些基本的阅读基础，对于前人最基本的著作不能运用，就不能研究新的东西，学科就没法发展。
我常常去外面宣传一个我的说法，我说很多人喜欢学甲骨文，为什么喜欢学甲骨文呢，因为他觉得甲骨文没有多少文献需要参考。西周就不行了，学西周金文必须要精通《诗》《书》，《诗》《书》不好的话，那金文就研究不好，甲骨文好像很简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甲骨文比西周的金文更古，更难学，更需要文献的知识。过去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说过，学古文字的人，功夫不在古文字，而在古文献。所以必须要把那些最基本的书、常见的书先读完，不要说“哎呀，这书谁都读”。《史记》谁没读过，中国古代读书人都读前四史，至少是前三史，谁都读过，可是你没读就不行。别人读不能代替你读，经常用第二手材料的人一定要吃亏，就不可能有什么成果，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这里附带说说我最近的一个想法，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大胆地提一个建议：将来能不能下一个决心，读一个著名学者的全集。这对大家非常有帮助。大家讲中国传统学问，就说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子的用处很容易解释，谁都会解释，集的用处一般人都是从文学角度来看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集部的很多内容也有经史子，它们是共有的、不能分开，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清人文集索引》，很多讲经、史、子的重要内容都是在集子里头。不过，我说这话的意思还不是建议大家读过去的集部，我说的是现代一些真正好的学者的全集。为什么呢，你真正能把这个全集仔细读一遍的话，特别是你连书信啊、日记啊什么的都读了，你可以看清这一个人的一生，他的整个学术生命道路你都看见了，他的长短你都看见了，这样对我们每一个做学术工作的人都特别有益。我曾经做过类似的事，当然我看那个集子不算大，比如说考古学方面的，我读过李济的全集，就是现有的我都读了，连一些不常见的我也都找到了，我觉得非常有益。你可以看一看一个学者漫长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比看一个传记要强。因为传记总是别人写的，即使是自传有时候也是有种种顾忌说的不是很清楚。再说人有时候常常没有自知之明，这是常有的事。可是你读他整个的集子，那就不同了，无从掩盖，他的优劣长短都可以看出来了。当然这不是你们新同学的事，我建议你们在一生中找几个大家公认的好学者，读一下他的全集，尽量把它翻一遍，也不是要求你们每个字都读，一定有益，这是我给大家的又一个建议。
三、超越功利的兴趣
下面我们讲第三点。前面我说不太赞成过早地文理分科，可是今天从教育制度上看没办法，我们就不讨论了。前两年，《中国教育报》的人来找我，一定要我给当前的教育提一下意见。我说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功利化，这个最不好。我不知道同学们你们怎么想，我常常说这样的话。
我们念书的时候社会上很动荡，是很困难的时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时期。不过我家里有饭吃，可是真是很难的，而我周围的一些同学就更难，特别是一些从外地来的同学。因为汇文中学是北京最有名的学校之一，有很多是外地来的同学，来住校的，很难，常常没饭吃。那时候在食堂里吃饭，在膳厅里吃饭都有膳团，学生自己组织，自己包伙，为什么呢？怕别人赚钱。公家不贴钱的，那时候自己出钱，还得交学费。你们知道建国以前我们在汇文中学的学费是多高么，你们猜不着的，因为是拿面粉计算的，念高中的学费是每个学期三袋半。三袋半的面粉价格是很高的，那个时候面粉是50磅，40多斤一袋，所以很困难。刚才我说到买书，我要怎么攒钱买书呢？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吃早饭，把家里给的早饭钱藏起来，到星期天就可以去买了。我买的最贵一本书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李书华的《科学概论》。李书华是当时北平研究院的副院长，他编的一本《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出版，很厚，有四五百页。那本书我在书店里看见后实在想读，实在想看，而那时候这样一本新书在图书馆里头要上架然后再借出来是很难的，时间很长。怎么办呢，那就下决心连午饭都不吃了。午饭不吃你要饿着，可你怎么能饿着呢，可以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同学从膳堂里给我偷个窝头吃，就是这样，生活就是如此。
可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之下，我们的同学里面，虽然有时候他为了生活要去考某个学校，比如这个学校可以免费什么的，可是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我学哪一门东西可以生活”，没有这个思想。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太笨了，跟在座的各位不一样，我们没有过这种想法，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学医、学工就可以多挣点钱。我们选择专业，比如说我去学数理逻辑，完全是因为我喜欢符号，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我学甲骨文也是因为我喜欢符号。
今天不然，今天的学生，你在北京找一个幼儿园的小孩，他都知道这一条，因为他爸爸妈妈早就告诉他了，你上好的幼儿园，上好的幼儿园能上好的小学等等，就是这么一套，很小就会了，在座的各位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这是今天社会的一个特点。今天的教育跟应试的功利思想是分不开的，这是很糟的，这是很大的、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自己是一个乐天主义者，我说这种事情、这种思想会在我们社会进步几十年之后逐渐消除，到那个时候大家更富裕了，就会消除。我说这就跟污染一样，污染过一段时间就会消除。如果大家不相信，我给大家讲讲我的见闻。
我在1979年的夏天第一次到美国去，是由美国的ICA，美国国际交流总署（今废）邀请去的，由美国官方出钱，我可以提一个访问计划，我要去哪里。我就找一本日本人编的国际汉学调查目录，根据这个目录，我就提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提得很成功，可是我不谈这个问题。美方说你到我们美国来，不能光看我们的大学，你总得看看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新闻，他给我这么要求。新闻，我去了洛杉矶时报，美国第三大报；农业，我参加了一天的农业劳动，跟着拖拉机收玉米，在美国的一个小农场里头；工业呢，就把我送到美国的匹兹堡一个卡内基钢铁厂，当时世界的钢铁大王，那是美国最早的，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铁厂。我过去看，一看就感觉跟在国内看到的钢铁厂完全不一样，没有污染。它中间有一个控制室，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视频网络设备，可是它有一个设备室，用电视探头做的，里面有好多人站着，都穿着警服，整个屋子里没有座位，你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站着，站着干什么呢，看着前面的几个屏幕，屏幕上就几个烟囱，哪个烟囱如果冒烟了，你就立刻鸣警，当时他的规定就是这样的。你一进钢铁厂的大门，它旁边有一个小的人工湖，那人工湖里养鱼，写着所有鱼都是可以吃的。所以，到了一定情况下，那些有污染的东西它会消除，这就好像我们社会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如果我们进步发展之后，它也会消除。我想大家会相信我这个乐天主义的想法。
可是我们研究学术，我觉得一定不能功利化，功利化应该说是科学发展的大敌，这是不行的。我也不太赞成外国人常常说的一种说法，西方人常常说科学产生于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科学，科学唯一的动力就是兴趣。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他还有一套理论，说所有的科学都起源于哲学，哲学这个词philosophy的意思就是爱智，这个爱就是一种兴趣，对于智慧的爱好，这个兴趣推动了整个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这话也对也不对。问题是什么叫兴趣，这个兴趣不是随便得来的，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你想搞什么就搞个什么，因为整部的学术史都证明，所有的成功学术或者是科学上重要的成就，它和整个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不是说任何人有任何兴趣就可以随便选择，包括你的兴趣和你的选择也离不开当时的背景，你不可能超越。
过去大家都要读理论著作，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刚建国的时候有一套书叫《干部必读》，这里头有恩格斯写的几封信，有一封是恩格斯给扎苏里奇的信，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所有人都要学的。这个信的内容我们今天不讨论了，可是它有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它的思想资料。我认识一种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必须要反对一种东西，对不对？可是你反对的那个东西不是你所能决定的，那是客观存在的，是历史的存在，我想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要不然你怎么创新，你怎么来新的东西呢？所以即便一个人的兴趣，也不可能脱离你本人的历史环境，这是脱离不了的。可是，兴趣非常重要，因为一个真正做科学工作、做学问的人，在工作里面必然有所投入，有所牺牲，而且这个牺牲可能非常之大，我想读任何学者、科学家传记的人都能看得见。
为什么我们要讲兴趣能推动学术发展，而不是功利呢？因为只有真正的带有一定超越性的兴趣，才能使你真正做到全身心地投入，这一点才是学术工作、科学工作取得成就所必需的。即使一个很小的问题，你也要全身心地投入。功利正好相反，功利的话你就要自己计较了，我干或者不干，就要计较或者歪曲是非，因为功利就会使你脱离了这个真理的标准，他就使你不能做到真正的全身心投入。这绝不是说我们做研究不要为了什么，我们做学术工作还需要有远大的、高尚的目标，而不是为了功利，功利跟这种高尚的目标一定是相反的。
我们选择一个研究题目，一个很小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选择那些真正有意义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像搞古文字的，过去常常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说“认识一个字，就好像发现了一颗行星”。其实胡适先生的话不像后来大家理解的那样，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有很多线索，不是随随便便那么说的，他只是说任何的学术工作都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精神满足。从这个方面来看，当然是对的，可是不等于说，在发现和认识文字时把什么字都平等来对待。我在70年代就曾经说过，研究古文字一定要找那些最关键的字。比方说甲骨文，不到5000个字，里头真正认出来的字也就一千多个，这一千多个字里还包括那些简直不需要认的字，如一、二、三、四之类，所以，甲骨文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可是甲骨文里更多不认识的字是人名、地名之类的，你认出来了也没有多大影响。当然认出来也好，但是那也不能算是发现了一颗行星。如果我们能解决一些这样比较关键的问题的话，那就很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于选择，而选择的时候，那些功利的观点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障碍和歪曲。
四、学贵创新
最后我想说的还有一点，我们研究史学和研究其他学问一样，一定要有所创新。创新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非常难。我们很多人写文章，费了很大劲，几乎讲的都是前人说过的，这实际上不能叫做创新，我也不是说他抄袭。过去北师大的校长陈垣先生说过一段话：清朝的笔记都可以当奶粉用，那些笔记一条没几个字，但是拿开水一冲，就冲成一篇论文。实际上很多大家觉得很新的见解前人已经说过，这不能称为创新，创新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上任何新的东西都天然地与过去是对立的。新？怎么才叫新呢？它一定是要否定旧的，因此创新是一定会遇到阻碍的。以前有个德国人曾经说过，一个新的东西出现每每都要经过三部曲，第一步是大家群起反对，说你不对，说你是胡说八道。因为新的东西终究是正确的，所以大家都反对肯定是不行了，第二步就折中一下，说你的观点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我还不能完全接受；第三步大家都说“你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创新是很不容易的，接下来我给大家举两个很熟悉的例子。一个是郭沫若先生，第二个就是侯外庐先生，我曾经担任过他的助手。郭沫若先生大家很熟悉，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他本来是写新诗的，是创造社的领导人之一，那他是怎么研究甲骨文的呢？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他逃到了日本，在那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公开进行革命活动，于是他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郭沫若先生虽然是研究古代的东西，但他并没有脱离当时的学术界背景。这个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这个论战是开始于一个匈牙利人，他被第三国际送到广州，在农村做了一个调查，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种以公社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如果中国是这样一个社会，那么它应该进行怎样的革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在当时影响深远。随后在1931年苏联召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会得出一个结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种特殊的封建主义。在此之后这次讨论在苏联就基本结束了，但中国还没有。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1930年在上海出版，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引发了一群学者的讨论。这本书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所以大家看到创新多么难，郭沫若先生是怎样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观点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烈的影响，有关的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就不细讲了。
然而在抗日战争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社会史性质的论战已经基本结束。侯外庐先生是留法学生，在法国他翻译了《资本论》的第一卷，他也是第一个将整个第一卷翻译成中文的人，而且他对于苏联当时的一些评论也加以论述，出版了《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一书。不仅如此，他还根据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重新解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他人的论点不一样。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了一条新的道路：不仅研究社会史，也要研究学术思想史。他说思想和社会是分不开的。后来他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现在这部书还在再版。
其他学者也是一样，他们要做一些工作来开创新局面，这就需要克服种种困难，经历种种论战。还有一点我想说，郭沫若、侯外庐先生的成就都是有传承的。他们并没有弃前人于不顾。郭沫若先生主要受王国维等的影响，侯外庐先生也曾多次对我说，他的观点大多来自章太炎先生。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贡献给大家的。
（李学勤：《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27-3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