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口述 张冠生整理
我，我主持三联书店后，上面给了我30万块钱经费。说实话，我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也不懂30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当时，1万块钱有多少，叠在一起多厚多薄，我都没有见过。所以，没过多长时间，30万块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要找资源。
找资源，就要找老先生们。上面说过话，三联的事不让管了。范用已经退休了，我还是向他请教。有他的指点，还是出了不少书。三联的其他老前辈也都支持了我的工作。
有一次，三联的一位元老级的前辈王益先生，他当过国家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刚解放的时候，是新华书店总经理。他看我这里资金严重不足，有一天，就把我找去了，对我说:你带上这封信，去到中信找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拿上老先生写的信，去见王军。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我跟他说三联书店困难，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一百万。他听我说出的数目，笑了一笑，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话。我们谈得很愉快，可是没有什么结果。临送我走的时候，他告诉我: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一千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
哎呀!现在想想，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哪。说出一百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一千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一千万的出版规划，我的肩膀也挑不起来这么重的担子啊。我这才懂得，现在的中信出版社做得这么火暴，那是人家具备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呀。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所以，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我是比较喜欢做翻译书的出版。除了自己真的喜欢之外，讲实话，也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著作的出版有人喜欢我就让步。我不喜欢跟人争。范用喜欢著作出版，董秀玉也喜欢。既然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书，我就可以做别的。比如出版翻译著作。
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版来说，做外国书的方针应该是“向后看”。这实际上是李慎之主张的方针。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明成果这方面的工作中，他主张“向后看”。他讲过这么做的理由，我有记录，现在还在。他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学的，是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那是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手，你非要一步跨过去，去学人家20世纪中期、末期甚至21世纪的东西，那就有点儿不切合实际了。总是要先学走再学跑嘛。
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简要地讲，就是人权。那天他跟我讲的时候，讲得兴高采烈呀，我记得很清楚。他说，1949年的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人权问题已经解决了，男同志和女同志已经可以坐在一起开会了，女性解放已经成为现实了。可是根据以后的事实看，我们的人权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他的这个看法，我相信很多有识之士都会同意。他的“向后看”的主张，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很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向后看”不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主张，更是当时历史阶段上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很有说服力的，是房龙的系列著作，其中更典型的就是《宽容》这本书。
翻译出版这本书，不是李慎之要我做的，而是在他的思路启发下做的。另一方面的启发来自范用。他提出来让我们学巴金。巴老当年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时候，出了不少好书。范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太太在场。她一听就激动起来了。平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她向来不说话的，只给我们倒茶做饭的。我老是在他们家吃饭，很少听她说话。可老太太这次激动了。她说自己当年读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是如何如何激动，如何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等等。这样，我们就做起了外国的老书。
还有两个老人要说到，一个是陈原。陈原非常喜欢谈外国的老书。最喜欢谈的是爱弥尔·路德维希写的《尼罗河传》。他认为这样的书都是非常有功绩的。再就是吕叔湘。他把自己翻译的东西和自己收藏的原版书都给了我，鼓励我做这样的事情。
这几位老人对我做外国老书的翻译出版都有很大帮助。我读外国书并不多，他们启发了我，但是不做具体指点。所以，出什么书，都是我去找。找来一出，哎呀真是畅销!《宽容》初版印了十五万，很快就没有了。我最近在市面上去搜集《宽容》，发现已经有十几个不同出版社的本子。现在也不登印数了，不知道一共发行了多少万册，总之数量很大，说明众多读者欢迎这样的书。老的东西还是离中国的现实近。比如《宽容》，经过“文革”的人看见《宽容》，必然会有一种亲切感。
我主持三联书店的初期，可以概括为:靠几位识见通达的老人，做外国的老书。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做对了。就是现在回过来看，那些外国老书还没有过时。比如三联当时做的茨威格的书，还是没有过时，还有很多读者。因为那里边说的事情就在中国社会现实里，正是我们在思考、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人家那里曾经出现过，人家已经解决了，我们多一点借鉴，应该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并不极端，并不搞非老书不出。事实上，也尝试着注意新书。有一次，一些美国人来联系，要出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出版了。书名很怪，叫《戴尼提》。翻译出版《戴尼提》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一本讲心理治疗的书。拿到这本书的原版书以后，我看了看，觉得挺不错，就找了几个译者。找的是八十年代很优秀的译者，现在是在美国。当时，美国人对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很有热情，自己花钱，来了十五六个人，主要是帮助促销。根据我对中国社会发展动态的观察，我比较看好心理治疗。我对这本书的作者的经历也比较感兴趣。作者叫哈博德，已经去世了。可是有很多信奉他的理论和治疗实践的人，有的也可以说是门徒。他们来中国搞促销。
他们促销的方式很特别，很时尚，即便是放到现在，我们大陆的图书促销活动也还没有超过他们。他们在现场挂起了彩色大气球，个子高高的、漂亮的美国姑娘穿着超短裙，签名售书。在那个时候，这种促销活动还是很少见的。哎呀很热闹。没过多久，有人告状了。据说人家告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至今还有人提到这个故事。原来呢，这个作者的后继者中，有个人搞起来一个教派，叫“科学教”。据说这个教还有教堂。他们用科学的名义讲宗教，要把科学跟宗教混在一起，所以叫“科学教”。当然他们也讲和睦、讲忏悔等等。美国的《读者文摘》批评这个科学教，而科学教控诉《读者文摘》，两方面打官司。最后，联邦法院判《读者文摘》胜诉，科学教败了。科学教的“圣经”就是《戴尼提》呀，于是中国有知道这场官司结果、也知道三联出版《戴尼提》的人，就反映这个事情，告到了中央。我一下子很狼狈。
我一点都不知道有个什么“科学教”。我们也没有搞什么带有宗教色彩的任何活动。可是人家告了，一告你就麻烦。告状信来自上海，并且还发表在上海的《译报》上了。我就坚持一条，你在我出版的《戴尼提》里找得到科学教的东西么?你要是找不出来，为什么要把账算到我这里呀?他的后继人在美国搞什么活动，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跟他有任何接触。后来嘛，中宣部的人跟我谈，说这本书没有问题，可是不要再印了。
这是那时候的一件大事。现在谈推广畅销书，还有人对我说，最早是从你那里学来的。
除了这件事情，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儿。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大有人说起，其实倒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儿，就是出版哈默的书。
这是我当年下了很大工夫来做的事儿。为这个事情，我还专门到美国去过。这事情是怎么来的，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总之是跟我们挂上钩了。哈默是支持共产主义阵营的人，他是支持俄国革命的。跟三联联系上以后，就开始出有关哈默的各种书，并且跟他们的机构建立联系。我去美国参观他们的各项事业。后来就出了一大批有关哈默的书。
翻译出版的书里边，还有一批很特殊的，就是以斯诺为首的一批在早期来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人的书。出版他们的书，是范用他们的功劳。范用受胡愈之等人的影响，主张要重印《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出版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一些高层人士的高度机密的话。我这里告诉你，可是目前的情况下千万别报道，等我死了以后再报道。
我们对《西行漫记》做了删节，删节的档案我还保存着。后来我经常跟人忏悔。我做翻译书是做得不少了，可是我删得也厉害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删节之处，可没有办法，到现在也必须删。可是英文书就搁在那儿，迟早有一天会有人读到的。到时候，他要骂我，我也没有办法，只能任人笑骂了。
在这些书之外，还做了一点俄语书。其中最轰动的一本，是《情爱论》。从这儿开始，我们注意研究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开始做点尝试。为什么呢?我们发现，过去长时间不知道，马恩列斯在这个方面是非常解放的。所以，根据他们的有关论述，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儿的。当然对《情爱论》这本书也做了大量删节。后来，有人做了补救工作。工人出版社出了一个足本，把我当年删节的部分都恢复了。就是具体描写性行为的部分。所以现在木子美出来，人家跟我说是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和书。我就说，这没什么新奇的，俄国革命的时候，这种事儿多着呢。
接着，就是出版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三联做翻译书，大概就是这几条路子。现在我仍然觉得有兴趣、有意义的，还是我总在讲的“向后看”。这也是慎之同志的指点。
除了出书，我在三联书店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盖了现在这座楼。
靠三联当时的小打小闹，经济上一直比较紧张，怎么能盖得起一座楼来呢?这要感谢一位名叫吴江江的先生。吴先生现在是中国现代出版社的社长、中国对外贸易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以前他当过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的司长。他是学经济出身的，理解三联在经济上的难处。他主动找我说:你们三联的牌号是批下来了，恐怕没有能力解决房子问题。我说，是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我来帮你。
这以后，他就帮我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三联大楼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定的。原址是新闻出版署的一个工厂，是做铅字的厂子，叫新华字模厂。吴先生提出来，这个厂子有污染，应该搬到郊区去。这样的搬迁要花多少钱呢?一千二百万。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就计划拨给三联书店一千二百万，由三联付给这个厂，让它搬到四环之外的某个地方，盖个新厂。但是职工宿舍保留在原地不动。现在的三联书店和隆福医院之间的宿舍楼，就是这个厂子的职工宿舍，还在那里。
这样就把这块地给盘下来了。这个厂子的老房子一给三联书店，立刻就有韩国的什么什么商人和公司来谈，要用四千万买下来。他们看中了这个好地段。可是我没有卖出去的兴趣，也不敢卖。以后还是这位吴先生，又去找国家计委。邹家华的一位秘书姓刘，我们见了面，又见了国家计委的有关司局级的领导，他们都表示很支持我们的事情。刘秘书也再三美言，说这也是家华同志的事情。但是据说邹家华同志很注意避嫌，同时也因为我们这种项目太小，钱数不够多，不必邹家华同志来过问。所以，三联盖新楼的事情，最后是由新闻出版署的宋木文同志出面，去拜见郝建秀。郝建秀同志很快就批了。她批下来的到底是几千万，我就不知道了。盖成这座楼，我想至少五千万吧。
所以，对这座楼的盖成，我没有怎么出力，无非是打打边鼓罢了。出力的主要是吴江江先生。我还很少碰到肯对下属单位这么出力的政府官员。所以当我听到有消息说吴先生要从新闻出版总署调出来的时候，我希望领导上首先考虑把他调到三联书店来。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到了对外贸易出版公司，当然工作成绩也是很突出的。
以后，我和吴先生比较熟了，他也主持出版外贸工作了。他老兄老是要我介绍点选题，我也没有这个能耐。而且等到他主持这摊子工作，我已经退休了。忽然有一天，台北的郝明义先生找我，说有个叫朱德庸先生画的漫画书要在大陆出，有好几个出版社在抢这个选题，让我帮他选定一家。我就帮他选了现代出版社。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书也在现代出了，一直出到现在。
最近有一个巨大的行动，你听说了吗?哎呀!为这个行动，我简直要请你吃饭哪!这位吴先生不知道怎么搞的，请了于友先等等几位领导，组织了一个会议，说是喝水不忘挖井人。现代出版社因为出版朱德庸的书赚了几百万，要奖给沈昌文十万块钱，而且要我捧着这十万块钱照个相。我终于知道了这么多钱摞在一起是多厚了。
到了1992年，我记得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是董秀玉要从香港回来。联合出版集团的人事部门决定要她回来。老董要回来，我是力争她回到三联来。为了这个结果，我还跟新闻出版总署努力促进，要求让我早一点退居二线。所以，在1992年底到1993年初，我就退居二线了，只管《读书》杂志，不再管三联别的事情。所以三联这个大楼盖好以后，我差不多就该退休了。董秀玉接我的班。所以我没有在新楼里办过一天公。不仅如此，还有一点，我始终是把握住的，就是董秀玉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名义上还是这里的副总编辑。所以她一直挂着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和《读书》杂志的副主编。
我退居二线后，就专心致志地编《读书》。我很有兴趣编这份杂志。哪知道，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透露了一个风声，说是上边有文件，要取消“退居二线”这种做法。据说这是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决定。当时新闻出版总署在落实这个决定，只要不在领导岗位了，就只能全退，不再有什么“二线”的位置。也给我打了招呼，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实现。后来出现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在1996年的1月1号早上九点钟，三联书店的一个人事干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已经在昨天下午五点钟退休了”。这样，我就等于什么都交出去了。
交出去之后，董秀玉就跟我商量，怎么办?《读书》交给谁?她主张交给汪晖。我赞成。虽然我不了解学术界，但是我知道，汪晖那时的文章写得很清通。如果是像后来那样，我当时也可能会有些迟疑。但是当时完全没有，而是很赞成。
虽然是交出去了，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在这方面是闲不住的，而且是“贼心不死”，总想着做点事儿。没有多久，我就开始考虑《万象》了。这个事情是怎么想到的呢?编《读书》的时候，我特别注重群众来信来稿，要求自己多看、早看。我着急到什么程度呢?信件刚从邮局送到收发室，文书还没有来得及登记，我就要看。我每天最高兴的就是把读者来的信件抱回去看，看完了再让他们去登记和处理。
为什么喜欢看读者来信呢?这又要提到办《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教我的一点，尤其是陈原这样教我，就是讲究“言外之意”。我是比较赞成并且学习了讲“言外之意”。也可以说，这是《读书》的一个特点。可是，有一度我也自问:这言外之意人家看得懂吗?后来我就领教了，这读者真是厉害!特别是那些没有名声的、远在一个偏僻小城市的、某县城一所中学里的老师，他们有见解，写信没有顾忌，一针见血，说到要害处。你的话后边的意思，他们一眼就看穿了。看他们的来信，那真是舒服，应了文学家的话:“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知音哪!哎呀，看得我高兴死了。你说，要是你写文章，总是含了言外之意，可是又没有人能看得出来，那多让人丧气呀!
除了来信，还有大量来稿，有些很不错，多数都用不了。《读书》是不讲情的，而且篇幅也有限。对这些来稿，我老是觉得，对这样的来稿，要给它们找个出路。于是，我就利用我的职务方便，把这类来稿给好多人看。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地方，把这些文章用起来。先找的是《北京日报》的一个编辑，现在他是该报的广告部主任了，很有能耐的一个人。我给他看了很多这样的文章，他也很有兴趣。后来大概广告这项事业的发展前景更能吸引他，一当了广告部主任，就不想干这件事儿了。后来我就找了陆灏。
找陆灏之前，我跟柯灵、陈子善都谈过想办《万象》的事儿，他们都非常鼓励我。另外，陈原和李欧梵也很赞成我的想法。于是，就在1998年搞起来了《万象》。《万象》刚开始时没有刊号，后来在辽宁拿到了刊号。其中有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现在《万象》的一个顾问，叫王充闾，他是当年中共辽宁省委的宣传部长，爱写散文，我们谈得来。我跟他见面，一起说话，他一看见外面刮风，口中就出来七个字;看见雪，就会端起酒杯，又有五个字。我水平没他高，只知道他说出的大概是唐诗宋词，但是不知道是谁写的。我没有这个学养呀!他有，喜欢文化，凭他的位置，批个刊号不算难。于是《万象》就有了刊号。后来又在上海《文汇报》旁边租了一所房子，由陆灏先生带几个人，下了班就去编。有录入的，有画插图的，有文字编辑，还有校对，等等。所谓下班，就是早上八点半，他们下夜班。编到中午，大概也就差不多了。他们干得很好。
对《万象》，我一点也不干预，也不挂任何名义，全是陆灏在负责。当然，如果是我去做，不会和他做的办法一样。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做得很好。他是最不喜欢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了。他喜欢比较纯净的文化。
《读书》我是交出去了，可是围绕着《读书》的跟我有关的事情没有完。大概是从1996年的年初开始吧，海外报纸就不断有文章，说因为《读书》如何如何犯忌，当局就如何如何逼着沈昌文退休。这样的文章好多人都能看到。据我听说，就使得新闻出版总署当成了一个事儿，而且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嘛，认为这是沈昌文挑动起来的。什么根据呢?大概是说《读书》杂志1996年第1期上文章的内容，海外报纸发表文章时，国内一般人还看不到。因此可以认为是沈昌文涉嫌透露的。这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在三联内部议论纷纷，外边的人也知道了这事儿。李锐就接到了某人写的信，说沈昌文自居为改革派，实际上他当然是保守分子了，如此自居实在是无耻，等等。
这个事情，实际上当然是误会了。因为当时的新当家人一时不大了解《读书》的刊期问题。我们是每月10号以前必须送到邮局去的，不然人家是要罚款的。至于内部的样本，除了主管的人以外，送的反而比较晚。也就是说，外边的报道如果早于某领导看到当期《读书》的样本，应该是很正常的。比如，《联合报》的报道，我记得是14号，某领导看到样本如果是15号、16号，本来正常。可是他如果不大了解刊期的具体情况，就容易想到八成是内线捅出去的。他不知道10号当天西单报刊亭就有卖这期《读书》的了，书店也在卖了。当然，对这事情我没有必要去做什么解释。就这么过去了。
1996年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到美国住了半年。在那里，我也不会安分守己的，天天跑图书馆，非常勤奋。美国的公共阅览实在是普及呀!在美国的图书馆，借阅图书和复印资料简直是方便极了。在纽约市图书馆，我一次可以借十五本书。复印费用是五美分一张，很便宜，我复印了好多资料回来。比如后来已经出版的《欧洲风化史》等等。还有大量的俄文书，那里的俄文新书特别多，很多在我们国内倒是看不到。
我看英文书不太顺畅，看俄文书非常过瘾，还做了好多笔记。回来以后，跟辽宁教育出版社谈得来，就放到他们那里出了。
当时他们找我，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钱多了怎么办”?要我说，很简单，钱多了嘛，你就发展文化事业。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做长期投资。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有人说，搞出版社嘛，要讲经济效益，还要讲文化。我是不讲文化的，我全讲经济效益，无非是短期投资或者长期投资。文化需要长期投资。你要想有一个品牌，一个文化的形象，短期内是不现实的，所以就需要长期投资。畅销书需要做，要有专人来做，但是更需要做常销书，品牌和文化形象是从常销书里边出来的。所以我一向主张，编辑部里要设两个摊子。
做书嘛，就要跟作者打交道，跟文化人打交道。有的交道好打，有的不好打。有的开始觉得好打，后来感觉就变了。比如，董秀玉管著作出版，要跟作家打交道，许多都处得很好。但是到我手上，就也有联系得不大痛快的。在三联当家，很难。这是我的体会。
我还有一个在三联工作的很深的体会。我很想找人倾诉，可是又很难说。从主持三联工作以后，我就开始关心台北的事情。政治上，我不懂。经济上也不懂。可是在出版上，台北是走在了我们前边。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前边。这一点，事实摆在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很简单，不是台北人比我们聪明，而是他们的现代化走在了我们前边。这就应了李慎之说的那句话了:现代化的过程都差不多。而台北跟我们的情况尤其相像。孔孟之道，差不多;传统观念，差不多;风俗习惯，差不多。所以，他们实现了现代化以后，反映在出版领域，搞什么选题，出什么书，一般来讲，他们要比我们这边早走个三五年。
从我到三联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非常留心他们这方面的动态。台北的报纸杂志我没有断过。我跟台北的同行有个约定，就是把他们办公室里看过的旧报纸寄过来给我看，这又不花多少钱，他们也费不了多少事。我确实是从中受益。我之所以还能不断有点新想法，之所以知道并引进朱德庸啊、蔡志忠啊、几米啊等等，就是从这些报纸上看来的。从选题到具体操作，你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多启发。
比如说，我最近发现了一本书，在台湾很畅销，叫《一个人》。这本书主要讲人要单独，要孤独，要什么什么，反正不组织家庭。一个人，干什么都方便。男女之事可以靠“一夜情”来解决。我当然不赞成这样的生活方式，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发展，很偏颇，甚至很畸形，事实上是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所以才畅销。做出版，就要有对社会变化发展趋向的敏感。这是我从台湾出版物中受到的启发。
你只要讲实事求是，它就能有启发。不只启发我一个人，也启发了很多人。我最早引进蔡志忠的漫画书，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他们来信说，自己对中国古典书籍和思想的了解，不是从典籍里知道的，而是从蔡志忠那里知道的。例如过去从来不知道天下有《菜根谭》这本书，看了蔡志忠，才知道有这本书。引进蔡志忠的书，是我主持三联书店时期很得意的一个事儿，一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高兴。我们这里，有意无意地不愿意谈这个事情。实际上，从事出版行业的人会注意这个事情。
我在任期中很遗憾的一个事情，是没有来得及把金庸的书实际引进来，只是同金先生口头谈了一下。
本节口述时间：2004年6月20日
原载《随笔》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