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先生不久前谢世，是著述界、翻译界的一大损失。对此，已经有不少人写了悼念文章。
对冯老的文学业绩，我一无可以补充。老实说，他的译品我读得不多，也很少同他讨论译事。不过，他的论著不少是我经过手的，印象很深。而最让我感念的，是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带着我编《读书》杂志，把我带进了文化界。
我在七八十年代以前，要说对出版内行，至多是有点做政治宣传的经验。办《读书》，这类经验是实在用不上了。比如，照我们过去的办法，编辑是“把关”的，很少同文化人有精神上的联系。我们的任务只是指挥作者干什么，特别防止他们乱说话。不顾作者文风、乱改作者文章，过去是常事。一九五四年为此我挨过曾彦修先生的严厉批评，但还是难改。原因也简单。那时喜欢统一。文风统一、用字统一、标点统一……，到一九五八年，全国一刮“共产风”，出版社可以用一纸短笺就把作者的稿费减发一半。“文革”起来，几个人自说自话成立一个“战斗队”，就可以随时到作家家里去贴一张大字报，勒令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把多年来已领去的稿费退回。总之，编辑也者，我们心目中是代表人民和党的，岂能有人反对，除非这作者是大官。所有这些,我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过，那要用来编《读书》杂志，岂非南辕北辙。
这作风，八十年代开始，在冯老这些老人家领导下，在《读书》杂志可以说一扫而净。冯老外号“二哥”，在文化圈内以善交往和排难解纷著称。在他指领下，出去做事，一改过去的作风，简直无往而不利。譬如说，在我原来的工作环境里，五十年代末一次下乡劳动时我同一位老编辑在工余多谈了一些《围城》，回来差不多挨批。而办《读书》，冯老带头率领一帮年轻人去见钱钟书、金克木等位，马上给刊物带来生气。没有冯老，这方面是绝对打不开局面的。
有人说冯老是“海派”，这也许不假。可是“海派”在当年似乎并不是一个好词。我早就听说一个故事：“文革”结束，好多老人得到平反，冯亦代先生当时提出希望去一个权威的外国文学研究单位工作。传闻一位老前辈竭力反对冯老进去，理由就是冯老是海派。大概在京派老人看来，海派是做不成大事的。当然彼此的文学主张也自然不同。可是冯老不同，带领我们访京派，见海派，无不兴高采烈，侃侃而谈，一无门户偏见。当然我们自己还是有一定之规。在冯老指点下，我立即响应他的“广交朋友”办法，想法把刊物办得活起来。“杂志”也者，“杂”就好，这是冯老和陈原他们的一贯主张。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当了编辑就假借职权打别人棍子。另外，就是他们一贯主张文章要让人可以读懂，不要云山雾罩，更不要虚张声势。所以他们不主张把《读书》办成学术刊物，尤其是只代表一个学派的学术刊物。这不是说办成学术刊物就不好，而是因为这不是当年办《读书》的初衷。
冯老对《读书》更大的贡献是帮我们打通了海外通道。办杂志而大量刊用海外当地作家的专栏（而不只是我们驻外记者的作品），应当说是从《读书》始，而当年也似乎只有《读书》办得到。原因也简单，那是因为我们有了冯老。这里不想列举董鼎山先生等一大串名字，只想举一件小事：接待韩素音。这位海外名流来到中国，我们有幸由冯老出面单独宴请，席间知道海外有个新动向，出了一本新书：《第三次浪潮》。我们决心由此突破，大力引进新思潮。事实证明这是完全成功的。现在的读者想象不出我们当年的孤陋。我在迎韩的宴会上，向她请教的是以后接待外宾要穿什么服饰。今天的年轻朋友听到，得笑歪大牙。
完全可以说，没有冯老，就没有当年的《读书》杂志。（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