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撇清，在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种种奇怪的故事。上帝不让我用正常手段获得知识，我只能“非法成长”了。

我的父亲不到30岁就去世了，身后背了一屁股债，于是全家四处逃亡避债。我那年4岁，起初逃到宁波，后来潜回上海。在上海，住在一个棚户里。住了几年，我要上学了。折腾了一阵，我祖母想出一个办法：让我改名换姓，作为上海工部局职工的子弟，设法进有名的工部局北区小学。我本名“沈锦文”，现在改为“王昌文”，作为时任工部局职工的我们的亲戚王某人的孩子，免费入学。于是我从小就用假名生活、上学，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快毕业时，学校知道真相，找我谈话。我很紧张，以为会被开除。不料校长葛鲤庭说，只要改回本名就行了。真想不到，校方会如此善待我。

好事还在后头。毕业前几天，校长对我说，你如果能考取工部局办的中学，可以给你一笔奖学金，免费入学。到了初中二年级开学不久，校方说奖学金用完了，要我自己支付学费。我这时已经学会做上海的“小滑头”，满口称是，其实下周就溜之大吉了。

1945年3月，我开始做上海银楼（金银首饰店）的学徒。刚开始学习制作首饰技艺，但我不甘心放弃读书求知。起初进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速记、电信，但学费不少，花不起。后来听说距首饰店不远的公园里清早有人免费教书，特别是育才中学的英语老师丁文彪和一位教语文的赵老师都在。丁老师讲英语的《泰西五十轶事》，赵老师讲《古文观止》。于是我每天一大清早就去耐心听讲，回到首饰店站在柜台边认真默诵。丁老师在英国牛津大学留过学，在育才中学很有名，我们都叫他Doctor Ting，不知为什么他要一大清早到公园里去免费授课。说来不信，这两位老师让我好好地打下了文科基础，毕生受用。20世纪80年代我同汪道涵老同志时有接触，说起外国古典文学，我漫不经心地背了几句《泰西五十轶事》中的英语，他大为惊异。

1947年左右的光景，上海大乱，黄金不准买卖，首饰店停业了，不少店员被解职。我算侥幸，留在店里做boy，但是留职停薪，没有任何收入。这机会来得正好，我更有时间读书求知了。没有收入怎么办？不怕。我早些时候在夜校学过会计，现在派上用场：给人做假账，所得收入付现在的补习班学费绰绰有余。

不久又有了新情况：店主家乡经常来些人，呼朋唤友，在店里打牌、饮宴。后来知道，他们其实来自苏北，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来上海采购物资，联络人员。为首的一位叫虞天石，他干脆就在首饰店旁边租房住下。虞天石对古典文学很有修养，常常指点我读唐诗。过些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年轻病人，要住在首饰店里。那时店里只有我这小boy，就只能把我的床给他，我睡地铺。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叫李俍民，是富家子弟，去苏北参加革命，现在得病来上海。他病好后不再去苏北，要在上海读大学。店主让我为他办理一切上大学的手续，交付各种费用。办完手续，送走了李俍民，我真想大哭一场：自己怎么上不起大学呢？

李俍民上大学后还常来首饰店玩。他见我读英语很勤奋，忽然说：“你为何不学俄语？将来俄语用处可大了。”这话启发了我。我这“小上海”当然很会投机，不过我们那时对国民党统治也实在不满，又天天同那些地下共产党在一起，他们对我这个“小瘪三”真好。我知道，那时上海霞飞路一带有白俄教俄语，于是马上报了名。那些白俄老师我也很喜欢。后来知道，他们其实都是苏联的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位夏青云老师，俄文原名叫别列列勋，是位诗人。从此我就刻苦学俄语了。记得单单为了学会发卷舌音P，我就在做各种体力劳动的同时足足奋斗了一个来星期。

1949年以后，我又进了夜大学，学新闻。1950年三联书店招收工作人员，我满怀热情地去投考。我想这么一个革命单位，肯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的工人去投考，于是把上面的故事大概向他们说了一通。不料店方答复说，我们要招收大学生，不招收工人。

这场不成，我学乖了。过一年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伪造了种种证件，证明我是个正规大学生，年轻知识分子，于是考取，成为新中国的革命出版工作者。

1953年，“忠诚老实”运动中，我的一切伪装伎俩以及做假账等违法行为都被揭发，人事科长要把我这个坏蛋遣返回上海，辞退了事。可是，就在那时，我翻译的俄语作品陆续出版了。当年的出版社领导看了所有这一切，决定：把沈昌文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工资从33元提为99元，级别从办事员提为副科长，今后调任社领导专职秘书。

直到现在，我对自己使用过的种种不合正规的求知手段并不后悔，因为舍此别无他途。我只是万分怀念丁文彪博士这样的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