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名气最大的领导干部的楷模焦裕禄，去世时才42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时。假如不是疾病侵袭，焦裕禄一定能活到改革开放年代；1978年，他才57岁；到2002年，他不过82岁。
于是，两位朋友看罢电视剧《焦裕禄》以后，围绕着“假如焦裕禄活着是何结局”的问题激烈争论起来。
甲：焦裕禄如果活着，那可就厉害啦！
乙：怎么个厉害法？
甲：你想想，焦裕禄的事迹是如此典型突出，焦裕禄的精神是如此崇高伟大，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感动世界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英雄模范！他如果活着，全国劳模、全国英雄等一系列荣誉光环必然接踵而至，这且不说。他的官职、地位必然青云直上，很快就能当上开封地委书记，接着便能升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继而进入中央，至少能当个中央委员！
乙：你这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我的想法和你恰恰相反。
甲：怎么，焦裕禄这样的好人不能当大官？一个县委书记，他就干得这么好，他当了更大的官，那不是百姓之幸，人民之福吗？
乙：是的，他的品德和精神，完全可以当更大的干部，但是社会是复杂的，后来的现实可能会容不下他，他甚至可能会落个可悲的下场。
甲：不会吧！我们的主流精神是积极的，光明的，人心都是向善的，现实怎么会容不下他，焦裕禄怎么会落个可悲下场？
乙：焦裕禄绝对是光明磊落、务实爱民的典范，多数干部群众肯定是热烈拥护的。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总有一些人对他有意见，他的彻底的大公无私和苦干实干精神总会让那些有私心的干部感到不舒服。当然这些见不得人的心理当时不能发作，只能隐藏心底。据说当年新华社记者到兰考采写焦裕禄事迹时，县委新任书记就不同意，说是焦裕禄在兰考才干了一年多一点，能干出什么成绩呀？兰考根本没有什么变化，让人们来参观什么呀？开封地委有位宣传部长，也是坚决反对宣传焦裕禄，说焦裕禄就是块铁，能打多少钉？焦裕禄就是条龙，能吸多少水？工作是大家干的，凭什么把功劳都记到他一个人头上？硬是阻拦着不让采写。更要命的是，焦裕禄有“政治问题”。
甲：什么？焦裕禄竟然有“政治问题”，胡扯！
乙：这有“根据”。1962年，正是最高领袖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的一年。焦裕禄此时到兰考上任，却丝毫不提阶级斗争，一味只抓生产救灾；批判右倾思想他不积极，为右派分子平反却十分卖力；他还不顾“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大胆支持少退林地，支持把山林承包给个人。焦裕禄的“问题”多次被人打小报告，告到了地委、省委。在电视剧中看到，那位满脑极左的县委干部在县委会议上多次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们不能只抓生产，忘记了阶级斗争！我们是在搞右倾！”焦裕禄只好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甲：焦裕禄确有其事，不过当时不是平安无事吗？焦裕禄不是还受到上级的表扬吗？
乙：当时处于国民经济调整阶段，阶级斗争只限于“风声鹤唳”，还没有“真抓实干”，焦裕禄暂时平安。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焦裕禄肯定在劫难逃，肯定要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
甲：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品德如此高尚，威望如此崇高，红卫兵造反派敢批斗？
乙：在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文化大革命，何种好人能逃过劫难？刘少奇、邓小平不是最大的“好人”么？在文革中也受尽了磨难。
甲：不尽然吧！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在文革时就红极一时，当了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开封地委书记、河南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不知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却被河南省委以“追随林彪、四人帮搞打砸抢、迫害老干部”的罪名予以逮捕，判处13年徒刑。这是怎么回事？
乙：如果焦裕禄活着，肯定不会重蹈张钦礼的覆辙；如果没有焦裕禄这个典型，张钦礼也可能不会落个可悲的下场。
甲：什么意思？
乙：张钦礼宣传焦裕禄有功，世人皆知；没有张钦礼，就没有英雄的焦裕禄。1965年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焦裕禄事迹时，新县委书记明显地不耐烦，把受访任务推给了张钦礼。张钦礼面对记者，一提起焦书记就哽咽失声，说着哭着，哭着说着，如开闸江河，一下倾诉了18个小时，把记者也感动得哭个不停……，就此拉开了铺天盖地宣传英雄焦裕禄的序幕。焦裕禄的女儿就对张钦礼的女儿说道：如果没有你父亲，就没有我父亲的今天；张钦礼协助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治理“三害”功劳更大，有口皆碑。有人说，张钦礼治理“三害”的政绩远大于焦裕禄。但是也可能是他敢说真话的脾气触怒了某些人，也可能是他有某些性格缺陷，地委和县委的主要领导一直认为他有思想问题，个人主义严重，十几年的县长就是不能当书记。可能有股怨气，文革一来，一再受到打击的他就开始打着维护焦裕禄的旗帜造反，在全省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对那些阻碍宣传焦裕禄事迹、对那些批评自己在宣传焦裕禄事迹上造假的老干部，进行严酷打击。文革结束，被打击的老干部重新上台，他就成了林彪、四人帮死党。尽管他曾三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宣传焦裕禄上有功劳，尽管他治理“三害”功不可没，在全县人民群众中具有堪与焦裕禄媲美的崇高威望，仍然被逮捕入狱，判处徒刑。但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就永远记住他。2004年张钦礼去世，灵柩归乡，兰考全县十几万人自发地去迎接灵柩，痛哭声惊天动地，有的人竟哭昏过去，被送到了医院。他的坟上，群众自发立了64块碑。至今官方常年高调宣传焦裕禄，民间常年悄悄纪念张钦礼，可谓今古奇观！
甲：这是张钦礼的个人问题，与焦裕禄有何关系？
乙：假如没有焦裕禄这个典型，就没有张钦礼这个“亲密战友”，那么他就不可能遭到某些当权者的嫉恨，张钦礼就不可能在受到打击后，又借焦裕禄的旗号打击一批人，得罪一批人，因而就不可能陷入悲剧的泥潭。
甲：照你说的，焦裕禄如果活着，上述问题都不可能发生？
乙：是的。焦裕禄如果活着，他不但成不了典型，文革中必遭悲剧，原因还不止上面说的。他不但抓阶级斗争不力，反右倾松懈，而且，由他执笔在给省委、地委写的报告里，大胆地揭露了大跃进的危害：1957年以前，兰考还是林茂粮丰、衣食无忧的时代，58年大炼钢铁，遮风挡沙的树木被砍伐殆尽，漫天风沙便乘虚而来，形成了饿死人的“三害”。1962年的粮食产量还不及1956年的三分之一。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原因，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这种说法是毛泽东最反感的！
甲：1962年刘少奇就有此类说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被毛泽东斥为“右倾”“黑暗风”，埋下了悲剧的隐患。
乙：还有，焦裕禄一到兰考，只见逃荒要饭的人成群结队，漫天风雪里，火车站挤满了饥肠辘辘、外出逃难的百姓；有的生产队的社员每年只能分得1斤小麦，有的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这样悲惨的叙述，毛泽东看了肯定不舒服。他一直坚持认为，1961年是一天天上升，1962年经济已经恢复。兰考居然是这种场景，这不是在打毛泽东的耳光吗？
甲：毛泽东也是赞扬焦裕禄的吧！在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毛主席不是和焦裕禄的两个子女合了影吗？
乙：幸亏新华社记者在写这篇通讯时故意“做了手脚”，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意把焦裕禄打扮成“毛主席的好学生”，做什么事情都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做的，开什么会都要先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这让毛泽东心存芥蒂也只好认可。但他的内心对焦裕禄这个“好学生”是有所保留的。这就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没有给极具震撼力的焦裕禄题词。1962年雷锋去世，毛泽东欣然题词，中央领导纷纷题词；紧接着1964年去世的焦裕禄，其事迹一点儿不亚于雷锋，最应该题词的毛泽东居然没有题词，除了林彪以外，其他中央领导均未题词。现在焦裕禄纪念馆的题词“为民而死，死的光荣”，是后来人仿造的。
甲：那你说，焦裕禄假如活着，会是什么样子？
乙：假如焦裕禄活着，就不可能有“焦书记是为兰考人累死的”这条惊人的线索，吸引新华社记者前去采访；就不可能有“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就把我埋到沙丘上”这催人泪下的话语，那篇如精神原子弹一样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不可能产生，就不可能引起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那他就只能是一个普普通通、受人拥戴的好干部，而绝不能成为一名震撼全国、万众仰慕的大英雄。
甲：照你说，焦裕禄不死，还成不了大英雄？
乙：对，当时有个习惯：人死方显英雄色。当时的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人，都是死了以后才成了大英雄的。假如焦裕禄活着，那帮记者们就不敢给他涂上浓亮的政治色彩，大张旗鼓、长篇累牍地宣传他的事迹。所以说，焦裕禄之死，是悲剧也是喜剧；是兰考人民的丧事，也是兰考人民的幸事；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收获；他的肉体毁灭了，他的灵魂却在中华大地上矗起了一座让人世代瞻仰，金光四射、万古流芳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