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庐山会议的“万言书”，一般人都以为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其实，彭德怀的那封信只有3500字，称其为“万言书”，有拔高、加重或尊奉之意。而在庐山会议真正上给毛泽东、又遭到毛批判的万言书，是普通干部李云仲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这封信恰好1万多字。
李云仲，原名卢锦章，1925年出生于黑龙江，高级经济师，曾任东北局财委科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秘书，国家计委主任秘书，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投资局副局长，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后又任黑龙江财委秘书长，汽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电子工业厅厅长，《东北经济报》报社社长，《中国东北经济》杂志主编。1993年离休。
1959年6月，原国家计委干部、时任东北协作区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就大跃进的种种乱象和弊端，给最高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信，6月9日就直接寄给毛泽东。毛将这封信带到了庐山。7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发表痛批彭德怀的“7·23讲话”3天以后，批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附上自己写的近3000字的批示，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实际上是7月23日讲话的继续，目的是为了推动批判“右倾思潮”，强化和突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性。毛泽东批示说：
“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毛泽东引用李云仲的一些尖刻犀利的语言，是为了让会议批判和否定李云仲的“右倾”观点，给人们树起一个批判的“靶子”。然而现在看来，李云仲批评党在1957年反右整风时没有反左，导致在大跃进中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完全正确，非常恰当，一针见血指出了大跃进问题的根源。这种率直而大胆的批评，令所有的中高级干部、甚至是那些勇敢纠左的领导干部也望尘莫及，自叹不如。李锐先生就说，李云仲这种一般中级干部，敢于上书毛泽东，直言不讳指责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连他们这些一贯反左的干部，在会外闲谈也不敢这样露骨地直说。
李云仲在信中说：“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水利工程，既无勘察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这种说法得到了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的认同。
这就说明，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在1957年就开始了。当年的反右整风，将无数的敢说真话的有识之士统统打掉，余下的人便噤若寒蝉，于是反对右倾、破除迷信、盲目蛮干、急躁冒进的狂潮便冒了出来，一系列脱离实际、违背人心的活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李云仲在信中说：“1958年元旦，我去过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100多里长的大灌区，既未经勘察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多亩小麦。我去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耗费无数人力财力的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后来又参加了‘苦干10天’的大会，要求10天内养猪增加一倍，扫除文盲，破除四害，锄完大田等等，对于这些荒唐的要求，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什么叫瞎胡闹、乱折腾？李云仲的信中列出了滦县的典型实例就是明证。为什么大跃进会变成“大跃退”？为什么农民们辛辛苦苦大干苦干，到头来会造成大饥荒？看了滦县的干法就知道所以然了。当然这还不是正式的“大跃进”，正式的大跃进的高潮还在后面。接着李云仲的矛头直指大跃进“高潮”的危害性：
“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
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人人皆知其害，人人斥其荒唐，但却很少有人敢提意见。李云仲竟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有理有据、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炼钢铁的危害性，比彭德怀的“有失有得”要严厉得多，尖刻得多！
关于公社化的弊端，李云仲在信中说：“各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300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300多口，但今年只剩下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
李云仲可能是工业干部出身，农业问题可能了解得不多，对于广大农村被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折腾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大锅饭难以为继的凄惨状况可能缺乏感性认识。但就他了解的金县一个生产队的落后状况，也让人触目惊心。
提起工业问题，作者胸中如开闸江河，汩汩滔滔：“在基本建设上，1958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达1900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几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现在由于财力跟不上，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50%也不到（即100元投资，能动用的不到50元）。上百亿投资，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益。看到这种损失确实很痛心。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说道，由于到处“大办”，都有翻番，只得大量“招兵买马”，去年增加2100万职工。结果不仅农民、渔民，甚至售货员、理发员、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购买力提高了，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损失。
这段对大跃进工业问题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和彭德怀所说的“工业盲目上马，造成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工农关系”的说法如出一辙，但李云仲说的更为具体，更为严重。二人的眼光完全一致，完全符合实际：当时被毛泽东斥为“右倾”，但一年多后，党中央不得不作大幅度调整，工业大量下马，2000多万城镇职工下放到农村，就是鲜活的证明。
为什么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狂潮会泛滥成灾？李云仲认为是主观主义思想作祟，因此他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李锐先生认为此言是“切中时病的药方”，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系列讲话，大都是主观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
李云仲在信中直击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十分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这段话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深刻揭露了大跃进一系列荒唐闹剧能够强力推行、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读到这里如果能出一身冷汗，霍然醒悟，大力纠左，那中国的面貌何以会出现凄惨的景象啊！
他接着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形：“我在局务会议上几次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经立起来了，几十亿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果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建项目、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比如大炼钢铁，我回来时对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矿石、焦炭、煤消耗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当时很多人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账。’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李云仲在这里说起大炼钢铁的浪费，只谈到矿石、焦炭、煤等的消耗，其实最大的消耗不在于此。9000万人胡乱折腾几个月，耽误了农时，把无数的粮食抛撒于地，造成了全国的饥荒；更主要的是把全国的林木几乎砍伐殆尽，森林资源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促使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更大的饥荒便不期而至。给国民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困难，还不能算“经济账”，那就要算“政治账”。那么，拼死拼活完成了1070万吨钢铁，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什么“利益”呢？不仅当时的六亿国人看不到，几十年后的十几亿国人也看不到，只看到国家补贴了50个亿，炼出了无数的废渣，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和英国的距离越来越大，让外国人一直嘲笑——这是什么样的“政治账”啊！
关于1959年的计划，李云仲说：“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向上面提。今年年初，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又受到领导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我长时间难过极了。这位申斥过我的领导也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后来向人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
李云仲似乎不理解当时许多高层领导同志的为难处，在信中说：“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大家‘看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员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适当的吗？”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极左歪风屡禁不止，毛泽东不断极左却收效甚微，其原因就是我们的不少领导干部“看破红尘”。“看破红尘”本意是看透世俗、玩世不恭的无所谓，这里却是看透上级意图，尽力迎合之意。哪管它洪水滔天、高楼垮塌、百姓死活，我只看上级的脸色行事，我只照中央文件办事。这是对当时整个国家不良风气的当头棒喝，不知毛泽东看了是何心情！
李云仲作为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人员，最清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带来的危害，“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这一种。去年增加的2100万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的骨干劳力几乎抽光了，连他们的家属恐有五六千万人，由生产农产品一变而为消费农产品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关于计划工作问题，几年来是大家意见最多、也最不满意的事情。今年这个多了，明年那个少了；今天变过来，明天变过去；今天生产这种产品，明天生产那种产品；今年这个项目施工，明年那个项目停工……总之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一位同志跟我说：‘今天很多问题，计划部门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这话可能一些过分，但是作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划机关，未给中央当好‘参谋部’却是事实。”
李云仲在这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知识，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计划工作存在的问题，予以痛快淋漓的揭露。让多少身居高位的领导不禁汗颜。有些语言和观点和彭德怀惊人的一致。毛泽东读到这里应当想想，彭德怀和李云仲素昧平生，也无交往，二人的观点和说法却惊人一致，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而非要指斥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发动进攻呢？
接着，李云仲在信中指出近年来计划工作的三个主要问题：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才能做好综合平衡，但实际上常常是在各单位、部门间，年度、长远间，以及材料、进度，主机、配套，以及基建项目间，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缺检查。
2、这不能简单归于无经验，而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特别是1958、1959两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具体搞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划方案，下面意见很多，也知道问题很大，但就是不采纳，甚至无人听取这些。向中央提出的所谓方案，往往是3000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2200、2000、1800万吨也是积极的，可以争取完成的。其实很多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了解，这些数字没有充分依据，漏洞百出……
3、在大运动中，计划工作不能正确坚持党的原则，跟着人家跑，时冷时热。计划机关在一个部门、地区，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必须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不能怕有争论；事实上往往由于在这方面站不稳而吃大亏。……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否则许多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如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部门间的比例问题，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重大的技术政策问题等。
最后信里还谈到树立节约与朴实的风气问题，批评近年豪华高级宾馆、饭店建的太多，国庆几大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还有，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请客送礼之风盛行，以及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在极左狂风甚烈的环境下，在经历了反右派、反右倾运动的反复沉重打击之后，大多数中高级干部都噤若寒蝉，大都是“看破红尘”，随波逐流；即使发现了问题也是睁眼闭眼，置若罔闻。然而，小小的中层干部李云仲，竟然以大无畏的精神直接上书最高领袖毛泽东，痛陈大跃进的种种弊端和我们党自身存在的严重痼疾。他和彭德怀一样，站在了政治的制高点，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假如我们的领袖看了李云仲和彭德怀的意见，幡然悔悟，继续纠左，大力纠左，中国人民就会避免多少灾难啊！
那么毛泽东对李云仲的信到底是何态度呢？
毛泽东在对李云仲信中的意见进行总结归纳之后，说道：“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这种“得不偿失论”“有失无得论”，代表了当前的一股“右倾思潮”，应当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予以坚决批判。然而现在看来，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否定的一切大都是大跃进客观存在的问题。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却对李云仲的直言精神表示赞赏，尤其对信中提出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很觉中肯。他批示道：“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于是，李云仲就成了“越衙上告”第一人（其实不尽然）。这就让人搞不懂：彭德怀的意见书，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赞扬人民公社的成果；后半部分给大跃进提意见，也是用词委婉，锋芒收敛。彭德怀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的接受程度，所以字斟句酌，留有余地。而李云仲的意见书，根本就没有提到大跃进的成绩，对人民公社丝毫没有赞扬的意思。他的信中，满篇都是缺点、错误，都是盲目蛮干，胡乱折腾，乱象纷生，得不偿失，“几乎否定了一切”。而且指出其性质是“左倾冒险主义”，根源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将两封“意见书”予以比较，他的“意见”比彭德怀的“意见”厉害得多，严重得多，刺激得多！
但是，毛泽东对其竟然有赞赏之情，有肯定之语。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李云仲的官职太小，地位太低，对领袖的权威构不成威胁？也许，李云仲用大量篇幅揭露计划工作的问题，问题出在下面，与领袖没有直接关系？或许，这正是是毛泽东想知道的，所以对李云仲既有批评之意，又有赞赏之情？当然这都是现代人的猜测。
李云仲的后事如何呢？据李锐先生说，庐山会议后，他照样在劫难逃！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据说，李云仲看了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后，心情很不平静，没想到他的那封信还会收入一本史书，还能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评价。当然，毛泽东当年看了这封信后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以及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他也是看了这本《实录》后才知道的。
但李锐先生却漏掉了一个史实：1962年中央在给“右倾”分子大规模“甄别平反”时，毛泽东曾写信给黑龙江省委，要求给李云仲平反，李云仲很可能要官复原职。文革中受到批判，文革后又被平反。
纵观李云仲和彭德怀二人，都有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都有洞察时弊、指点江山的真知灼见，都有不避艰险、慨然上书的大义凛然。二人的结局其实大同小异。彭德怀不说了，李云仲这样的有识之士，有为之才，如果提拔到重要岗位，使其大展宏图，岂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幸！可惜此公一直被压在深山，未能大用，在中级干部的位置上换来换去，岂不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