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篇文章，说吴晗“跟风”惹下悲剧，因一篇戏剧招来杀身之祸，令人扼腕长叹！但我们综合考量，吴晗终究是个能人、好人。他不仅才华横溢，学富五车，笔力雄健，著作等身，而且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尤其是他对袁震的爱情，忠贞不渝，生死与共，夫唱妇随，可歌可泣，比起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山誓海盟的爱情佳话，一点也不逊色。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1909年8月生于浙江义乌县吴店乡苦竹塘村的一个书香世家。幼年的吴晗酷爱历史，少年时代即能写出简短的历史评论，老师称赞他有才华、有文采，历史知识水平远超常人。
吴晗酷爱读书，手不释卷，把家里的书看完了，就学清代著名学者袁枚的“借读法”，到亲戚朋友家借书看，凡能借到的书，他不分昼夜，非读完不可；有时人家不让带走，便蹲在人家屋檐下苦读，以致忘了吃饭。他读书速度极快，借到一本书，很快就还，亲朋惊异，试着提问书中的内容，他竟对答如流，令人惊叹不已。
1928年夏天，吴晗来到上海，以优异成绩考入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发奋研读各断代史，并与胡适通信讨论疑难问题，他的处女作《西汉的经济状况》受到胡适的赞赏，吴晗自此把胡适当作自己最崇拜的恩师。
1930年8月，吴晗决心自费到北平求学。他的目标是北京大学，但在考试中因数学考了0分被拒之门外。在胡适的推荐下，由朋友罗尔纲的帮助，加上蒋廷黻的青睐，吴晗考入了清华大学史学系二年级做插班生。在学习期间，他受到胡适、蒋廷黻、郑振铎等名家的指点和赏识，接连发表不少史学论文、杂文、诗歌等作品，并与巴金、冰心、朱自清等名流一起编辑《文学季刊》，参与筹备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成了崭露头角的史学新秀，自然也成了众多妙龄女郎钟情的白马王子。
其实，此前吴晗有过一次失败的婚约。吴晗在金华上中学时，父亲就给他和一个世交的女儿订了婚。对方是当地有名望的富户，女孩子长得很漂亮，也在读中学。她家之所以选中吴晗，主要看吴家是书香门第，经济状况还过得去。后来，吴晗在学校违反校规，抽烟、赌博，受到学校处分。女家认为，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怕将来靠不住，就和吴晗退了婚。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后，反对包办婚姻，争取恋爱自由，风靡一时。很多男子把未婚妻和已婚妻抛弃，另寻出路。而女子将未婚夫抛弃，则是极少见的。此事对吴晗刺激很大。吴晗的父母受不了这口窝囊气，要找女方讲理，吴晗权父母道：“我受校方处分，人家解除婚约，是我对不起人家在先，不能怪人家。”
吴晗决心痛改前非，反躬自省。他认识到，婚约的解除，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女方条件虽然很好，但是双方没有感情，是由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这样的婚姻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吗？他决心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青春才华，赢来真正的爱情。
清华大学这块丰腴的园地给吴晗发挥才干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他学识广博，文笔锋利，仅1931年上半年，就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在教授和同学中都颇有名气。他为人谦虚、热情，温文尔雅，博得了许多女大学生的青睐。面对那些窈窕淑女投来的多情的目光，吴晗都显得“无动于衷”。
1934年8月，吴晗大学毕业，留在清华任教。有同行教师的介绍，他认识了正在清华求学的袁震。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吴晗一眼认定：这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意中人！
袁震也不是一般女子。她原名袁震之，1906年生于湖北老河口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16岁中秀才，民国初年担任过小学校长。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图存思想的影响，立下挽救祖国危亡的志向。父亲的爱国意识感染了少年袁震。“五四”运动中，年仅13岁的袁震就和姐姐一起走上街头加入游行行列。
1921年，年仅15岁的袁震随叔父来到武汉，考入湖北女子师范，由于她天资聪颖，各门功课名列前茅，尤其是文史课更为出众，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喜爱。革命先驱董必武、陈潭秋就在女师任教，袁震思想深受其影响。女子师范校长思想保守，当袁震和几位思想激进的同学毅然剪掉长发时，校长指斥她们“惊世骇俗，有伤风化”，决定开除她们的学籍。在董必武、陈潭秋的支持下，她们据理力争，最终这场“头发风波”以校长收回成命而结束。
袁震在董必武等人的引导下，热心于社会活动，1922年，她和一些激进女性发起成立湖北女子参政会，她起草了《成立宣言》。
1925年，袁震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为交不起学费，经老师介绍，又回到女子师范担任职员，维持生计。就在这一年，她和姐姐袁溥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经党组织帮助，袁震进入湖北教育厅工作。她参加中共湖北省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发动妇女界同胞支持北伐军。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一片白色恐怖，叔父、婶母相继牺牲，姐姐被捕入狱，袁震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0年，袁震经人介绍，来到北平，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在这里，她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功底，也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许多历史问题都能提出清新的见解，这对后来的吴晗产生了影响。1934年，袁震在清华已经读了4年，眼看学业有成，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不幸的是，她竟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以前上学就是靠人接济的，此时在北平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贫病交加，几乎走投无路了。
就在此时，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吴晗。吴晗该怎样对待这位贫病交加的穷学生呢？
吴晗对袁震可谓一见钟情。他从内心里对她的才学、美貌、谈吐感到惊异。他没想到，这位比自己大3岁的女孩子，历史知识之渊博，分析问题之透彻，很多地方超出了自己。他顿生艳羡之心，感叹自己遇上了知音，开始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照顾袁震。由于二人所学同为一个专业，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互相争论切磋，了解逐渐加深，感情日益融洽，很自然地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可是，袁震由于生活条件太差，饮食不足，营养不良，导致病情加重，肺病之外，又得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吴晗不但不嫌弃，反而愈加爱慕，他在病榻旁向袁震表白了爱慕之心。
袁震深知自己的病情，不愿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才俊，没有接受吴晗的表白。可是吴晗毫不气馁，仍然不断地来找袁震。当时袁震的姐姐袁溥之和堂妹袁熙之来北平和她住在一起，3 人生活无着落，而吴晗和袁震的关系还未确定，他就以请袁溥之帮他抄写历史资料为名，每月给袁震姐妹40元，以解决袁震的医疗费用。
吴晗认识袁震这一年，年仅25岁，风华正茂，春风得意。这位刚毕业的穷学生，居然得到当时中国学术界两位最著名的学者的青睐——胡适和蒋廷黻争相要把他罗致门下，胡适要吴晗到北京大学任教，而蒋廷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则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大学教师，担任研究生课程。对于这位头上罩着巨大光环的青年才俊，不知有多少妙龄女郎抛来垂青的绣球，而吴晗却心无旁骛，满腹爱恋都倾注在贫病交加的袁震身上。他到袁震病榻前探望的次数更多了，他和她谈论学术和文艺问题，谈得那样投机，那样亲密。由于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吴晗只能站起来同她谈话，一谈几个小时也毫无倦意。他想用轻松的语言、风趣的故事，来减轻袁震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寂寞。
袁震早年在湖北参加过革命活动，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加上她博闻强记，思路清晰，在时势的分析、学问的研究上，都能发表清新的见解，吴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影响，常有自叹不如的感觉。一次他们争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所崇拜的“适之先生”的观点，却被袁震驳倒了，吴晗也心悦诚服。袁震笑问吴晗：“你常常提起胡适，是不是因为胡适比你高三尺？”吴晗风趣地答：“若说胡适比我高三尺，那么袁震要比我高一丈！”
吴晗深挚地爱着袁震，袁震何尝不是打心眼里眷恋着吴晗！这位才貌出众的袁姑娘在婚姻问题上有自己独特见解，不中意的，她绝不含糊。中学时代，由父母包办和一个家财万贯的独生公子订了婚姻，袁震坚决不依，婚约只好作废。在清华读书期间，她又拒绝了清华大学教务长（留美博士）的追求。而对风流儒雅的吴晗，早就产生了深深的爱恋，他的才华，他的善良，他的善解人意，早就撞开了她紧闭的心扉。但是她不敢，她害怕自己的重病之躯给心爱的人带来不幸和痛苦。而面对吴晗的执着追求，她只好大胆地敞开了爱的心扉。
对于吴晗来说，与袁震的交往和恋爱，不但使自己的思想逐渐倾向激进，他的史学研究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解放后他曾对陈郁和袁溥之夫妇说：“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这时，吴晗的父亲已经去世。老家的母亲得知儿子在北平已有爱侣，且是清华大学学生，心中十分高兴。后又听说未来的儿媳竟患有肺病，且卧床不起，犹如五雷轰顶，哭得昏厥过去。她托人给儿子写信，要求儿子和袁震坚决分手。吴晗回信反复解劝，母亲就是不答应。儿子在信中不听话，她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当面劝说儿子。
吴晗是个孝子，一见老母亲不辞辛苦冒着风险来到北平，心中着实不安。为了不让母亲痛苦失望，他与弟弟吴春曦把固定在石膏床上的袁震抬出藏了起来。然后安慰母亲说：“袁震已到外地出差去了，所以不能与您老人家相见。”啊，既然能到外地出差，可见健康状况不像传闻的那样严重！母亲便放心地返回老家。到家后还对吴晗的妹妹说：“你那未过门的嫂子到外地出差，可见身体还可以，我就放心了。”
母亲被哄走了，吴晗的许多好朋友也反对他和袁震恋爱。1935年，吴晗得了肺病住进疗养院，很可能是因袁震的传染。他的朋友罗尔纲劝他中断和袁震的关系。并用各种利害关系反复劝解。吴晗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罗尔纲就拿自己和吴晗类似的问题，责备吴晗伤了母亲，实为不孝；害了自己，实为不智。
吴晗睁开湿润的眼睛说道：“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追你的那个女子没有病，可袁震有重病，我现在割断情义，她该怎么办？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啊！”罗尔纲原以为吴晗抗母命，是由于爱袁震的才高貌美，是有所图，此刻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袁震有重病需要人照顾。于是他称赞吴晗“超凡入圣”，敬佩吴晗的情操高尚。
吴晗和袁震定情后，仅3年时间，便成了驰名中外的明史专家。其代表作《朱元璋传》在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而他对袁震的爱情日笃。只是袁震卧病在床，不能结婚同居。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危在旦夕，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赴昆明任教。不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晗又回到清华，同时兼任云大课程。此时吴晗28岁，袁震已31岁，不少女大学生听说这位身兼两所名牌大学的青年教授吴晗，尚未结婚，所谈的对象年龄又大，且卧病在床，远在北平，就纷纷写信求爱，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吴晗一一婉拒。
吴晗念念不忘的，是远在北平的心上人。一封封火辣辣的情书飞到了袁震的手上，给病弱的袁震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吴晗一面拼命工作，一面省吃俭用，为的是省下一些钱按月给袁震寄去，供看病和生活之用。
在吴晗执着爱情的激励下，袁震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到1939年上半年，袁震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此刻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昆明找心上人吴晗。不久，她由袁溥之、袁熙之护送，从北平到天津，再搭船到越南海防，再转赴昆明。到码头来迎接的吴晗第一次看到重新站立起来的恋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此时吴晗的母亲和弟妹早已从浙江老家来到昆明。袁震没到昆明前，母亲不住地念叨：“我那儿媳什么时候才到呀？你早就该把婚事办了呀！”及至见到袁震，大吃一惊：这姑娘面色苍白，步履艰难，生活不能自理！好你个吴晗，你是在骗你妈！
母亲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她苦苦哀告：“你说她好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她的病是要传染人的，是不治之症，她的身体也肯定不会生育，娶了她要断子绝孙的呀！”
孝顺的吴晗也不敢犟嘴，默默地承受着母亲的数落。每日下课后，总要到母亲房里坐坐，问寒问暖。那时日本飞机一日数次轰炸昆明，袁震因病情恶化被固定在石膏板上，不能行动；母亲年迈裹足，行走艰难。他们根本无法出去躲避。每次空袭，吴晗就把弟妹赶出家门，到郊外去躲，自己则守着母亲和袁震，闭门静坐，听从命运安排。在这危难时刻，吴晗就再三向母亲解释，极言袁震的人品如何、学问如何，对自己影响如何，解除老人家的担心。他向母亲表示，其它任何事情都可依从，唯独这桩婚事不能推掉。
吴晗对代表母亲前来劝说自己的妹妹吴浦月说：“母亲的用心我何尝不知？可是母亲和你还不懂我们的事。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在政治上，有许多问题，看法是相同的，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观点和感情，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再说袁震学问渊博，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比我还高明呢！你也要向她好好学习才是呢！”
吴晗又对妹妹说：“一个人的为人，不仅在别人顺利时对人好，更重要的是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应关心爱护人家，对朋友要患难与共，否则，那就是不义，就是市侩。你愿意让你大哥做个不义之人，做个市侩吗？”吴晗这番发自肺腑的语言，深深地感动了妹妹。
但是母亲心里依然十分别扭，她想说服儿子另找对象，而对袁震尽到道义上的责任。她对吴晗说：“袁姑娘是个好姑娘，端庄大方，彬彬有礼，我也喜欢。但是她病成这个样子，不能为我吴家传宗接代，你怎么能与她成亲呢？只要你答应不同她成亲，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给她治病，这总可以了吧！”
儿子顿时流下了眼泪，抓住母亲的手哽咽着说：“妈，您老为我操碎了心，儿子一生一世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可是在这件事上我不能听您的，请妈原谅！”吴晗抹去眼角的泪水，激动地说：“人的精神是不能用金钱换取的，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一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我们结婚与否，不决定于我，取决与她。她病好了，愿意结婚，我一定与她结婚；如果她不愿意结婚，我也要照顾她一辈子！”
儿子铁了心，再说也无用，母亲只好流着眼泪答应了这门亲事。但心里总是不痛快，便让二儿子吴春曦送自己返回浙江义乌老家。
袁震在吴晗的精心护理下，身体有所好转。1939年10月，二人在昆明城内的一家旅馆里住下来，第二天，昆明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结婚启事，一对有情人，终于结成了终身伴侣。
袁震虽然身体有病，但是在学术上是吴晗的得力助手。吴晗不停地研究写作，她便为吴晗搜集资料、整理文稿，还和吴晗一起切磋史论、辨析史料，代吴晗收发信件、解答读者和学生提出的疑问。吴晗一生著述甚丰，而每一部著作，每一篇论文，都凝聚着袁震的心血。
从结婚到1949年的10年间，是吴晗和袁震夫妇成果丰硕而生活最为艰难清苦的时候。抗战后期，国统区危机重重，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吴晗虽然收入不菲，却也经常陷入困窘。他要寄钱奉养老母，照顾弟妹上学，还要为袁震治病。屋漏偏逢连夜雨，袁震又得了子宫瘤，出血不止，吴晗瞒着袁震亲自为她输血，自己一度得了脑贫血，几次晕倒。为了省钱，堂堂大学教授，穿着大学时的破旧衣衫，脚下是露着脚后跟的布鞋。每次上课，从不坐车，要步行几十里地。买不起肉，就买些牛骨头炖汤给袁震补身子。实在没有办法，吴晗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好书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得到一些钱以解燃眉之急。他的朋友、植物学家蔡希陶为此赠他一副对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古代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采薇而食，竟至饿死；后人用“首阳山”指代有气节。）
吴晗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道：“‘身份’是早已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我是个难民。”
困难压不倒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夫妻。每当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的时候，人们总可以看到吴晗搀扶着袁震，在林荫道上缓缓地散步，直到夜幕降临。每天晚上，吴晗照顾袁震上床安睡以后，自己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写作。
生活如此艰难，袁震和吴晗依然牢记“贫贱不移”的古训，保持着正直史家的气节。1941年，国立编译馆约吴晗编写一步《明史》。编译馆通知说，只要把稿中的“红军之起”改为“民军之起”（可能是忌讳共产党“红军”的历史），就可以发表，并可预先支付部分稿酬。但袁震和吴晗商量后认为，把“红军”改为“民军”，不合史实，这与她和他的一贯良知相悖。于是回复说：“宁可不出此书，此字万不能改。”
1946年，清华大学准备迁回北平。这时，袁震的子宫瘤发作，急需手术。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袁震由人护送到了上海。住院治疗割除瘤子，需要一大笔钱，院方提出要用金条作抵押。吴晗实在没有办法，最后还是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帮助，才把妻子送进了一家私人医院。手术很顺利，医院还为袁震特制了一件刚背心，袁震靠着刚背心终于能支撑着站了起来，从此告别了常年卧床不起的痛苦日子。夫妻二人激动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清华大学迁回北平后，吴晗一家住在清华园西院12号，房子十分陈旧，但他们非常喜欢。1946年的北平，仍是满天阴霾的国统区，但吴晗袁震的家里却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争论，“民青”“民盟”的同志和地下交通员经常在这里聚会，许多次运动的宣言、声明、通电，都是在这里起草的。然后吴晗带着稿子出去征集签名。为了协助党把青年和进步人士输送到解放区，吴晗夫妇做了大量工作。
国民党“华北剿总”已将吴晗列入“黑名单”，随时准备暗杀他。李维汉、徐冰、刘仁几次催他到解放区，可他总想利用自己的条件多工作一天。“华北剿总”大逮捕之前，吴晗偕同袁震奔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49年2月，吴晗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50年代中期，又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
吴晗一向嗜烟、嗜酒。有一次和北京市几位领导在一起喝酒，吴晗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后的第二天依然不醒，不能和袁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稿，袁震很不高兴，批评吴晗要珍惜身体，少吸烟，少喝酒。为了引起领导同志的注意，袁震还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写了一封信，提出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荣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
此时吴晗的家庭条件大为改观，党和政府对吴晗夫妇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袁震也有了更好的医疗条件，身体稍有恢复，便大力协助吴晗进行写作研究。吴晗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撰写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三家村札记》等，如果加上整理出版的著作，那就更多了。人们却不知道，这些作品的每一篇都凝聚着夫人袁震的心血。
吴晗袁震同甘共苦20余年，果然应了母亲说的话，袁震由于身患重病，不能生育。可他们喜欢孩子，希望有自己的孩子。根据康克清大姐的建议，吴晗从孤儿院抱回了一个小女孩，取名小彦。后又从孤儿院抱了个男孩，取名吴彰。一对子女活泼可爱，给生活增添了情趣，4口之家温暖幸福，其乐融融。
谁能想到，就是因为吴晗善于“跟风”，擅长写作，给自己和全家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1959年4月，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撰写了一批有关海瑞的文章，引起了文史学界的重视，吴晗又一鼓作气，将海瑞的故事写成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料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受害者！
江青和毛泽东等人认为，吴晗的这篇戏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是攻击“三面红旗”，便授意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吴晗扣上“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帽子，后来又给他加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他们操纵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用皮带抽，拧耳朵，极尽摧残侮辱之能事。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几乎天天被揪斗，迫害逐步升级，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
与此同时，袁震和两个孩子也惨遭迫害。当时在全国声讨“三家村”的叫嚷声中，一批批暴徒冲过来，朝吴晗家中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在极度气愤中说：“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于是她便受到株连，1968年4月，袁震被送到“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一双儿女连照顾他们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袁震本来长期卧病，怎能经得起折腾？她有时夏天还得穿棉衣，现在却让她住在潮湿冰冷的旧浴池里，一个冬天下来，她的双腿就瘫痪了。直到1969年3月17日，袁震才被允许回家看病，次日突然病发，小彦和吴彰把母亲送到医院，医生知道她是吴晗的家属，怕人家说“划不清界限”，不敢认真抢救，3月18日，一代才女袁震与世长辞，她双眼半睁，苍白的面颊上还残留着几滴泪珠……
更大的不幸还在等待着小彦和吴彰。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接姐弟俩去看吴晗。姐弟俩慌忙赶到医院，发现爸爸早已断气。他们哭喊着扑到爸爸身上，发现爸爸由于受到长期残酷批斗，仅有的稀疏的头发，已经被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拔光了……
吴晗被揪斗期间，经常遭到毒打，大口大口吐血。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错，仍然认为自己正义在手，他对女儿小彦说：“我只要不死，就要与姚文元斗争到底。”他还尽量抽时间阅读马列著作，在抄家后残存的史籍里寻找有用的史料，他天真的想要用充足的论据驳倒姚文元的无耻谰言！他的女儿吴小彦也哭喊着要找姚文元拼命。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主要观点，都是江青和最高领袖确定的，你与姚文元这位御用文人再拼命、再斗争，有什么意义呢！？
父母的突然离世，使小彦和吴彰断了经济来源，成了无依无靠的流浪儿。小彦一面咒骂着姚文元，一面写信给周恩来，托周荣鑫转呈，没有结果。万里恢复工作后，尽可能给姐弟俩以照顾；袁震的堂妹袁熙之过去曾受过吴晗的接济，现在每月都接济小彦，使姐弟俩在屈辱中能苟活下去。
1975年8月，吴小彦给专案组写信，要求给吴晗作出公正的结论，发还被抄去的书籍财物，领回吴晗的骨灰。结果吴小彦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她的阑尾炎发作了，不给治疗，只给她吃止痛片；她痛哭不止，就注射冬眠灵；她的门牙打掉，头上伤痕累累。但她不屈服。她在狱中写道：“爸爸真是好人，是最好最好的人，我永远爱你——亲爱的爸爸！”“您和妈妈是：生前不能共罗帐，死后天上成双对。”“我敢大声说：我爸爸妈妈是最好的，天底下再没有比爸爸妈妈更好的了！”
她在“犯人家属”送物收据单上，写着“胜利”，署名“吴晗”，然后又将“晗”字划去，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是由于长期受到折磨和刺激，吴小彦竟然精神失常了！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这位有感情、有才华、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小姑娘，竟然死于“四害”将除、曙光将现的时刻！
正如小彦所说，吴晗确实是个好人。他虽然“跟风”惹下悲剧，他的极左思维也伤害了一些人，但是，对母亲他是好儿子，对妻子他是好丈夫，对儿女他是好父亲，对社会他是好学者；他丰厚的学问，高尚的情操，令人赞赏，无可指摘。但是，这样的好人却没有好报，这说明什么呢？
尤其值得感叹的是，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吴晗，不顾母亲和世俗的反对，爱上了贫病交加的红颜知己袁震，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后来袁震果然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得力助手。但是，在袁震的影响下，吴晗热衷政治，思想左倾，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1946年，最看重吴晗的胡适由美国回到中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得知吴晗已走出书斋，在北平积极参加民主运动，遗憾地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胡适认为，吴晗与其他进步青年不同，他不仅具备了学术研究的条件，而且已经跨入了学术殿堂；如果在明史研究上持之以恒，深入下去，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必将超过他从事的革命事业。胡适的观点究竟有无道理呢？
1979年9月14日，即吴晗、袁震被残害致死的第10年，北京市委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已经被平反昭雪的吴、袁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其中一幅挽联十分精当地概括了吴晗悲剧的过程：
《罢官》容易折腰难，
忆昔《投枪》梦一般。
《灯下集》中勤考据，
《三家村》里错帮闲。
低头四改《朱元璋》，
举眼千回未过关。
夫妇双双飞去也，
只留鸿爪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