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凤阳小岗村，在那年有18户农民，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偷偷按下18个指印，定下“生死状”，将生产队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一家一户耕种，打响了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第一炮，开启了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崭新历史。所以，中国亿万农民都衷心感谢小岗村，历届中央最高领导都赞扬和肯定小岗村。尽管小岗村后来的发展有些迟缓，和一些发达地方比还有差距，但是，小岗村的首创精神和历史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多年来，总有些人贬低和指责小岗村。他们不承认小岗村包地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不承认小岗村的首创精神给广大农村改革带来的的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他们认为，小岗村之所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搞不好生产，吃不饱肚子，就是因为小岗村人太懒惰……
说小岗村人太懒惰，不仅是对小岗村的污蔑，也是对全国亿万农民的污蔑，因为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就是因为在人民公社生产队里搞不好生产，吃不饱肚子，才冲破枷锁，实行包产到户的。难道几亿中国农民都是懒汉吗？
农村历来有个习惯，一个家庭弟兄们多，一旦弟兄们长大成家，都要分开另过。开始是一家人吃大锅饭，最先提出分家的，都是努力肯干怕吃亏的。而那些不想分家的，恰恰是那些好吃懒做依靠大锅饭的懒汉们。小岗村最先提出“分家”，正好说明他们有心劲、勤劳肯干、怕别人剥削、要打破大锅饭、要靠自己的双手赢得吃饱饭的权利。
那么，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如果所有社员们都消除懒惰、大干苦干，真的就能搞好生产，发展经济，让大家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吗？
事实恰恰相反。在大跃进年代，在人民公社的“高潮”年代，谁越是大干苦干，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谁投入的劳力和血汗越多，谁就越倒霉，越失败，谁遭受的灾难就越普遍，生产力遭到的破坏就越严重！
譬如大炼钢铁，在“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一切为钢铁让路”的口号下，一些“觉悟高”的领导干部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带领社员们抛弃农业生产，上山砍树，越岭采矿，在田间地头垒起无数的小土炉，没日没夜拼命大干，结果炼出了无数的废渣，把无数的粮食沤烂在地里。他们的劳动效率不是0，而是负数。他们的干劲越大，造成的破坏就越严重，带来的灾难就越沉重。
譬如大办水利和深翻土地。在大跃进年代，一些领导干部既无勘查，也无规划，动辄调动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工地上常常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社员们忍饥挨饿，大干苦干，修建不少水库、堤坝、水渠等水利工程。但是这些投入无数人力物力的工程，经过几场大雨冲刷，除了个别还能用外，绝大多数都泡了汤，成了令人痛心的废弃工程。
还有这“深翻土地”，更是让人哭笑不得。1958年初，山东一个农业合作社，向上面汇报说，由于深翻土地，粮食增产了一倍。毛泽东知道后很高兴，对湖南省委负责人说：“深翻改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又对陕西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专门介绍了深翻地的经验，说到1958年4月底，33万亩旱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1·5尺左右，计划年内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来一个大翻身，可以使产量增加一倍、二倍。
毛泽东当即在会上号召全国都来学长葛县经验。他说，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长葛今年一年就把全县耕地深翻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能吗？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五年总可以了吧！
深翻固然可以增产，那也是有限度的。而山东某地、河南长葛的所谓深翻增产经验，完全是那些基层干部头脑膨胀，胡吹海吹，目的是为了出风头，哗众取宠。几个月内将33万亩深翻一遍，深度达1.5米，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也是没必要的、硬要办到就会出问题的事情。而毛泽东却深以为然，大力推广，而且施以巨大的压力。
农业部闻风而动，随即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现场会，决定大干一秋，到了明年，把全国所有的耕地深翻一遍。中共中央在1958年8月29日，专门发出《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于是在全国各地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深翻土地运动。那时没有拖拉机，全部是人工翻地。那边厢是大炼钢铁，这边厢是大搞深翻。而且是人海战术，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集中在一块地里，白天拼命大干，晚上挑灯夜战。既然毛主席说：“深翻一尺，增产一倍。”，那我就深翻2尺、3尺，有的地方竟然放卫星，深翻1丈2尺。几亿农民拼命大干了几个月，换来了什么结果呢？
这样的盲目蛮干，任务也根本完不成，而深翻过的土地，既破坏了土壤结构，减弱了土地的肥力，导致1959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同时又严重浪费了劳力，耽误了其它生产。社员们累死累活，回头一想，哭笑不得，“尽是瞎胡闹！”
三年大跃进，实际上都是这样“轰轰烈烈乱折腾，热热闹闹瞎胡闹”，谁的干劲越大，遭到的灾难就越重。吴芝圃、曾希圣、李井泉等极左大将的干劲最大，结果他们治下的河南、安徽、四川遭到的灾难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相反，一些地方“懒惰”而又精明的领导干部，对上级政策阳奉阴违，偷懒耍滑，在大炼钢铁中敷衍了事，在大办水利中消极怠工，在大办食堂中“弄虚作假”，结果，这些地方的损失就很小，饿死人现象就很少。
后来据说毛泽东“最早”发现了大跃进的问题，主张纠左，人民公社从膨胀的“高潮”中开始撤退，由以县为核算单位退到公社，由公社退到大队，由大队退到生产队。刘少奇主张一退到底，退到一家一户种地；而毛泽东主张不能再退，只能退到生产队，是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60条》，将这种政策固定下来。毛泽东认为以前是没有知识，缺乏经验，有些盲目性，办了些蠢事，现在终于找到了适应国情、适合农村实际的政策。
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摈弃了大跃进的一些极左口号，刹住了一些狂热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不良现象；更主要的是，从大饥荒中挣扎出来的广大农民，往往以1960年的饿死人现象为参照，一家一户做饭吃，有了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农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这种制度是否就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美好幸福生活的金光大道呢？在这种制度下，是否只要大干苦干、顽强拼搏，就能赢来五谷丰登、丰衣足食、富裕安康的天堂生活呢？
实践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主观空想，大面积的结果与美好的愿望恰恰相反。
当然，在1962年以后的人民公社里，不排除像陈永贵一类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将“七沟八梁一面坡”治理得服服帖帖，做出了一些成绩，让群众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但是，绝大多数地方，由于干部素质不高，群众人心复杂，他们也高喊着“学大寨”，也强调着“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干了一年又一年，面貌仍然依旧，生活仍然困难。
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大锅饭养懒汉”，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度、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办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办法，并非真正的“大锅饭”，导致生产落后的原因并非在此。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弄清这些问题，就要了解当时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情况。
当时说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上公社、大队并不掌管农村土地和财产（公社实际是吃“皇粮”的上级政府派出机构），公社的土地、社员的劳动生产和财务分配，全都由生产队掌管。生产队规模都不大，一般由一二十户、100多口人。这个中国最底层的一级组织，领导机构由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所谓“四大班子”组成。
队长作为“最高领导”，他要妥善安排几百亩地庄稼的种植、管理、和收打任务，他要具体安排一百多口人和几十个劳力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尤其让人头疼的是，他要每天安排每个社员的劳动生产：饲养员要去哪儿犁地，杂工组要到哪儿锄地，妇女组要上哪儿拔草……，数不清的农活都要靠他来安排。他每天晚上都要思虑妥当（有的队长会开会商议，有的就是队长一人拍脑袋），第二天早上就要催人上工。有的是敲钟，有的是吹哨，有的是吆喝，有的是挨家挨户叫人上工；有的队长为此喊破了嗓子，跑破了鞋子，出工者依然是稀稀拉拉的样子。
白天上工，晚上就要记工。吃罢晚饭，夜幕降临，社员们纷纷拿着记工薄，来到记工室，让记工员给记工分。一般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是10分，一个工；一个妇女劳力是8、9分，一个老人或孩子是5、6分。队长就坐在记工员旁边 。社员们自报工种，记工员在记工薄上记上工分，有疑问让队长解答。
每每在这个时候，社员们议论纷纷，争吵不停：你的活儿重了，他的活儿轻了；你的工分多了，他的工分少了；你占便宜了，他吃亏了……往往把队长弄得焦头烂额，无法摆平。有的队长有水平有经验有耐心有度量，还能维持着干上三年五年；有的队长经验缺乏脾气暴躁，一年不到头就撂挑子了。有的生产队竟无人当队长，有的队只好“轮流坐庄”，有的队就来个“抓阄上任”。这些生产队肯定是人心浮动，管理混乱，生产下降，生活困难。
社员们记了工分，是否就是按工分分配呢？其实不然。当时的宣传说，农村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际分配政策普遍是“人六劳四”。什么意思？就是生产队的粮食和 财务，60%按人头分配，40%按工分分配。譬如生产队有小麦1万斤，要拿出6千斤按人分配，4千斤按工分分配。这样分配的结果，壮劳力多、饭量大的户家，粮食往往不够吃，要饿肚子；而小孩子多、饭量小的户家，粮食往往吃不完，有剩余。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国家不搞计划生育，妇女们争相生孩子，一对夫妇五六个孩子是很平常的。当时有顺口溜：小伙子干活再辛苦，不如妇女肚子鼓一鼓；劳力辛苦干一年，不如小孩抱胸前！
这种“人六劳四”的分配方式，似乎是既遵循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又照顾了多数弱势群体，照顾了妇女儿童，实际上是大锅饭。大锅饭确实养懒汉，很难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劳力们出工稀稀拉拉，干活磨磨蹭蹭；干部在场还能干一会儿，没有干部监管便偷懒耍滑。他们都在想：我是为谁干的呢？我为什么要为他人干呢？我干的再多，又能得到多少呢？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想下力气，为他人作嫁衣裳。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生产队的工分太多了，太滥了，太不值钱了。社员们长年累月磨洋工式的劳动要记工分，干部群众参加各种会议要记工分，到大队公社参加义务工要记工分。到年终决算时，记工员报给会计的各种工分累积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生产队的收入太微薄了。有的生产队有工副业，一个工日能达到五六毛钱（据说南方一些生产队一个工日能达到1元钱），而绝大多数生产队完全靠种地卖公粮的一点收入，一个工日才几毛钱；更差的一个工日几分钱。一个劳力被绑在生产队里忙忙碌碌干一年，多者能挣几十元钱，少者能挣几块钱，还不一定能兑现；有的还要倒贴钱！我在生产队里当过会计，年终决算要忙好几天，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却几乎没有给社员分过红。
这样的一人管理几百口人、人心复杂、矛盾重重的生活环境，这样的大锅饭分配方式，这样的大呼隆磨洋工的劳动方法，这样长期的低微的难以糊口养家的收入，早已使广大社员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早已对集体经济失去了信心。尽管我们的舆论宣传调子一直很高：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奔向前方！我们的歌儿一直在唱：“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千朵花，万朵花，比不上公社的幸福花”，但是再高昂的口号，再美妙的歌儿，也抵挡不住群众饿肚子，我们的“幸福”在哪里呀！
社员们经常在背后议论：成天吃着红薯稀饭，穿着破衣烂衫，这就是社会主义？指望这还要奔向共产主义？还是61、62年，搞了借地种，就能救活命；土地一承包，就能吃得饱！
所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上面政策松动、允许包产到户的时候，全国大包干的活动顷刻间便如星火燎原，席卷全国各地而不可阻挡；维持了20多年、一直标榜“优越”的人民公社制度刹那间便如高楼垮塌，土崩瓦解而无可挽回！
所以，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并非是人心懒惰，而是人民公社集体化的种种弊端逼使群众创新求变，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人民群众追求自由、渴望幸福的必然之举。
一些知名作家、记者，就见证了这一曲折变化的历史。
河南有一位“中国农民最熟悉和最喜欢的农民乡土作家”叫李准，1955年，这位初中肄业的文学青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刊登在《河南日报》上，居然引起了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的青睐，指示让《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转载，接着全国有几十家报纸同时转载，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随后有全国几十个剧种改编成戏曲，在全国引起了极大轰动。李准由此一炮走红，成了全国著名作家。
这篇无名小卒的短篇小说，为何就能引起最高领袖的青睐？原来这篇小说描写广大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复杂心路历程，最后的主题是：不能走自发的单干道路，那是资本主义邪路；而要走集体化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光明幸福之路。
李准摸准了伟大领袖的思想，看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于是创作了大量的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都改编成了电影、戏剧，几乎篇篇走红全国。代表作《李双双小传》，更是歌颂集体化的巅峰之作，改编成电影、戏剧，广为流传；河南豫剧《李双双》至今在舞台上久演不衰。
但是，1980年广大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之后，让一贯善于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李准，一度陷入尴尬境地。起初他不相信农民会如此“变”，他下到农村，到处观察，到处采访，到处和农民交谈。终于发现，原来的集体化并没有给广大农民带来富裕生活，自己一味盲目地歌颂的，其实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表面现象，是和农村的实际相违背的，并没有反映时代的主流。他接受了一些专家的批评，承认自己的作品有些过于“甜美”，一味“跟风”，配合政治运动太紧，导致自己的一些作品经不起时代的检验而“速朽”。
他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批歌颂包产到户给农村带来新气象新变化的报告文学，刊登在《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上，对广大农村进一步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一些经他提炼加工的“名言警句”朗朗上口，广为流传：“双职工不如一头沉，一头沉不如老农民”，“土地一承包，群众都说好”，“昨天赶集，今天种地，明天卖粮，后天看戏”，“种到头，种到边，绕着电杆转几圈”……
李准对文学创作的反思和思想的变化告诉我们，文学创作不能一味“跟风”，不能一味配合政治运动，而只有深入农村真正摸到群众的思想脉搏，才能真正成为农民的代言人。他现在才真正摸到群众的脉搏，要想过上好生活，农民不是“不能走那条路”，而是应当走“那条路”！
当然李准的作品不可能全部“速朽”，他的小说语言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读来饶有兴味，很有赵树理的风度，后人还可一读。不过读李准歌颂公社集体化的作品，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了衬托那些大公无私的基层干部，总要刻画一些勤劳能干却私心严重、有自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的社员。这些人后来肯定会像小岗村人一样，是冲破人民公社藩篱、推动包产到户的主力军！这些人一点也不懒，为了发家致富，他们勤快得很！
李准是洛阳人，其作品素材大都来源于豫西地区。而豫东地区的民情风俗怎么样呢？
豫东有个兰考县，兰考有个焦裕禄。在焦裕禄精神的推动下，兰考人民多年来治理“三害”，大干苦干，汗水没有少流，但是兰考的面貌一直没有彻底改变，在整个70年代，一直还有逃荒要饭的。直到1980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们才完全扔掉了讨饭棍。不少人向新任县委书记讨要经验。1980年，兰考县委书记刁文对记者说：
“兰考实行大包干，特别痛快！为什么？因为它合民心，顺民意，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老百姓多年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多少年解决不了的兰考外流讨饭的问题，我们一二年便解决了，老百姓才真正扔掉了讨饭棍！我有啥本事？我们这届县委有啥高明之处？我说没有！比起焦裕禄同志，比起那时的县委领导，我们无论从品质能力、思想水平、工作方法各方面说，都差远了！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有老焦那样的精神和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乎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的拼命也不行啊！……”
兰考人民在那个年代一直没有摆脱逃荒要饭的命运，直到实行大包干以后才扔掉了讨饭棍，你能说焦裕禄懒惰吗？你能说兰考人民懒惰吗？
与河南省毗邻的安徽省，人民公社集体化的落后贫穷程度，比起河南，有过之而无不及。1962年和1978年两次震撼历史的大包干风潮，均来自安徽；“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也出自安徽；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的目光，首先投向安徽；邓小平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安徽凤阳。凤阳的典范之作是小岗村。谁敢说，小岗是懒汉充斥的村子吗？
具有历史性巧合的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世纪70年代，在安徽凤阳当过多年农民，任过大队支书。2014年 10月他出访意大利，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回忆自己曾经挨饿的经历。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中国农村生活多年，亲身经历过吃不饱饭、挨饿的艰难经历。饥饿留下的印象是永生难忘的（李克强总理在70年代“吃不饱”“挨饿”的经历，印证了电视剧《老农民》的“吃不饱”并非编造）。
1974年，19岁的李克强到安徽凤阳大庙公社（和小岗村一个县，不知相距多远）当插队知青。由于他吃苦能干，组织能力强，很快脱颖而出，当上了大庙大队支部书记，他当时“黑瘦黑瘦”，是学生中干活最好的一个。他与村民一起种庄稼，流大汗，裤腿上沾满泥巴，手上满是茧子。除了肩挑背扛这样的苦力活，他还负责为大队所有所有社员安排任务记工分。在2014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他当时起早贪黑，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就定下来。结果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让他头疼的一件事，就是经常要为外出逃荒的社员开证明信。后来搞了承包制，放开搞活，让农民自己决定干什么，几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再也不用逃荒了。
你能说，当年两腿泥巴、两手茧子、“黑瘦黑瘦”的李克强带领的农民群众，是懒惰的一群吗？
这就充分说明，人民公社生产搞不好，群众吃不饱，不是群众懒惰，而是体制有问题，政策有问题。某些极左人士，之所以污蔑小岗村和凤阳人“懒惰”，目的还是为失败的人民公社招幡扬魂，否定现行政策，拉农民走回头路。李总理、习总书记会答应吗？亿万农民会答应吗？
